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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一生中一定坐过好多种车，诸如三轮车、有轨电车、出租车、公交车等。但，如果你的年纪还不到80岁，有一种车你可能没坐过，那就是影片中“骆驼祥子”拉的那种“洋车”，也叫“人力车”或“黄包车”。
小时候，我曾经坐过好多次这种车。
我是5岁那年和7岁的振东四哥一同在北京二龙路弘达小学开始上一年级的。我家5个男孩中我最小，还有唯一的、比我大7岁的小姐姐，她也在弘达上5年级。当时，我们家住在北京西城西太平街，因距学校较远，每天上学前母亲都要给姐姐一些零钱，让我们姐弟仨坐“洋车”去学校。
那年，姐姐12岁，我们仨商定：每天只坐一次车，就能省下一趟车钱买零食吃了。当时还没有三轮车，一般百姓出门只能雇“洋车”。
每次和车夫讲好价钱，都是小姐姐先坐上去，随后我们俩分别坐在姐姐两侧，让姐姐搂着。冬天，车夫就会把他的破棉袄脱下来叠一叠盖在我们的脚上，然后抬起车把开始快步跑起来。
坐在“洋车”上的感觉和后来坐在“三轮车”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三轮车中已经有了一点“机械”的含量了。而“洋车”却一点都没有，它完全是由车夫的体力来操纵、控制的。我们坐在洋车上，车夫要拉着我们在地上跑。而且，不管路途多远，车夫都要一口气跑到终点，中途是不能停下来歇息的。“难道他不累吗？”每次拉到学校门口我都会看到车夫正用他的那条破毛巾擦着满头的大汗。每次，小姐姐向车夫付车钱时，她都要向车夫微鞠一躬，并说一声“谢谢叔叔！”有好几次车夫被感动得说：“多好的小姑娘啊，希望下次我还能拉到你们小姐弟仨！”
那时候，我只知道洋车夫很穷苦，很可怜。后来，当我读到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后，才知道在穷苦的人力车夫当中，同样也有那样品德高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
1956年，我从北京调到宣化火车站做行车工作，这年我已23岁。人力车的踪影已经在全国消失了。但，万没想到一年后，我在宣化又和一位“人力车夫”有了关联，竟和“他”端坐一处，“面面相观”地长达10多天……
这是怎么一回事？
195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高兴亮的同事（当时他是宣化火车站调车员，我是外勤值班员）找到我，说要求我一件事。说话间，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一寸小照片：“这是我的岳父留下的一生中仅有的一张遗像，因为太模糊了，几家照相馆都说不能放大了。岳母一家人想留个念想，怎么办？周兄会画画，您看看能不能给老人家画一张像啊？”
我接过这张已经变黄的小照片，一眼先看到的就是老人身上穿的那件熟悉的“坎肩”，不由得心里酸酸的：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须发斑白，皱纹密布，身穿的深色坎肩上印有一长串好大的白色阿拉伯字码。这种坎肩叫作“号坎儿”，是旧时代在交通管理部门已经正式登记在册的人力车夫的标志。
立时，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上小学一年级时的难忘岁月……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接受了这件光荣使命。他很高兴，立马站起来，代表全家向我深鞠一躬：
“谢谢周兄！不过，我们还有个要求，周兄画的时候，能不能不画这个‘号坎儿’？老人家已经穿着它跑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在这张遗像上，您就让他把这个‘号坎儿’脱了吧。行吗？我知道，这样一来，您的难度肯定更大了，因为他的头部太小了。”
現在很多旅游景区设立的拉洋车的服务，受到游客的喜爱
高兴亮虽然不会画画，但他懂画。如果画上“号坎儿”，很快就会让人感到画得“很像”了;不画“号坎儿”，自然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要把只有不足5毫米大的模糊头部，放大40多倍啊！
但，我还是又答应了下来。
每次动笔，我拿着放大镜，面对老人那小小的头部仔细端详、小心翼翼地开始下笔时，仿佛能够听到老人家正在那里向我发出微弱的叮咛声：
“小伙子，千万别画我的‘号坎儿’啊！怪寒碜的，人家一看就是个穷拉车的，孩子们看了会感到很丢人啊！”
“您放心吧，老大爷，我绝不画它。我还要尽力把您老人家画得更富态些，更慈祥些……”
“那你可就积了大德啦……”
在等活的洋车夫们（老照片）
每次作画，我们似乎都会有着这样的一段别人听不见的心灵对话。
大约10天后，我完成了这幅人物头像素描，兴亮来取走时很满意。他的户口还在北京，跑通勤，每逢60小时的休大班回一次家。那次他从北京回来，特意给我带来一盒稻香村的点心，说是全家人对我的一点“谢意”。并告诉我，画像已经镶上框子挂在墙上了，全家人都很满意。
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故事了。但高兴亮的岳父满脸沧桑的模糊神态，还有那个看了叫人心酸的“号坎儿”，一直储存在我的脑海里，多年间挥之不去，总想写一篇小文留给如今从来没有见过“洋车”的年轻人。
如今我已83岁了。前几天，我突然心血来潮，从电脑上查到了人力车是由一位名叫和泉要助的日本人于1870年（明治三年）发明的。今天看上去，“洋车”虽然是那么落后，那么不文明，那么缺少“人性化”，但它在漫长的8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为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短途出行的城镇百姓带来了诸多方便，同时也给各国成千上万穷苦的车夫谋到了生计。
作为后人，应该知道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在80多年中间使用过这种车，并且应该记住那位叫作和泉要助的先生。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小时候，我曾经坐过好多次这种车。
我是5岁那年和7岁的振东四哥一同在北京二龙路弘达小学开始上一年级的。我家5个男孩中我最小，还有唯一的、比我大7岁的小姐姐，她也在弘达上5年级。当时，我们家住在北京西城西太平街，因距学校较远，每天上学前母亲都要给姐姐一些零钱，让我们姐弟仨坐“洋车”去学校。
那年，姐姐12岁，我们仨商定：每天只坐一次车，就能省下一趟车钱买零食吃了。当时还没有三轮车，一般百姓出门只能雇“洋车”。
每次和车夫讲好价钱，都是小姐姐先坐上去，随后我们俩分别坐在姐姐两侧，让姐姐搂着。冬天，车夫就会把他的破棉袄脱下来叠一叠盖在我们的脚上，然后抬起车把开始快步跑起来。
坐在“洋车”上的感觉和后来坐在“三轮车”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三轮车中已经有了一点“机械”的含量了。而“洋车”却一点都没有，它完全是由车夫的体力来操纵、控制的。我们坐在洋车上，车夫要拉着我们在地上跑。而且，不管路途多远，车夫都要一口气跑到终点，中途是不能停下来歇息的。“难道他不累吗？”每次拉到学校门口我都会看到车夫正用他的那条破毛巾擦着满头的大汗。每次，小姐姐向车夫付车钱时，她都要向车夫微鞠一躬，并说一声“谢谢叔叔！”有好几次车夫被感动得说：“多好的小姑娘啊，希望下次我还能拉到你们小姐弟仨！”
那时候，我只知道洋车夫很穷苦，很可怜。后来，当我读到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后，才知道在穷苦的人力车夫当中，同样也有那样品德高尚、令人肃然起敬的人！
1956年，我从北京调到宣化火车站做行车工作，这年我已23岁。人力车的踪影已经在全国消失了。但，万没想到一年后，我在宣化又和一位“人力车夫”有了关联，竟和“他”端坐一处，“面面相观”地长达10多天……
这是怎么一回事？
195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高兴亮的同事（当时他是宣化火车站调车员，我是外勤值班员）找到我，说要求我一件事。说话间，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一寸小照片：“这是我的岳父留下的一生中仅有的一张遗像，因为太模糊了，几家照相馆都说不能放大了。岳母一家人想留个念想，怎么办？周兄会画画，您看看能不能给老人家画一张像啊？”
我接过这张已经变黄的小照片，一眼先看到的就是老人身上穿的那件熟悉的“坎肩”，不由得心里酸酸的：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须发斑白，皱纹密布，身穿的深色坎肩上印有一长串好大的白色阿拉伯字码。这种坎肩叫作“号坎儿”，是旧时代在交通管理部门已经正式登记在册的人力车夫的标志。
立时，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上小学一年级时的难忘岁月……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接受了这件光荣使命。他很高兴，立马站起来，代表全家向我深鞠一躬：
“谢谢周兄！不过，我们还有个要求，周兄画的时候，能不能不画这个‘号坎儿’？老人家已经穿着它跑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在这张遗像上，您就让他把这个‘号坎儿’脱了吧。行吗？我知道，这样一来，您的难度肯定更大了，因为他的头部太小了。”
高兴亮虽然不会画画，但他懂画。如果画上“号坎儿”，很快就会让人感到画得“很像”了;不画“号坎儿”，自然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要把只有不足5毫米大的模糊头部，放大40多倍啊！
但，我还是又答应了下来。
每次动笔，我拿着放大镜，面对老人那小小的头部仔细端详、小心翼翼地开始下笔时，仿佛能够听到老人家正在那里向我发出微弱的叮咛声：
“小伙子，千万别画我的‘号坎儿’啊！怪寒碜的，人家一看就是个穷拉车的，孩子们看了会感到很丢人啊！”
“您放心吧，老大爷，我绝不画它。我还要尽力把您老人家画得更富态些，更慈祥些……”
“那你可就积了大德啦……”
每次作画，我们似乎都会有着这样的一段别人听不见的心灵对话。
大约10天后，我完成了这幅人物头像素描，兴亮来取走时很满意。他的户口还在北京，跑通勤，每逢60小时的休大班回一次家。那次他从北京回来，特意给我带来一盒稻香村的点心，说是全家人对我的一点“谢意”。并告诉我，画像已经镶上框子挂在墙上了，全家人都很满意。
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故事了。但高兴亮的岳父满脸沧桑的模糊神态，还有那个看了叫人心酸的“号坎儿”，一直储存在我的脑海里，多年间挥之不去，总想写一篇小文留给如今从来没有见过“洋车”的年轻人。
如今我已83岁了。前几天，我突然心血来潮，从电脑上查到了人力车是由一位名叫和泉要助的日本人于1870年（明治三年）发明的。今天看上去，“洋车”虽然是那么落后，那么不文明，那么缺少“人性化”，但它在漫长的8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为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短途出行的城镇百姓带来了诸多方便，同时也给各国成千上万穷苦的车夫谋到了生计。
作为后人，应该知道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在80多年中间使用过这种车，并且应该记住那位叫作和泉要助的先生。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