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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初年末，寒风袭人，在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的新闻出版总署办公楼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了记者专访。
“这五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可以说发生了大改革、大发展、实现了大变化、大跨越。”柳斌杰说。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柳斌杰如数家珍，回顾了新闻出版业取得的斐然成绩，更描绘了新闻出版作为产业所蕴含的光明前景。
四年前，柳斌杰开始掌舵新闻出版总署。很快，这位当过工人，下过矿井，办过企业的专家型官员，即以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形象享誉新闻出版界。他的鲜明的市场意识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没有市场谈何阵地？”这句柳斌杰最喜挂在嘴边的话，将市场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梳理得分外清晰。
深化改革成为近年新闻出版业响亮的主旋律。其中，分清公益性与经营性的不同属性，将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成为新闻出版单位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亦被视为加入国际文化竞争的必由之路。
站在“十二五”的起点，回望过去，柳斌杰深感欣慰：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出版、发行领域转企改制率先完成。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也于去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地方和高校出版单位已完成转企改制，除个别地区外，发行单位转制也基本完成。截至2010年12月31日，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核销所有事业编制共18000多名，其中106家出版社已规范完成转企改制。
以产业视角衡量，改革成就更是斐然。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达到1万3千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改变文化生产的模式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启动开始到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经全部完成转企改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了？
柳斌杰：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央一直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2003年开始试点，选了35家单位进行试点。在2006年全面推开，要把重点放在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上，特别是中央专门成立了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领导小组，可见这个工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间是一个中心环节。
“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是最大的亮点，始终走在文化体制改革前列，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消除，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创造力。经营性图书、音像出版单位基本完成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10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制，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45家新闻出版企业成功上市，总市值达到5700亿元。从2009开始，在2010年全部完成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148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这项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到的人员有几万人，涉及到的社保投入的经费达20亿多，是非常巨大的艰巨的工程，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我们需要下那么大力气、必须做这样的改变呢？
柳斌杰：这就是要改变我们文化生产的模式。由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把文化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只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考虑它作为本身行业的生产、发展的规律。第二，是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这些单位由国家完全养起来，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活力，竞争机制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创新能力不够。由于这种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它没有进入市场竞争，所以它没有创新、创造的思想来指导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年复一年。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就跟当前的市场机制游离了。别的门类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发展，而我们这个行业游离了市场经济。
另外，现在人民群众接受的信息，阅读的知识门类广泛。可以说是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需要我们出版单位提供适合各个门类，各种人群、各种文化程度、各种职业、各种文艺欣赏水平的文化，文化由政府计划的模式全部都落后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出版市场是一个以跨国出版公司为主导的、开放的、竞争的市场。而我们这种体制、这种方式不能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出不来。我们在世界的话语权没有主导，所以我们文化生产力解放不出来，人的创造能量发挥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改造我们的体制机制，确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文化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你曾经说过不仅要换汤而且要换药，还要把药罐子都砸碎了。您这样说是想传达什么呢？
柳斌杰：就是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因為它生产的是一种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生产得好，才能生产得多。如果我们违背了它的规律，过分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否定了一般的规律性，它是不能持续的，也不能持久的。我们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改革它，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领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这个观念变不了。
通过五年改革，400多万人砸掉了铁饭碗，走向了市场，在竞争中发展，这就是巨大的变化。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会更加理解这个问题。“十一五”期间，图书品种增加到了135.8万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从先秦到民国一共生产了110万种书。我们这五年，平均每个人达到了26种书。这个生产能力不是改革是做不到的，过去一个出版社出上百种书都出不来，现在四五百，上千种都能出来。图书品种增加，图书的发行量也大增。“十一五”期间，我国日报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中我国内地占了25席；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位，五年累计发行2000万册以上的10种图书中，我国就占3种；我国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居世界第三位。这些重要的门类在国际上都居于前位，应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财经国家周刊》：您多次提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传播力就是竞争力，要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升我国的传播力”。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传播力有哪些变化？
柳斌杰：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借助现代化媒体和数字传播手段，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和实施一系列工程，进一步稳固了主流媒体的地位，加强新闻信息的传播能力。各种传播载体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巨大的发布平台，节点多、覆盖面广，时效性、传播质量和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技术变化是重要因素。传统媒体适应数字化、现代化，与时俱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之前，互联网是个人、公司办的，因此我们发愁，传统媒体如何适应网络。然而，我们的传统媒体，每几年局面就有大改变。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央媒的国际影响力比过去大大增强，覆盖面广了，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设了传播中心、记者站和发布点，记者更是遍布全球各地；图书期刊已经进入193个国家公共图书馆；报纸的发行范围已扩大到了八九十个国家，发行量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广播、电视的多语种覆盖也越来越广。
在出版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举个例子，我们每年参加40多个国际书展，过去仅是租几个展位，只有几个重点区域受人关注；现在，中国展位已然成为国际书展的一个中心，外国参展商常常团团围着中国参展商，我们办的大型活动也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之一。现在好多书也能进入国际市场甚至进入排行榜前几名。法兰克福书展、希腊书展等中国都是主宾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影响大了，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吸引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传媒感兴趣。
一句话，通过传统转型，在流通流域的努力，再加上新传播手段的使用，我国文化的整体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在提升我国的文化传播力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
柳斌杰：虽然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话语主导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很少能提出关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很少能提出全世界关心的、能变成世界议论中心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就需要“创新”。我认为，创新不足是出版业整体的文化国际影响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缺乏时代感的创新精神，就推不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新闻、好图书、好艺术作品。我们的故事没讲好，拿不出好东西来，只能大量引进外国的书，也就不可能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这五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始终是新闻出版工作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手段创新，等等。我相信，凭借我们现在的基础，再加上内容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抓住时代精神的本质，提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推出引人注目的新闻出版作品。
版权贸易逆差在缩小
《财经国家周刊》：内容建设一直是我们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短板之一。我国目前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情况如何？
柳斌杰：在版权贸易方面，五年间我们成功实现了大跨越。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的7.2∶1转变为2009年的3.3∶1，逆差明显缩小。出现这些变化，因素很多。
中央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将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作为“五大战略”之一。这几年，各个出版单位，特别是大集团对国际版权高度重视，推出一些精品力作，适合外国人引进出版的项目不断增多。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大家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了解中国的故事和中國的发展奇迹。这几年，版权引进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主要引进中国经典著作等传统文化和中医、功夫、烹饪等特色文化，现在则主要引进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书籍，包括重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中国的书籍等。而且，引进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汉语圈国家居多，现在则主要是西方国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当然，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多下工夫，提高我们在更多领域的出版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期间，总署将采取哪些改革措施，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出版物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柳斌杰：总署将继续深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和“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在产品、渠道和资本三大方面推进“走出去”工作取得新进展。
力争到“十二五”末，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数字出版产品的出口额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物出口数量和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刷外贸加工规模总量为“十一五”末的两倍，占全国印刷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走出去”龙头企业；培养一批外向型高层次的新闻出版专业人才；基本形成覆盖广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新闻出版“走出去”的新格局，使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您谈到了培养专业人才问题。当前，随着传播工具、传播手段的不断变化，新闻出版行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请问，在“十二五”期间，从政府管理工作的角度，有没有培养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考虑？
柳斌杰：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行业与工业不一样，工业是流水线设计，设计一旦定型了，谁来操作就不那么重要了。文化行业基本生产力是人脑加电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的创作力，这是关键问题。所以，“十二五”期间，人才培养仅排在出台正确的政策这一项之后，是第二个支持条件。
目前，已经有了培养四大人才的人才推动计划，“四大人才”是指领军人才、高级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即懂经营、会管理、懂新闻出版的人才。
迎接数字出版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柳斌杰：新闻出版传播数字化革命，是这个时期碰到的最大挑战。传统出版突然面对技术革命时代，传播手段变了，出版领域出现了数字出版问题，新闻领域出现了多媒体问题。过去，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现在一下子变得对象化、分众化，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此外，文化市场化进程与原有的一套秩序发生了矛盾，这也是一大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影响？数字出版被很多人看做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制高点，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出版产业发展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柳斌杰：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式，能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壮大了整个新闻出版产业。从近期看，对报业会有些冲击，比如，减少了报纸的广告收入，分流了一部分读者。从图书出版看，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的销售。
在我看来，未来五年，新闻出版业将呈现出传统出版和新媒体、新业态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新技术的带动下，新媒体、新业态迅猛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新闻出版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融合，两者各有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步伐。
《财经国家周刊》：在发展数字化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将有何举措？
柳斌杰：我们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把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战略重点，通过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实施重大数字出版工程，加快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等措施，推动传统出版企业战略转型，发挥其在繁荣和发展新闻出版业中的主力军作用，发展壮大新媒体、新业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同时，对于数字出版，我们也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发展和管理写得很明确。在管理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质审批和准入管理，实行责任编辑制度，加强岗位培训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非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数字出版市场体系。
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
《财经国家周刊》：农家书屋从2005年开始建设，从当初的225家到2010年的近30万家，覆盖了全国50%的行政村，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十二五”期间，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有哪些新思路？这样一大批书屋在建好后如何加强管理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保障这项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惠民工程能够持久开展下去？
柳斌杰：农家书屋建设是“十一五”期间中央决定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目标就是解决农村读书难、读报难的问题。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0多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0多亿元，建了30多万家农家书屋，提前完成了“十一五”的目标任务。
按照中央“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的指示，农家书屋工程“十二五”建设已于2010年启动，预计2011年将是农家书屋建设新高潮，到2012年将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提前3年全部完成。
其间，除了完成建设任务，还要把它管好、用好。为此，我们创立了几个机制。一是农村图书更新机制，确保每年要有新书进去，或者通过图书馆，延伸、扩大阅读范围；二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图书文化产品代销点，为其提供长期生存的土壤；三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代邮点，和邮政部门合作，进一步确保农家书屋的长期生存。
此外，今后还会在政策方面为农家书屋提供更多支持，如考虑到农民家庭购书能力相对较弱的客观现实，农家书屋在销售图书文化产品上将享受免税政策，使农民真正受惠，解决读书难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每年圖书出版数量大，品种丰富，但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读书时间似乎越来越少，应如何协调这一不平衡状态？
柳斌杰：一方面，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总量居世界第一，电子书出版居世界第二。五年间我们图书品种总计达135.8万，而在解放前的几千年里，我国的图书品种仅为110万，这个阶段的比过去几千年的还要多20多万；总的发行量在上升，五年累计出书338亿册，年均近70亿册。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图书出版大国。但另一方面，我国图书的人均占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我国的图书出版依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在图书出版方面，我们将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管理和引导，减少重复出版；二是鼓励原创出版，特别是少儿出版方面，鼓励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三是生产精品力作。
《财经国家周刊》：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等11家部委联合倡导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成效如何？今后有什么规划？
柳斌杰：全民阅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提高公民素质主要靠读书。像美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国民的基本阅读能力都有明确要求，并有成套机制和政策保障。而且，国家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西方领导人在每年生日那天，都给孩子们读书，有的读他自己写的书，有的读经典的书，目的是倡导一个社会读书的风气。这种做法很成功，国民素质也通过读书慢慢得到提高。希望通过全民阅读工程的推行，传播阅读理念、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提高民众的阅读能力。如今，全民阅读活动已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目前，这个活动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都有“读书节”、“读书日”、“读书周”等活动。农村的读书活动也依托农家书屋慢慢搞起来了，农民通过读书获取更多知识，懂得了法律、医疗卫生保健知识。下一步，国家还会进一步科学规划全民阅读活动，在政策、制度、经费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比如，我国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
柳斌杰简历
1948年9月生，陕西长武人；1968年4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
1968年4月至1969年8月任灵台五七红专学校办公室干事。
1969年8月至1970年10月任冶金部白银公司工程公司班长、工段长。
1970年10月至1971年11月任白银公司第三冶炼厂政治处宣传组长（其间参加解放军白银公司军管新疆有色局矿山移交工作组工作半年）。
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任白银公司辉铜山矿团委书记、组织科长、办公室主任。
1974年12月至1976年10月任辉铜山矿政治处主任、企业整顿办公室主任兼采矿场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至1978年9月任辉铜山矿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后改副矿长)。
1978年9月至1981年8月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学习并任系党支部委员、行政班长。
1981年8月至1985年12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处长、副部长。
1985年12月至1990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其间多年担任中央青年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国务院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1990年7月至1994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党委书记、管委会中方主任，21世纪实业集团董事长，《21世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际青年研修大学校长。（其间曾赴日本、新加坡等国研修市场经济管理）。
1994年7月至1995年8月任中央统战部报刊宣传领导小组组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代秘书长)。
1995年8月至1997年12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分管计委、建委、体改委等)。
1997年12月至1999年10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1999年10月至1999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1999年12月至2002年3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2年3月至2007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2004年11月兼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总署机关党委书记。2006年11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
2007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这五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可以说发生了大改革、大发展、实现了大变化、大跨越。”柳斌杰说。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柳斌杰如数家珍，回顾了新闻出版业取得的斐然成绩，更描绘了新闻出版作为产业所蕴含的光明前景。
四年前，柳斌杰开始掌舵新闻出版总署。很快，这位当过工人，下过矿井，办过企业的专家型官员，即以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形象享誉新闻出版界。他的鲜明的市场意识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没有市场谈何阵地？”这句柳斌杰最喜挂在嘴边的话，将市场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梳理得分外清晰。
深化改革成为近年新闻出版业响亮的主旋律。其中，分清公益性与经营性的不同属性，将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成为新闻出版单位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亦被视为加入国际文化竞争的必由之路。
站在“十二五”的起点，回望过去，柳斌杰深感欣慰：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出版、发行领域转企改制率先完成。目前，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也于去2010年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地方和高校出版单位已完成转企改制，除个别地区外，发行单位转制也基本完成。截至2010年12月31日，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核销所有事业编制共18000多名，其中106家出版社已规范完成转企改制。
以产业视角衡量，改革成就更是斐然。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达到1万3千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改变文化生产的模式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启动开始到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已经全部完成转企改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了？
柳斌杰：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央一直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2003年开始试点，选了35家单位进行试点。在2006年全面推开，要把重点放在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上，特别是中央专门成立了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领导小组，可见这个工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间是一个中心环节。
“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是最大的亮点，始终走在文化体制改革前列，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消除，极大地激发了文化创造力。经营性图书、音像出版单位基本完成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10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制，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45家新闻出版企业成功上市，总市值达到5700亿元。从2009开始，在2010年全部完成了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148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这项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到的人员有几万人，涉及到的社保投入的经费达20亿多，是非常巨大的艰巨的工程，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我们需要下那么大力气、必须做这样的改变呢？
柳斌杰：这就是要改变我们文化生产的模式。由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把文化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只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考虑它作为本身行业的生产、发展的规律。第二，是由于过去是计划经济，这些单位由国家完全养起来，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活力，竞争机制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三，创新能力不够。由于这种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它没有进入市场竞争，所以它没有创新、创造的思想来指导它的工作，按部就班，年复一年。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就跟当前的市场机制游离了。别的门类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发展，而我们这个行业游离了市场经济。
另外，现在人民群众接受的信息，阅读的知识门类广泛。可以说是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需要我们出版单位提供适合各个门类，各种人群、各种文化程度、各种职业、各种文艺欣赏水平的文化，文化由政府计划的模式全部都落后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出版市场是一个以跨国出版公司为主导的、开放的、竞争的市场。而我们这种体制、这种方式不能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出不来。我们在世界的话语权没有主导，所以我们文化生产力解放不出来，人的创造能量发挥不出来。所以必须要改造我们的体制机制，确立一种新的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文化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你曾经说过不仅要换汤而且要换药，还要把药罐子都砸碎了。您这样说是想传达什么呢？
柳斌杰：就是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因為它生产的是一种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生产得好，才能生产得多。如果我们违背了它的规律，过分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否定了一般的规律性，它是不能持续的，也不能持久的。我们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改革它，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一涉及意识领域就非常敏感，一涉及到文化就非常神秘，总是解放不出来，这个观念变不了。
通过五年改革，400多万人砸掉了铁饭碗，走向了市场，在竞争中发展，这就是巨大的变化。我举一些例子，你就会更加理解这个问题。“十一五”期间，图书品种增加到了135.8万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从先秦到民国一共生产了110万种书。我们这五年，平均每个人达到了26种书。这个生产能力不是改革是做不到的，过去一个出版社出上百种书都出不来，现在四五百，上千种都能出来。图书品种增加，图书的发行量也大增。“十一五”期间，我国日报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位，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中我国内地占了25席；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界第一位，五年累计发行2000万册以上的10种图书中，我国就占3种；我国电子出版物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居世界第三位。这些重要的门类在国际上都居于前位，应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财经国家周刊》：您多次提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传播力就是竞争力，要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提升我国的传播力”。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传播力有哪些变化？
柳斌杰：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主流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借助现代化媒体和数字传播手段，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和实施一系列工程，进一步稳固了主流媒体的地位，加强新闻信息的传播能力。各种传播载体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巨大的发布平台，节点多、覆盖面广，时效性、传播质量和影响力都是空前的。这里，技术变化是重要因素。传统媒体适应数字化、现代化，与时俱进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之前，互联网是个人、公司办的，因此我们发愁，传统媒体如何适应网络。然而，我们的传统媒体，每几年局面就有大改变。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央媒的国际影响力比过去大大增强，覆盖面广了，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设了传播中心、记者站和发布点，记者更是遍布全球各地；图书期刊已经进入193个国家公共图书馆；报纸的发行范围已扩大到了八九十个国家，发行量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广播、电视的多语种覆盖也越来越广。
在出版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提升。举个例子，我们每年参加40多个国际书展，过去仅是租几个展位，只有几个重点区域受人关注；现在，中国展位已然成为国际书展的一个中心，外国参展商常常团团围着中国参展商，我们办的大型活动也已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之一。现在好多书也能进入国际市场甚至进入排行榜前几名。法兰克福书展、希腊书展等中国都是主宾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影响大了，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吸引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中国传媒感兴趣。
一句话，通过传统转型，在流通流域的努力，再加上新传播手段的使用，我国文化的整体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在提升我国的文化传播力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
柳斌杰：虽然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话语主导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很少能提出关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很少能提出全世界关心的、能变成世界议论中心的问题。要改善这种现状，就需要“创新”。我认为，创新不足是出版业整体的文化国际影响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缺乏时代感的创新精神，就推不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好新闻、好图书、好艺术作品。我们的故事没讲好，拿不出好东西来，只能大量引进外国的书，也就不可能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
这五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始终是新闻出版工作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传播手段创新，等等。我相信，凭借我们现在的基础，再加上内容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抓住时代精神的本质，提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推出引人注目的新闻出版作品。
版权贸易逆差在缩小
《财经国家周刊》：内容建设一直是我们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短板之一。我国目前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情况如何？
柳斌杰：在版权贸易方面，五年间我们成功实现了大跨越。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的7.2∶1转变为2009年的3.3∶1，逆差明显缩小。出现这些变化，因素很多。
中央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将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作为“五大战略”之一。这几年，各个出版单位，特别是大集团对国际版权高度重视，推出一些精品力作，适合外国人引进出版的项目不断增多。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大家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了解中国的故事和中國的发展奇迹。这几年，版权引进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主要引进中国经典著作等传统文化和中医、功夫、烹饪等特色文化，现在则主要引进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书籍，包括重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中国的书籍等。而且，引进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汉语圈国家居多，现在则主要是西方国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当然，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多下工夫，提高我们在更多领域的出版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期间，总署将采取哪些改革措施，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出版物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柳斌杰：总署将继续深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和“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在产品、渠道和资本三大方面推进“走出去”工作取得新进展。
力争到“十二五”末，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更加完备；数字出版产品的出口额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物出口数量和金额继续保持增长；印刷外贸加工规模总量为“十一五”末的两倍，占全国印刷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走出去”龙头企业；培养一批外向型高层次的新闻出版专业人才；基本形成覆盖广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新闻出版“走出去”的新格局，使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财经国家周刊》：您谈到了培养专业人才问题。当前，随着传播工具、传播手段的不断变化，新闻出版行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请问，在“十二五”期间，从政府管理工作的角度，有没有培养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考虑？
柳斌杰：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行业与工业不一样，工业是流水线设计，设计一旦定型了，谁来操作就不那么重要了。文化行业基本生产力是人脑加电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的创作力，这是关键问题。所以，“十二五”期间，人才培养仅排在出台正确的政策这一项之后，是第二个支持条件。
目前，已经有了培养四大人才的人才推动计划，“四大人才”是指领军人才、高级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即懂经营、会管理、懂新闻出版的人才。
迎接数字出版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业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柳斌杰：新闻出版传播数字化革命，是这个时期碰到的最大挑战。传统出版突然面对技术革命时代，传播手段变了，出版领域出现了数字出版问题，新闻领域出现了多媒体问题。过去，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现在一下子变得对象化、分众化，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此外，文化市场化进程与原有的一套秩序发生了矛盾，这也是一大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影响？数字出版被很多人看做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制高点，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出版产业发展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柳斌杰：新媒体对传统出版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看，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式，能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壮大了整个新闻出版产业。从近期看，对报业会有些冲击，比如，减少了报纸的广告收入，分流了一部分读者。从图书出版看，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的销售。
在我看来，未来五年，新闻出版业将呈现出传统出版和新媒体、新业态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新技术的带动下，新媒体、新业态迅猛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新闻出版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融合，两者各有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的步伐。
《财经国家周刊》：在发展数字化方面，新闻出版总署将有何举措？
柳斌杰：我们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把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战略重点，通过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实施重大数字出版工程，加快建设现代传播体系等措施，推动传统出版企业战略转型，发挥其在繁荣和发展新闻出版业中的主力军作用，发展壮大新媒体、新业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同时，对于数字出版，我们也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发展和管理写得很明确。在管理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资质审批和准入管理，实行责任编辑制度，加强岗位培训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非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数字出版市场体系。
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
《财经国家周刊》：农家书屋从2005年开始建设，从当初的225家到2010年的近30万家，覆盖了全国50%的行政村，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十二五”期间，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有哪些新思路？这样一大批书屋在建好后如何加强管理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保障这项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惠民工程能够持久开展下去？
柳斌杰：农家书屋建设是“十一五”期间中央决定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目标就是解决农村读书难、读报难的问题。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0多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0多亿元，建了30多万家农家书屋，提前完成了“十一五”的目标任务。
按照中央“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的指示，农家书屋工程“十二五”建设已于2010年启动，预计2011年将是农家书屋建设新高潮，到2012年将基本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提前3年全部完成。
其间，除了完成建设任务，还要把它管好、用好。为此，我们创立了几个机制。一是农村图书更新机制，确保每年要有新书进去，或者通过图书馆，延伸、扩大阅读范围；二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图书文化产品代销点，为其提供长期生存的土壤；三是把农家书屋变成农村的代邮点，和邮政部门合作，进一步确保农家书屋的长期生存。
此外，今后还会在政策方面为农家书屋提供更多支持，如考虑到农民家庭购书能力相对较弱的客观现实，农家书屋在销售图书文化产品上将享受免税政策，使农民真正受惠，解决读书难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每年圖书出版数量大，品种丰富，但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读书时间似乎越来越少，应如何协调这一不平衡状态？
柳斌杰：一方面，我国图书出版品种、总量居世界第一，电子书出版居世界第二。五年间我们图书品种总计达135.8万，而在解放前的几千年里，我国的图书品种仅为110万，这个阶段的比过去几千年的还要多20多万；总的发行量在上升，五年累计出书338亿册，年均近70亿册。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图书出版大国。但另一方面，我国图书的人均占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我国的图书出版依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在图书出版方面，我们将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管理和引导，减少重复出版；二是鼓励原创出版，特别是少儿出版方面，鼓励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三是生产精品力作。
《财经国家周刊》：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等11家部委联合倡导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成效如何？今后有什么规划？
柳斌杰：全民阅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提高公民素质主要靠读书。像美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国民的基本阅读能力都有明确要求，并有成套机制和政策保障。而且，国家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西方领导人在每年生日那天，都给孩子们读书，有的读他自己写的书，有的读经典的书，目的是倡导一个社会读书的风气。这种做法很成功，国民素质也通过读书慢慢得到提高。希望通过全民阅读工程的推行，传播阅读理念、培养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提高民众的阅读能力。如今，全民阅读活动已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目前，这个活动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开展，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都有“读书节”、“读书日”、“读书周”等活动。农村的读书活动也依托农家书屋慢慢搞起来了，农民通过读书获取更多知识，懂得了法律、医疗卫生保健知识。下一步，国家还会进一步科学规划全民阅读活动，在政策、制度、经费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比如，我国正在考虑设立国家读书节。
柳斌杰简历
1948年9月生，陕西长武人；1968年4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
1968年4月至1969年8月任灵台五七红专学校办公室干事。
1969年8月至1970年10月任冶金部白银公司工程公司班长、工段长。
1970年10月至1971年11月任白银公司第三冶炼厂政治处宣传组长（其间参加解放军白银公司军管新疆有色局矿山移交工作组工作半年）。
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任白银公司辉铜山矿团委书记、组织科长、办公室主任。
1974年12月至1976年10月任辉铜山矿政治处主任、企业整顿办公室主任兼采矿场党委书记。
1976年10月至1978年9月任辉铜山矿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后改副矿长)。
1978年9月至1981年8月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学习并任系党支部委员、行政班长。
1981年8月至1985年12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处长、副部长。
1985年12月至1990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其间多年担任中央青年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国务院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1990年7月至1994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党委书记、管委会中方主任，21世纪实业集团董事长，《21世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际青年研修大学校长。（其间曾赴日本、新加坡等国研修市场经济管理）。
1994年7月至1995年8月任中央统战部报刊宣传领导小组组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代秘书长)。
1995年8月至1997年12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分管计委、建委、体改委等)。
1997年12月至1999年10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1999年10月至1999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1999年12月至2002年3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2年3月至2007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2004年11月兼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总署机关党委书记。2006年11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
2007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