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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中国古代田园诗歌，很多人会徜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远与美丽，也会沉吟于“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雅兴与画意。而稼穑之难，老农之苦，却被诗人和读者，在诗情画意中惬意地忘记了。
一、中国田园诗的源头
中国是农耕大国，农业文明是我们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中华民族对土地的敬畏与热爱，对农民的理解与亲近，是我们民族共同情感的鲜明特点。闻一多先生说“诗”字有三个含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1]其中“记录”之说，正可从《七月》一诗得到说明，因此“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恰好是田园诗歌最恰当的“诠释”。通过读诗，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从春夏到秋冬的繁重劳作，可以听到农民“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心酸忧叹，所以钱钟书先生说：“《诗经》里《豳风》中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艰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作用;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园田居》等的启示，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2]因此，中国最早的田园诗应是“三农”版的，而陶渊明所开创的是“士大夫”版的，后世的诗人和读者，基本上都走上了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创作和欣赏的道路。
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我国古代田园诗里面的主要题材，《七月》一诗，体现出了朴素的“三农”情怀。“田园”就是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稼穑之地，耕地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也世世代代延续着“背灼炎天光”“汗滴禾下土”的躬耕之苦， 泥土气和血汗气是田园诗天然的味道，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写作传统，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在泥土里。然而，“挂印归来”的陶渊明，却将我国田园诗引向了别的道路，旖旎成别样风光。
二、陶渊明對中国田园诗的改版
陶渊明，由于其真正“归隐”而开时代风气之先。陶渊明以繁华落尽见真纯的诗才，创造了诗歌恬淡优美的意境，为我国田园诗塑造了有别于《七月》的新的田园诗形象：田园牧歌。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然”，那是远离政治仕宦的清静胜地，青青的草，悠悠的歌，是其浪漫美妙格调。以至于绝大多数的读者，直接将田园诗歌与陶渊明对应起来，说到田园诗，想起陶渊明，讲起陶渊明，指向田园诗，这样的对应，无疑是掐掉了田园诗歌的头的，是断了田园诗歌与“三农”的脐带血脉的，正印证了“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3]的判断。
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4]，他不是真正的农民，他的田园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农夫生活，那是“圣之清者”的文化生活，那是“隐逸”版本的田园生活，那是一种高蹈姿态的体验式农村生活，不是原住农民养家糊口居家过日子的田园生活。田园生活其实并非只有“鸡犬相闻”声，还有“手持文书的里正”们敲门声催粮要款的呵斥声，因此田园从来不是远离政治的净土，不是“复得返自然”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这里不光地主横行，盘剥佃客，地方官吏也兴风作浪，催款要粮，鱼肉百姓，农民永无宁日，他们深重的忧苦，使得他们绝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5]面对无休止的催粮要款，他们解脱自己的办法也绝不是关起院门，饮酒赏菊，微吟“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生活的重负之下，农民是不懂浪漫的，哪怕连用言语安慰农民，陶渊明也是不肯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正是明证吗？
这样说来是归隐的陶潜避实就虚，改写了田园诗歌的底色，将田园诗歌改版成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轻快与闲适的“隐逸”版本，让后人心生无限向往之情。这一方面改变了读者对田园诗的认识，一方面也开了士大夫彰显高蹈姿态、抒写闲情异趣的风气之先，这种风气，又因陶渊明高洁的人品和丰腴的创作而渐成气候，从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到白居易、柳宗元以及梅尧臣等等，追踪者何止一二，“隐逸”版本的或曰士大夫版本的田园诗歌，就这样成为了居庙堂之高者“放浪形骸之外”、缓解官场疲劳、释放仕途压力，甚至温润人性和心灵的“湘西世界”，从此田园诗歌的“三农”属性和色彩被“隐逸”掉了。钱钟书先生直接指出“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么又绿又软，羊多么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木通牧女怎样在尘世的干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6]确是一语中的。
这也就是后世读者读到陶渊明的“带月荷锄归”时，为什么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洒脱闲适，甚至浪漫，继而沉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渐至妙悟的意境、感受一种“无我之境”的深远与沁静，而不会感到早出晚归的劳作与辛苦地原因。陶渊明写景，确如王国维所讲，达于“不隔”;但他所抒发的田园情感，总感到不属于真正的农村，总觉得书卷气重了些，泥土味少了点，诗里缺少了田园里一些最普遍的东西，有终是“隔矣”[7]之感。将这种与稼穑之事“终隔一层”的田园诗扭转过来的，是南宋诗人范成大。
三、范成大的“三农”情怀
当田园诗歌与农夫躬耕南亩渐行渐远，成为了士大夫记载闲适人生、抒写道学情怀的阳春白雪时，像《七月》这样反映“三农”的田园诗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8]至有唐一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张藉，尽管都写农民之疾苦辛劳，但由于“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9]至于王维、孟浩然，更是以一种俯视的、事不关己地抛开农事的姿态来写农村自然风光，他们的眼里是没有泥腿子的农民的，他们来到农村，是玩味山水文化、是吟赏烟霞风光，把麦田落叶、虫鸣鸟叫“作为诗人静谧心境外化而出现的”[10]，既非“采风”，更非“躬耕”，也是算不得真正的田园诗的。而“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细节”。“桑麻菽麦之景，耕耘纺织之事，生计艰难的心酸，丰年收获的欢乐，这一切才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内容，诗歌的主人公也已由隐士转变为农人。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11] 准确地说，是范成大改造了陶渊明改版后的士大夫田园诗，让田园诗在自己手里和《诗经》中的《七月》接续起来，“昼出耕田夜绩麻”“家家打稻趁霜晴”“胡蝶双双入菜花”“近来湖面亦收租”这才是田园诗本来的面目：亲切、繁忙、质朴、清新、真实。
范成大的“三农”情怀与他的政治经历有关。范成大中进士后，出任徽州司户参军，使他能够了解基层百姓现状，民间疾苦，他开始以“效王建”的形式，写了《田家留客行》《催租行》等四首悯农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尤其后来写的《后催租行》，直接揭露官府压榨百姓，佃客卖儿鬻女，犹无活路的悲惨生活。“从乾道八年到淳煕九年期间，范成大四任疆臣大吏，不时出巡各地，因而周知风土人情，边防阨寒，民生疾苦，所以诗中反映的生活面就比较广阔，而且写得真切清新。”[12]后来，范成大因劳成疾，先后五次上书请求退休，约在淳煕九年秋，回到石湖别墅，开始了他将近十年的田园生活。“这十年中，他生活在农村，创作了一批农家诗和风土节序诗，使他成了著名的田园诗人。”[13]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长达六十首，“这一组诗，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江南水乡农民的劳动场景，日常生活和他们的乐趣和苦处。这在古代田园诗中是别具一格的。”[14]《四时田园杂兴》所写之景，菜花桃杏，风雨霜晴，真实亲切;所写之事，耕田绩麻，采菱种瓜，繁忙紧张;所抒之情，租船输斛之苦，无力买田之难，连枷雷动之乐，出之肺腑，动人心魄。这和以往“或寄托自己闲逸的感情，或嗟叹农民艰辛的生活，却始终处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也正是范成大对田园诗的独特贡献”。[15]
范成大田园诗向传统田园诗的回归，是从揭露南宋苛政重税开始发力的。范成大出使金国，曾直面金世宗，义正辞严地提出废除“跪拜受书礼”的要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成大是一个节义凛然、铁骨铮铮之人。因此，在朝为官的他，对“权贵夺田，以为己有”[16]的朝廷沉疴，深恶痛绝;对“飽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17]的百姓苦境，直言不避，敢于揭露。南宋“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18]“奸民豪族”公然强占农民佃客耕种开辟的田地，“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民无以遂其生”[19]现象，范成大诗歌中都有记载。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之十一中写道：“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春日田园杂兴》之七中也写道：“不着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农民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出现了南宋历史上“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20]的咄咄怪事，朝廷的苛政猛虎，土地乱象，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成为了范成大田园诗里最可“观”，最可“怨”的内容，因此，我们说范成大田园诗是对《诗经》开创的中国田园诗“三农”传统的回归。这种对农民对农村的真挚情怀，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观刈麦》中所表达的是同情关心是相同的。
范成大在《冬日田园杂兴》之十中写道：“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傍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南宋的苛捐杂税比起以往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出现了“地主让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21]的畸形现象，官爷成了地主的走狗，这在宋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接连不断的租税，几乎将农民逼上绝路。地主在收租剥削时，不但大斗收租，而且对租米的质量有苛刻的规定，不准稍湿，而且规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之十二说：“租船满载侯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揭示，“佃客必须以两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壳了”。[22]“语气冷隽，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并不亚于白居易诗的大声疾呼”[23]。
知稼穑之苦，怜老农之苦，这是范成大田园诗的底色，也是中国田园诗的传统精神。而陶渊明之“性本爱丘山”，那“爱”是归隐者的情怀，那“丘”是文人骚客的田园，是文人寄托志向的精神归宿地，绝不是真正的农村和农民面貌，因此他所写的一系列“归园田居”的诗歌，那是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陶渊明坚守“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人生信仰的宣言，是“圣之清者”“清琴横床，半壶浊酒”[24]的高蹈与自适，那是替自己找到了安放心灵的“丘山”，也是为很多失意文人找到安放心灵的“田园”，也是为徘徊中的中国诗歌找到了新的出路，陶渊明其人其诗，离开自然的真田园越远，就将隐逸的田园营造得越诗意悠然，这是陶渊明在中国文化上出现的意义，那么，其改版《诗经》构建的田园诗歌，不但是无过的，且是宝贵的，更是美的，这与其说是诗歌的幸事，文学的幸事，毋宁说是中国文化的幸事。
这样言说，似对范成大不恭，但陶渊明所处时代在前，名气又大，此种情形下，范成大还能越过陶渊明和诸多陶渊明的追随者，独独追步《诗经·七月》，来一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成就了范成大，也中兴了南宋诗歌，那么范成大对田园诗“三农”传统的回归，意义在田园诗歌，也不拘囿于田园诗歌矣，这也是不失公允的结论了。
参考文献：
[1]傅道彬、于茀：《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238页.
[2][3][6]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4年7月，第312页.第311页.第312页.
[4]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97页。
[5][2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3月，第50页.第6页.
[7]王国维：《人间词话》，山西国际出版社，2002年6月，第24页.
[8][9][10][11][2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第151页.
[12][13][14][15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340页.第341页.第345页.第348页.
[16][17][18][19][20][21][22]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384页.360页.383页.385页.402页.396页.395页.
一、中国田园诗的源头
中国是农耕大国，农业文明是我们中华早期文明的曙光，中华民族对土地的敬畏与热爱，对农民的理解与亲近，是我们民族共同情感的鲜明特点。闻一多先生说“诗”字有三个含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1]其中“记录”之说，正可从《七月》一诗得到说明，因此“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恰好是田园诗歌最恰当的“诠释”。通过读诗，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从春夏到秋冬的繁重劳作，可以听到农民“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心酸忧叹，所以钱钟书先生说：“《诗经》里《豳风》中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艰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作用;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园田居》等的启示，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2]因此，中国最早的田园诗应是“三农”版的，而陶渊明所开创的是“士大夫”版的，后世的诗人和读者，基本上都走上了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创作和欣赏的道路。
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我国古代田园诗里面的主要题材，《七月》一诗，体现出了朴素的“三农”情怀。“田园”就是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稼穑之地，耕地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也世世代代延续着“背灼炎天光”“汗滴禾下土”的躬耕之苦， 泥土气和血汗气是田园诗天然的味道，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写作传统，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在泥土里。然而，“挂印归来”的陶渊明，却将我国田园诗引向了别的道路，旖旎成别样风光。
二、陶渊明對中国田园诗的改版
陶渊明，由于其真正“归隐”而开时代风气之先。陶渊明以繁华落尽见真纯的诗才，创造了诗歌恬淡优美的意境，为我国田园诗塑造了有别于《七月》的新的田园诗形象：田园牧歌。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然”，那是远离政治仕宦的清静胜地，青青的草，悠悠的歌，是其浪漫美妙格调。以至于绝大多数的读者，直接将田园诗歌与陶渊明对应起来，说到田园诗，想起陶渊明，讲起陶渊明，指向田园诗，这样的对应，无疑是掐掉了田园诗歌的头的，是断了田园诗歌与“三农”的脐带血脉的，正印证了“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3]的判断。
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4]，他不是真正的农民，他的田园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农夫生活，那是“圣之清者”的文化生活，那是“隐逸”版本的田园生活，那是一种高蹈姿态的体验式农村生活，不是原住农民养家糊口居家过日子的田园生活。田园生活其实并非只有“鸡犬相闻”声，还有“手持文书的里正”们敲门声催粮要款的呵斥声，因此田园从来不是远离政治的净土，不是“复得返自然”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这里不光地主横行，盘剥佃客，地方官吏也兴风作浪，催款要粮，鱼肉百姓，农民永无宁日，他们深重的忧苦，使得他们绝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5]面对无休止的催粮要款，他们解脱自己的办法也绝不是关起院门，饮酒赏菊，微吟“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生活的重负之下，农民是不懂浪漫的，哪怕连用言语安慰农民，陶渊明也是不肯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正是明证吗？
这样说来是归隐的陶潜避实就虚，改写了田园诗歌的底色，将田园诗歌改版成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轻快与闲适的“隐逸”版本，让后人心生无限向往之情。这一方面改变了读者对田园诗的认识，一方面也开了士大夫彰显高蹈姿态、抒写闲情异趣的风气之先，这种风气，又因陶渊明高洁的人品和丰腴的创作而渐成气候，从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到白居易、柳宗元以及梅尧臣等等，追踪者何止一二，“隐逸”版本的或曰士大夫版本的田园诗歌，就这样成为了居庙堂之高者“放浪形骸之外”、缓解官场疲劳、释放仕途压力，甚至温润人性和心灵的“湘西世界”，从此田园诗歌的“三农”属性和色彩被“隐逸”掉了。钱钟书先生直接指出“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么又绿又软，羊多么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木通牧女怎样在尘世的干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6]确是一语中的。
这也就是后世读者读到陶渊明的“带月荷锄归”时，为什么首先感到的是一种洒脱闲适，甚至浪漫，继而沉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渐至妙悟的意境、感受一种“无我之境”的深远与沁静，而不会感到早出晚归的劳作与辛苦地原因。陶渊明写景，确如王国维所讲，达于“不隔”;但他所抒发的田园情感，总感到不属于真正的农村，总觉得书卷气重了些，泥土味少了点，诗里缺少了田园里一些最普遍的东西，有终是“隔矣”[7]之感。将这种与稼穑之事“终隔一层”的田园诗扭转过来的，是南宋诗人范成大。
三、范成大的“三农”情怀
当田园诗歌与农夫躬耕南亩渐行渐远，成为了士大夫记载闲适人生、抒写道学情怀的阳春白雪时，像《七月》这样反映“三农”的田园诗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8]至有唐一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张藉，尽管都写农民之疾苦辛劳，但由于“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9]至于王维、孟浩然，更是以一种俯视的、事不关己地抛开农事的姿态来写农村自然风光，他们的眼里是没有泥腿子的农民的，他们来到农村，是玩味山水文化、是吟赏烟霞风光，把麦田落叶、虫鸣鸟叫“作为诗人静谧心境外化而出现的”[10]，既非“采风”，更非“躬耕”，也是算不得真正的田园诗的。而“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细节”。“桑麻菽麦之景，耕耘纺织之事，生计艰难的心酸，丰年收获的欢乐，这一切才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内容，诗歌的主人公也已由隐士转变为农人。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11] 准确地说，是范成大改造了陶渊明改版后的士大夫田园诗，让田园诗在自己手里和《诗经》中的《七月》接续起来，“昼出耕田夜绩麻”“家家打稻趁霜晴”“胡蝶双双入菜花”“近来湖面亦收租”这才是田园诗本来的面目：亲切、繁忙、质朴、清新、真实。
范成大的“三农”情怀与他的政治经历有关。范成大中进士后，出任徽州司户参军，使他能够了解基层百姓现状，民间疾苦，他开始以“效王建”的形式，写了《田家留客行》《催租行》等四首悯农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尤其后来写的《后催租行》，直接揭露官府压榨百姓，佃客卖儿鬻女，犹无活路的悲惨生活。“从乾道八年到淳煕九年期间，范成大四任疆臣大吏，不时出巡各地，因而周知风土人情，边防阨寒，民生疾苦，所以诗中反映的生活面就比较广阔，而且写得真切清新。”[12]后来，范成大因劳成疾，先后五次上书请求退休，约在淳煕九年秋，回到石湖别墅，开始了他将近十年的田园生活。“这十年中，他生活在农村，创作了一批农家诗和风土节序诗，使他成了著名的田园诗人。”[13]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长达六十首，“这一组诗，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江南水乡农民的劳动场景，日常生活和他们的乐趣和苦处。这在古代田园诗中是别具一格的。”[14]《四时田园杂兴》所写之景，菜花桃杏，风雨霜晴，真实亲切;所写之事，耕田绩麻，采菱种瓜，繁忙紧张;所抒之情，租船输斛之苦，无力买田之难，连枷雷动之乐，出之肺腑，动人心魄。这和以往“或寄托自己闲逸的感情，或嗟叹农民艰辛的生活，却始终处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也正是范成大对田园诗的独特贡献”。[15]
范成大田园诗向传统田园诗的回归，是从揭露南宋苛政重税开始发力的。范成大出使金国，曾直面金世宗，义正辞严地提出废除“跪拜受书礼”的要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成大是一个节义凛然、铁骨铮铮之人。因此，在朝为官的他，对“权贵夺田，以为己有”[16]的朝廷沉疴，深恶痛绝;对“飽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17]的百姓苦境，直言不避，敢于揭露。南宋“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18]“奸民豪族”公然强占农民佃客耕种开辟的田地，“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民无以遂其生”[19]现象，范成大诗歌中都有记载。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之十一中写道：“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春日田园杂兴》之七中也写道：“不着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农民无地可种，无以为生，出现了南宋历史上“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20]的咄咄怪事，朝廷的苛政猛虎，土地乱象，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成为了范成大田园诗里最可“观”，最可“怨”的内容，因此，我们说范成大田园诗是对《诗经》开创的中国田园诗“三农”传统的回归。这种对农民对农村的真挚情怀，和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观刈麦》中所表达的是同情关心是相同的。
范成大在《冬日田园杂兴》之十中写道：“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傍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南宋的苛捐杂税比起以往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出现了“地主让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21]的畸形现象，官爷成了地主的走狗，这在宋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接连不断的租税，几乎将农民逼上绝路。地主在收租剥削时，不但大斗收租，而且对租米的质量有苛刻的规定，不准稍湿，而且规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之十二说：“租船满载侯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揭示，“佃客必须以两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壳了”。[22]“语气冷隽，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并不亚于白居易诗的大声疾呼”[23]。
知稼穑之苦，怜老农之苦，这是范成大田园诗的底色，也是中国田园诗的传统精神。而陶渊明之“性本爱丘山”，那“爱”是归隐者的情怀，那“丘”是文人骚客的田园，是文人寄托志向的精神归宿地，绝不是真正的农村和农民面貌，因此他所写的一系列“归园田居”的诗歌，那是不愿与世同流合污的陶渊明坚守“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人生信仰的宣言，是“圣之清者”“清琴横床，半壶浊酒”[24]的高蹈与自适，那是替自己找到了安放心灵的“丘山”，也是为很多失意文人找到安放心灵的“田园”，也是为徘徊中的中国诗歌找到了新的出路，陶渊明其人其诗，离开自然的真田园越远，就将隐逸的田园营造得越诗意悠然，这是陶渊明在中国文化上出现的意义，那么，其改版《诗经》构建的田园诗歌，不但是无过的，且是宝贵的，更是美的，这与其说是诗歌的幸事，文学的幸事，毋宁说是中国文化的幸事。
这样言说，似对范成大不恭，但陶渊明所处时代在前，名气又大，此种情形下，范成大还能越过陶渊明和诸多陶渊明的追随者，独独追步《诗经·七月》，来一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成就了范成大，也中兴了南宋诗歌，那么范成大对田园诗“三农”传统的回归，意义在田园诗歌，也不拘囿于田园诗歌矣，这也是不失公允的结论了。
参考文献：
[1]傅道彬、于茀：《文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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