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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一直处在“幕后”，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译者主体性也随之走向“台前”。林语堂精通中英文，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为了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林语堂翻译了大量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经典著作，《苏东坡传》就是其中之一。《苏东坡传》是关于中国古代著名学者苏东坡的一部人物传记，是林语堂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文化的最佳作品，因此其翻译尤其可以体现译者主体性。本文以《苏东坡传》为例，研究译者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运用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林语堂;《苏东坡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02
1.引言
传统翻译思想关注译文的“忠实”，强调原文和原作的地位，译者必须“隐身”。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中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为译者主体性带来了曙光。巴斯内特指出，应该重视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准则及其话语权。胡庚申提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2004：13）。本文取前人研究之精华，对人们关注较少的林语堂译《苏东坡传》一书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
2.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體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建明、田雨 2003：22）。根据翻译史研究，译者主体性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由于当时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盛行，译者主体性遭到忽视和排斥，译者只是语言转换的“工具”，从属于作者和原作，长期受到遮蔽，没有主观选择的权利。第二阶段：在翻译的不断发展中，译者所做出的各种选择，所创造的各类不同译本吸引了学者们对译者主体性的更多关注，译者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但仍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第三阶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解构主义运动为译者开辟了新的道路，西方翻译研究走出了纯语言研究的重围，把翻译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把译者看作是翻译活动中最能动的力量，是使语言继续存活的主动力。之后，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文化转向”一词，强调作为翻译研究者，有必要跳出“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孙致礼2003：121）。从此，译者由仆变主，译者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创造与翻译过程紧密相连，使得译者主体地位得到增强，开辟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实现了从语言到文化再到人的转变，完成了由本体到主体的跨越。翻译是忠实于原文基础上的再创作，所以译者的主体性一方面是译者对作品本身的理解、阐释并进行再创造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译者对文本、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等方面的选择。当然，这种主观能动和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限制地自由发挥，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意运用，它应该受到原文文本、写作目的、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这就要求译者正确处理好主动与被动、主观与客观的平衡关系，更好地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译本的质量与水平。
3.林语堂译者主体性在《苏东坡传》中的彰显
《苏东坡传》通过对苏东坡一生详实的描写与刻画，准确生动地重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和传统哲学，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当时便被宾板桥认为是林氏“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文化的最佳之作”。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林语堂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林语堂对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3.1文本选择
《苏东坡传》描绘了苏轼仕途坎坷，身处逆境，仍保持坚贞气节、豁达心态的崇高形象，这与林语堂的人生经历、人生观和文学创作的主旨相符合，林语堂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由于同情学生而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之后四处避隐，在夹缝中求生存，但他从未颠倒黑暗和光明、专制与自由、美丑及善恶。1936年移居美国后，仍不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用手中之笔当作战斗的武器，为追求光明、爱国救民而不懈奋斗。
苏东坡以超逸的态度面对人生，保持自然的纯真与质朴，摆脱功名的羁绊，顺任自然，这一道家思想与林语堂的哲学观相契合。林语堂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认为文学应该“超政治，近人生”，主张“性灵”文学。他说，“真具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林语堂1992：157）。在创办《论语》等刊物时，申明其指导方针是“远离政治”或“不谈政治”;在其作品《孔子的智慧》中，把道家思想看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不幸，逃遁世界的不公，重返自然，回归原始的淳朴和稚气。
总之，二十世纪的林语堂堪称“活着的苏东坡”。《苏东坡传》是对著名学者苏东坡在生活、经历和仕途上的生平总结，把一个性格鲜明、多才多艺、可敬可爱的人物形象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同时文中还介绍了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儒家、佛教、道教的哲学思想;社会各阶层人民，包括诗人、妓女、和尚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这些都和林语堂的译作目的完美契合：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将传统的哲学思想带入西方，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3.2 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译者发挥其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译者最具有能动性的表现。林语堂，贯通中西文化，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较为完美地保留原作“异国风情”的基础上，使得读者也容易接受与理解。下面将举例加以分析：
a.归化翻译
（1）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129） A maiden’s stolen glance should cast no blemish. Please， Your Reverence， be not so squeamish. For if you were my age， I might be all your rage （133）.
几千年来，为了专心修行，佛教戒律，僧人应不近女色，不歌舞倡伎。苏东坡为了打破这一清规戒律而做了这首诗。此句中的“山僧”是指实行宗教禁欲主义，选择在山寺里生活，与志同道合者共处的人。如果山僧直接翻译成“monk”，西方读者只能理解其字面意思，却无法体会山僧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形象，所以林语堂把它译为“Your Reverence”，借用西方讀者所熟悉的对牧师的尊称，让他们把山僧与牧师的高洁庄重、超凡脱俗联系到一起，使读者更容易领略到其真正含义。
b.异化翻译
（2）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湖上全是游逛之人。（287）
Particularly on great festivals， like the third day of the third moon……the lake was filled with holiday-makers （289）.
第一句中，林语堂在翻译月份时，采用“the 序数词 moon”的方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异化手法。在古代，为了配合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常采用阴历这一中国传统纪年法，主要指按月亮的月相周期来安排的历法。阴历是传统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农业上。农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的命脉，阴历中，月相依次循环变化，一周期为一月，所以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靠它来判断农历日期及夜间的大致时间，从而找到播种和收获的最佳时机。之后，人们用序数标记12个月相，代表12个月。林语堂在此用“the 序数词 moon”来译月份，是想让译语读者了解中国月份命名的来源和阴历形成的历史。
4.结论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成分。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他从幕后走向台前，最终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从而得以彰显，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对《苏东坡传》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独特的翻译思想与文学创作当中。也正是基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再创造，为林语堂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建明、田雨， 2003，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4（1）：22。
[2]胡庚申， 2004，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5（3）：10-16。
[3]林语堂， 1992， 《林语堂散文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4]林语堂， 2009， 《苏东坡传》[M]. 张振玉译， 北京：群言出版社。
[5]孙致礼， 2003，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林语堂;《苏东坡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02
1.引言
传统翻译思想关注译文的“忠实”，强调原文和原作的地位，译者必须“隐身”。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中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为译者主体性带来了曙光。巴斯内特指出，应该重视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准则及其话语权。胡庚申提出“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2004：13）。本文取前人研究之精华，对人们关注较少的林语堂译《苏东坡传》一书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
2.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體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建明、田雨 2003：22）。根据翻译史研究，译者主体性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由于当时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盛行，译者主体性遭到忽视和排斥，译者只是语言转换的“工具”，从属于作者和原作，长期受到遮蔽，没有主观选择的权利。第二阶段：在翻译的不断发展中，译者所做出的各种选择，所创造的各类不同译本吸引了学者们对译者主体性的更多关注，译者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但仍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第三阶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解构主义运动为译者开辟了新的道路，西方翻译研究走出了纯语言研究的重围，把翻译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把译者看作是翻译活动中最能动的力量，是使语言继续存活的主动力。之后，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文化转向”一词，强调作为翻译研究者，有必要跳出“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孙致礼2003：121）。从此，译者由仆变主，译者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创造与翻译过程紧密相连，使得译者主体地位得到增强，开辟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实现了从语言到文化再到人的转变，完成了由本体到主体的跨越。翻译是忠实于原文基础上的再创作，所以译者的主体性一方面是译者对作品本身的理解、阐释并进行再创造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译者对文本、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等方面的选择。当然，这种主观能动和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限制地自由发挥，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意运用，它应该受到原文文本、写作目的、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这就要求译者正确处理好主动与被动、主观与客观的平衡关系，更好地发挥译者主体性，提高译本的质量与水平。
3.林语堂译者主体性在《苏东坡传》中的彰显
《苏东坡传》通过对苏东坡一生详实的描写与刻画，准确生动地重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和传统哲学，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当时便被宾板桥认为是林氏“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文化的最佳之作”。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林语堂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林语堂对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3.1文本选择
《苏东坡传》描绘了苏轼仕途坎坷，身处逆境，仍保持坚贞气节、豁达心态的崇高形象，这与林语堂的人生经历、人生观和文学创作的主旨相符合，林语堂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由于同情学生而遭到北洋军阀的通缉，之后四处避隐，在夹缝中求生存，但他从未颠倒黑暗和光明、专制与自由、美丑及善恶。1936年移居美国后，仍不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用手中之笔当作战斗的武器，为追求光明、爱国救民而不懈奋斗。
苏东坡以超逸的态度面对人生，保持自然的纯真与质朴，摆脱功名的羁绊，顺任自然，这一道家思想与林语堂的哲学观相契合。林语堂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深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认为文学应该“超政治，近人生”，主张“性灵”文学。他说，“真具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林语堂1992：157）。在创办《论语》等刊物时，申明其指导方针是“远离政治”或“不谈政治”;在其作品《孔子的智慧》中，把道家思想看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人们摆脱现实的不幸，逃遁世界的不公，重返自然，回归原始的淳朴和稚气。
总之，二十世纪的林语堂堪称“活着的苏东坡”。《苏东坡传》是对著名学者苏东坡在生活、经历和仕途上的生平总结，把一个性格鲜明、多才多艺、可敬可爱的人物形象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同时文中还介绍了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儒家、佛教、道教的哲学思想;社会各阶层人民，包括诗人、妓女、和尚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这些都和林语堂的译作目的完美契合：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将传统的哲学思想带入西方，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3.2 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译者发挥其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译者最具有能动性的表现。林语堂，贯通中西文化，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在较为完美地保留原作“异国风情”的基础上，使得读者也容易接受与理解。下面将举例加以分析：
a.归化翻译
（1）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129） A maiden’s stolen glance should cast no blemish. Please， Your Reverence， be not so squeamish. For if you were my age， I might be all your rage （133）.
几千年来，为了专心修行，佛教戒律，僧人应不近女色，不歌舞倡伎。苏东坡为了打破这一清规戒律而做了这首诗。此句中的“山僧”是指实行宗教禁欲主义，选择在山寺里生活，与志同道合者共处的人。如果山僧直接翻译成“monk”，西方读者只能理解其字面意思，却无法体会山僧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形象，所以林语堂把它译为“Your Reverence”，借用西方讀者所熟悉的对牧师的尊称，让他们把山僧与牧师的高洁庄重、超凡脱俗联系到一起，使读者更容易领略到其真正含义。
b.异化翻译
（2）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湖上全是游逛之人。（287）
Particularly on great festivals， like the third day of the third moon……the lake was filled with holiday-makers （289）.
第一句中，林语堂在翻译月份时，采用“the 序数词 moon”的方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异化手法。在古代，为了配合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常采用阴历这一中国传统纪年法，主要指按月亮的月相周期来安排的历法。阴历是传统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农业上。农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的命脉，阴历中，月相依次循环变化，一周期为一月，所以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靠它来判断农历日期及夜间的大致时间，从而找到播种和收获的最佳时机。之后，人们用序数标记12个月相，代表12个月。林语堂在此用“the 序数词 moon”来译月份，是想让译语读者了解中国月份命名的来源和阴历形成的历史。
4.结论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成分。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他从幕后走向台前，最终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从而得以彰显，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对《苏东坡传》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独特的翻译思想与文学创作当中。也正是基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再创造，为林语堂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建明、田雨， 2003，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4（1）：22。
[2]胡庚申， 2004，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 《中国翻译》25（3）：10-16。
[3]林语堂， 1992， 《林语堂散文选》[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4]林语堂， 2009， 《苏东坡传》[M]. 张振玉译， 北京：群言出版社。
[5]孙致礼， 2003，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