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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河北省威县，枣园乡潘店小学的远程同步互动课堂上，近日，学生们借助信息化教学设备，通过屏幕和邢台市小学生同上一堂课，他们时而倾听，时而欢动。琅琅书声中，城乡间的天然距离被瞬间拉近。
如此灵动而美好的场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分组讨论中，辽宁省盤锦市实验中学校长魏书生不曾也不敢设想。
魏书生清晰地记得，当时来自教育战线的代表，只要谈到办学，谈的都是困难，农村学校面临的困难更严重。当时大家就提议，应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遗憾的是，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到十三大报告定稿时，只写进了“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的表述。
显然，魏书生们的遗憾没有延续。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随之正式开启国家意志层面的教育优先发展时代。
2017年秋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对教育事业作出新的全面部署，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把“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我们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中的一个方面，深刻指出，“这是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来之不易，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教育优先发展，一段并不激昂的表述，却执着穿过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一路走来，每一个足迹都弥足珍贵。
教育优先发展破土而出
1977年冬天，19岁的朱永新走入了高考考场。
此前一年多，高中毕业后的朱永新先是给泥瓦匠打下手，又当翻沙工，还去过码头扛包卸货。直到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传来，朱永新豁然发现前方的光亮。
如今已是民进中央副主席的朱永新，是当年大学录取的27万人之一。朱永新记得，因为对学历和年龄要求宽松，同学间年龄差距大。当年班上两个同学报到时，老师问年纪小的同学：他是不是你父亲？
回忆起那个年代，朱永新依然感到心绪难平：“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青年人重启了改变人生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知识和教育重获尊严，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或许积蓄已久的渴望，等待的就是回应呼唤的契机。
1977年8月，北京。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如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阶梯上回望，在教育改革发展的浪涛中，1977年恢复高考更像是一个隐喻，一次让国家和民族重新正视知识、教育价值的回归，一次面向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新出发。
于是，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时，教育事业始终都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的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此后，教育优先发展写入了每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延续着这一重要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
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着重就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提出了要求：2007年实现西部地区“两基”目标。“这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此后温家宝多次强调。
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着极其艰苦的条件和特殊困难。当时410个未实现“两基”的攻坚县（含兵团）中，有215个贫困县，309个少数民族县，51个边境县，普遍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
转瞬之间，2007年的“限期”如期而至。2007年11月28日，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忍不住几度落泪。
她想起4年来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整个过程，深感不易的同时，兴奋和喜悦也溢于言表。这年，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实现西部教育的历史性巨变。
实际上，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两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小学教育还没有普及。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义务教育法》。
整个90年代，中国的教育都在追问一个百年夙愿：何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让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走进学校？
据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回忆，“两基”真正从宏图成为国家行动是在1994年。在当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两基”以1996年、1998年、2000年的时间节点立下了军令状。
山东德州曾是全国42个经济贫困地区之一，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7.4亿元，在“普九”攻坚的3年间，共拨出8.6亿元投入教育。在完成“普九”前，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得新建楼堂馆所。
听说村里建学校，德城区袁桥乡牌子村老人赵俊杰捐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1 000元钱。齐河县焦庙镇姜堂村农民姜立洪身患食道癌，却执意将自己的100元救命钱交到村支书手里……
物资匮乏的年代，人心充满期待。优先发展教育，刻在了这些有温度的历史细节里。
随后几年，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两免一补”、免除全国农村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岗计划”等密集出台。陈小娅说：“一系列政策系统设计、整体推进，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为西部‘两基’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财政保障。” 从目标确立到完成，短短4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显示出的超常规速度，是自上到下集体意志与智慧的结果。
筑牢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石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漫步农村，墙垒上，依稀可见曾经用红漆刷的标语。如今，影响一个时代的口号，正从墙上走下来，走进学校，走进教学点，走进教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宁德。習近平任地委书记时，闽东还是贫困地区，各项事业都需要大开发、都需要大投入，对于各方面尚在起步的地方政府来说，若是对教育事业投入多点儿，别的地方财力就会吃紧。但习近平看得更远：“办教育，要舍得花时间，舍得花精力，舍得下本钱。”
对于黑龙江省漠河市教育局局长冯广庆来说，教育优先发展绝不是一句口号那么苍白，而是触手可及、带着温度的深刻变化。
漠河，一座以林业经济为主的边境小城。上世纪70年代初，响应国家建设大兴安岭的号召，冯广庆跟随父亲来到茫茫林海深处的漠河。随着林业资源的减少，经济发展放缓，投入教育的资金也相应减少。当年，漠河教师的工资按照林业标准执行，受林业经济影响，教师的工资偏低，教师流失问题严重。
教育优先发展体现在“三个优先”，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这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给出了明确论述，同时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保证“三个优先”，并尽快形成科学规范的制度。随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相关政策的通知》相继发布。之后，漠河市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持续增长。2012年，漠河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了GDP的4%。同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1 994亿元，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
教育投入增加了，新的小学、幼儿园教学楼在漠河拔地而起，班级和实验室的教学设备得到更新，“三通”网络工程接入校园。由于提高了教师待遇，漠河优秀教师留下来了，带动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外地就读的学生逐渐“回流”。
2001年5月，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各省份政府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齐聚北京，他们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解决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坦承，举办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宁可少上几个项目，宁可把盖办公大楼的标准降低一点，也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基础教育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调整起步——由实际上的乡镇举办，转变到政府举办，即“以县为主”。“人民教育人民办”真正转到了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轨道。
然而，各个方面的建设都需要用钱，地方财政也困难，于是，“勒紧裤腰带保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标语和口号，成为那个年代优先保障教育的历史见证。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更准确的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
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柳斌回忆，这条规定，最初国务院法制局提请全国人大讨论的修改草案中，只有“统筹”，并无“落实”两字。这意味着，义务教育经费政府还是包不下来。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反复讨论，与国务院法制局、教育部和财政部反复商量，才最终加入了“落实”。
王湛记得，2001年，有的省里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未做安排，学校连买粉笔的钱都没有。有的省政府作出决定，每生每学期5元。钱虽然少，但起码开始起步了。
如今，城乡义务教育的生均公用经费达到了600元以上。“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王湛感叹道。
从先到优的历史跨越
2018年3月，聚焦全国两会的目光会发现，“促进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汇。
从“优先发展”到“公平”“质量”，历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关键词的跨越中，共和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将被引领进一个怎样的新时代？
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社会转型中，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民族的嬗变。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大家共度第30个教师节。离开时，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前聚集了近500名学生，在一众的欢送口号中，“教师万岁”显得格外响亮。
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南门附近，重新挂起了印有“教师万岁”的横幅。在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4名学生每人举起一个方块字，拼起了“教师万岁”几个字。
30余年过去，“教师万岁”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并不断被提起，它提醒着人们，重视教师就是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祖国才有未来。
展望未来时，我们总不忘回顾过往，因为过往的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探索，带给未来的是滋养和光明，对于跨越时代发展、执着前行的“教育优先发展”尤是如此。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再次强调科技与教育的重要性。
1995年5月底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要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事业。科教兴国，是继1956年“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又一块里程碑。
1995年，“211工程”启动。第二年，潘建伟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2016年8月16日凌晨，世界首个量子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前的30秒，潘建伟紧张得双手合十。“十三四年的时间里，团队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千万要天道酬勤。”回忆起人生中这不确定的几十秒钟，潘建伟眼里噙满泪水。中国站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领域的最前沿。
中国的教育发展也面临一次次转折。
1999年6月，高校扩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两大举措实施。
随着近160万名学子走入大学校门，高等教育开启从精英到大众的路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则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教育理念和改革主张的凝结，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中国已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以改革为动力，重点高校正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以需求为导向，地方院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40年来，优先发展教育，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1992年，从北京回到辽宁的魏书生看到老师们激动地谈起十四大报告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他感到，“教育正迎来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
2018年，在基层教育行政岗位上工作多年的冯广庆看到了不同时代对教育发展的不同要求：“社会发展和进步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不再满足于量的目标，更要实现质的提升。”
从“优先发展”，到“优质均衡”，再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随着时代要求而变迁，但初衷不改。而“教育优先发展”，仍会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不曾停歇的步伐，穿越时代的界限，在一代代国人对知识、人才的渴望中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
（来源：《中国教育报》 记者王家源 柴葳）
如此灵动而美好的场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分组讨论中，辽宁省盤锦市实验中学校长魏书生不曾也不敢设想。
魏书生清晰地记得，当时来自教育战线的代表，只要谈到办学，谈的都是困难，农村学校面临的困难更严重。当时大家就提议，应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遗憾的是，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到十三大报告定稿时，只写进了“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的表述。
显然，魏书生们的遗憾没有延续。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随之正式开启国家意志层面的教育优先发展时代。
2017年秋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对教育事业作出新的全面部署，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把“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我们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中的一个方面，深刻指出，“这是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来之不易，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教育优先发展，一段并不激昂的表述，却执着穿过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一路走来，每一个足迹都弥足珍贵。
教育优先发展破土而出
1977年冬天，19岁的朱永新走入了高考考场。
此前一年多，高中毕业后的朱永新先是给泥瓦匠打下手，又当翻沙工，还去过码头扛包卸货。直到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传来，朱永新豁然发现前方的光亮。
如今已是民进中央副主席的朱永新，是当年大学录取的27万人之一。朱永新记得，因为对学历和年龄要求宽松，同学间年龄差距大。当年班上两个同学报到时，老师问年纪小的同学：他是不是你父亲？
回忆起那个年代，朱永新依然感到心绪难平：“恢复高考不仅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青年人重启了改变人生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知识和教育重获尊严，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或许积蓄已久的渴望，等待的就是回应呼唤的契机。
1977年8月，北京。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如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阶梯上回望，在教育改革发展的浪涛中，1977年恢复高考更像是一个隐喻，一次让国家和民族重新正视知识、教育价值的回归，一次面向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新出发。
于是，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时，教育事业始终都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的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此后，教育优先发展写入了每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延续着这一重要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
2001年1月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
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着重就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提出了要求：2007年实现西部地区“两基”目标。“这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此后温家宝多次强调。
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着极其艰苦的条件和特殊困难。当时410个未实现“两基”的攻坚县（含兵团）中，有215个贫困县，309个少数民族县，51个边境县，普遍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
转瞬之间，2007年的“限期”如期而至。2007年11月28日，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忍不住几度落泪。
她想起4年来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整个过程，深感不易的同时，兴奋和喜悦也溢于言表。这年，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实现西部教育的历史性巨变。
实际上，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两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小学教育还没有普及。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义务教育法》。
整个90年代，中国的教育都在追问一个百年夙愿：何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让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走进学校？
据教育部原副部长王湛回忆，“两基”真正从宏图成为国家行动是在1994年。在当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两基”以1996年、1998年、2000年的时间节点立下了军令状。
山东德州曾是全国42个经济贫困地区之一，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7.4亿元，在“普九”攻坚的3年间，共拨出8.6亿元投入教育。在完成“普九”前，机关事业单位一律不得新建楼堂馆所。
听说村里建学校，德城区袁桥乡牌子村老人赵俊杰捐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1 000元钱。齐河县焦庙镇姜堂村农民姜立洪身患食道癌，却执意将自己的100元救命钱交到村支书手里……
物资匮乏的年代，人心充满期待。优先发展教育，刻在了这些有温度的历史细节里。
随后几年，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两免一补”、免除全国农村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岗计划”等密集出台。陈小娅说：“一系列政策系统设计、整体推进，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为西部‘两基’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财政保障。” 从目标确立到完成，短短4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显示出的超常规速度，是自上到下集体意志与智慧的结果。
筑牢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石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漫步农村，墙垒上，依稀可见曾经用红漆刷的标语。如今，影响一个时代的口号，正从墙上走下来，走进学校，走进教学点，走进教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宁德。習近平任地委书记时，闽东还是贫困地区，各项事业都需要大开发、都需要大投入，对于各方面尚在起步的地方政府来说，若是对教育事业投入多点儿，别的地方财力就会吃紧。但习近平看得更远：“办教育，要舍得花时间，舍得花精力，舍得下本钱。”
对于黑龙江省漠河市教育局局长冯广庆来说，教育优先发展绝不是一句口号那么苍白，而是触手可及、带着温度的深刻变化。
漠河，一座以林业经济为主的边境小城。上世纪70年代初，响应国家建设大兴安岭的号召，冯广庆跟随父亲来到茫茫林海深处的漠河。随着林业资源的减少，经济发展放缓，投入教育的资金也相应减少。当年，漠河教师的工资按照林业标准执行，受林业经济影响，教师的工资偏低，教师流失问题严重。
教育优先发展体现在“三个优先”，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这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给出了明确论述，同时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保证“三个优先”，并尽快形成科学规范的制度。随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相关政策的通知》相继发布。之后，漠河市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持续增长。2012年，漠河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了GDP的4%。同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1 994亿元，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
教育投入增加了，新的小学、幼儿园教学楼在漠河拔地而起，班级和实验室的教学设备得到更新，“三通”网络工程接入校园。由于提高了教师待遇，漠河优秀教师留下来了，带动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外地就读的学生逐渐“回流”。
2001年5月，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各省份政府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齐聚北京，他们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解决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坦承，举办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宁可少上几个项目，宁可把盖办公大楼的标准降低一点，也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基础教育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调整起步——由实际上的乡镇举办，转变到政府举办，即“以县为主”。“人民教育人民办”真正转到了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轨道。
然而，各个方面的建设都需要用钱，地方财政也困难，于是，“勒紧裤腰带保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标语和口号，成为那个年代优先保障教育的历史见证。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更准确的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
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柳斌回忆，这条规定，最初国务院法制局提请全国人大讨论的修改草案中，只有“统筹”，并无“落实”两字。这意味着，义务教育经费政府还是包不下来。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反复讨论，与国务院法制局、教育部和财政部反复商量，才最终加入了“落实”。
王湛记得，2001年，有的省里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未做安排，学校连买粉笔的钱都没有。有的省政府作出决定，每生每学期5元。钱虽然少，但起码开始起步了。
如今，城乡义务教育的生均公用经费达到了600元以上。“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王湛感叹道。
从先到优的历史跨越
2018年3月，聚焦全国两会的目光会发现，“促进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汇。
从“优先发展”到“公平”“质量”，历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关键词的跨越中，共和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将被引领进一个怎样的新时代？
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社会转型中，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民族的嬗变。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大家共度第30个教师节。离开时，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前聚集了近500名学生，在一众的欢送口号中，“教师万岁”显得格外响亮。
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南门附近，重新挂起了印有“教师万岁”的横幅。在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4名学生每人举起一个方块字，拼起了“教师万岁”几个字。
30余年过去，“教师万岁”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并不断被提起，它提醒着人们，重视教师就是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祖国才有未来。
展望未来时，我们总不忘回顾过往，因为过往的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探索，带给未来的是滋养和光明，对于跨越时代发展、执着前行的“教育优先发展”尤是如此。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再次强调科技与教育的重要性。
1995年5月底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要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事业。科教兴国，是继1956年“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又一块里程碑。
1995年，“211工程”启动。第二年，潘建伟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2016年8月16日凌晨，世界首个量子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前的30秒，潘建伟紧张得双手合十。“十三四年的时间里，团队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千万要天道酬勤。”回忆起人生中这不确定的几十秒钟，潘建伟眼里噙满泪水。中国站在了远距离量子通信领域的最前沿。
中国的教育发展也面临一次次转折。
1999年6月，高校扩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两大举措实施。
随着近160万名学子走入大学校门，高等教育开启从精英到大众的路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则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教育理念和改革主张的凝结，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中国已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以改革为动力，重点高校正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以需求为导向，地方院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
2013年9月25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40年来，优先发展教育，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1992年，从北京回到辽宁的魏书生看到老师们激动地谈起十四大报告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他感到，“教育正迎来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
2018年，在基层教育行政岗位上工作多年的冯广庆看到了不同时代对教育发展的不同要求：“社会发展和进步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不再满足于量的目标，更要实现质的提升。”
从“优先发展”，到“优质均衡”，再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随着时代要求而变迁，但初衷不改。而“教育优先发展”，仍会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不曾停歇的步伐，穿越时代的界限，在一代代国人对知识、人才的渴望中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
（来源：《中国教育报》 记者王家源 柴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