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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至1945年，我党先后有数十名中共党员或党领导的非党情报人员战斗在敌伪高层机构中，他们将搜集的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及时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初建南京情报组织
1938年2月，日军在南京组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该司令部设一报道部，负责日本的宣传方针和情报特务工作。3月，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被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从上海调至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同时。以梁鸿志为首的汉奸在南京成立“中华维新政府”，办起了一个官方的通讯社“中华联合通讯社”（简称“中联社”），它实际上是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的华文部。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党员、党的情报工作人员陈一峰被录取为“中联社”的首席记者。并担任采访部主任。他们两人利用“记者”这无冕之王的合法身份，四处活动，获得了大量日伪方面的重要情报。1939年夏天，方知达（张明达）同志受党的上海情报站派遣，来到南京，以开日杂店为名，担任从南京到上海的秘密交通，专门传递重要情报。这样，西里龙夫等3人开始了南京地区最早的地下情报工作。
1939年10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作为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首席记者的西里龙夫参加了会议。大会一结束，他就把这一重要情报透露给方知达。再通过方传给我党上海情报站，使我党很快知道了日军的战略意图。
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织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原属“中华维新政府”的“中联社”即改为伪“中央电讯社”。上层一些负责人虽更换了，但下面的班底却依然如故、
1940年春。李德生与其妻张鸣先受党组织委派，到南京建立我党上海情报系统南京工作组。李德生以“世传中医”为掩护，挂牌行医，实际从事南京的地下情报工作。他担任南京情报组组长，他夫人张鸣先负责密写情报，方知达负责递送情报，这3个人建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随后他们又与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汪精卫私人秘书的汪锦元同志取得了联系，发展他参加南京情报组织。这样，一个由陈一峰、汪锦元、西里龙夫、李德生、方知达、张鸣先等人组成的精干的战斗小组在南京诞生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想趁机占领苏联远东地区。同年9月，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知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立刻将这一可靠情报送往上海，转报延安党中央。这年11月，西里龙夫、汪锦元与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等同志侦察到：日本正在把伪满洲国和华北的军队、辎重调往南方。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本国。他们分析，日本海军可能在近期内要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南京情报组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送往上海，情报又很快被传到延安。果然，日军于12月7日偷袭了美军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
南京情报组织暂遭破坏
1941年10月，日本特高科在东京破获了一起被称为“红色国际间谍案”的“佐尔格案件”。该案件主角之一、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被捕，他与中西功及西里龙夫是密友，上世纪30年代初曾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利用中国庚子赔款所建）读书和活动（中西功与西里龙夫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本警方发现了尾崎与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这一关系，并将之提供给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1942年6月，中西功、西里龙夫两人被捕；7月，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3人被捕，方知达乔装改扮，回到上海，吕一峰、阮毓琪等人暂避风险。被捕的中西功等人随即被押往日本，南京情报组织的活动完全停止。
后来，东京地区法院判处佐尔格、尾崎秀实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中西功、西里龙夫死刑。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之际，未及执行，中西功、西里龙夫得以幸免于难。而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5年日军与新四军谈判时获释。
重建南京情报组织
1942年3月，八路军总参谋部派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徐楚光到南方沦陷区做情报工作。徐楚光离开延安后，以商人身份往返于武汉南京之间，以黄埔军校校友（徐于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的身份结交汪伪军官。
1943年初，徐楚光到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他广交朋友，多方活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敌人的大量核心机密，策反了大批汪伪部队人员，
在担任伪中央军校教官期间，徐楚光结识了参赞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洪侠。洪侠是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项致庄的老部下，曾在项穷困潦倒时接济过他。因此与项有一定交情。1943年底，汪伪军委会任命项致庄为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在南京设办事处并任命洪侠为办事处主任。伪“国民政府”与“军委会”等机关的公文、密件都经过办事处转递绥署。应洪侠要求，徐楚光派自己的政治交通马蕴平到办事处工作，负责文件收发等事项。马蕴平在处理敌人的往来公文时，凡发现对我方有用的情报，立即转抄并及时送往新四军军部。1944年9月，项致庄调任伪浙江省省长、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十二军军长。洪侠也改任杭州绥靖公署驻京办事处主任。1945年初。徐楚光派情报工作人员乐伟平接替马蕴平的工作。把马抽出来专任交通联络。
徐楚光获取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通过南京的青红帮组织。以朱亚雄为山主的“大亚山正义堂”与汪伪军政、商界、报界及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帮会组织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徐楚光觉得可以通过它来获取敌伪情报。即请朱亚雄的洪帮兄弟金龙章出面介绍，于1942年秋加入南京洪门“大亚山正义堂”，拜朱亚雄为大哥，后来又先后介绍一些我党地下党员和地下情报人员参加了“大亚山正义堂”。
1944年，朱亚雄、徐楚光两人先后结识了华中铁道公司警务课课长木村，他们向木村提出由洪帮筹组“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经木村同意后，确定由朱亚雄任护路总队总队长，徐楚光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具体负责护路总队的一切事务，洪侠等人任督察，中共地下党员张冰任情报组组长。护路总队下设5个分队，分驻下关、芜湖、龙潭、镇江、丹阳等地。各护路队定期向总队部报告所辖范围内铁道沿线的情报，这些情报由张冰同志负责汇总，凡与我方有关的情报，都及时送往新四军军部。护路队的成立，对我方开辟交通线、获取各种情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至1945年，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情报工作人员戴贤中先后4次被派到南京侦察敌伪军事情况，他在南京发展了邹烈勋等情报工作人员，获取了很多日伪军事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责编/玉坤
初建南京情报组织
1938年2月，日军在南京组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该司令部设一报道部，负责日本的宣传方针和情报特务工作。3月，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被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从上海调至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同时。以梁鸿志为首的汉奸在南京成立“中华维新政府”，办起了一个官方的通讯社“中华联合通讯社”（简称“中联社”），它实际上是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的华文部。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党员、党的情报工作人员陈一峰被录取为“中联社”的首席记者。并担任采访部主任。他们两人利用“记者”这无冕之王的合法身份，四处活动，获得了大量日伪方面的重要情报。1939年夏天，方知达（张明达）同志受党的上海情报站派遣，来到南京，以开日杂店为名，担任从南京到上海的秘密交通，专门传递重要情报。这样，西里龙夫等3人开始了南京地区最早的地下情报工作。
1939年10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作为日本同盟社南京分社首席记者的西里龙夫参加了会议。大会一结束，他就把这一重要情报透露给方知达。再通过方传给我党上海情报站，使我党很快知道了日军的战略意图。
正式成立南京情报组织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原属“中华维新政府”的“中联社”即改为伪“中央电讯社”。上层一些负责人虽更换了，但下面的班底却依然如故、
1940年春。李德生与其妻张鸣先受党组织委派，到南京建立我党上海情报系统南京工作组。李德生以“世传中医”为掩护，挂牌行医，实际从事南京的地下情报工作。他担任南京情报组组长，他夫人张鸣先负责密写情报，方知达负责递送情报，这3个人建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随后他们又与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汪精卫私人秘书的汪锦元同志取得了联系，发展他参加南京情报组织。这样，一个由陈一峰、汪锦元、西里龙夫、李德生、方知达、张鸣先等人组成的精干的战斗小组在南京诞生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想趁机占领苏联远东地区。同年9月，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知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立刻将这一可靠情报送往上海，转报延安党中央。这年11月，西里龙夫、汪锦元与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等同志侦察到：日本正在把伪满洲国和华北的军队、辎重调往南方。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本国。他们分析，日本海军可能在近期内要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南京情报组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送往上海，情报又很快被传到延安。果然，日军于12月7日偷袭了美军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
南京情报组织暂遭破坏
1941年10月，日本特高科在东京破获了一起被称为“红色国际间谍案”的“佐尔格案件”。该案件主角之一、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尾崎秀实被捕，他与中西功及西里龙夫是密友，上世纪30年代初曾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利用中国庚子赔款所建）读书和活动（中西功与西里龙夫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本警方发现了尾崎与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这一关系，并将之提供给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1942年6月，中西功、西里龙夫两人被捕；7月，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3人被捕，方知达乔装改扮，回到上海，吕一峰、阮毓琪等人暂避风险。被捕的中西功等人随即被押往日本，南京情报组织的活动完全停止。
后来，东京地区法院判处佐尔格、尾崎秀实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中西功、西里龙夫死刑。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之际，未及执行，中西功、西里龙夫得以幸免于难。而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5年日军与新四军谈判时获释。
重建南京情报组织
1942年3月，八路军总参谋部派抗日军政大学参谋教官徐楚光到南方沦陷区做情报工作。徐楚光离开延安后，以商人身份往返于武汉南京之间，以黄埔军校校友（徐于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的身份结交汪伪军官。
1943年初，徐楚光到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他广交朋友，多方活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敌人的大量核心机密，策反了大批汪伪部队人员，
在担任伪中央军校教官期间，徐楚光结识了参赞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洪侠。洪侠是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项致庄的老部下，曾在项穷困潦倒时接济过他。因此与项有一定交情。1943年底，汪伪军委会任命项致庄为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在南京设办事处并任命洪侠为办事处主任。伪“国民政府”与“军委会”等机关的公文、密件都经过办事处转递绥署。应洪侠要求，徐楚光派自己的政治交通马蕴平到办事处工作，负责文件收发等事项。马蕴平在处理敌人的往来公文时，凡发现对我方有用的情报，立即转抄并及时送往新四军军部。1944年9月，项致庄调任伪浙江省省长、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十二军军长。洪侠也改任杭州绥靖公署驻京办事处主任。1945年初。徐楚光派情报工作人员乐伟平接替马蕴平的工作。把马抽出来专任交通联络。
徐楚光获取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通过南京的青红帮组织。以朱亚雄为山主的“大亚山正义堂”与汪伪军政、商界、报界及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帮会组织在南京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徐楚光觉得可以通过它来获取敌伪情报。即请朱亚雄的洪帮兄弟金龙章出面介绍，于1942年秋加入南京洪门“大亚山正义堂”，拜朱亚雄为大哥，后来又先后介绍一些我党地下党员和地下情报人员参加了“大亚山正义堂”。
1944年，朱亚雄、徐楚光两人先后结识了华中铁道公司警务课课长木村，他们向木村提出由洪帮筹组“华中铁道护路总队”，经木村同意后，确定由朱亚雄任护路总队总队长，徐楚光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具体负责护路总队的一切事务，洪侠等人任督察，中共地下党员张冰任情报组组长。护路总队下设5个分队，分驻下关、芜湖、龙潭、镇江、丹阳等地。各护路队定期向总队部报告所辖范围内铁道沿线的情报，这些情报由张冰同志负责汇总，凡与我方有关的情报，都及时送往新四军军部。护路队的成立，对我方开辟交通线、获取各种情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至1945年，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情报工作人员戴贤中先后4次被派到南京侦察敌伪军事情况，他在南京发展了邹烈勋等情报工作人员，获取了很多日伪军事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