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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郁金香》于小报中发掘，经鉴定为张爱玲作品，但外界仍有质疑之声。因专家鉴定除以含混的行文风格采信外，多为外证，这不能完全排除其为伪作的可能。而与《小团圆》的文本互见、对《红楼梦》的明显借鉴，以及地道的“张腔”，这些内证能为《郁金香》是张爱玲之佚作提供更确凿的证据。
关键词：《郁金香》；张爱玲；真伪；文本互见；“张腔”
中图分类号：I206.6；I207.42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4.0033
2005年，学者吴福辉及其博士生李楠首先发现了署名“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该小说在《小日报》以连载方式逐日发表，自1947年5月16日至5月31日止[1]。吴福辉和陈子善共同对《郁金香》作了鉴定，认为是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其依据，除了小说署名为“张爱玲”之外，其行文风格亦极具张氏特点。他们说：
“从文本上看，《郁金香》无论在结构、文字、细节等各个层面，都具备张爱玲独特的韵味。”[2]
“断定《郁金香》确为张爱玲所作并不难，不必取得“张迷”资格，只要是稍稍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从小说人物，女仆、少爷的形象，新旧杂处的富裕家庭，庶出、过继的明争暗斗，都不难闻出张著的气息。文字就更像了。”[1]
但这类“权威鉴定”并不能平息人们的质疑之声。毕竟，行文风格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质素。刻意模仿“张腔”而可以惟妙惟肖者，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而署名张爱玲者，不一定就是《传奇》的作者。因为冒名张爱玲者不是完全没可能。读者提出了他们的疑问[3]：其一，《郁金香》在张爱玲生前从未收入其任何一部集子①；其二，张爱玲本人及其友人从未提到过这篇小说②；其三，《郁金香》的张爱玲手稿至今未发现；其四，在《小日报》这样的小报上发表小说，不类张爱玲的作风③。
为了解答读者的这类疑问，陈子善、余斌等学者又给出了中肯的解释：张爱玲在中学时代即是有名的“我忘啦”[4]，对自己早期的部分作品，晚年又多持否定态度，她的《连环套》、《小艾》等作品都是半个世纪之后经学者发掘才重见天日，“被迫”收入文集[5]。张爱玲作品的“出土”有例在先，所不同者，《郁金香》“出土”之时张爱玲已离世。何以《郁金香》不见于张爱玲手稿？《郁金香》发表于1947年，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文字不便带出来， 都是一点一滴的普通信件的长度邮寄出来的， 有些就涮下来了。”[6]1947年的张爱玲，何以在《小日报》这样被认为不入流的小报上发表作品？沦陷时期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谈及她在这个时期不得已而将作品发在小报上的情形： 因为她们在沦陷时期和汪伪文化界的瓜葛，抗战胜利后大报为了名誉不愿意登载她们的文字，而小报为了销量愿意给付较高的稿酬刊载她们的作品。苏青说：“我为了生活，也就替他们效劳了，眼看他们把我的文章排在木匠强奸幼女等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却顾不得。”[7]张爱玲的处境不比苏青强多少。“当时除了《大家》，没有别的刊物愿意刊登张爱玲的作品，而《大家》又将停刊，选择《小日报》发表《郁金香》极有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不得已之举。” [8]28
以上这些考证虽然多少能够缓解读者对《郁金香》真伪的疑虑，但多是外证。我们还缺乏确切的内证，学者们所谓能领略出张著“韵脉”，闻出张著“气息”，文字很“像” 等都还是一种阅读感觉，作为证据还失之于笼统。按辑佚学的规范，这类辑佚考证疏之于“陋”。因此，我们还需从文本本身找到确切的内证，即“要让文本自己说话”。
一、与《小团圆》的文本互见
“在手稿不存或未发现，又没有作家自述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文本互见的方法来辨伪。这主要是寻找被辨文本与作家的其他相关文本的相似度或相似文句，来证明被辨文本的真实性。如果其他相关文本被确认是真实的，而某些内容、情绪、细节、辞句等又能在相关文本和被辨文本中互见，则大体可以证明被辨文本也是真实的。”[9]随着《小团圆》等张爱玲后期作品的问世，从文本互见角度可获得《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的内证。《小团圆》的手稿发掘于张爱玲的遗物中，影印本曾于2009年7月在香港展出，2015年10月《小团圆》手稿复刻本出版，又有张爱玲在创作《小团圆》过程中与宋淇夫妇的讨论信件等为证，《小团圆》为张爱玲所作是确定无疑的。《小团圆》与《郁金香》这两个文本，一个创作于1975至1976年，一个创作于1947年；一个在张爱玲美国遗物中发掘，一个在上海的《小日报》上发现，两个文本似毫无重合性。而张爱玲的小说人物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皆有所本”。1971年张爱玲约见水晶时，说明“《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10]。其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也谈及《金锁记》、《花凋》等的人物原型[11]。《郁金香》和《小团圆》也是有人物原型的。其二是“反复摹写”。同一人物原型会多次呈现于张爱玲不同作品之中。基于以上特点，可从《小团圆》中找出和《郁金香》互见的部分，互见的部分越多、越接近，则《郁金香》为张作越确凿。
我们先来比较《小团圆》中的老姨太好婆和《郁金香》中的老姨太。
第一， 两部小说中均表现了由老姨太联接起来的伦理关系。《小团圆》中，盛九莉的后母翠华是个遗老家庭里庶出的女儿，“她同母的几个都常到盛家来住。她母亲是个老姨太，随即带了两个最小的弟妹长住了下来。九林他们叫她好婆。”[12]98《郁金香》中，阮太太是“填房”，她的母親也是老姨太，宝初和宝余即是老姨太带过来长住的，其中宝余是阮太太的同母弟。
第二，两篇小说中老姨太的长相极为相似。在《小团圆》中，“好婆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女儿，冬瓜脸。矮胖，穿著件月白印度绸旗袍，挺著个大肚子。”[12]103《郁金香》中的老姨太，“生得十分富泰，只因个子矮了些，总把头仰得高高的。一张整脸，原是整大块的一个，因为老是往下挂搭着，坠出了一些裂缝，成为单眼皮的小眼睛与没有嘴唇的嘴。老姨太无法看见自己脚上的鞋，因为肚子腆出来太远。”[13]219可以看出，好婆与老姨太的外形特征都是矮胖、冬瓜脸、腆着大肚子。 “紫涨了脸”也是《红楼梦》中的一个惯常说法。如：“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送扇子来，羞的满面紫涨，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16]民国时期，一般说法是“涨红了脸”，如鲁迅的《孔乙己》中“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17]
再看这段话：“宝初道：‘你这叫什么话？你也不想，我们住在姊姊家，总得处处留神点！’宝余道：‘姊姊是我自己姊姊，给你这么说着反而显得生分了！’宝初不言语了。” [13]219 “处处留神”，不免令人想起黛玉初进荣国府；“生分”这个词，更在《红楼梦》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线路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老姨太对当年的追溯：“——我那不是年青火气重，其实人家也不是有意的：上船的时候有一个西崽抢着来搀我，我可不好意思叫他搀，不知怎么一来他整个的撞了我怀里了，我摔起来给他一个嘴巴子，差点儿把人家打的掉了海里去了！” [13]226这一段叙述很明显是借鉴了《红楼梦》中小道士误撞凤姐怀里的一段：“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剪筒，照管剪各处蜡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 ：‘野牛杂种的，胡朝那里跑 ！’” [16]
三、地道的“张腔”
所谓“张腔”是指张爱玲作品特有的张氏印记或张氏风格。“张腔”有两种标志性意义。一是张爱玲作品成熟的标志，二是它可作为辨伪学和輯佚学上的一种指认标志。《郁金香》正是一部有着地道“张腔”的作品，由此亦可证明它是张爱玲的严肃之作、精心之作，无论将其列于“女仆系列”抑或“年轻的时候”系列，都不逊色于他篇④。
首先，《郁金香》中的切切察察的人物关系是张爱玲所特有的。张爱玲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在遗老遗少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对旧家族里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了然于胸，作品中亦长于此。张爱玲式的旧家族在变革时期的人物关系，在《郁金香》中近乎一目了然。
阮太太是“填房”，是这个家庭里新来的女主人，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还不稳当；同时阮太太是庶出的身份，因此她的心态犹如探春一样敏感自尊。
阮太太的母亲老姨太，带着宝初和宝余两兄弟暂住在阮公馆里。老姨太和宝初宝余兄弟在阮公馆里是依附的关系。正如荣妈所说“您不想，自从老太爷过世，那么些年，该多苦呢！好容易这时候靠着姑老爷，就是我们少爷们，也全仗着姑老爷照应他们。将来也还得仗着姑老爷照应他们。” [13]223
宝余为老姨太亲生，即阮太太的亲弟弟，而宝初为另一个姨太太所生，刚一出生母亲就死了，“划拨”给老姨太养。因此宝初是阮太太的异母弟。这就可以理解宝余在文中的表现更加“恣肆”，他对金香的种种“调戏”，除了少年朦胧的性苏醒之外，更因为 “姊姊是我自己姊姊”。在地位上，在年龄上，他可以更理直气壮。
而宝初因为更疏了一层关系，像“火腿上的草绳”，更要“处处留心”， “本来就是个静悄悄的人，今年这一夏天过下来，更沉郁了些，因为从读书到找事，就像是从做女儿到做媳妇，于人世的艰难知道得更深了一些” [13]218219。如若将宝初、宝余和《雷雨》中的周萍周冲兄弟相比，亦有他们的相类之处。
实际上，《郁金香》的作者已经这样形容阮太太：“阮太太面色苍白，长长的脸，上面剖开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下来。” [13]阮太太忌惮金香，对宝余和金香的嬉闹，“阮太太越发着恼，不但恼她的兄弟跟底下人胡闹，偏这么不争气，偏去想她丈夫的前妻的丫头——而且给人说一句现成话：他本是丫头养的，‘贱种’——连她都骂在里头！” [13]222阮太太也想借着宝余戏金香的由头，给金香找个人家，但是又怕被议论说“刚过门，就把他们那边的老人全开发了” [13]223， 连个丫头也容不下。
再看金香：“金香还是从前那个太太的人，自从老爷娶了填房，她便成为阮公馆里的遗少了”[13]219。阮太太把原先的仆人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她的境遇当然每况愈下，她一方面心酸怀恋“从前我们太太有时候一高兴，也教我认两个字——闹着玩儿。”[13]228另一方面作为硕果仅存的“遗少”，她也因时而变，顽强地生存下去：“她是个伶俐人，不免寸步留心，格外巴结些。阮太太的母亲本是老姨太太，只有金香一个人赶着她叫老太太。” [13]219
金香和宝初在阮公馆都是相当边缘化的人物，而这两个边缘化的人物偏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郁金香》以阮太太为结点，编织起绵密的人物的蛛网。相对《小艾》中伍太太喧宾夺主的情形，《郁金香》对阮太太的处理是更为成功的。这切切察察的情感，牵一发动而全身的人物关系，这篇一万余字的小说里拥挤的信息量，都是张爱玲小说贯彻始终的特点。这种特点，不在大家族里生存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不是对待创作态度谨严的新小说家也是写不出来的。
其次，《郁金香》贯彻了张爱玲“苍凉的、不彻底的”人生观和恋爱观。张爱玲擅写恋爱，因为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张爱玲坦言，她的人物，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18]。《郁金香》贯彻了张爱玲的这种人生观，与张爱玲其他作品对爱情的描写同调：宝初也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他对金香的爱意，也是不彻底的。请看《郁金香》的高潮部分，宝初和金香的私定终身，作家是这样写的：
宝初到底听了她的话，起来了，只在一边徘徊着，半晌方道：“我想……将来等我……事情做得好一点的时候，我我……我想法子……那时候……”金香哭道：“那怎么行呢？”
其实宝初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道：“有什么不行呢？我是说，等我能自主了……你等着我，好么？你答应我。”
“不是我不肯答应你，我知道不成呀！……”……他也很知道她为什么回得他那么坚决——只是因为他不够坚决的缘故。[13]229 “徘徊”、“半饷方道”、“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以及众多的省略号，这踌躇委顿的表白构成了这小说的 “高潮”。而后，作者以不动声色的语气交代了宝初金香的这段年轻时候的爱情一个结果：“他渐入中年，终于也结了婚。金香是早已嫁了。” [13]230
就这段爱情本身而言，作者也没有把它写得完美绝伦，而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金香给宝初的市民证做了一个小夹子，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他们的爱情的信物、爱情的纪念品，但是宝初认为这小夹子“设想得非常精细，大约她认为给男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为大方得体的了，可是看上去实在有一点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与市民证刚刚一样大，尺寸过于准确了，就嫌太小，宝初在火车站上把那些证书拿出来应用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筒进去了，因为太麻烦。” [13]230这个小夹子就像他们的爱情本身，也许看起来很美，但实在不合用。金香的出身和她的见识，就宝初的社会地位而言，是太“寒酸可笑”了。因此，宝初对金香的爱情，一个少爷对丫头的爱情，事实上也的确是不彻底的。这样的不彻底从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态度可见一斑，从觉慧对鸣凤的爱情可见一斑，而《郁金香》从这爱情最光辉的一刹那就不曾给过读者最彻底的对爱情的幻想。这也只有张爱玲才会如此处理这样的题材，这不是一般的给小报撰稿的作家，取悦于读者的通俗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所可以写得出来的。
这段爱情有磷火般一閃的光华，即是金香钉被用的那枚针，在慌乱中找不到的时候，宝初想“就让这根针给扎死了也好，也一点都不介意”，他心里未免有这样的意念。当这枚针找到的时候，“他听了反而有点失望，感到更深一层的空拒”。在这枚针作为一个重要意象的失而复得和爱情的得而复失之间，男女主角“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19]
与金香对应的闫小姐，有个新进外交部的父亲，做了她的丈夫可以仕途畅达。这个闫小姐当初不招宝初宝余兄弟的待见，也是从他们的本心出发。宝余直言她 “满脸像要做外交官太太那样子——我不要，我够不上！”[13]226闫小姐更似《红楼梦》中劝君“仕途经济”的宝钗。“她毕业以来，参预了好几种社会福利事业，兼管接送外宾，逐日在飞机场献花，等于生活在中国的边疆上，非常出头露面。……见了人总是热烈而又庄重地拉手，谈上几分钟，然后又握手道别。”[13]225
宝初因为他的本心，也因为他在家庭中微妙的地位，将闫小姐的婚姻邀约巧妙地转给了宝余。而最后宝初也结了婚，太太还是不脱闫小姐那个类型。作者写道：“宝初看看她，觉得也还不差，和他自己的太太一样，都是好像做了一辈子太太的人。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娶她们为妻，或是不要娶她们为妻，现在来都也无法追究了。” [13]232这让人想起《围城》中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其后与孙柔嘉结了婚。苏文纨的阔边大草帽也罢，孙柔嘉的小洋伞也好，都是方鸿渐所欲逃离却不得不归拢的“太太牌”标签。
这就是张爱玲对“死生契阔”的爱情的理解，扩展开来，也就是她对于整个人生“近乎无事的悲哀”的理解。有学者说，文中对宝初虽然着墨不多， 却有着《十八春》中主人公沈世钧的雏形[8]29，事实上《郁金香》的怅惘之情， 更与《半生缘》改写连载时易名《惘然记》所体现的“只是当时已惘然”互涉。
再次，《郁金香》的艺术手法现代、圆熟，与以小报为发表园地的通俗作品不可等量齐观。《郁金香》作为《传奇》的余续，具有现代短篇小说截取“横断面”的特点，讲究节奏、色彩，充满艺术张力。宝初和金香的重逢，先是宝初看到一个抱着一只狗的小大姐，“比当初的金香还要年纪小些”（小说的开头就写道金香抱着狗，狗在这个金香的故事里是个重要的意象）。在电梯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群娘姨大姐蜂拥而入，“宝初仿佛听见人唤了声‘金香’，他震了一震，简直疑心是他自己自言自语，叫出声来了” [13]231——宝初看到的不是金香本人，听到的也不是金香的声音，金香在不在电梯里，虚虚实实，作者写道：“电梯的电梯门上挖出个小圆窗户，窗上镶着一枝铁梗子的花。只一瞥，便隐没了。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13]231直到电梯出空，作者没有安排宝初和金香见面。 “但是回想到刚才那些人走进电梯，仿佛就是很普通的一群娘姨大姐，并没有哪一个与众不同的。可见如果是她，也已经变了许多了，沉到茫茫的人海里去，不可辨认了。” [13]231接着，作者借老姨太之口，坐实了金香曾在电梯里，也交代了金香的近况：“哪儿？我那天去看牙，看见她的呀！托我给找事；她就在牙医生下头有一家子，说那人家人多，挺苦的。说她那男人待她不好，也不给她钱，她赌气出来做事了，还有两个孩子要她养活。” [13]232宝初与金香的重逢，从未让金香现身，却自始至终在写金香，以暗写明，宝初和金香的重逢犹如古画，绘得酣畅淋漓，却留有感怀余地。这一段实实在在比佟振保和王娇蕊的重逢、沈世钧和顾曼桢的重逢，都更见功力。如把这段描写与鲁迅的《药》中对夏瑜的描写对照起来读，又可见张爱玲对鲁迅的借鉴或传承关系。
作者还安排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给了读者填充和再创作的空间：“他去站在窗户跟前，背灯立着，背后那里女人的笑语啁啾一时都显得朦胧了，倒是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听得非常清楚。听着，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很明显此处借鉴了电影镜头远焦距和近焦距的手法。“女人的笑语啁啾”是繁华，“盲人的磬声”是凄凉，这一远一近，一繁华一凄凉，恰是张爱玲所着意的“参差对照”，余音袅袅。
“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兑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 [19]《郁金香》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系列中，可堪与《红玫瑰与白玫瑰》媲美，其写作水准，更在《传奇》中的大部分篇幅之上。它绝不是一杯兑淡了的龙井。发表在《小日报》而埋没了半个世纪，实在是自贬身价。即使现在重见天日，其艺术价值也被远远低估。 四、结语
余斌从行文风格的角度确认了《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但对《郁金香》的艺术评价还是有所保留：“这里有太明显的张氏印记： 风格、语言细节、题材人物句式、节奏， 还有一些张爱玲所特有的感性感受方式。模仿张爱玲者或者可得其一其二， 要诸般齐备， 除非还有一个张爱玲。这里说的不是水准高下的问题， 而是说“张腔”耍得那么地道、完整，可挑剔处也是张爱玲式的。”[20]而笔者认为对《郁金香》的艺术成就应给予更多肯定。张爱玲所特有的丰腴动人的文字和“有多方面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表现手法是其“金字招牌”；從《传奇》时代到晚年反复摹写的“家族中的人”，是她难以忘怀的家国情怀；作为严肃作家，即使把作品发表在《小日报》这样的小报上，也没有减弱其艺术水准和探讨人生的热度。这是《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最切实的证据。
确认《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张爱玲的创作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郁金香》发表于1947年5月，由于沦陷时期的“盛名之累”及个人情感生活的变动，张爱玲在创作上已经有一大段的“留白”。此前的《多少恨》及此后的《小艾》、《十八春》都是potboiler（糊口之作） [21]，在风格及艺术水准上都距《传奇》系列甚远，而《郁金香》在风格上与《传奇》接近，艺术水准与《传奇》系列相比绝不逊色。以后张爱玲去国，艺术风格转而追求“平淡而近自然”。《郁金香》应可看作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一个圆满的收束。其二，陈子善认为：“如果把这篇小说置于从《桂花蒸：阿小悲秋》到《小艾》的女仆形象小说系列中加以考察，其重要性应该无可置疑。”[8]29事实上女佣是张爱玲笔下广大农村和城市底层联接的一个重要契点，金香还可以和月香（《秧歌》）、碧桃（《小团圆》）等作更深入的比较与考察。以此为例，张爱玲创作研究的地平线因《郁金香》将得到相当程度的延展。
注释：
①张爱玲上海时期小说结集为《传奇（增订本）》和《余韵》。两本小说集都没有将《郁金香》收入。
②“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上与张爱玲先后辉映的东方蝃蝀（李君维）先生日前就告诉笔者，他当时一直十分关注张爱玲的创作，每有新作问世， 都会在第一时间找来阅读，却不知道《小日报》这份小报，更不知道《郁金香》这篇小说。”见陈子善《<郁金香>发表始末初探》，《上海文学》2005年第10期。
③此前她的弟弟张子静和同学合编《飙》，东方蝃蝀拟创办新文学杂志，都曾向她约稿，也都未果。她明言：“我在小报上也写过文章，大约因为体裁不相宜的缘故，不知为什么看看很不顺眼，所以我想以后对于小报还是就保持着忠实读者的地位罢。”见《纳凉会记》，金宏达编《回望张爱玲 昨夜月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年1月版，第103104页。
④陈子善认为应将《郁金香》列于张爱玲的“女仆”系列中研究；余斌则更愿意将其归入《年轻的时候》之类的男性系列。见陈子善《〈郁金香〉发表始末再探》，《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及余斌《关于〈郁金香〉》，《书城》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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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
“Tulip” was discovered in the tabloids and identified as Eileen Chang’s works， but there are still voices of doubt since identification by the experts shows that the vague style and external symptom are the main evidence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ruled out the possible forgery. The intertextuality with the “Little Reunion”， the obvious reference o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 as well as authentic “Eileen Chang’s characteristic”， can be more conclusive evidence for Eileen Chang’s lost works of “Tulip”
Key words：“Tulip”； Eileen Chang；authenticity；intertextuality；Zhang’s characteristic and style
关键词：《郁金香》；张爱玲；真伪；文本互见；“张腔”
中图分类号：I206.6；I207.42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4.0033
2005年，学者吴福辉及其博士生李楠首先发现了署名“张爱玲”的小说《郁金香》。该小说在《小日报》以连载方式逐日发表，自1947年5月16日至5月31日止[1]。吴福辉和陈子善共同对《郁金香》作了鉴定，认为是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其依据，除了小说署名为“张爱玲”之外，其行文风格亦极具张氏特点。他们说：
“从文本上看，《郁金香》无论在结构、文字、细节等各个层面，都具备张爱玲独特的韵味。”[2]
“断定《郁金香》确为张爱玲所作并不难，不必取得“张迷”资格，只要是稍稍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从小说人物，女仆、少爷的形象，新旧杂处的富裕家庭，庶出、过继的明争暗斗，都不难闻出张著的气息。文字就更像了。”[1]
但这类“权威鉴定”并不能平息人们的质疑之声。毕竟，行文风格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质素。刻意模仿“张腔”而可以惟妙惟肖者，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而署名张爱玲者，不一定就是《传奇》的作者。因为冒名张爱玲者不是完全没可能。读者提出了他们的疑问[3]：其一，《郁金香》在张爱玲生前从未收入其任何一部集子①；其二，张爱玲本人及其友人从未提到过这篇小说②；其三，《郁金香》的张爱玲手稿至今未发现；其四，在《小日报》这样的小报上发表小说，不类张爱玲的作风③。
为了解答读者的这类疑问，陈子善、余斌等学者又给出了中肯的解释：张爱玲在中学时代即是有名的“我忘啦”[4]，对自己早期的部分作品，晚年又多持否定态度，她的《连环套》、《小艾》等作品都是半个世纪之后经学者发掘才重见天日，“被迫”收入文集[5]。张爱玲作品的“出土”有例在先，所不同者，《郁金香》“出土”之时张爱玲已离世。何以《郁金香》不见于张爱玲手稿？《郁金香》发表于1947年，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文字不便带出来， 都是一点一滴的普通信件的长度邮寄出来的， 有些就涮下来了。”[6]1947年的张爱玲，何以在《小日报》这样被认为不入流的小报上发表作品？沦陷时期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谈及她在这个时期不得已而将作品发在小报上的情形： 因为她们在沦陷时期和汪伪文化界的瓜葛，抗战胜利后大报为了名誉不愿意登载她们的文字，而小报为了销量愿意给付较高的稿酬刊载她们的作品。苏青说：“我为了生活，也就替他们效劳了，眼看他们把我的文章排在木匠强奸幼女等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却顾不得。”[7]张爱玲的处境不比苏青强多少。“当时除了《大家》，没有别的刊物愿意刊登张爱玲的作品，而《大家》又将停刊，选择《小日报》发表《郁金香》极有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不得已之举。” [8]28
以上这些考证虽然多少能够缓解读者对《郁金香》真伪的疑虑，但多是外证。我们还缺乏确切的内证，学者们所谓能领略出张著“韵脉”，闻出张著“气息”，文字很“像” 等都还是一种阅读感觉，作为证据还失之于笼统。按辑佚学的规范，这类辑佚考证疏之于“陋”。因此，我们还需从文本本身找到确切的内证，即“要让文本自己说话”。
一、与《小团圆》的文本互见
“在手稿不存或未发现，又没有作家自述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文本互见的方法来辨伪。这主要是寻找被辨文本与作家的其他相关文本的相似度或相似文句，来证明被辨文本的真实性。如果其他相关文本被确认是真实的，而某些内容、情绪、细节、辞句等又能在相关文本和被辨文本中互见，则大体可以证明被辨文本也是真实的。”[9]随着《小团圆》等张爱玲后期作品的问世，从文本互见角度可获得《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的内证。《小团圆》的手稿发掘于张爱玲的遗物中，影印本曾于2009年7月在香港展出，2015年10月《小团圆》手稿复刻本出版，又有张爱玲在创作《小团圆》过程中与宋淇夫妇的讨论信件等为证，《小团圆》为张爱玲所作是确定无疑的。《小团圆》与《郁金香》这两个文本，一个创作于1975至1976年，一个创作于1947年；一个在张爱玲美国遗物中发掘，一个在上海的《小日报》上发现，两个文本似毫无重合性。而张爱玲的小说人物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皆有所本”。1971年张爱玲约见水晶时，说明“《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10]。其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也谈及《金锁记》、《花凋》等的人物原型[11]。《郁金香》和《小团圆》也是有人物原型的。其二是“反复摹写”。同一人物原型会多次呈现于张爱玲不同作品之中。基于以上特点，可从《小团圆》中找出和《郁金香》互见的部分，互见的部分越多、越接近，则《郁金香》为张作越确凿。
我们先来比较《小团圆》中的老姨太好婆和《郁金香》中的老姨太。
第一， 两部小说中均表现了由老姨太联接起来的伦理关系。《小团圆》中，盛九莉的后母翠华是个遗老家庭里庶出的女儿，“她同母的几个都常到盛家来住。她母亲是个老姨太，随即带了两个最小的弟妹长住了下来。九林他们叫她好婆。”[12]98《郁金香》中，阮太太是“填房”，她的母親也是老姨太，宝初和宝余即是老姨太带过来长住的，其中宝余是阮太太的同母弟。
第二，两篇小说中老姨太的长相极为相似。在《小团圆》中，“好婆长得一点也不像她女儿，冬瓜脸。矮胖，穿著件月白印度绸旗袍，挺著个大肚子。”[12]103《郁金香》中的老姨太，“生得十分富泰，只因个子矮了些，总把头仰得高高的。一张整脸，原是整大块的一个，因为老是往下挂搭着，坠出了一些裂缝，成为单眼皮的小眼睛与没有嘴唇的嘴。老姨太无法看见自己脚上的鞋，因为肚子腆出来太远。”[13]219可以看出，好婆与老姨太的外形特征都是矮胖、冬瓜脸、腆着大肚子。 “紫涨了脸”也是《红楼梦》中的一个惯常说法。如：“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送扇子来，羞的满面紫涨，夺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16]民国时期，一般说法是“涨红了脸”，如鲁迅的《孔乙己》中“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17]
再看这段话：“宝初道：‘你这叫什么话？你也不想，我们住在姊姊家，总得处处留神点！’宝余道：‘姊姊是我自己姊姊，给你这么说着反而显得生分了！’宝初不言语了。” [13]219 “处处留神”，不免令人想起黛玉初进荣国府；“生分”这个词，更在《红楼梦》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线路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至于老姨太对当年的追溯：“——我那不是年青火气重，其实人家也不是有意的：上船的时候有一个西崽抢着来搀我，我可不好意思叫他搀，不知怎么一来他整个的撞了我怀里了，我摔起来给他一个嘴巴子，差点儿把人家打的掉了海里去了！” [13]226这一段叙述很明显是借鉴了《红楼梦》中小道士误撞凤姐怀里的一段：“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剪筒，照管剪各处蜡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 ：‘野牛杂种的，胡朝那里跑 ！’” [16]
三、地道的“张腔”
所谓“张腔”是指张爱玲作品特有的张氏印记或张氏风格。“张腔”有两种标志性意义。一是张爱玲作品成熟的标志，二是它可作为辨伪学和輯佚学上的一种指认标志。《郁金香》正是一部有着地道“张腔”的作品，由此亦可证明它是张爱玲的严肃之作、精心之作，无论将其列于“女仆系列”抑或“年轻的时候”系列，都不逊色于他篇④。
首先，《郁金香》中的切切察察的人物关系是张爱玲所特有的。张爱玲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在遗老遗少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对旧家族里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了然于胸，作品中亦长于此。张爱玲式的旧家族在变革时期的人物关系，在《郁金香》中近乎一目了然。
阮太太是“填房”，是这个家庭里新来的女主人，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还不稳当；同时阮太太是庶出的身份，因此她的心态犹如探春一样敏感自尊。
阮太太的母亲老姨太，带着宝初和宝余两兄弟暂住在阮公馆里。老姨太和宝初宝余兄弟在阮公馆里是依附的关系。正如荣妈所说“您不想，自从老太爷过世，那么些年，该多苦呢！好容易这时候靠着姑老爷，就是我们少爷们，也全仗着姑老爷照应他们。将来也还得仗着姑老爷照应他们。” [13]223
宝余为老姨太亲生，即阮太太的亲弟弟，而宝初为另一个姨太太所生，刚一出生母亲就死了，“划拨”给老姨太养。因此宝初是阮太太的异母弟。这就可以理解宝余在文中的表现更加“恣肆”，他对金香的种种“调戏”，除了少年朦胧的性苏醒之外，更因为 “姊姊是我自己姊姊”。在地位上，在年龄上，他可以更理直气壮。
而宝初因为更疏了一层关系，像“火腿上的草绳”，更要“处处留心”， “本来就是个静悄悄的人，今年这一夏天过下来，更沉郁了些，因为从读书到找事，就像是从做女儿到做媳妇，于人世的艰难知道得更深了一些” [13]218219。如若将宝初、宝余和《雷雨》中的周萍周冲兄弟相比，亦有他们的相类之处。
实际上，《郁金香》的作者已经这样形容阮太太：“阮太太面色苍白，长长的脸，上面剖开两只炯炯的大眼睛。她是一个无戏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终没有下来。” [13]阮太太忌惮金香，对宝余和金香的嬉闹，“阮太太越发着恼，不但恼她的兄弟跟底下人胡闹，偏这么不争气，偏去想她丈夫的前妻的丫头——而且给人说一句现成话：他本是丫头养的，‘贱种’——连她都骂在里头！” [13]222阮太太也想借着宝余戏金香的由头，给金香找个人家，但是又怕被议论说“刚过门，就把他们那边的老人全开发了” [13]223， 连个丫头也容不下。
再看金香：“金香还是从前那个太太的人，自从老爷娶了填房，她便成为阮公馆里的遗少了”[13]219。阮太太把原先的仆人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她的境遇当然每况愈下，她一方面心酸怀恋“从前我们太太有时候一高兴，也教我认两个字——闹着玩儿。”[13]228另一方面作为硕果仅存的“遗少”，她也因时而变，顽强地生存下去：“她是个伶俐人，不免寸步留心，格外巴结些。阮太太的母亲本是老姨太太，只有金香一个人赶着她叫老太太。” [13]219
金香和宝初在阮公馆都是相当边缘化的人物，而这两个边缘化的人物偏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郁金香》以阮太太为结点，编织起绵密的人物的蛛网。相对《小艾》中伍太太喧宾夺主的情形，《郁金香》对阮太太的处理是更为成功的。这切切察察的情感，牵一发动而全身的人物关系，这篇一万余字的小说里拥挤的信息量，都是张爱玲小说贯彻始终的特点。这种特点，不在大家族里生存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不是对待创作态度谨严的新小说家也是写不出来的。
其次，《郁金香》贯彻了张爱玲“苍凉的、不彻底的”人生观和恋爱观。张爱玲擅写恋爱，因为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张爱玲坦言，她的人物，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18]。《郁金香》贯彻了张爱玲的这种人生观，与张爱玲其他作品对爱情的描写同调：宝初也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他对金香的爱意，也是不彻底的。请看《郁金香》的高潮部分，宝初和金香的私定终身，作家是这样写的：
宝初到底听了她的话，起来了，只在一边徘徊着，半晌方道：“我想……将来等我……事情做得好一点的时候，我我……我想法子……那时候……”金香哭道：“那怎么行呢？”
其实宝初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道：“有什么不行呢？我是说，等我能自主了……你等着我，好么？你答应我。”
“不是我不肯答应你，我知道不成呀！……”……他也很知道她为什么回得他那么坚决——只是因为他不够坚决的缘故。[13]229 “徘徊”、“半饷方道”、“话一说出了口听着便也觉得不像会是真的，可是仍旧嘴硬”，以及众多的省略号，这踌躇委顿的表白构成了这小说的 “高潮”。而后，作者以不动声色的语气交代了宝初金香的这段年轻时候的爱情一个结果：“他渐入中年，终于也结了婚。金香是早已嫁了。” [13]230
就这段爱情本身而言，作者也没有把它写得完美绝伦，而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金香给宝初的市民证做了一个小夹子，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他们的爱情的信物、爱情的纪念品，但是宝初认为这小夹子“设想得非常精细，大约她认为给男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为大方得体的了，可是看上去实在有一点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与市民证刚刚一样大，尺寸过于准确了，就嫌太小，宝初在火车站上把那些证书拿出来应用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筒进去了，因为太麻烦。” [13]230这个小夹子就像他们的爱情本身，也许看起来很美，但实在不合用。金香的出身和她的见识，就宝初的社会地位而言，是太“寒酸可笑”了。因此，宝初对金香的爱情，一个少爷对丫头的爱情，事实上也的确是不彻底的。这样的不彻底从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态度可见一斑，从觉慧对鸣凤的爱情可见一斑，而《郁金香》从这爱情最光辉的一刹那就不曾给过读者最彻底的对爱情的幻想。这也只有张爱玲才会如此处理这样的题材，这不是一般的给小报撰稿的作家，取悦于读者的通俗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所可以写得出来的。
这段爱情有磷火般一閃的光华，即是金香钉被用的那枚针，在慌乱中找不到的时候，宝初想“就让这根针给扎死了也好，也一点都不介意”，他心里未免有这样的意念。当这枚针找到的时候，“他听了反而有点失望，感到更深一层的空拒”。在这枚针作为一个重要意象的失而复得和爱情的得而复失之间，男女主角“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19]
与金香对应的闫小姐，有个新进外交部的父亲，做了她的丈夫可以仕途畅达。这个闫小姐当初不招宝初宝余兄弟的待见，也是从他们的本心出发。宝余直言她 “满脸像要做外交官太太那样子——我不要，我够不上！”[13]226闫小姐更似《红楼梦》中劝君“仕途经济”的宝钗。“她毕业以来，参预了好几种社会福利事业，兼管接送外宾，逐日在飞机场献花，等于生活在中国的边疆上，非常出头露面。……见了人总是热烈而又庄重地拉手，谈上几分钟，然后又握手道别。”[13]225
宝初因为他的本心，也因为他在家庭中微妙的地位，将闫小姐的婚姻邀约巧妙地转给了宝余。而最后宝初也结了婚，太太还是不脱闫小姐那个类型。作者写道：“宝初看看她，觉得也还不差，和他自己的太太一样，都是好像做了一辈子太太的人。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娶她们为妻，或是不要娶她们为妻，现在来都也无法追究了。” [13]232这让人想起《围城》中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其后与孙柔嘉结了婚。苏文纨的阔边大草帽也罢，孙柔嘉的小洋伞也好，都是方鸿渐所欲逃离却不得不归拢的“太太牌”标签。
这就是张爱玲对“死生契阔”的爱情的理解，扩展开来，也就是她对于整个人生“近乎无事的悲哀”的理解。有学者说，文中对宝初虽然着墨不多， 却有着《十八春》中主人公沈世钧的雏形[8]29，事实上《郁金香》的怅惘之情， 更与《半生缘》改写连载时易名《惘然记》所体现的“只是当时已惘然”互涉。
再次，《郁金香》的艺术手法现代、圆熟，与以小报为发表园地的通俗作品不可等量齐观。《郁金香》作为《传奇》的余续，具有现代短篇小说截取“横断面”的特点，讲究节奏、色彩，充满艺术张力。宝初和金香的重逢，先是宝初看到一个抱着一只狗的小大姐，“比当初的金香还要年纪小些”（小说的开头就写道金香抱着狗，狗在这个金香的故事里是个重要的意象）。在电梯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群娘姨大姐蜂拥而入，“宝初仿佛听见人唤了声‘金香’，他震了一震，简直疑心是他自己自言自语，叫出声来了” [13]231——宝初看到的不是金香本人，听到的也不是金香的声音，金香在不在电梯里，虚虚实实，作者写道：“电梯的电梯门上挖出个小圆窗户，窗上镶着一枝铁梗子的花。只一瞥，便隐没了。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13]231直到电梯出空，作者没有安排宝初和金香见面。 “但是回想到刚才那些人走进电梯，仿佛就是很普通的一群娘姨大姐，并没有哪一个与众不同的。可见如果是她，也已经变了许多了，沉到茫茫的人海里去，不可辨认了。” [13]231接着，作者借老姨太之口，坐实了金香曾在电梯里，也交代了金香的近况：“哪儿？我那天去看牙，看见她的呀！托我给找事；她就在牙医生下头有一家子，说那人家人多，挺苦的。说她那男人待她不好，也不给她钱，她赌气出来做事了，还有两个孩子要她养活。” [13]232宝初与金香的重逢，从未让金香现身，却自始至终在写金香，以暗写明，宝初和金香的重逢犹如古画，绘得酣畅淋漓，却留有感怀余地。这一段实实在在比佟振保和王娇蕊的重逢、沈世钧和顾曼桢的重逢，都更见功力。如把这段描写与鲁迅的《药》中对夏瑜的描写对照起来读，又可见张爱玲对鲁迅的借鉴或传承关系。
作者还安排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给了读者填充和再创作的空间：“他去站在窗户跟前，背灯立着，背后那里女人的笑语啁啾一时都显得朦胧了，倒是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听得非常清楚。听着，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很明显此处借鉴了电影镜头远焦距和近焦距的手法。“女人的笑语啁啾”是繁华，“盲人的磬声”是凄凉，这一远一近，一繁华一凄凉，恰是张爱玲所着意的“参差对照”，余音袅袅。
“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兑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 [19]《郁金香》在张爱玲早期的小说系列中，可堪与《红玫瑰与白玫瑰》媲美，其写作水准，更在《传奇》中的大部分篇幅之上。它绝不是一杯兑淡了的龙井。发表在《小日报》而埋没了半个世纪，实在是自贬身价。即使现在重见天日，其艺术价值也被远远低估。 四、结语
余斌从行文风格的角度确认了《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但对《郁金香》的艺术评价还是有所保留：“这里有太明显的张氏印记： 风格、语言细节、题材人物句式、节奏， 还有一些张爱玲所特有的感性感受方式。模仿张爱玲者或者可得其一其二， 要诸般齐备， 除非还有一个张爱玲。这里说的不是水准高下的问题， 而是说“张腔”耍得那么地道、完整，可挑剔处也是张爱玲式的。”[20]而笔者认为对《郁金香》的艺术成就应给予更多肯定。张爱玲所特有的丰腴动人的文字和“有多方面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表现手法是其“金字招牌”；從《传奇》时代到晚年反复摹写的“家族中的人”，是她难以忘怀的家国情怀；作为严肃作家，即使把作品发表在《小日报》这样的小报上，也没有减弱其艺术水准和探讨人生的热度。这是《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最切实的证据。
确认《郁金香》为张爱玲所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张爱玲的创作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郁金香》发表于1947年5月，由于沦陷时期的“盛名之累”及个人情感生活的变动，张爱玲在创作上已经有一大段的“留白”。此前的《多少恨》及此后的《小艾》、《十八春》都是potboiler（糊口之作） [21]，在风格及艺术水准上都距《传奇》系列甚远，而《郁金香》在风格上与《传奇》接近，艺术水准与《传奇》系列相比绝不逊色。以后张爱玲去国，艺术风格转而追求“平淡而近自然”。《郁金香》应可看作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一个圆满的收束。其二，陈子善认为：“如果把这篇小说置于从《桂花蒸：阿小悲秋》到《小艾》的女仆形象小说系列中加以考察，其重要性应该无可置疑。”[8]29事实上女佣是张爱玲笔下广大农村和城市底层联接的一个重要契点，金香还可以和月香（《秧歌》）、碧桃（《小团圆》）等作更深入的比较与考察。以此为例，张爱玲创作研究的地平线因《郁金香》将得到相当程度的延展。
注释：
①张爱玲上海时期小说结集为《传奇（增订本）》和《余韵》。两本小说集都没有将《郁金香》收入。
②“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上与张爱玲先后辉映的东方蝃蝀（李君维）先生日前就告诉笔者，他当时一直十分关注张爱玲的创作，每有新作问世， 都会在第一时间找来阅读，却不知道《小日报》这份小报，更不知道《郁金香》这篇小说。”见陈子善《<郁金香>发表始末初探》，《上海文学》2005年第10期。
③此前她的弟弟张子静和同学合编《飙》，东方蝃蝀拟创办新文学杂志，都曾向她约稿，也都未果。她明言：“我在小报上也写过文章，大约因为体裁不相宜的缘故，不知为什么看看很不顺眼，所以我想以后对于小报还是就保持着忠实读者的地位罢。”见《纳凉会记》，金宏达编《回望张爱玲 昨夜月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年1月版，第103104页。
④陈子善认为应将《郁金香》列于张爱玲的“女仆”系列中研究；余斌则更愿意将其归入《年轻的时候》之类的男性系列。见陈子善《〈郁金香〉发表始末再探》，《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及余斌《关于〈郁金香〉》，《书城》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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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
“Tulip” was discovered in the tabloids and identified as Eileen Chang’s works， but there are still voices of doubt since identification by the experts shows that the vague style and external symptom are the main evidence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ruled out the possible forgery. The intertextuality with the “Little Reunion”， the obvious reference o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 as well as authentic “Eileen Chang’s characteristic”， can be more conclusive evidence for Eileen Chang’s lost works of “Tulip”
Key words：“Tulip”； Eileen Chang；authenticity；intertextuality；Zhang’s characteristic and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