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人权讨论，上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百四十年，上距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十年。其时，距共和取代帝制仅十八年。而在神州发动这场讨论的，竟是一份由诗人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是什么样的缘由，在那乱世，会激起以诗之名，而不是以上帝之名抑或革命之名，讨论神圣的人权?而高祭的“新月”，吟唱人的权利，又遭遇怎样无隋的打击?八十年前的这段历史，尘封着多少政治与信仰、宽容与自由的真谛!
　　
　　一、《平论》胎死，“平社”出世
　　
　　一般认为，八十年前的那场人权问题之争，是由《新月》发起的。这确是事实。但在决意发起人权问题之争的人们来说，最初并未想以《新月》为表达人权诉求的担当。这一点，从《胡适日记》等材料显示记载的情况看，也是事实。
　　早在1928年，胡适与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主办的《现代评论》周刊，出至同年12月第二百零五期停刊。因此，在发起人权问题讨论前，这批人想新办一个《平论》周刊。胡适在1929年3月25日日记中说：“《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至今。《平论》的人员是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胡适列出的这个名单，与《现代评论》的原班人马略有出入。其中，罗隆基是后来人权问题论争的主将之一。1928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即聘当年留学归国的罗隆基为教授。罗隆基的经历和受教育的背景，清晰显示其要对国家的政务发表一些意见的原因。其时，诗人徐志摩自海外游历归来，对此事也很积极。从表面上看，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对此表现积极，有点令人“费解”。其实，若知道徐氏在成为诗人前，曾雄心勃勃要做“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引者注)”，乃至在纽约留学，被人称为“中国的鲍雪微克(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就不足为怪了。
　　自然，激发徐志摩、罗隆基等人要对国家政务发表一些意见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的政局。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结束了十余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有很大程度的虚幻成分，但它毕竟是中国自推翻帝制以来，首次出现的统一局面。这在当时不可能不刺激出人们的种种期望和幻想。就党派层面言，国民党实力派蒋介石手握重兵，欲建立军事独裁；改组派汪精卫以总理遗言为武器，借反对独裁之名，欲建汪氏“民主集权”政府；南方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仍存在战争危险。中国共产党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虽然先后发动了南昌、广州等起义，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处于低潮。在党派之外的民间人士，有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实行“训政”的，有信仰英美自由主义(如胡适等人)，则不赞成“训政”而希望建立法治政府。在1929年新年钟声还有半个月才能敲响的时候，胡适早早做起了“新年的好梦”。他在1928年12月14日写成的《新年的好梦》中说：“今年是统一后的第一年，我们做百姓的”，“梦想今年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梦想今年全国裁兵”；“梦想今年关税新税则实行后，一切苛捐杂税可以完全取消”；“梦想今年大家有一点点自由”等六大梦想。他将这篇文字给天津《大公报》发表。
　　可见这种种因素，促成了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谋办《平论》(胡适在日记中以此称刊名)。胡适做了一通新年的“好梦”后，于1929年1月16日北上北平。直至2月28日回到上海。由于早在1928年就有谋办《平论》的意思，所以，胡适回家不久(3月23日)，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张禹九便赶来讨论具体办刊事宜。胡适想让罗隆基出任总编。众人劝胡适担当此职。胡适再三推辞，无效，只得对大家说：“我们姑且想象四月二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看看像不像可以出个报的样子。”当场约定六天后交卷。胡适办事一向认真，两天后(3月25日)写了一千六七百字的《平论》发刊词。3月29日，众人如约会齐。胡适看了大家写的一些稿子，觉得“斤两似不很重”。于是心里有点狐疑，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人，“不见得能有功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的”。他坦诚地表达了这种看法，众人不仅没听进，相反积极性极高，希望及早出报。当下议定4月10日出第一期。届时《平论》没问世。又过十天(4月21日)，梁、徐、罗、丁燮林、叶公超、吴泽林共七人，跑到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胡适家聚餐，吃胡适夫人江冬秀亲自做的著名徽菜“一品锅”。胡适在日记里称，这次聚餐是“平社第一次”。自此，议办《平论》的人们组成了“平社”。而平社的活动，大致一周一次。每次虽不比徐志摩在北京石虎胡同创办“新月俱乐部”那般奢华，但是，依旧保留了聚餐、漫谈、讨论的“沙龙”形式。平社第四次在范园聚餐，罗隆基谈起费边社史，触发胡适思考，以“中国问题”为总题，聚会时一次一讲，然后合刊为书。于是，提议平社成员每人准备一个专题。聚会时轮流主讲。胡适此举很可能出于补救平社办刊力量不足的考虑。一周后，潘光旦率先从种族角度谈中国问题。获得胡适的赞赏。结果，紧锣密鼓谋办的《平论》自此悄无声息，胎死腹中。而以办《平论》会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名不见经传的“平社”。而“平社”的主要成员，则是人权论争的主角。
　　
　　二、胡适：“鹦鹉濡羽。滴水救火”
　　
　　八十年前的人权问题讨论，主要由胡适发起。然而，是什么因由让胡适提出了人权问题，并义无反顾地投入论争呢?除了当时的宏观背景、胡适个人的自由主义理念等因素外，无疑还与风波掀起前的一些事有着种种关系。
　　其一：1928年6月15日，胡适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大学委员会会议。会上，因选任中华大学校长的人选问题，胡适等人与吴稚晖意见相左，引发激烈争论。吴稚晖当面指骂胡适“本来就是反革命”。胡适当时未置辩。第二天，他给吴稚晖写信讨说法。此信，后来虽未寄出，但平静的语气下，有着难以掩饰的愤慨：
　　稚晖先生：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
　　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
　　“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
　　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
　　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
　　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
　　个月公布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
　　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
　　避不见面。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
　　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
　　情，指示我犯的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
　　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把吃饭家伙送掉了
　　无法找回来……
　　从胡适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国民党权贵用“反革命”的帽子压制不同意见的痛恨。
　　其二：1928年7月上旬南京《民生报》报道，北京市民大会电请国民政府，惩办1926年“三·一 山先生在四十年前也为‘思想统一’的学说所误，早该抛弃他的革命思想去做满清的顺民了。”
　　二卷三号《新月》的“人权问题讨论”，只发一篇梁实秋的文章，分量似乎比前一期要轻。显然平社成员的文章准备还不足。但是，这期间执政的国民党却开始作出强烈反应。1929年8月13日。媒体爆出国民党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议决、通过“呈请市执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治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及严厉制止学阀之活动案”。又过十多天，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委会议决，呈请中央撤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案。偏偏这一天，新的一期《新月》(二卷四号)出版。
　　这一期《新月》，几乎成了人权问题讨论的专号。胡适一人发表三篇：《人权与约法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潘光旦发表《论才丁两旺》。胡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的文章中，批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他认为，1923年以后，孙中山取消了自己在《革命方略》(1906)、《中国革命史》(1923)里提出的“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的主张。胡适说，孙中山在《建国大纲》的宣言里，主张经过军政进入训政，“他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然后再进入约法的宪政期，这是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胡适尖锐地指出：
　　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
　　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
　　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
　　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
　　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
　　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
　　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大路。
　　在我们浅学的人看起来……没有宪法或
　　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
　　民主的路。(楷体字原系胡适加着重号的字)
　　在同期《新月》里发表的《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负面影响展开批评的。胡适在文章中揭示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的真正动机(目的)，在于“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
　　他也尖锐指出这一学说“连带发生的恶劣影响”：一是，既然行易，不问知难，“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二是，“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载有这几篇文章的《新月》一出版，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三天后的8月27日，《民国日报》开始一连三天，连载长篇批判文章《驳胡适之(知难，行亦不易)论》。同日，上海、南京等地报纸也发表文章批判“胡适的反动与迷梦”。有消息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决议，请中央拿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这时胡适的一帮朋友在俞大维家吃饭。席间，杨杏佛提出，让《时事晚报》的程沧波写一篇社评，指出胡适文章提出的主张很平常，没有必要注意、干涉；为了收到效果，可以在文章里有一些批批胡适的话。杨杏佛想以此淡化这场风波，为胡适减压。程沧波按照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评，题为《胡适之最近几篇文章》。文章在沸沸扬扬的批胡声浪中，说：“吾所最不解者，乃今日社会对胡氏文字之态度也……胡适之文多言事实，涉及纯粹之理论者甚少，其文字本身与文字之动机，实已平淡至于极度，决无声罪致讨之价值，亦更无明正典刑之必要也。”在说了这些话后，程文对胡适文章中一些带有“意气之语”批评了几句：“胡氏出语之态度，根据宪政最发达英国之法律及信条，乃不能无遗憾”。胡适读了此文，不仅没生谢意，反倒失笑：“上海的论家真是可怜!”8月29日，《大公报》上海专电报道证实了传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决议，呈请中央拿办胡适。紧接着，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国民党人也先后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胡适。伴随日渐高涨的要求惩办胡适的声浪，以《民国日报》为首的批判也急剧升温。《民国日报》继上次三天连载长文批胡后，又于9月5、6、7日三天，再连载长文《再驳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并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光报》、《大公报》、《晶报》等报纸也纷纷刊文批胡。一时间，报上有骂胡适“竖儒古月”的，也有翻老账，联系胡与段祺瑞政府的关系，斥胡适名节的。《青白之园》第三十四期发表“何来”的文章，更是以流氓腔对胡适竭力诋毁谩骂，说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是为了实现“专家政治”，是要大众拥护胡适“当总理”：“不实现博士的学说，专家政治不会实现。你是政治专家的第一流人物!拥护你，我们都拥护你!……拥护你去打屁股!我来讴歌：胡适与新月，屁股蹶两蹶；曾琦过去了，算你是人杰!”
　　面对这样的批判狂潮，胡适常常会平心静气地边看批判文章，边像老师批改作业似的写点评语。如看到国民党党报上发表的《有宪法才能训政吗》，他提笔评道：“这样不通的文章，也要登在党报上丢丑!”，9月12日的《民国日报》刊登署名“髦公”的“社论”。胡适发现“社论”题名也是《有宪法才能训政吗》，再仔细看，断定后者全文抄袭，只略改几个字。于是提笔评道：“卑鄙可笑。”至于辱骂乃至官方通缉、捉拿之类的文章、报道，则一概不予置评，择要剪贴，立此存照。
　　这场人权问题论争的风波，在隔洋传到美国，引起《纽约时报》高度关注的同时，终于闹到了国民党中央。9月23日，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演说，不提名地严厉批驳了胡适的主张。两天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转发上海市执委会的呈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警告令”称：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最近《新月》
　　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
　　以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社
　　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
　　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
　　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
　　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
　　正，以昭警戒。
　　王云五、张元济等人知道这个消息，都给胡适写信，劝其就此沉默收场。张元济说：“鄙见窃愿我兄置之不答，正所以保我尊严也。”王云五则劝胡适：“我以十二分至诚，劝你不再对这问题发表什么意见。”王云五认为，“国府令教部警告你”，“这办法不能不算是比较满意”。言外之意，这比按各地要求拿办你胡适要好!另一位友人张孝若，写了一首诗寄给胡适，在赞扬胡适文章“浩然气满纸”的同时，也劝他：“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可是，胡适不听劝，在接到教育部的“奉令警告”后，即给教育部长蒋梦麟回 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其中有云：
　　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
　　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
　　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
　　合，故将原件退还。
　　又该令文中引了六件公文，其中我的罪
　　名殊不一致，我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
　　在。究竟我是为了言论“悖谬”应受警告呢?还
　　是仅仅为了言论“不合”呢?还是为了“头脑之
　　顽旧”“思想没有进境”呢?还是为了“放言空
　　论”呢?还是为了“语侵个人”呢?……若云“误
　　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那一点；若云“语侵个
　　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
　　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
　　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
　　“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这封信表明，胡适不想借此机会偃旗息鼓，停止论争。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后出版的二卷五号《新月》，发表了罗隆基的《论人权》。这篇《论人权》，尽显罗隆基留学美英打下的理论功底，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它在人权问题论争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篇万余字的长文中，罗隆基从人权概念、人权运动、人权的意义谈起，讨论了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的关系，阐述了人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等方面的问题。罗文指出，人权，简单说，是一些做人的权。人权是人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是衣、食、住的取得权及身体安全的保障。但是，人权的范围决不局限于此，同时要加上那些发展个性、培养人格、实现自我的一切条件。之所以说言论自由是人权，是因为一个人有思想，想要说自己心中要说的话，不说别人要他说的话，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成我至善之我”，把个人的思想贡献给人群。无论这种贡献善与不善(可取与不可取)，都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大众思想上的参考材料。这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最后，罗隆基追问，1929年“中国人要的人权是什么?”他答说，有三十五项人权要求。其中，第一条要求，就是“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团体，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论人权》在提出人权要求的同时，还列举了种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如：
　　任何个人或家庭包办政府多数高级官位
　　者，即为侵犯人权。
　　凡一切吏治上之贿赂、损输及馈赠均为
　　违法，均为侵犯人权。
　　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处超越法律的地
　　位，即为侵犯人权。
　　如果说胡适在人权问题论争中提出的是宏观层面的宪法、宪制与人权的关系问题，那么罗隆基的《论人权》则是在向大众普及人权知识的同时。提出了当时诉求的具体人权。
　　这期间，由于教育部奉令“警告”了胡适，除报纸仍有谩骂、攻击外，国民党当局转入沉默。这年10月10目“双十节”，胡适去杭州。出杭州站，买了一份当地的《浙江民报》，一眼看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写的署名文章。其中有一句“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的话，触动了胡适久已思考的国民党“思想、文化的腐败”问题。他曾在发起人权问题讨论前夕，与傅斯年私下讨论过这方面的看法。胡适认为，这句话“最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昏聩”。他把报纸“留在手头”，考虑要撰文表达这方面的看法。过了一个月，暨南大学请胡适作讲演，胡适便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为题，写成文稿，讲演后，给了《新月》。胡适的这篇文章是从思想、文化上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原因的分析、清理。文章指出，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上存在新旧文化的斗争。“以思想自由作例，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胡适尖锐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由此便造成了，“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接着，罗隆基以“研究党义的心得”为名，写成《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此文在与胡适文章呼应的同时，则对《论人权》提出的思想、言论自由问题加以进一步发挥。罗文指出“‘法律以外无自由’是句欺人的话”，强调“言论自由这名词，就是指法律不得干涉言论而言的”。
　　胡、罗这两篇论文，加上梁实秋写的一篇与鲁迅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于1929年底付印，由《新月》二卷六、七号合刊一并于1930年1月上旬发表。这期《新月》有两则预言，似乎透露出发起论战者准备结束论争。一则是胡适的，一则是罗隆基的。罗隆基的预言：
　　我预料后人在民国十八年的历史上，定
　　能找到胡适先生因提出人权约法，写了批评
　　党义、触犯党讳的文章，被党员认为污辱总
　　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由国民党政府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由教育部向胡适加以
　　警诫”的故事。
　　我预料编史及读史的人，一定重视这件
　　故事。
　　罗隆基已将论争付之历史，显然将与之告别。与此同时，胡适也有此意。他将平社在“人权问题论争”中发表的文章，选编成《人权论集》，于12月13日写了一篇《<人权论集>序》，交由新月书店出版。
　　
　　四、夜深沉，冷月问潮声
　　
　　岁尾，胡适和平社成员盘点了近一年论战的收获。四天后，12月17日是胡适的生日，这生日的聚会，便被众人视为告别风雨一年的庆典。平社成员，还有徐志摩从苏州带来的朋友，聚到极司菲尔路胡适的家饮酒，作词、吟诗。胡适为年长二十多岁的高梦旦作了一首白话小词，开首两句：“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圣人立言救世，话不多不少。”一旁的徐志摩忽地诗兴涌动，幻觉中一声黄鹂的啼啭，行将形成的诗章断句从唇间逸出：“……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黄鹂》)
　　不知是胡适和平社一班人的期望，还是他们真的感觉到论战的硝烟已经散尽?生日的第二天，胡适转入故纸堆，为《神会语录》第一残卷作跋。第三天，为《顿悟无生般若颂》作跋。平均每天有三千字左右的收获。胡适的感觉很好。他在日记里说：“生日以来，每日作一文，成绩颇不坏。以后若能如此，今年的成绩定有可观。”此后的一个月，虽然偶尔收到诸如马君武来信，通报杨杏佛骂他的消息，但是总体没什么干扰。平静，就连1930年的新年钟声，也是平平静静地敲过的。在这平静之中，胡适除写作外，还在悄悄做着准备。
　　此时，还有好消息传来，国民政府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堂，主持起草了一个《人权法原则草案》。这是对胡适一班人呼吁人权立法的响应。报纸披露说，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和胡汉民、谭延闽等人，1月18日审查了焦易堂提出的人权法草案，准备提交中政会讨论。几天后，胡适 还收到了法制委员会寄来的人权法草案全文，供他讨论。可以想见胡适的高兴。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突然一天，上海《时事新报》报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开会议，讨论新近“新月书店出版之《新月》月刊又登载诋毁本党言论”的事项。会议议决：查封新月书店；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撤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并褫夺胡适公权。这是国民党当局开始对《新月》二卷六、七号合刊作出强烈反应。接着，国民党上海第六区党部执委会在报上发表呈文，不仅要求“从严惩处胡适”，“禁其刊物流通”，还提出“非党员不得充任校长”。坏消息接踵而来。1月28日报纸报道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常务会议，议决人权法案“应从缓议”。1930年2月4日(旧历年初六)，平社在胡适家聚餐，讨论新的一年活动。岂料第二天(年初七)，教育部司长朱经农来见胡适，出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份公函。该函命教育部彻查“吴淞中国公学办理情形”。胡适阅后平静地告诉他，我早在1月12日已辞职。中国公学因被荐的马君武谦让，当时未对报界公布。这个平平静静中的决定，使国民党当局撤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的惩处落空。当天，胡适还一改多日的犹豫，决定复电美国耶鲁大学，同意应聘赴美讲学。六天后，平社依旧在胡适家聚餐，按计划举办沙龙辩论，由罗隆基与刘英士就“民治制度问题”对垒，林语堂点评。平社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还议决，1930年转入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平社要转移话题，国民党当局认为“人权问题讨论”的旧账还没清完。1930年2月1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依中央宣传部的密令，对新月书店采取行动，要求书店“设法没收焚毁”《新月》二卷六、七期合刊。书店将密电告知胡适。胡适十分愤怒，想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国民党宣传部。这在西方十分正常的举措，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势下难以令人理解。且不说平头百姓，就连当政的国民党都在“警诫”胡适时，认为胡适“不谙国内实际情况”(不了解国情)。其实，时人视胡适等人“不谙国情”、“书生气”，恰是外人对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误读。且不说胡适等人是否不谙国情，即使谙熟了，这些自由主义者就会不提“人权与约法”，不反对一党专制?胡适曾经奇怪，刘文典被拘押怎么无法告蒋介石。这一次，轮到他自己了。经过与律师几轮磋商，他也无法告国民党的宣传部。此时的胡适，表面上虽然故我，与平社朋友聚餐，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出席讲演，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心里很抑郁。他在给大洋彼岸的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诉说自己因发表文章和执政党发生冲突的尴尬，以及在这种情况下的糟糕的心情。
　　“离开上海”。胡适这句曾经对人说过数十遍的话，这次真要付之行动了。他在北京教育界的朋友们得悉此讯，都欢迎他去北平。在胡适准备举家北迁的日子里，一天，在中国公学上课的罗隆基，被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拘捕。胡适闻讯，十分愤怒，说：“这真是绝荒谬的举动。国民党之自杀政策真奇怪!”他明白，这是国民党当局对他毫无办法，转而对罗隆基采取的行动。他立即展开营救。先托蔡元培去找上海市长张群；又托人找公安局长袁良。自己则亲自找宋子文出面说情。经过多方努力，终使罗隆基保释出狱。
　　1930年的深秋。胡适临行前去中国公学。学生们闻讯，手持旗帜，在江边等候，见他下车，便燃放鞭炮欢迎。这使他抑郁的心得到些许宽慰。20个月前，他出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生只有三百人，在他离开中国公学时，学生已增至一千三百多人。尤其在论战最激烈，漫天报纸说他是“反革命”时，投考中公的学生竟达四百七十多人，为中国公学史上前所未有。每想至此，胡适总觉得，“这是绝可安慰我们的一件事”。
　　那天和学生对话、演讲后离校，已是夜晚，月色很好。他住上海三年半，“颇念念不忍去”。漫步到江边，吴淞江面，秋风推波，潮声一片。他的心在低语：“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段，不算是草草过去的。”他想起了那只濡羽救火的鹦鹉，不禁喃喃：“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然而，在当时非左即右，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下，谁能理解这种行为原则?论争初起，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谈到《新月》：“《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鲁迅说的“老段”，指段祺瑞。《现代评论》曾对段政府提过批评，被鲁迅等“左翼”人士视为“老段诤友”。《新月》提出人权问题，鲁迅认为，这种“大，起劲”是要代《现代评论》而起作“诤友”。“诤友”就是后来“小骂大帮忙”说的滥觞。关于“小骂大帮忙”的荒谬程度，季羡林说与“贪官比清官好”不相上下。历史是会报应的。鲁迅等左翼人士的不宽容，很快收获了苦果。在鲁迅《致章廷谦》信后不到半年，他们发起成立(1930年2月14日)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比胡适等人坚持近一年的人权问题讨论还惨，成立未满月，便被停止活动。历史再次证明一个通行于世界的公理：不宽容少数，早晚会使自己无法获得宽容。
　　再回首，审视历史上的这次人权讨论风波，其实胡适与平社朋友在1929年提出“人权问题”讨论，只有一个谦卑的愿望：面对国民党正在点燃的一党专制的大火，欲濡羽救火。虽仅如此，但那鹦鹉翅尖的水珠，在中国百年民主共和的大潮中意义何在?
　　高悬神州的那弯冷月，八十年来年年在问——喧嚣奔腾的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