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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恩怨怨二十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出笼”的？为什么会牵涉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形成全国性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整整半个世纪以来，这一连串的问题曾困扰过许多中国人。
想要解开这个谜，恐怕还得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说起。
30年代在上海，胡风与周扬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周扬、胡风各举一旗，进步文艺的阵营被两个口号一分为二。
对于周扬与胡风这两个人，鲁迅曾有过一个比较：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我们不是当事人，更没有直接与周扬和胡风接触，对于他们那时的为人知道得就更少，当然就只能以鲁迅先生所写为实，因为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是不会说假话的。这些文字，都出自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何曾会想到，二十年以后，正是这个曾被他称赞的胡风，竟成了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头子呢？
建国之后，周扬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而胡风的工作却迟迟未落实。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二是《文艺报》负责人；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辦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但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
胡风听后很震惊。
不过，固执的胡风还是向胡乔木谈了自己心中的忧虑。
胡风认为，自从建国后，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在一些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问题，这样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例如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白区文艺工作基本上没有肯定，同时还有所贬低。在这些文艺负责人眼里，除了解放区的文艺之外，别的文艺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认。在文艺理论上，也是一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此发展下去，会直接地影响到建国后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胡乔木没有同意胡风的这些看法，当即进行了驳斥。“二胡”相见，谈得并不投机。
太固执、太天真的胡风几天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
胡乔木回答说，关于组织问题，可以给予考虑。可是，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使胡风退却了。
胡风见胡乔木对此事说得平淡，并没有劝他赶快解决的意思。再加上上次谈话中提到他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与共产党的看法不一样等话，使胡风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这样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呢？
后来他又曾为此找过负责作家协会党组织工作的丁玲，丁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哩！
敏感的胡风认为这是作为党员作家的丁玲在拒绝自己。
为着新中国的成立曾激情满怀地写出过《欢乐颂》的胡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
这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胡风在“进入新社会”之前所始料未及的，他毫无一点思想准备。
1950年3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上发表了一篇批判阿垅诗论的文章，题目叫《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3月1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对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批判。
党中央机关报，版面是寸“土”寸金，而在短短的时间里针对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惜版面接连发表了两篇批判的文章，这在过去是少有的。
这不能不引起阿垅的紧张。
3月21日，阿垅立刻给《人民日报》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本以为认错了，检讨了，事情就可能结束。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作为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地区的文艺干部作报告时，对阿垅自我批判的文章感到很气愤，说这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
据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说，当时周扬用手指着讲话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的一把坐着，你好好坐着就是了。如果你不满意，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
这里首次提到了“小集团”。一场历史悲剧缓缓拉开了序幕。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紧接着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1951年11月17日，中国文联召开会议，做出了开展文艺整风的决定。
这个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
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明显感到了一种压力。胡风在北京给上海的张中晓邮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公安机关查获。
信中写道：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个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
胡风这里所说的“图腾”的小册子，当然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认为是有的人在利用学习“讲话”和整风的机会，以此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胡风一直都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从事着进步的文艺事业，有的只是一身正义的骨气，他没有来自延安的同行们对于“整风”的体验和了解，有着各种复杂的心情也是正常的，也是能够叫人理解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说是文章，实际上是公布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私人信件的摘抄。
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前面写了一段文字，对胡风周围的作家们用了“反共文艺集团”的称呼。
这是继周扬之后，再次提到了“集团”二字，不过这次远比周扬上次的“小集团”的称呼要厉害得多，因为前面加了“反共”二字。胡风的一些文艺主张，在这里被冠上了“胡风思想”，而他多年以来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也被冠上了“反共活动”帽子。
我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经常要读一读这些文字，以利于“提高觉悟”。舒芜所写的这些，显然是经过有关部门和有关重要人物审阅过了的。
在发表舒芜的这些材料之前，《人民日报》有一个编者按，这些熟悉的语言，是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中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样的按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也就是说关于胡风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不再是文艺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更不再是胡风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继续了，这里被完全变成了一场严肃得令人可怕的政治斗争。
我在“胡风专案”的有关材料中发现，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次他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当时“胡风专案”的一些内部材料分析，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
由于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周恩来指示的很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曾找胡风谈过两次。
据胡风后来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
在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风本人也真诚地做了检讨，但这个检讨离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也是相当的激烈，胡风本人也为此做过辩护。但是现有的一切辩护有什么用呢？这只能是越辩越“黑”，因为天真、好强、喜欢争辩的胡风到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明白，这个目标是早已锁定了的。
胡风仍然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在对他发难。上面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绝不会同意这些做法，也不会同意这些對自己的批判。他总想着能有一个机会，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坦诚地阐述自己对建国初期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求得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和对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处于困惑和苦恼中的胡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胡风虽然最后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写这封上书中共中央的信，但在信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经过他的许多友人共同研究过的。
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初稿到此已基本成形，其许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看了，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与建议。
正在专心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与朋友的这些正常的通信后来都被公安机关查获，也有的被朋友们在压力下交了出来，成为他和朋友们新的罪证。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办公室。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接待了他。习仲勋热情地与胡风握手，并询问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习仲勋手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东西，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习仲勋能够将它转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习仲勋看了一下标题，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胡风写给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报告一共二十七万多字，以后人们都习惯地将其称为三十万言书。
灾难即将降临
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上去以后，感到了一身的轻松。
对于未来，对于三十万言书的最终结果，他开始是乐观的。
他深信上面的领导会明察秋毫，早已发现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相信他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深信不久的将来，对于建国初期的文艺界以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就会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1954年10月27日，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上去三月之后，曾给张中晓写有一封长信，信中称：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水拍）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个很不平凡的视角，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在“文艺报”身上，二则有些人（像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全会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这里所说的“铜墙铁壁”是指继俞平伯的“《红楼梦》批判”之后，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好比铜墙铁壁，必须打破。胡风在这里所说的“二十多万字的东西”，就是他亲手送去的那份报告。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胡风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对于自己和朋友们的大好的形势很快就要到来，为了迎接这种胜利，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当前的斗争。
此时的胡风在兴奋中不停地忙碌着，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认为有错误的理论和行为进行有力的抨击。
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胡风对于自己的发言是满意的，对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以后的形势是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上面领导人的肯定，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批评由周扬负责领导的文艺界，批评由冯雪峰担任主编的《文艺报》，他的发言正是适合了当前发展形势，因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未有过的满足。
他毕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诗人，在这种“胜利”面前，竟忘记了一切。
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郭沫若和茅盾在会上也进行了同样的发言。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对于胡风的批判再次升级为政治斗争。
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公安部联合成立胡风案件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
（摘自《大家文摘报》07.08.31）B11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出笼”的？为什么会牵涉到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形成全国性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整整半个世纪以来，这一连串的问题曾困扰过许多中国人。
想要解开这个谜，恐怕还得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说起。
30年代在上海，胡风与周扬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周扬、胡风各举一旗，进步文艺的阵营被两个口号一分为二。
对于周扬与胡风这两个人，鲁迅曾有过一个比较：
……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我们不是当事人，更没有直接与周扬和胡风接触，对于他们那时的为人知道得就更少，当然就只能以鲁迅先生所写为实，因为我们相信鲁迅先生是不会说假话的。这些文字，都出自于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何曾会想到，二十年以后，正是这个曾被他称赞的胡风，竟成了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头子呢？
建国之后，周扬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而胡风的工作却迟迟未落实。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二是《文艺报》负责人；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辦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但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
胡风听后很震惊。
不过，固执的胡风还是向胡乔木谈了自己心中的忧虑。
胡风认为，自从建国后，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在一些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问题，这样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例如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白区文艺工作基本上没有肯定，同时还有所贬低。在这些文艺负责人眼里，除了解放区的文艺之外，别的文艺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认。在文艺理论上，也是一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此发展下去，会直接地影响到建国后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胡乔木没有同意胡风的这些看法，当即进行了驳斥。“二胡”相见，谈得并不投机。
太固执、太天真的胡风几天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
胡乔木回答说，关于组织问题，可以给予考虑。可是，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使胡风退却了。
胡风见胡乔木对此事说得平淡，并没有劝他赶快解决的意思。再加上上次谈话中提到他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与共产党的看法不一样等话，使胡风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这样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呢？
后来他又曾为此找过负责作家协会党组织工作的丁玲，丁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哩！
敏感的胡风认为这是作为党员作家的丁玲在拒绝自己。
为着新中国的成立曾激情满怀地写出过《欢乐颂》的胡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
这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胡风在“进入新社会”之前所始料未及的，他毫无一点思想准备。
1950年3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上发表了一篇批判阿垅诗论的文章，题目叫《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3月1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对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批判。
党中央机关报，版面是寸“土”寸金，而在短短的时间里针对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惜版面接连发表了两篇批判的文章，这在过去是少有的。
这不能不引起阿垅的紧张。
3月21日，阿垅立刻给《人民日报》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本以为认错了，检讨了，事情就可能结束。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作为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地区的文艺干部作报告时，对阿垅自我批判的文章感到很气愤，说这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
据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说，当时周扬用手指着讲话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的一把坐着，你好好坐着就是了。如果你不满意，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
这里首次提到了“小集团”。一场历史悲剧缓缓拉开了序幕。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紧接着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1951年11月17日，中国文联召开会议，做出了开展文艺整风的决定。
这个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
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明显感到了一种压力。胡风在北京给上海的张中晓邮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公安机关查获。
信中写道：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个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
胡风这里所说的“图腾”的小册子，当然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认为是有的人在利用学习“讲话”和整风的机会，以此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胡风一直都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从事着进步的文艺事业，有的只是一身正义的骨气，他没有来自延安的同行们对于“整风”的体验和了解，有着各种复杂的心情也是正常的，也是能够叫人理解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说是文章，实际上是公布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私人信件的摘抄。
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前面写了一段文字，对胡风周围的作家们用了“反共文艺集团”的称呼。
这是继周扬之后，再次提到了“集团”二字，不过这次远比周扬上次的“小集团”的称呼要厉害得多，因为前面加了“反共”二字。胡风的一些文艺主张，在这里被冠上了“胡风思想”，而他多年以来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也被冠上了“反共活动”帽子。
我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经常要读一读这些文字，以利于“提高觉悟”。舒芜所写的这些，显然是经过有关部门和有关重要人物审阅过了的。
在发表舒芜的这些材料之前，《人民日报》有一个编者按，这些熟悉的语言，是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中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样的按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也就是说关于胡风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不再是文艺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更不再是胡风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继续了，这里被完全变成了一场严肃得令人可怕的政治斗争。
我在“胡风专案”的有关材料中发现，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次他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当时“胡风专案”的一些内部材料分析，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
由于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周恩来指示的很多细节我都已忘记了，但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曾找胡风谈过两次。
据胡风后来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
在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风本人也真诚地做了检讨，但这个检讨离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也是相当的激烈，胡风本人也为此做过辩护。但是现有的一切辩护有什么用呢？这只能是越辩越“黑”，因为天真、好强、喜欢争辩的胡风到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明白，这个目标是早已锁定了的。
胡风仍然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在对他发难。上面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绝不会同意这些做法，也不会同意这些對自己的批判。他总想着能有一个机会，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坦诚地阐述自己对建国初期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求得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和对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处于困惑和苦恼中的胡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据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胡风虽然最后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写这封上书中共中央的信，但在信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经过他的许多友人共同研究过的。
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初稿到此已基本成形，其许多朋友通过各种方式都已看了，并对此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与建议。
正在专心写作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与朋友的这些正常的通信后来都被公安机关查获，也有的被朋友们在压力下交了出来，成为他和朋友们新的罪证。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办公室。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接待了他。习仲勋热情地与胡风握手，并询问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习仲勋手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东西，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习仲勋能够将它转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习仲勋看了一下标题，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胡风写给党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报告一共二十七万多字，以后人们都习惯地将其称为三十万言书。
灾难即将降临
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上去以后，感到了一身的轻松。
对于未来，对于三十万言书的最终结果，他开始是乐观的。
他深信上面的领导会明察秋毫，早已发现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相信他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深信不久的将来，对于建国初期的文艺界以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就会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1954年10月27日，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上去三月之后，曾给张中晓写有一封长信，信中称：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水拍）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个很不平凡的视角，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在“文艺报”身上，二则有些人（像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全会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这里所说的“铜墙铁壁”是指继俞平伯的“《红楼梦》批判”之后，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好比铜墙铁壁，必须打破。胡风在这里所说的“二十多万字的东西”，就是他亲手送去的那份报告。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胡风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对于自己和朋友们的大好的形势很快就要到来，为了迎接这种胜利，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当前的斗争。
此时的胡风在兴奋中不停地忙碌着，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认为有错误的理论和行为进行有力的抨击。
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胡风对于自己的发言是满意的，对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以后的形势是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上面领导人的肯定，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批评由周扬负责领导的文艺界，批评由冯雪峰担任主编的《文艺报》，他的发言正是适合了当前发展形势，因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未有过的满足。
他毕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诗人，在这种“胜利”面前，竟忘记了一切。
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郭沫若和茅盾在会上也进行了同样的发言。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对于胡风的批判再次升级为政治斗争。
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公安部联合成立胡风案件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
（摘自《大家文摘报》07.08.31）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