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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坚持认为，我的动脉要比一般人大一些，强壮一些。在我十三岁时，我就已经长到1.96米。对于那些年纪轻轻就长得高高大大的人而言，所有的东西都变大了一号。我的脚很大，手很大，动脉和心脏也很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好。
直到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破碎了，全都变了。
在2005年芝加哥的选秀训练营中，以及最后我被湖人选中尚未通过了体检之前，我的动脉突然间又长大了。消息传出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突然之间，我的身体情况似乎不能再继续打球了，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有很大几率会出现非常糟糕的事情。也许，我会突然间死掉，再也不可能回到球场，回到我还没有欣赏够的世界。
我永远不会忘记湖人队医约翰·莫在训练馆里对我说的话，那么直接，听上去残酷极了。“听好了孩子，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现在立刻停止打球，因为你的血液比正常人稀释很多，所以不建议你从事剧烈运动。第二，立刻做手术，这样的话，你或许还有机会重新回到NBA，回到球场。”
我没有多想：“好的，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
其实，在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根本不知道心脏全开手术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多疼？会不会很复杂？我才不在乎，我15岁就离开家在法国篮球学校练球，我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职业球员。为了实现梦想，我为此付出了太多，这让我的童年生活彻底消失，与家人的联系少之又少。没有正常童年的我，一下就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我为了向我爱的人证明自己的离开是值得的，为了证明我能成为最好的，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当我听说只有手术才能让我回到球场时，我才不会在乎太多，我想要回到球场。这不是只为我自己，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所有马丁尼克岛上的孩子们，我要用我的行动向他们证明，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东西都比别人大，所以，我没有更多选择。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妈妈为我操碎了心。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给她打电话，对她说：“妈妈，我要做个心脏手术。”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不能对她说太多。我知道她在乎什么，妈妈也知道我在乎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妈妈总是会不断督促我成长，她能让我将所有的压抑都释放出来，我对她无话不说。可这一次，妈妈知道我真的不想说了，不过，妈妈尊重了我。
在家人面前，我总是假装坚强，做到这一点太难了。给妈妈打完电话后，我给爸爸也打了电话，我对他说了实情，因为我想听听他的建议。爸爸对我说，他宁可不要该死的冠军，也不要我搭上健康。爸爸想让我知道，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对他有多重要。如果我真的要接受手术，那么在诸多风险面前，一定要仔细权衡。对他而言，活着比篮球重要，而且，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在经历心脏手术后，还能重新回到NBA。
恰恰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我的内心反倒轻松了。我很清楚，我必须对医生实话实说，而我的主治医生克雷格·米勒真的是给了我信心，他修复了我的动脉，让我重新回到了球场。现在看来，我对当时的决定感觉好极了，但在当时，在手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的身体还是给了我不小的打击。我走进会场，看到无数相机闪光灯，都对准了我，我当时就想，我到底干了什么？这么大动静！我向大伙承认，我害怕死亡，但如果真有什么能阻止我打球，也只剩下死亡了。
几个月后，我还需要再接受两个手术。在第一个手术中，因为血栓，我的心脏一度停跳了一段时间。大概六小时后，医生们把我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然后过了一会又重新把我推了进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心脏为什么停跳，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拒绝让病情的消息传到我这。说实话，那段时间里我真的快把自己逼疯了，在熬过了最痛苦的时期后，生命一下就变得豁亮了。
妈妈极尽所能地来保护我，但她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我当时的女友，我的大学室友布莱恩·麦克尔森，我大学时期的助理教练汤米·弗洛伊德，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保守秘密，不让我知道病情有多么严重。
和大多数病人一样，我是最后一个了解到事情真相的。但没关系，因为我真的感觉自己能被这么多人爱护，实在是太美妙了。弗莱德·阿德建武就像是我生命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哥一样，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告诉过他，我手术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眼睛还没有睁开，还看不清谁站在我面前时，就听到了他的声音。“兄弟，你感觉好点没有？”而我的反应是，“谁？谁在说话？弗莱德？是你吗？”
说真的，在我康复的过程中，他真的给我带来了太大的帮助，让我妈妈的压力小了很多，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真的是在关心我，而不仅仅是关心我球打得怎么样。
手术之后，我在斯波坎市进行恢复，没用多久的工夫，我就能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们坐在一起吃饭了，回想起来，这居然是第一次全家在一起吃饭。我的父母在我五岁时就离婚了，所以，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全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家庭生活经历。欢声笑语，一切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亲情是那么的无价，感觉真是好极了。
对湖人，除了感激之外我无以为报。当我的体检最终出了问题之后，湖人本来没有义务支付我的手术费用，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巴斯博士。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出钱帮助我，在一大串帮助我重返球场的人员名单中，湖人绝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我想，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在我效力湖人期间，每次打完主场比赛，我都会在主席酒廊里看看巴斯博士，我想确认的是，我是否真的能够认出他是谁。我们见面之后，不用说太多话，他知道我为什么去看他，他总会看着我说“：孩子，有我在呢！你就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手术期间，我曾告诉总经理库普切克把球衣带到医院来。我的病房阳光很充足，他看着我当时的脖子上插满了管子的模样，没说什么。我咬着牙对他说“：我保证一定会让‘21’这个号码成为骄傲。”他那时候并不相信我，我明白原因，因为接受心脏手术后重新回到球场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也许，库普切克知道我会重新站起来，尽管手术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的后背上文着“never lose faith（信念永在）”，所以，每一天我都在积极尝试着康复，我能动胳膊时很兴奋，能自己系鞋带时很兴奋，每件事情都让我感到快乐。
手术几周后，我联系到了弗莱德·霍伊博格，他经历过心脏手术，在我之前的三周，他才完成的手术，我遇到的问题，他全都遇到了。在康复的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无所畏惧，所以，2013年我加盟森林狼后，我特意选择了霍伊博格的号码，而不是我以前一直在穿的21号。当然，另一个原因是，21是属于加内特，出于尊重，我也不会选择 21。
康复很艰难，大约四个月后，我才重新回到球场，在训练对抗中，队友们和我不断撞击，我记得有一次夸梅·布朗撞到我胸口，我直接摔在地上，队友们当时都吓傻了。不过，我一点事都没有。
其实，很长时间里，菲尔·杰克逊对我也很谨慎，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我训练。不过，最终我还是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2006年2月8日，对阵休斯敦火箭，比赛没剩下几分钟。菲尔看了看比赛进程，又看了看我：“罗尼，你想打球吗？”这还用说吗！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能够和很多好球员一起打球，我和科比、勒布朗、安东尼、韦德、波什、比卢普斯、大加索尔打过球，而且，在我生命里给我帮助的教练更多，有菲尔·杰克逊、老尼尔森、阿德尔曼、迈克·丹特尼以及斯波尔斯特拉。回想起来，我想引用马丁·劳伦斯的一句话：“好好经营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时钟转不动再说。”
是的，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想感谢的人很多，根本数不过来，不过，我在想，十年之后，当我的心脏病成了不再那么重要的背景之后，我终于可以努力做我自己了，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
直到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破碎了，全都变了。
在2005年芝加哥的选秀训练营中，以及最后我被湖人选中尚未通过了体检之前，我的动脉突然间又长大了。消息传出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突然之间，我的身体情况似乎不能再继续打球了，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有很大几率会出现非常糟糕的事情。也许，我会突然间死掉，再也不可能回到球场，回到我还没有欣赏够的世界。
我永远不会忘记湖人队医约翰·莫在训练馆里对我说的话，那么直接，听上去残酷极了。“听好了孩子，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现在立刻停止打球，因为你的血液比正常人稀释很多，所以不建议你从事剧烈运动。第二，立刻做手术，这样的话，你或许还有机会重新回到NBA，回到球场。”
我没有多想：“好的，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
其实，在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根本不知道心脏全开手术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多疼？会不会很复杂？我才不在乎，我15岁就离开家在法国篮球学校练球，我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职业球员。为了实现梦想，我为此付出了太多，这让我的童年生活彻底消失，与家人的联系少之又少。没有正常童年的我，一下就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我为了向我爱的人证明自己的离开是值得的，为了证明我能成为最好的，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当我听说只有手术才能让我回到球场时，我才不会在乎太多，我想要回到球场。这不是只为我自己，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所有马丁尼克岛上的孩子们，我要用我的行动向他们证明，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东西都比别人大，所以，我没有更多选择。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妈妈为我操碎了心。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给她打电话，对她说：“妈妈，我要做个心脏手术。”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我不能对她说太多。我知道她在乎什么，妈妈也知道我在乎什么，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妈妈总是会不断督促我成长，她能让我将所有的压抑都释放出来，我对她无话不说。可这一次，妈妈知道我真的不想说了，不过，妈妈尊重了我。
在家人面前，我总是假装坚强，做到这一点太难了。给妈妈打完电话后，我给爸爸也打了电话，我对他说了实情，因为我想听听他的建议。爸爸对我说，他宁可不要该死的冠军，也不要我搭上健康。爸爸想让我知道，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对他有多重要。如果我真的要接受手术，那么在诸多风险面前，一定要仔细权衡。对他而言，活着比篮球重要，而且，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在经历心脏手术后，还能重新回到NBA。
恰恰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我的内心反倒轻松了。我很清楚，我必须对医生实话实说，而我的主治医生克雷格·米勒真的是给了我信心，他修复了我的动脉，让我重新回到了球场。现在看来，我对当时的决定感觉好极了，但在当时，在手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的身体还是给了我不小的打击。我走进会场，看到无数相机闪光灯，都对准了我，我当时就想，我到底干了什么？这么大动静！我向大伙承认，我害怕死亡，但如果真有什么能阻止我打球，也只剩下死亡了。
几个月后，我还需要再接受两个手术。在第一个手术中，因为血栓，我的心脏一度停跳了一段时间。大概六小时后，医生们把我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然后过了一会又重新把我推了进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心脏为什么停跳，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拒绝让病情的消息传到我这。说实话，那段时间里我真的快把自己逼疯了，在熬过了最痛苦的时期后，生命一下就变得豁亮了。
妈妈极尽所能地来保护我，但她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我当时的女友，我的大学室友布莱恩·麦克尔森，我大学时期的助理教练汤米·弗洛伊德，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保守秘密，不让我知道病情有多么严重。
和大多数病人一样，我是最后一个了解到事情真相的。但没关系，因为我真的感觉自己能被这么多人爱护，实在是太美妙了。弗莱德·阿德建武就像是我生命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哥一样，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告诉过他，我手术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眼睛还没有睁开，还看不清谁站在我面前时，就听到了他的声音。“兄弟，你感觉好点没有？”而我的反应是，“谁？谁在说话？弗莱德？是你吗？”
说真的，在我康复的过程中，他真的给我带来了太大的帮助，让我妈妈的压力小了很多，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真的是在关心我，而不仅仅是关心我球打得怎么样。
手术之后，我在斯波坎市进行恢复，没用多久的工夫，我就能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们坐在一起吃饭了，回想起来，这居然是第一次全家在一起吃饭。我的父母在我五岁时就离婚了，所以，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全家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家庭生活经历。欢声笑语，一切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亲情是那么的无价，感觉真是好极了。
对湖人，除了感激之外我无以为报。当我的体检最终出了问题之后，湖人本来没有义务支付我的手术费用，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巴斯博士。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出钱帮助我，在一大串帮助我重返球场的人员名单中，湖人绝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我想，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在我效力湖人期间，每次打完主场比赛，我都会在主席酒廊里看看巴斯博士，我想确认的是，我是否真的能够认出他是谁。我们见面之后，不用说太多话，他知道我为什么去看他，他总会看着我说“：孩子，有我在呢！你就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手术期间，我曾告诉总经理库普切克把球衣带到医院来。我的病房阳光很充足，他看着我当时的脖子上插满了管子的模样，没说什么。我咬着牙对他说“：我保证一定会让‘21’这个号码成为骄傲。”他那时候并不相信我，我明白原因，因为接受心脏手术后重新回到球场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也许，库普切克知道我会重新站起来，尽管手术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的后背上文着“never lose faith（信念永在）”，所以，每一天我都在积极尝试着康复，我能动胳膊时很兴奋，能自己系鞋带时很兴奋，每件事情都让我感到快乐。
手术几周后，我联系到了弗莱德·霍伊博格，他经历过心脏手术，在我之前的三周，他才完成的手术，我遇到的问题，他全都遇到了。在康复的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无所畏惧，所以，2013年我加盟森林狼后，我特意选择了霍伊博格的号码，而不是我以前一直在穿的21号。当然，另一个原因是，21是属于加内特，出于尊重，我也不会选择 21。
康复很艰难，大约四个月后，我才重新回到球场，在训练对抗中，队友们和我不断撞击，我记得有一次夸梅·布朗撞到我胸口，我直接摔在地上，队友们当时都吓傻了。不过，我一点事都没有。
其实，很长时间里，菲尔·杰克逊对我也很谨慎，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我训练。不过，最终我还是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2006年2月8日，对阵休斯敦火箭，比赛没剩下几分钟。菲尔看了看比赛进程，又看了看我：“罗尼，你想打球吗？”这还用说吗！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能够和很多好球员一起打球，我和科比、勒布朗、安东尼、韦德、波什、比卢普斯、大加索尔打过球，而且，在我生命里给我帮助的教练更多，有菲尔·杰克逊、老尼尔森、阿德尔曼、迈克·丹特尼以及斯波尔斯特拉。回想起来，我想引用马丁·劳伦斯的一句话：“好好经营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时钟转不动再说。”
是的，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想感谢的人很多，根本数不过来，不过，我在想，十年之后，当我的心脏病成了不再那么重要的背景之后，我终于可以努力做我自己了，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