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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李文俊和爱人张佩芬住在北京潘家园附近临街的一栋楼里,他不出远门,不上网,没有手机。他几乎每天都去楼下市场转转,买点面包和水果,但再也不去书店和图书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时代,也没什么人给他寄新书了。“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黑框眼镜后面,他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
在这间屋子之外,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莫言说,看了李文俊给威廉·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大受鼓舞,激动地转圈,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
谈话中,李文俊不时起身,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从各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到儿童文学《秘密花园》,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有那么大影响吗?不可能。”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重复了好几遍:“我就是个小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到80多岁停笔,他做了一辈子翻译,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
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七八十年代,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柳鸣九深居简出,周克希翻译了三卷《追忆似水年华》后觉得精力不济,放弃了。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傅惟慈、巫宁坤、郑克鲁……翻译界诸神坠落,“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李文俊说。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
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2129/xwzk20212917-1-l.jpg)
李文俊。摄影/本刊记者倪伟
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说起这个,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也不能怪他,是我自己的毛病。”
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告别福克纳后,李文俊轻松了很多,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眼光依旧独到。2009年,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突然翻红,一再加印。
门罗的短篇最早在80年代初就被《世界文学》译介过。那时,每一期《世界文学》目录都群星璀璨,18、19世纪的古典大师,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正当红的外国新秀,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
1979年,《世界文学》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我眼光比較厉害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他1953年进入《译文》杂志编辑部,杂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点特权,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于是自己动手,从英文转译了《变形记》,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
卡夫卡作品里的孤独和绝望,与当时中国政治气候迥异,放在以苏联文学风格为圭臬的《世界文学》中相当另类。为了顺利刊发,当期配发了一篇文章,对《变形记》进行批判。
批判是假,引荐是真,一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是打着批判的幌子进入中国的。为了能发表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编辑部在序言里给它戴上“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帽子,宣称是“供批判用”。因为这部小说白描战争的残酷,尤其是为女性带来的悲剧命运,并不一味宣扬战争中的勇敢无畏、舍身为国。
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上海的出版社出了“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上级领导打去电话责问:为什么要出这种书?出版社赶忙解释,是给作家参考用的,搪塞过去了。“我们都是从艺术的观点出发。”李文俊说,“有些领导自己也想看,时代在转变了。”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他在杂志工作整整40年,从一个“处理杂务”的小编辑做到主编。![](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2129/xwzk20212917-2-l.jpg)
从左至右:1959年,《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李文傻翻译的福克纳长篇小说。余申先翻译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受克特的作品。
当下自然不再是文学的时代,《世界文学》早已离开文学青年的书单。不过,这本杂志依然发挥着瞭望塔的作用。高兴说,《世界文学》一直在发掘国外新人新作,刊登的作家作品很快就成為出版社的选题。近年颇受瞩目的“90后”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在作品《正常人》还没改编成大热的电视剧之前,《世界文学》就已经推出了专辑介绍。
杂志还对最新的现实作出回应,从去年开始设置“疫情现场”专栏,每期刊登各国作家关于疫情的作品。最新一期上,一位美国诗人用幽默的文字记录了感染新冠肺炎后神经错乱的感受。“每个编辑都在跟踪各个国家最新动态,如果要他们拿出一个最活跃的作家名单,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出来。”
柳鸣九曾比较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成绩,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评论成果都很丰硕,特别是对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当然,规模与范围与改革开放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常听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其实,我们是内秀、不乏天赋而又勤奋、有理想的一代。只不过生不逢时使其作为被大打了折扣,即使已被烈火烧焦得不像个样子,但春风一刮,就又生气勃勃。”他在回忆文章里说。
“不妨说,这一代人的业绩与成就,总体上比起其前面的老一代似无不及。”他怀着一丝自豪,“至于其后的新一代,要创建出这一代人如此规模、如此分量的劳绩,恐怕还需要有待于来日。”
在文学翻译之外,《世界文学》的现任主编高兴热衷于文化交流,他曾有机会当外交官,但最终回归文学。2000年前后,高兴被借调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做领事,外交部门有意留下他。他在黑海边待了两年,收入比编辑部高六七倍,但任期一满就回到了编辑部的小办公室,文学始终还是他最想投身的职业。“我觉得世界上真正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应该是少数人,我愿意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高兴80年代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据他所言,那时编辑部气息十分迷人,所有人都是坚定的文学热爱者,谈论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几任主编颇有艺术家气质。老主编高莽翻译、写作、画画全能,但晚年需要同时照顾卧床的母亲和失明的妻子,极其辛苦又极为刻苦。“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人。”高兴说,“如果我身上还有点文学气息,是因为受他们影响特别深。”
翻译是一项清贫的事业。前些年,高兴提高了《世界文学》的翻译稿酬,千字能达到180元左右,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仍属于高投入低回报,但他希望能稍微安慰到译者。
当年李文俊翻译《逃离》,只印了一两万本,按千字百元一次性结的翻译费。门罗得奖后大卖,不过出版方也没知会他。他后来找对方抗议,对方给他补了3万元翻译费。而福克纳为他带来多少收益,他没算过,反正不会很多。
如今专职做翻译的人极少,高兴在各处物色到一批优秀的青年译者,他们都很难以此为生,全凭热爱。大语种比如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文学翻译界,目前都有一批他看好的青年译者,东欧、北欧的小语种则有点青黄不接。实际上,小语种越来越吃香,只不过是在文学之外。
“我始终认为稿酬是偏低的,评估体系也难以体现对文学翻译价值的认可。”高兴说,“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高莽先生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叶廷芳先生翻译的卡夫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带来的种种影响哪怕几百篇论文也不见得能比得上。”
不过,李文俊对自己没这么高的评价。
年过九十,他的背佝偻了,头发快掉光了,对一切也看得淡了。谈福克纳,他说现在看这位老兄也快过时了,用不着太为他说好话;谈文学,他说文学总是跟在社会发展后面,不会起引领作用;谈当年的“萨特热”,他摆摆手说,我不懂那些,我就搞一点英美文学。
关于翻译,他说跟原作相比,自己的译文并没什么光彩。只有一次表现出些许自信:“翻译福克纳,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不过又立刻补充,“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总会要超过我的。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他很清楚,当年鲁迅译的《死魂灵》、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如今也被淘汰了,他终究也会被新语言替代。听说这几年又有人翻译《喧哗与骚动》,“翻得怎么样?”他眼睛亮了,闪过一瞬间的关切,“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这间屋子之外,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莫言说,看了李文俊给威廉·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大受鼓舞,激动地转圈,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
谈话中,李文俊不时起身,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从各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到儿童文学《秘密花园》,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有那么大影响吗?不可能。”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重复了好几遍:“我就是个小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到80多岁停笔,他做了一辈子翻译,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
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七八十年代,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柳鸣九深居简出,周克希翻译了三卷《追忆似水年华》后觉得精力不济,放弃了。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傅惟慈、巫宁坤、郑克鲁……翻译界诸神坠落,“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李文俊说。
打着批判的幌子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
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2129/xwzk20212917-1-l.jpg)
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说起这个,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也不能怪他,是我自己的毛病。”
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告别福克纳后,李文俊轻松了很多,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眼光依旧独到。2009年,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突然翻红,一再加印。
门罗的短篇最早在80年代初就被《世界文学》译介过。那时,每一期《世界文学》目录都群星璀璨,18、19世纪的古典大师,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正当红的外国新秀,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
1979年,《世界文学》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我眼光比較厉害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他1953年进入《译文》杂志编辑部,杂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点特权,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于是自己动手,从英文转译了《变形记》,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
卡夫卡作品里的孤独和绝望,与当时中国政治气候迥异,放在以苏联文学风格为圭臬的《世界文学》中相当另类。为了顺利刊发,当期配发了一篇文章,对《变形记》进行批判。
批判是假,引荐是真,一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是打着批判的幌子进入中国的。为了能发表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编辑部在序言里给它戴上“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帽子,宣称是“供批判用”。因为这部小说白描战争的残酷,尤其是为女性带来的悲剧命运,并不一味宣扬战争中的勇敢无畏、舍身为国。
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上海的出版社出了“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上级领导打去电话责问:为什么要出这种书?出版社赶忙解释,是给作家参考用的,搪塞过去了。“我们都是从艺术的观点出发。”李文俊说,“有些领导自己也想看,时代在转变了。”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他在杂志工作整整40年,从一个“处理杂务”的小编辑做到主编。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2129/xwzk20212917-2-l.jpg)
杂志还对最新的现实作出回应,从去年开始设置“疫情现场”专栏,每期刊登各国作家关于疫情的作品。最新一期上,一位美国诗人用幽默的文字记录了感染新冠肺炎后神经错乱的感受。“每个编辑都在跟踪各个国家最新动态,如果要他们拿出一个最活跃的作家名单,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出来。”
柳鸣九曾比较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翻译成绩,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评论成果都很丰硕,特别是对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当然,规模与范围与改革开放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常听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其实,我们是内秀、不乏天赋而又勤奋、有理想的一代。只不过生不逢时使其作为被大打了折扣,即使已被烈火烧焦得不像个样子,但春风一刮,就又生气勃勃。”他在回忆文章里说。
“不妨说,这一代人的业绩与成就,总体上比起其前面的老一代似无不及。”他怀着一丝自豪,“至于其后的新一代,要创建出这一代人如此规模、如此分量的劳绩,恐怕还需要有待于来日。”
清贫的事业
在文学翻译之外,《世界文学》的现任主编高兴热衷于文化交流,他曾有机会当外交官,但最终回归文学。2000年前后,高兴被借调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做领事,外交部门有意留下他。他在黑海边待了两年,收入比编辑部高六七倍,但任期一满就回到了编辑部的小办公室,文学始终还是他最想投身的职业。“我觉得世界上真正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应该是少数人,我愿意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高兴80年代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据他所言,那时编辑部气息十分迷人,所有人都是坚定的文学热爱者,谈论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几任主编颇有艺术家气质。老主编高莽翻译、写作、画画全能,但晚年需要同时照顾卧床的母亲和失明的妻子,极其辛苦又极为刻苦。“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人。”高兴说,“如果我身上还有点文学气息,是因为受他们影响特别深。”
翻译是一项清贫的事业。前些年,高兴提高了《世界文学》的翻译稿酬,千字能达到180元左右,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仍属于高投入低回报,但他希望能稍微安慰到译者。
当年李文俊翻译《逃离》,只印了一两万本,按千字百元一次性结的翻译费。门罗得奖后大卖,不过出版方也没知会他。他后来找对方抗议,对方给他补了3万元翻译费。而福克纳为他带来多少收益,他没算过,反正不会很多。
如今专职做翻译的人极少,高兴在各处物色到一批优秀的青年译者,他们都很难以此为生,全凭热爱。大语种比如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文学翻译界,目前都有一批他看好的青年译者,东欧、北欧的小语种则有点青黄不接。实际上,小语种越来越吃香,只不过是在文学之外。
“我始终认为稿酬是偏低的,评估体系也难以体现对文学翻译价值的认可。”高兴说,“李文俊先生翻译的福克纳,高莽先生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叶廷芳先生翻译的卡夫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带来的种种影响哪怕几百篇论文也不见得能比得上。”
不过,李文俊对自己没这么高的评价。
年过九十,他的背佝偻了,头发快掉光了,对一切也看得淡了。谈福克纳,他说现在看这位老兄也快过时了,用不着太为他说好话;谈文学,他说文学总是跟在社会发展后面,不会起引领作用;谈当年的“萨特热”,他摆摆手说,我不懂那些,我就搞一点英美文学。
关于翻译,他说跟原作相比,自己的译文并没什么光彩。只有一次表现出些许自信:“翻译福克纳,最近要想比我译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不过又立刻补充,“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总会要超过我的。大家承认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译者就行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他很清楚,当年鲁迅译的《死魂灵》、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如今也被淘汰了,他终究也会被新语言替代。听说这几年又有人翻译《喧哗与骚动》,“翻得怎么样?”他眼睛亮了,闪过一瞬间的关切,“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