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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中国的崛起意义非凡，而中国外交的良性发展无疑为中国崛起的题中应有之意。文章通过横向对比中西的外交战略，从目标、制定过程和对结果的反應三个部分，从而得出中国外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面对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 ，中国需坚守自身和平共生的外交独特性，实行和平崛起的大国外交战略，从而更好地推动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外交;普遍性;特殊性
一、引言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积极的外交策略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已然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而中国外交的良性发展无疑为中国崛起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本文将对中国外交特殊性进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相联系、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连接、单一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研究分析，以正确解读中国外交背后的大国信号。
二、中西外交的战略出发点比较
（一）中西共通性——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博弈
1、国家利益——决策的出发点
伴随着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双重性与冲突性。而根据对中国外交概况及对西方的总体外交思路的把握可知，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还是近现代中国的崛起独立，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同样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理性考量点。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实力的巩固与扩张需要，最后无不落脚于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中。因此，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外交政策的实施都秉承着自我利益论。
而这也正似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的行动逻辑的分析，国家在决策时都是以利益立场为其立足点与政策出发点。而衡量利益的关键，新现实主义提出国家需要的是安全，传统现实主义界定利益的核心是实力。
2、共在秩序——世界为国家的应有范畴
第一，古代中国坚持天下方法论。所谓天下方法论，便是基于世界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主体的出发点。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老子和管子便已提出“天下无外”的原则。而中国从周朝便构建起的分封制体系，到唐宋尤为盛行的朝贡贸易，至清朝自恃的“天朝上国”，更将天下体系彰显得淋漓尽致。
第二，西方坚持帝国主义世界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和最高阶段。且“帝国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征服、支配和剥削的对象。”无论我们是截取最典型的历史片段还是从西方完整的历史，即从古罗马的武力统一到西方历任霸主的暴力征夺至当前美国的“普世价值”看，皆可以得出西方同样将世界纳入自身的范畴之中，将世界上除自我的其他部分视为政治对象。
（二）中国特殊性——利我与利他的统一
中国外交中强调构建共生体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战略思想，有别于西方的完全自利目的，其致力于实现利我与利他的统一。
第一，提倡构建共生体系。从中国古代的仁爱、兼爱非攻等爱好和平的思想萌芽到近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制定至现代的“一带一路”构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等，可以得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立场明确，即构建起“上海学派”路径的学者所形容的“共生体系”。
第二，以和为贵、寻求稳定。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国家治理，“以和为贵”的思想从中国先秦时期便已萌芽且根深蒂固、深远持久。而以此衍生的减少战争、寻求和竭力维持内外部稳定的思想，至今仍贯彻于中国的外交思想之中。
第三，以合作型战略文化对待战争。中国同样认为存在正义战争，但近现代中国对待战争的思想已由“冲突型战略”转变为“合作型战略”。不同于西方国家当前在逐利、自我的思想影响下，仍频繁存在暴力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我们由中国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未参与战争的具体实践行为中也可窥见其对待战争的合作型战略思想。
三、中西外交的制定过程比较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承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血脉，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因此，下文主要将美国作为西方代表，进行中西比较。
（一）中西的共通性——程序上的完整规范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对现代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制定过程分析，可以得出，中西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其一，在制定决策的主体上，二者都有相对独立且具有权力的决策机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单独且具有权力执行性的决策结构，尽管有些实体会部分重叠;同样，美国总统是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决策者。其二，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二者都有完善的外交决策结构和明确的机构分工，我们根据两国宪法中关于相关程序的规定便可得知。
第二，在个人层面上，中西方也呈现出一定的共通点。其一，二者的制定过程对公众舆论逐渐重视但有所选取。公众的民意越发被决策者重视。以中国为例，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治体制的“威权”情况比较明显，缺乏强大的公民社会。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公民的舆论力量开始不断壮大。其二，二者的决策主体无法忽视个体精英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历来是外交政策问题的最终决策者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样的，美国总统和各类精英对外交政策制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中国的特殊性——单主体的分化决策
尽管中西在外交决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宏观的相似，但在具体的过程中呈现出中国自身的独特性。
第一，制定决策主体上。中国为单主体决策，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共皆有单独的决策结构，但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党的外交决策高于其它国家机构的决策。需额外指出的是，我国为单主体决策，但非个体决策，而是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体领导”;而美国为多主体相互制衡决策，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外交权。
第二，制定决策过程中，较为突出的差异是，二者的机构定位不同。中国的每个机构都只代表中国广泛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在制定政策方面，每个机构都认为自己是整个情况的唯一或最重要代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矛盾和恶性竞争。 四、中西外交的战略结果反应比较
中国外交与他國外交相同，皆会遇到正面积极的结果，也同样会遇到负面消极的结果，而对于外交结果的反应，中国呈现出了其自身强烈的独特性。
第一，化危为机，不易被同化。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史时，会发现：中国对待外交负面结果的反应如压力弹簧，外部的压力越大，弹出的空间便越大。其一，中国善于化压力为动力，利用外部的打压刺激自身的奋起;其二，能够巧妙地利用危机和矛盾，实现后发制人;其三，化劣为优，降低主导国对自身的忌惮值，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不断地从现存的国际体系即秩序内获利。
第二，拨乱反正，在西方秩序内和平崛起。中国很清楚没有哪个大国能在没有加入全球资本体系的情况下完成现代化，也认识到西方秩序及其多边经济制度是通向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西方国家习惯于通过入侵、殖民化的暴力掠夺方式，确立起自己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区别于当前西方的自由国际体系，竭力构建起“和平”的新型国际外交体系——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现今，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和逐步实施便是最好的阐释。
3、运用理性思维，注重全局和长远利益
一方面，中国外交讲究理性和战略思考。中国“韬光养晦”思想往往被西方国家理解为暂时性策略，是蛰伏以等待时机。但从中国文化维度来认识，“韬光养晦”是战略性、长期坚持的原则。反观美国，美国极力维护以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基础理念是“零和”，追求自己绝对安全，并不考虑别国安全与否。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更注重全局和长远利益，不纠缠于当下部分损害的利益。“只要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民主、富强、繁荣、统一，我们可以暂时放弃眼前的非核心利益。”
因此，基于整体性和发展性思维，中国外交具有隐蔽性和不公开性，在处理国际和双边问题时也总是显得风轻云淡，不急不躁。若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便将其交给时间。且若通过合作协商，能够使双方获取更长远的利益，中国可以适当放弃当前的利益。
五、结语
中国与国际的交互过程表现为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和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两个特征。而面对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 ，在适应世界外交普遍性的同时，维持自身的外交特殊性。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需继续提高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深入内化合作型战略文化。坚守自身和谐共生的外交初心，在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继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推动全球化进程。
【作者简介】
朱涓涓（1999-），女，汉族，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本科在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关键词】中国外交;普遍性;特殊性
一、引言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积极的外交策略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已然足以改变世界的格局，而中国外交的良性发展无疑为中国崛起的题中应有之意。而本文将对中国外交特殊性进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相联系、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连接、单一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研究分析，以正确解读中国外交背后的大国信号。
二、中西外交的战略出发点比较
（一）中西共通性——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博弈
1、国家利益——决策的出发点
伴随着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双重性与冲突性。而根据对中国外交概况及对西方的总体外交思路的把握可知，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还是近现代中国的崛起独立，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同样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理性考量点。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实力的巩固与扩张需要，最后无不落脚于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中。因此，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外交政策的实施都秉承着自我利益论。
而这也正似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的行动逻辑的分析，国家在决策时都是以利益立场为其立足点与政策出发点。而衡量利益的关键，新现实主义提出国家需要的是安全，传统现实主义界定利益的核心是实力。
2、共在秩序——世界为国家的应有范畴
第一，古代中国坚持天下方法论。所谓天下方法论，便是基于世界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主体的出发点。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老子和管子便已提出“天下无外”的原则。而中国从周朝便构建起的分封制体系，到唐宋尤为盛行的朝贡贸易，至清朝自恃的“天朝上国”，更将天下体系彰显得淋漓尽致。
第二，西方坚持帝国主义世界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和最高阶段。且“帝国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征服、支配和剥削的对象。”无论我们是截取最典型的历史片段还是从西方完整的历史，即从古罗马的武力统一到西方历任霸主的暴力征夺至当前美国的“普世价值”看，皆可以得出西方同样将世界纳入自身的范畴之中，将世界上除自我的其他部分视为政治对象。
（二）中国特殊性——利我与利他的统一
中国外交中强调构建共生体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战略思想，有别于西方的完全自利目的，其致力于实现利我与利他的统一。
第一，提倡构建共生体系。从中国古代的仁爱、兼爱非攻等爱好和平的思想萌芽到近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制定至现代的“一带一路”构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等，可以得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立场明确，即构建起“上海学派”路径的学者所形容的“共生体系”。
第二，以和为贵、寻求稳定。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国家治理，“以和为贵”的思想从中国先秦时期便已萌芽且根深蒂固、深远持久。而以此衍生的减少战争、寻求和竭力维持内外部稳定的思想，至今仍贯彻于中国的外交思想之中。
第三，以合作型战略文化对待战争。中国同样认为存在正义战争，但近现代中国对待战争的思想已由“冲突型战略”转变为“合作型战略”。不同于西方国家当前在逐利、自我的思想影响下，仍频繁存在暴力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我们由中国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未参与战争的具体实践行为中也可窥见其对待战争的合作型战略思想。
三、中西外交的制定过程比较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承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血脉，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因此，下文主要将美国作为西方代表，进行中西比较。
（一）中西的共通性——程序上的完整规范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对现代的中国和西方的外交制定过程分析，可以得出，中西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致性。其一，在制定决策的主体上，二者都有相对独立且具有权力的决策机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单独且具有权力执行性的决策结构，尽管有些实体会部分重叠;同样，美国总统是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决策者。其二，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二者都有完善的外交决策结构和明确的机构分工，我们根据两国宪法中关于相关程序的规定便可得知。
第二，在个人层面上，中西方也呈现出一定的共通点。其一，二者的制定过程对公众舆论逐渐重视但有所选取。公众的民意越发被决策者重视。以中国为例，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治体制的“威权”情况比较明显，缺乏强大的公民社会。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公民的舆论力量开始不断壮大。其二，二者的决策主体无法忽视个体精英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历来是外交政策问题的最终决策者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样的，美国总统和各类精英对外交政策制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中国的特殊性——单主体的分化决策
尽管中西在外交决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宏观的相似，但在具体的过程中呈现出中国自身的独特性。
第一，制定决策主体上。中国为单主体决策，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共皆有单独的决策结构，但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党的外交决策高于其它国家机构的决策。需额外指出的是，我国为单主体决策，但非个体决策，而是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体领导”;而美国为多主体相互制衡决策，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外交权。
第二，制定决策过程中，较为突出的差异是，二者的机构定位不同。中国的每个机构都只代表中国广泛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在制定政策方面，每个机构都认为自己是整个情况的唯一或最重要代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矛盾和恶性竞争。 四、中西外交的战略结果反应比较
中国外交与他國外交相同，皆会遇到正面积极的结果，也同样会遇到负面消极的结果，而对于外交结果的反应，中国呈现出了其自身强烈的独特性。
第一，化危为机，不易被同化。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史时，会发现：中国对待外交负面结果的反应如压力弹簧，外部的压力越大，弹出的空间便越大。其一，中国善于化压力为动力，利用外部的打压刺激自身的奋起;其二，能够巧妙地利用危机和矛盾，实现后发制人;其三，化劣为优，降低主导国对自身的忌惮值，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不断地从现存的国际体系即秩序内获利。
第二，拨乱反正，在西方秩序内和平崛起。中国很清楚没有哪个大国能在没有加入全球资本体系的情况下完成现代化，也认识到西方秩序及其多边经济制度是通向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西方国家习惯于通过入侵、殖民化的暴力掠夺方式，确立起自己的主导地位;而中国区别于当前西方的自由国际体系，竭力构建起“和平”的新型国际外交体系——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现今，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和逐步实施便是最好的阐释。
3、运用理性思维，注重全局和长远利益
一方面，中国外交讲究理性和战略思考。中国“韬光养晦”思想往往被西方国家理解为暂时性策略，是蛰伏以等待时机。但从中国文化维度来认识，“韬光养晦”是战略性、长期坚持的原则。反观美国，美国极力维护以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基础理念是“零和”，追求自己绝对安全，并不考虑别国安全与否。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更注重全局和长远利益，不纠缠于当下部分损害的利益。“只要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民主、富强、繁荣、统一，我们可以暂时放弃眼前的非核心利益。”
因此，基于整体性和发展性思维，中国外交具有隐蔽性和不公开性，在处理国际和双边问题时也总是显得风轻云淡，不急不躁。若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便将其交给时间。且若通过合作协商，能够使双方获取更长远的利益，中国可以适当放弃当前的利益。
五、结语
中国与国际的交互过程表现为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和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两个特征。而面对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 ，在适应世界外交普遍性的同时，维持自身的外交特殊性。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需继续提高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深入内化合作型战略文化。坚守自身和谐共生的外交初心，在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继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推动全球化进程。
【作者简介】
朱涓涓（1999-），女，汉族，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本科在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