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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交赋诗是春秋时期一种特殊的活动和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大量的记载，本文试图分析左传中记载的用诗现象，揭示春秋时期诗的应用三原则，即诗以言志、赋诗断章和歌诗必类。
关键词：左传；赋诗；歌诗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78-02
春秋时期，外交用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大量的记载。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如会盟、宴享、朝聘中大量用到《诗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诸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也”。[1]诸侯卿大夫们在礼乐声中，笾豆之间，款款而赋，表达情感，传达意见，彬彬有礼，形成一种独有特色的外交现象。
诗类似于一种文雅的外交辞令，把国家利益斗争融入其中，化为一种典雅的表达方式，如果用诗得当，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2]
季平子赋诗喻穆公为君子，穆公赋诗义取“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同样赞美对方，由于穆公的善于答赋，昭子大加赞赏，认为正是他的贤能，所以能长久享有国家。
不会用诗则会闹出笑话。《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3]
昭子嘲讽华定不怀不宣不知不受，必亡，就是因为他不知诗义，不会答赋。
更严重的甚至引发战争。《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4]
可见诗在外交中是多么重要，我将外交中诗的用法归纳为三原则，即诗以言志、赋诗断章和歌诗必类。
一、诗以言志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诗，志也。” [5]《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
即心中的感情，发言为诗，用诗歌这种形式表达出来。诗以言志，从应对答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志向与修养，比如《襄公二十七年》著名的郑国垂陇七子赋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7]
郑国七子的赋诗反映出不同志向，或以誉赵孟之德，或表喜悦之情，或赞其有功于诸侯，或欣喜于投缘，或相互勉励，或福禄相祝。各呈诗才，赵孟以礼自持，从容不迫，应对如流，并且从诸子所赋诗中预测出他们的命运，诗以言志，由此可见一斑。
二、赋诗断章
“赋诗断章”一词出自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之嫁女卢蒲葵，二人同宗，按礼法同宗不婚，但卢蒲葵强辩道：“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8]杜预注曰：“言己苟欲有求于庆氏，不能复顾礼，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9]杨伯峻先生申其义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10]赋诗断章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形式上的赋诗断章，一是内容上的赋诗断章。
定公十年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11]
襄公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
以上都是形式上的赋诗断章，即选取诗的一个章节，赋出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种做法只取句意，如《扬水》卒章四言是“人实不信”，指兄弟不团结就会被离间，又如《常棣》之七章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要团结族人兄弟，选用一个章节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意思的，因为整篇诗内容太繁复，而其中的一句最能形象直观鲜明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于是就选出这一句，赋出来。
还有内容上的赋诗断章，就是指一诗多解，一诗多意，比如：
襄公二十六年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杜预注《蓼萧》曰：“言太平泽远，若露之在萧，以喻晋君恩泽及诸侯”，[12]齐国景子赋此诗意思在于希望晋释放被执在晋的卫侯，而叔向故意误解为“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委婉地避开齐郑两国的软钉子，毕竟执人国君很是霸道，等到国子私下里让与叔向关系很好的晏子把意图告诉叔向之后，叔向只有如实告诉晋君二国意图，叔向的这种做法正是从内容上的赋诗断章，利用此诗的多意，从而取得外交上的有利地位。
三、歌诗必类
“歌诗必类”出自于《左传 襄公十六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13]
杜预注曰：“歌古诗，当各从其义例”[14]杨伯峻先生阐释说：“必类者，一则须与舞相配，而尤重表达本人思想。”[15]义例已不可考，但是从以上高厚的遭遇和杨伯峻先生解释中可以推断出包含这么几个意思：
1、所歌之诗为人熟知
春秋时期，动辄赋诗，人们对诗及其用法十分熟悉，如赋许穆夫人《载驰》必是救国于危难之意，《式微》是劝归之意，《河水》则是赞扬盟主之类，约定俗成，一方歌出来，另一方就能知晓其意，人们熟知诗意，言行上就会很少出错。
2、所歌诗与作者及同时在场人所言之志相类
因为由于高厚没有与当时在场人的歌诗相类，晋国荀偃大怒，认为诸侯有异志，由此引发了战争。怎么相类已经不知，但一定是一个主题，或许是承认晋的盟主地位之类，否则，晋也不致纠合众国，“同讨不庭”，由此可知，盟会歌诗必须是一个主题。
3、所歌之诗注意音乐舞蹈性质相类
在温地的宴会上，是在舞蹈时让歌诗必须与音乐舞蹈相搭配，入乡随俗，到郑国歌《郑风》，秦地歌《秦风》之类，增加与东道主的感情。
春秋时期，外交用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懂得用诗会受到各国尊重，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不懂用诗则会招致祸端，诗经在春秋时期外交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到后来礼坏乐崩，外交活动中诗的应用就越来越少见了，到战国时期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3][4][7][8][11][13]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5][1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9][1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左传；赋诗；歌诗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78-02
春秋时期，外交用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文化现象，这在《左传》中有大量的记载。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如会盟、宴享、朝聘中大量用到《诗经》，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诸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也”。[1]诸侯卿大夫们在礼乐声中，笾豆之间，款款而赋，表达情感，传达意见，彬彬有礼，形成一种独有特色的外交现象。
诗类似于一种文雅的外交辞令，把国家利益斗争融入其中，化为一种典雅的表达方式，如果用诗得当，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2]
季平子赋诗喻穆公为君子，穆公赋诗义取“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同样赞美对方，由于穆公的善于答赋，昭子大加赞赏，认为正是他的贤能，所以能长久享有国家。
不会用诗则会闹出笑话。《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3]
昭子嘲讽华定不怀不宣不知不受，必亡，就是因为他不知诗义，不会答赋。
更严重的甚至引发战争。《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4]
可见诗在外交中是多么重要，我将外交中诗的用法归纳为三原则，即诗以言志、赋诗断章和歌诗必类。
一、诗以言志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说：“诗，志也。” [5]《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
即心中的感情，发言为诗，用诗歌这种形式表达出来。诗以言志，从应对答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志向与修养，比如《襄公二十七年》著名的郑国垂陇七子赋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7]
郑国七子的赋诗反映出不同志向，或以誉赵孟之德，或表喜悦之情，或赞其有功于诸侯，或欣喜于投缘，或相互勉励，或福禄相祝。各呈诗才，赵孟以礼自持，从容不迫，应对如流，并且从诸子所赋诗中预测出他们的命运，诗以言志，由此可见一斑。
二、赋诗断章
“赋诗断章”一词出自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之嫁女卢蒲葵，二人同宗，按礼法同宗不婚，但卢蒲葵强辩道：“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8]杜预注曰：“言己苟欲有求于庆氏，不能复顾礼，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9]杨伯峻先生申其义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10]赋诗断章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形式上的赋诗断章，一是内容上的赋诗断章。
定公十年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对曰：“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11]
襄公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
以上都是形式上的赋诗断章，即选取诗的一个章节，赋出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种做法只取句意，如《扬水》卒章四言是“人实不信”，指兄弟不团结就会被离间，又如《常棣》之七章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要团结族人兄弟，选用一个章节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意思的，因为整篇诗内容太繁复，而其中的一句最能形象直观鲜明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于是就选出这一句，赋出来。
还有内容上的赋诗断章，就是指一诗多解，一诗多意，比如：
襄公二十六年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杜预注《蓼萧》曰：“言太平泽远，若露之在萧，以喻晋君恩泽及诸侯”，[12]齐国景子赋此诗意思在于希望晋释放被执在晋的卫侯，而叔向故意误解为“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委婉地避开齐郑两国的软钉子，毕竟执人国君很是霸道，等到国子私下里让与叔向关系很好的晏子把意图告诉叔向之后，叔向只有如实告诉晋君二国意图，叔向的这种做法正是从内容上的赋诗断章，利用此诗的多意，从而取得外交上的有利地位。
三、歌诗必类
“歌诗必类”出自于《左传 襄公十六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13]
杜预注曰：“歌古诗，当各从其义例”[14]杨伯峻先生阐释说：“必类者，一则须与舞相配，而尤重表达本人思想。”[15]义例已不可考，但是从以上高厚的遭遇和杨伯峻先生解释中可以推断出包含这么几个意思：
1、所歌之诗为人熟知
春秋时期，动辄赋诗，人们对诗及其用法十分熟悉，如赋许穆夫人《载驰》必是救国于危难之意，《式微》是劝归之意，《河水》则是赞扬盟主之类，约定俗成，一方歌出来，另一方就能知晓其意，人们熟知诗意，言行上就会很少出错。
2、所歌诗与作者及同时在场人所言之志相类
因为由于高厚没有与当时在场人的歌诗相类，晋国荀偃大怒，认为诸侯有异志，由此引发了战争。怎么相类已经不知，但一定是一个主题，或许是承认晋的盟主地位之类，否则，晋也不致纠合众国，“同讨不庭”，由此可知，盟会歌诗必须是一个主题。
3、所歌之诗注意音乐舞蹈性质相类
在温地的宴会上，是在舞蹈时让歌诗必须与音乐舞蹈相搭配，入乡随俗，到郑国歌《郑风》，秦地歌《秦风》之类，增加与东道主的感情。
春秋时期，外交用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懂得用诗会受到各国尊重，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不懂用诗则会招致祸端，诗经在春秋时期外交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到后来礼坏乐崩，外交活动中诗的应用就越来越少见了，到战国时期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3][4][7][8][11][13]阮元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5][1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9][1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