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低门槛、低成本和高覆盖特质可能增加金融风险的传导速度和范围。监管力度、范围或因赶不上数字金融的创新速度，而出现监管空白等问题。
　　当前，社会各界在努力推进普惠金融，将其建设为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基础设施，这说明普惠金融正成为金融改革的着力点。即便如此，我们仍需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普惠金融应是赋能型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在向有融资需求的群体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给予其技能、能力上的支持。
　　尤其是在涉农金服领域，普惠金融须驱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资本流入农村，激发农村中小企业、农户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发展赋能型普惠金融方面，我国农村信用社有着较好的示范性案例。比如，不少农村信用社在向农户发放贷款的同时，还向其提供种植、养殖技能培训等上门服务，力求在向农户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提升其生产技能，以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目的。
　　此外，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充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的主流需求，密切配合我国中小微企业和城镇化发展的融资需求，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撑。
　　其次，建立与政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普惠金融体系。
　　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时，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社会公益的属性，但归根结底仍须实现盈利来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性。可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确保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金融资源要实现向“三农”产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城乡低收入群体的配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一方面，市场失灵时，实现商业可持续性和服务民生之间的平衡，还需依仗国家政策的介入。比如，国家可从财政、税收、产业、金融监管层面给予普惠金融机构以扶持，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从利率、风险补偿方面给予补贴。从国际国内的发展历程看，普惠金融为实现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使命，经营模式要避免因过度商业化而导致的利率过高、负债过度、偏离服务目标等问题。
　　最后，要充分意识到“数字化”是普惠金融的一把“双刃剑”。
　　今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通过并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也明确提出需要平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
　　一方面，金融机构借助数字技术，尤其是移动端技术极大程度地扩展其服务覆盖面积，并降低服务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在享受数字技术给普惠金融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需警惕其创新商业模式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监管盲点。
　　比如，数字化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低门槛、低成本和高覆盖特质可能增加金融风险的传导速度和范围。监管力度、范围或因赶不上数字金融的创新速度而出现监管空白等问题。再者，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对数字化产品的接受能力通常较低。因而普惠金融在运用数字技术升级服务、产品的同时，还须避免数字鸿沟影响该群体享受普惠金融的福利。
　　如何合理运用普惠金融“数字化”这把双刃剑，还需有关部门和金融界人士共同努力。
　　（本文由本刊记者唐如钰根据作者在2016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