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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将军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但打起仗来，他常常不顾危险，冲锋在前，指挥靠前，为此，屡屡遇险。
黄克诚崇尚实际，性格执拗、耿直，为坚持真理、保护同志，常常触怒上级，也多次险遇不测。
黄克诚多次身陷艰难险阻，多次徘徊在死亡线上。
平江混战，乱枪齐射，黄克诚滚下山坡
1930年7月，红三军团8000人集结平江城，敌以约7个团的兵力由长沙等不同方向，梯次进逼红三军团。彭德怀获悉敌情后，将红三军团主力移至平江城南10公里外之晋坑埋伏。待敌军向平江前进时，两翼伏兵齐出，奋起夹击，战斗相当惨烈，双方很快进入胶着状态，敌我双方部队都是多次被对方冲散，红三军团二支队长黄云桥也失散了，支队政委黄克诚只好一人指挥战斗。
七月的南方相当炎热，太阳烤焦了大地。硝烟和汗水早已模糊了黄克诚厚厚的深度眼镜片，没有时间擦拭，他看不清哪里是自己的部下，哪里是敌人的部队，只是模模糊糊地看着前方，感觉到周围到处是厮杀声。事实上，敌我早已混在一起，不能分辨清楚哪个是自己人，哪个是敌人。高度近视的黄克诚隐约看见前面上来了一支队伍，他便迎了上去，心想待弄清楚情况后再见机行事。然而黄克诚还没弄清楚对方，对方已弄清楚了朝着他们迎上来的这个人，好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糟了，敌人。黄克诚在死亡逼近的一刹那间头脑异常清醒。逃，已经来不及了。
黄克诚遭乱枪齐射之后滚下山坡的情况，他的警卫员在不远处一个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小警卫员哭哭啼啼跑回去报告说：“黄政委为国捐躯了。”
事实上，黄克诚在危急之下，出自本能，迅速卧倒在地并顺着山坡往下滚。由于敌人的枪响和他的卧倒几乎同时发生，从而令目睹者真假难辨。当然啦，黄克诚本人也是真假难辨，随着枪响，黄克诚感觉到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过，他似乎觉得那飞出枪口的子弹已经穿透了自己的身体，伴随着身体飞速向下滚动，鲜血此刻正在喷涌而出。
黄克诚的躯体在山岗下停止滚动，他自己好像感觉到还有知觉，于是稍稍地试着抬了一下胳膊，没想到还能抬起来，他又试着动了动腿，也居然听招呼，这让异常疲惫的黄克诚惊喜不已，气力便从丹田而生。黄克诚一骨碌爬起来，用手摸了摸全身，居然不曾受伤，只是帽子、挂包等随身之物早已不知去向，黄克诚觉得有点可惜，尤其是那副不可缺少的眼镜。没有眼镜的黄克诚模模糊糊看了看周围。周围一个活物也没有，枪声也已远去。黄克诚休息了一会儿，便爬起来摸索着向前走去。
天黑下来的时候，黄克诚爬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冈。山冈上长着一片小树林。他透过小树林隐约看见山冈的下边是一条公路，公路上有急速行进的队伍，但是，看不清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敌人。
这一次他不敢贸然行事。
后来黄克诚隐约看到，队伍中每个人胳膊上都佩带着袖标，那是红三军团的标记。他便大着胆子走出了树林，走进了公路上奔跑的队伍。
原来这场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红三军团终于击败了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敌人开始溃逃，红三军团各部正在追击逃窜的敌人。
当警卫员看见支队政委黄克诚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惊讶地道：“政委，你还活着啊！”黄克诚轻松地说：“我就那么容易死么！”这是黄克诚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的第一次遇险。
反对打“AB团”，险遭无辜杀害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但未能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AB团”是当前党和红军中最大的危险，从而把打“AB团”的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
时任红三军团四师三团政委的黄克诚是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机枪连文书王平。打“AB团”伊始，黄克诚也是积极支持的，完全按照上级的部署进行。后来，由于被抓被杀的人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许多人昨天还是战友今天就变成了敌人，头天还是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勇士，第二天就被自己的同志杀害了。一时间搞得部队上上下下惊恐不安，人人自危。于是，黄克诚对打“AB团”运动开始怀疑了，后来进行了坚决抵制。王平回忆说：“黄克诚基于对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深刻理解，不相信红军中有那么多‘AB团’，不相信那些出身于淳朴农民家庭、为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是‘AB团’，因而对肃反持怀疑和消极态度。”
第一次打“AB团”运动中，红四师三团在红三军团中是最保守的，但也打掉了百余人。
不盲从是要付出代价的。所幸的是，黄克诚虽然对第一次打“AB团”运动进行了一些抵制，尽力保护了一些同志，但并未因此受到牵连。1931年1月，黄克诚被提升为红四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不久，黄克诚又奉命到红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又开始了第二次打“AB团”运动。黄克诚接到通知的当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他就看到那些在第一次打“AB团”运动中错杀的部下。一个一个血淋淋的人头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都睁着死不瞑目的眼睛向他喊冤叫屈。
怎么办？黄克诚自己问自己。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呢，还是尽力保护好部下？黄克诚陷入两难境地。他深知，如果照章办事，将会再次有许多部下含冤而去。但是，硬顶行吗？也显然是不行的。第一次打“AB团”的事实告诉他，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他一个师政委根本顶不住，还有可能被怀疑成“AB团”而遭不测。黄克诚思前想后，越想心情越沉重。
“见机行事，保护多少是多少！”黄克诚对自己说。不久，上级派来打“AB团”的特派员来到了三师。特派员黄克诚过去是认识的，每次见面之后，彼此都很客气。但是，这一次见面后黄克诚亲热地向他打招呼时，特派员的态度却很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寒暄几句，特派员就递给黄克诚一个三师“AB团”名单。看到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许多优秀干部的名字，他倒吸了一口气，飞快地思索着该怎么办。稍顷，他对特派员说：“你先休息一下吧，走了这么长的路，马上就要开饭了，咱们吃完饭再谈工作。”特派员对已略有名气的“老右倾”黄克诚不太放心，便对黄克诚说，我并不累，下午谈工作可以，开饭前的这段时间想和大家见一见面。黄克诚无奈，只好同意。黄克诚陪着特派员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三师的将士们并不知道他们又将面临着一次杀身之祸，尤其是何笃才，还主动和特派员打招呼呢？当天下午，黄克诚看着特派员把何笃才、盛农、周鉴几个人带走后，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涌上心头。黄克诚的不祥之兆很快得到了证实，何笃才等人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段时间，肃反委员会又带着一个所谓“AB团”分子名单来到三师，没有任何商量，就命令黄克诚照名单抓人。黄克诚要过名单看了一下，上面所列大多数是连队的基层干部，其中有两个连政治委员在三师的表现十分优秀。一个叫石元祥，另一个叫曾彬农，他们出身好，政治上坚定，对革命忠心耿耿，打起仗来既勇敢又灵活，可谓智勇双全。黄克诚生气地对来人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以前说是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现在你们带的这个名单上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他们怎么是反革命呢？”
“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一定要抓起来审查。”来人理直气壮地说。
师政委黄克诚只能说一说气话，肃反委员会坚决要抓人他是硬顶不住的。他没好气地喊来警卫员：“去把曾彬农、石元祥叫来。”警卫员答了一声“是”，就一路小跑不见了。
接下来便是长时间的沉默。黄克诚在生肃反大员的气，嫌他们乱捕乱杀，肃反大员也在生黄克诚的气，嫌他对肃反工作配合不力。因此，双方在沉默中对抗着，一直到警卫员又一路小跑着来到他们的身边。警卫员报告师政委，没有找着那两个人。来人很不痛快地离开了三师。肃反大员哪里知道，警卫员到连队后把师政委的话变成了：“上面来人抓你们，黄政委让你赶快往山上跑！”
黄克诚的话为什么会变调呢？这里面的秘密只有黄克诚和他的小警卫员知道。然而，肃反委员会是抓不到人不罢休的。后来又来过三师几次，都没有抓到石、曾二人。
石元祥、曾彬农，风声松一点，他们早出晚归；风声紧的时候，他们一连十几天都呆在山上，黄克诚偷偷派人往山上送饭。每逢打仗时就派人把他们找回来继续指挥战斗，仗一打完又像小偷似的躲在山上，死也不离开部队。对革命这样忠诚的同志是“AB团”分子吗？黄克诚认为不可能。肃反委员会则不是这样看问题，几次抓人未果，他们便对黄克诚起了疑心，怀疑其中有诈，再后来就发现了个中秘密。终于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石、曾两人还来不及离开，肃反委员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黄克诚看着石、曾被五花大绑地带走，悲愤异常。当面和来人吵了起来，他操着湖南腔大声喊道：“这是滥杀无辜。”
然而，黄克诚的抗议声不但未能解救那两个连政治委员的性命，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不久，他的名字出现在要肃掉的人员名单之中。由于彭德怀的保护才使他幸免于难。据彭德怀的回忆：“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袁国平同志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师政委的职务，说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死。我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反对这一作法。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处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可以采取抓捕的办法来处理呢？” 肃反委员会无奈，只得将黄克诚释放，黄克诚又逃脱了一次死亡威胁。但黄克诚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仍然被撤销了，带兵作战的权力被剥夺了。
建宁战斗，黄克诚死里逃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黄克诚指挥攻打建宁县城的战斗。为便于指挥，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黄克诚大胆地把指挥所设在建宁城下，不料被城墙上的敌人发觉了。
敌人城墙上的两挺重机枪对着第三师的指挥所一阵猛扫。黄克诚由于视力差，未能发觉对准指挥所的枪口。不过，师长彭遨发现了。就在死神要把黄克诚夺去的一刹那，彭遨在后边把他拉了一把。这一把将黄克诚又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对于这次遇险，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亏得彭遨眼疾手快，他见敌人机枪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到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了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到一处掩体后面，冲我开玩笑地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准是个大官，敌人想捡个大便宜，差一点把我捎带上了。’”
团村激战，一颗子弹准确无误地飞向黄克诚的头部……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把持了临时中央，排挤了毛泽东的领导，依赖洋顾问李德，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战略战术，导致了中央红军的处境每况愈下，屡战屡败，人员锐减，根据地逐渐丧失，完全失去了机动回旋的余地。浒湾战斗失利，黄克诚受命继任红四师政委。黄克诚到任约半个月，红军终于抓住了一次战机。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七军团将敌人一个师孤立在黎昌附近的团村。
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的一个小盆地，距黎川城东约30公里。某日，敌2个师约12个团在团村东十余公里，另1个师3个团进抵团村东约1至3公里，此为敌第二梯队，敌3个师成倒品字形摆开，并构筑了工事、碉堡等。
同一时间，彭德怀指挥红军3个军团约5个师的兵力向敌发起了攻击。其中，红三军团预先布置1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攻，红二师、红三师和黄克诚、张锡龙率领的红四师隐蔽于敌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二三公里之外。狂妄之敌不曾想到红军像一只猛虎，就隐伏在他们身边火红的枫叶间。
敌第一梯队12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1个师正不紧不慢地构筑碉堡。攻击时间一到，三军团一部分在敌正面积极佯攻，黄克诚、张锡龙率领的四师和二师、三师同时猛插敌第二梯队。各种枪炮的混杂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之敌第二梯队顿时大乱，敌第一梯队也随之乱了起来。
团村战斗总攻发起之际，黄克诚、张锡龙并排站在前沿阵地的一个小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就在离他俩不远的侧面一座小山上却驻守着一股敌人。站在小山上过于暴露的他俩，没有发现近处的敌人，而敌人却发现了他俩，于是，罪恶的枪口对准了他俩。黄克诚第四次站在死亡线上。一同站在死亡线上的还有他的战友张锡龙。
敌人的机枪对准他俩扫了过来，一颗子弹准确无误地飞向黄克诚的头部。不过，子弹先穿透了张锡龙的头部，然后，又打在了黄克诚的眼镜片上。黄克诚回忆时说：“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赶忙蹲下身去摸眼镜，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拾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在下边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拣起眼镜一看，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的一副备用眼镜戴上，定神一看，张锡龙已经牺牲了。”
黄克诚又一次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
黄克诚崇尚实际，性格执拗、耿直，为坚持真理、保护同志，常常触怒上级，也多次险遇不测。
黄克诚多次身陷艰难险阻，多次徘徊在死亡线上。
平江混战，乱枪齐射，黄克诚滚下山坡
1930年7月，红三军团8000人集结平江城，敌以约7个团的兵力由长沙等不同方向，梯次进逼红三军团。彭德怀获悉敌情后，将红三军团主力移至平江城南10公里外之晋坑埋伏。待敌军向平江前进时，两翼伏兵齐出，奋起夹击，战斗相当惨烈，双方很快进入胶着状态，敌我双方部队都是多次被对方冲散，红三军团二支队长黄云桥也失散了，支队政委黄克诚只好一人指挥战斗。
七月的南方相当炎热，太阳烤焦了大地。硝烟和汗水早已模糊了黄克诚厚厚的深度眼镜片，没有时间擦拭，他看不清哪里是自己的部下，哪里是敌人的部队，只是模模糊糊地看着前方，感觉到周围到处是厮杀声。事实上，敌我早已混在一起，不能分辨清楚哪个是自己人，哪个是敌人。高度近视的黄克诚隐约看见前面上来了一支队伍，他便迎了上去，心想待弄清楚情况后再见机行事。然而黄克诚还没弄清楚对方，对方已弄清楚了朝着他们迎上来的这个人，好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糟了，敌人。黄克诚在死亡逼近的一刹那间头脑异常清醒。逃，已经来不及了。
黄克诚遭乱枪齐射之后滚下山坡的情况，他的警卫员在不远处一个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小警卫员哭哭啼啼跑回去报告说：“黄政委为国捐躯了。”
事实上，黄克诚在危急之下，出自本能，迅速卧倒在地并顺着山坡往下滚。由于敌人的枪响和他的卧倒几乎同时发生，从而令目睹者真假难辨。当然啦，黄克诚本人也是真假难辨，随着枪响，黄克诚感觉到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过，他似乎觉得那飞出枪口的子弹已经穿透了自己的身体，伴随着身体飞速向下滚动，鲜血此刻正在喷涌而出。
黄克诚的躯体在山岗下停止滚动，他自己好像感觉到还有知觉，于是稍稍地试着抬了一下胳膊，没想到还能抬起来，他又试着动了动腿，也居然听招呼，这让异常疲惫的黄克诚惊喜不已，气力便从丹田而生。黄克诚一骨碌爬起来，用手摸了摸全身，居然不曾受伤，只是帽子、挂包等随身之物早已不知去向，黄克诚觉得有点可惜，尤其是那副不可缺少的眼镜。没有眼镜的黄克诚模模糊糊看了看周围。周围一个活物也没有，枪声也已远去。黄克诚休息了一会儿，便爬起来摸索着向前走去。
天黑下来的时候，黄克诚爬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冈。山冈上长着一片小树林。他透过小树林隐约看见山冈的下边是一条公路，公路上有急速行进的队伍，但是，看不清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敌人。
这一次他不敢贸然行事。
后来黄克诚隐约看到，队伍中每个人胳膊上都佩带着袖标，那是红三军团的标记。他便大着胆子走出了树林，走进了公路上奔跑的队伍。
原来这场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红三军团终于击败了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敌人开始溃逃，红三军团各部正在追击逃窜的敌人。
当警卫员看见支队政委黄克诚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惊讶地道：“政委，你还活着啊！”黄克诚轻松地说：“我就那么容易死么！”这是黄克诚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的第一次遇险。
反对打“AB团”，险遭无辜杀害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但未能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AB团”是当前党和红军中最大的危险，从而把打“AB团”的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
时任红三军团四师三团政委的黄克诚是该团肃反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机枪连文书王平。打“AB团”伊始，黄克诚也是积极支持的，完全按照上级的部署进行。后来，由于被抓被杀的人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许多人昨天还是战友今天就变成了敌人，头天还是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勇士，第二天就被自己的同志杀害了。一时间搞得部队上上下下惊恐不安，人人自危。于是，黄克诚对打“AB团”运动开始怀疑了，后来进行了坚决抵制。王平回忆说：“黄克诚基于对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深刻理解，不相信红军中有那么多‘AB团’，不相信那些出身于淳朴农民家庭、为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是‘AB团’，因而对肃反持怀疑和消极态度。”
第一次打“AB团”运动中，红四师三团在红三军团中是最保守的，但也打掉了百余人。
不盲从是要付出代价的。所幸的是，黄克诚虽然对第一次打“AB团”运动进行了一些抵制，尽力保护了一些同志，但并未因此受到牵连。1931年1月，黄克诚被提升为红四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不久，黄克诚又奉命到红三师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又开始了第二次打“AB团”运动。黄克诚接到通知的当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他就看到那些在第一次打“AB团”运动中错杀的部下。一个一个血淋淋的人头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都睁着死不瞑目的眼睛向他喊冤叫屈。
怎么办？黄克诚自己问自己。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呢，还是尽力保护好部下？黄克诚陷入两难境地。他深知，如果照章办事，将会再次有许多部下含冤而去。但是，硬顶行吗？也显然是不行的。第一次打“AB团”的事实告诉他，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他一个师政委根本顶不住，还有可能被怀疑成“AB团”而遭不测。黄克诚思前想后，越想心情越沉重。
“见机行事，保护多少是多少！”黄克诚对自己说。不久，上级派来打“AB团”的特派员来到了三师。特派员黄克诚过去是认识的，每次见面之后，彼此都很客气。但是，这一次见面后黄克诚亲热地向他打招呼时，特派员的态度却很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寒暄几句，特派员就递给黄克诚一个三师“AB团”名单。看到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许多优秀干部的名字，他倒吸了一口气，飞快地思索着该怎么办。稍顷，他对特派员说：“你先休息一下吧，走了这么长的路，马上就要开饭了，咱们吃完饭再谈工作。”特派员对已略有名气的“老右倾”黄克诚不太放心，便对黄克诚说，我并不累，下午谈工作可以，开饭前的这段时间想和大家见一见面。黄克诚无奈，只好同意。黄克诚陪着特派员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三师的将士们并不知道他们又将面临着一次杀身之祸，尤其是何笃才，还主动和特派员打招呼呢？当天下午，黄克诚看着特派员把何笃才、盛农、周鉴几个人带走后，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涌上心头。黄克诚的不祥之兆很快得到了证实，何笃才等人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段时间，肃反委员会又带着一个所谓“AB团”分子名单来到三师，没有任何商量，就命令黄克诚照名单抓人。黄克诚要过名单看了一下，上面所列大多数是连队的基层干部，其中有两个连政治委员在三师的表现十分优秀。一个叫石元祥，另一个叫曾彬农，他们出身好，政治上坚定，对革命忠心耿耿，打起仗来既勇敢又灵活，可谓智勇双全。黄克诚生气地对来人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以前说是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现在你们带的这个名单上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他们怎么是反革命呢？”
“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一定要抓起来审查。”来人理直气壮地说。
师政委黄克诚只能说一说气话，肃反委员会坚决要抓人他是硬顶不住的。他没好气地喊来警卫员：“去把曾彬农、石元祥叫来。”警卫员答了一声“是”，就一路小跑不见了。
接下来便是长时间的沉默。黄克诚在生肃反大员的气，嫌他们乱捕乱杀，肃反大员也在生黄克诚的气，嫌他对肃反工作配合不力。因此，双方在沉默中对抗着，一直到警卫员又一路小跑着来到他们的身边。警卫员报告师政委，没有找着那两个人。来人很不痛快地离开了三师。肃反大员哪里知道，警卫员到连队后把师政委的话变成了：“上面来人抓你们，黄政委让你赶快往山上跑！”
黄克诚的话为什么会变调呢？这里面的秘密只有黄克诚和他的小警卫员知道。然而，肃反委员会是抓不到人不罢休的。后来又来过三师几次，都没有抓到石、曾二人。
石元祥、曾彬农，风声松一点，他们早出晚归；风声紧的时候，他们一连十几天都呆在山上，黄克诚偷偷派人往山上送饭。每逢打仗时就派人把他们找回来继续指挥战斗，仗一打完又像小偷似的躲在山上，死也不离开部队。对革命这样忠诚的同志是“AB团”分子吗？黄克诚认为不可能。肃反委员会则不是这样看问题，几次抓人未果，他们便对黄克诚起了疑心，怀疑其中有诈，再后来就发现了个中秘密。终于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石、曾两人还来不及离开，肃反委员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黄克诚看着石、曾被五花大绑地带走，悲愤异常。当面和来人吵了起来，他操着湖南腔大声喊道：“这是滥杀无辜。”
然而，黄克诚的抗议声不但未能解救那两个连政治委员的性命，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不久，他的名字出现在要肃掉的人员名单之中。由于彭德怀的保护才使他幸免于难。据彭德怀的回忆：“1931年冬，我赴瑞金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袁国平同志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黄克诚师政委的职务，说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死。我返抵军团司令部后（我当时是前委书记）坚决反对这一作法。认为机会主义不能当成反革命一样处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可以采取抓捕的办法来处理呢？” 肃反委员会无奈，只得将黄克诚释放，黄克诚又逃脱了一次死亡威胁。但黄克诚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仍然被撤销了，带兵作战的权力被剥夺了。
建宁战斗，黄克诚死里逃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黄克诚指挥攻打建宁县城的战斗。为便于指挥，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黄克诚大胆地把指挥所设在建宁城下，不料被城墙上的敌人发觉了。
敌人城墙上的两挺重机枪对着第三师的指挥所一阵猛扫。黄克诚由于视力差，未能发觉对准指挥所的枪口。不过，师长彭遨发现了。就在死神要把黄克诚夺去的一刹那，彭遨在后边把他拉了一把。这一把将黄克诚又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对于这次遇险，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亏得彭遨眼疾手快，他见敌人机枪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到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了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到一处掩体后面，冲我开玩笑地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准是个大官，敌人想捡个大便宜，差一点把我捎带上了。’”
团村激战，一颗子弹准确无误地飞向黄克诚的头部……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把持了临时中央，排挤了毛泽东的领导，依赖洋顾问李德，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战略战术，导致了中央红军的处境每况愈下，屡战屡败，人员锐减，根据地逐渐丧失，完全失去了机动回旋的余地。浒湾战斗失利，黄克诚受命继任红四师政委。黄克诚到任约半个月，红军终于抓住了一次战机。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七军团将敌人一个师孤立在黎昌附近的团村。
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的一个小盆地，距黎川城东约30公里。某日，敌2个师约12个团在团村东十余公里，另1个师3个团进抵团村东约1至3公里，此为敌第二梯队，敌3个师成倒品字形摆开，并构筑了工事、碉堡等。
同一时间，彭德怀指挥红军3个军团约5个师的兵力向敌发起了攻击。其中，红三军团预先布置1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攻，红二师、红三师和黄克诚、张锡龙率领的红四师隐蔽于敌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二三公里之外。狂妄之敌不曾想到红军像一只猛虎，就隐伏在他们身边火红的枫叶间。
敌第一梯队12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1个师正不紧不慢地构筑碉堡。攻击时间一到，三军团一部分在敌正面积极佯攻，黄克诚、张锡龙率领的四师和二师、三师同时猛插敌第二梯队。各种枪炮的混杂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之敌第二梯队顿时大乱，敌第一梯队也随之乱了起来。
团村战斗总攻发起之际，黄克诚、张锡龙并排站在前沿阵地的一个小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就在离他俩不远的侧面一座小山上却驻守着一股敌人。站在小山上过于暴露的他俩，没有发现近处的敌人，而敌人却发现了他俩，于是，罪恶的枪口对准了他俩。黄克诚第四次站在死亡线上。一同站在死亡线上的还有他的战友张锡龙。
敌人的机枪对准他俩扫了过来，一颗子弹准确无误地飞向黄克诚的头部。不过，子弹先穿透了张锡龙的头部，然后，又打在了黄克诚的眼镜片上。黄克诚回忆时说：“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赶忙蹲下身去摸眼镜，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拾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在下边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拣起眼镜一看，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的一副备用眼镜戴上，定神一看，张锡龙已经牺牲了。”
黄克诚又一次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