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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隆隆炮声中，我出生于粤东的一个小山村。不久，我那在国民党广州中山机场（现为珠海三灶岛机场）当兵的父亲为我起了名字，在兵荒马乱中匆忙见了我母子俩最后一面，就跟随一败涂地的国民党空军经由海南岛去了台湾。
从此，我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再也没见过丈夫。
从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命运的注定，我母子俩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苦度春秋，走向了曲折、复杂、辛酸的求生和求真之路……
1966年，由于“文革”，取消高考制度，正在县城一中读高中的我和许多学子一样，回乡务农，学大寨，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3月，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这年，广州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几百名学生、老师，其中包括不少被称为“臭老九”的医学专家和教授，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军代表和工宣队带领下，告别大都市，驱车几百公里，风尘仆仆大队人马来到我们山区公社驻扎、体验生活。在此期间，为了贯彻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决定为我所在的公社培训30名“赤脚医生”，学期半年，结业后回原大队为贫下中农看病，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在挑选培训对象时，我所处的最边远山村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一致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孩子，有高中文化，性情又好，家中只有母子俩人，无牵无挂，最适合干日夜奔走的“赤脚医生”工作，因此，极力推荐我当“赤脚医生”。在得到公社革委会和贫管组研究同意后，我终于接到了“赤脚医生”培训学习通知书。
谁知，我高兴得太早了。“天有不测风云”，我在“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20天后的一个上午，几个造反派的头头和不怀好意的极左人物，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学习班，把正在听老师讲授“人体解剖”课的我叫出门外，说根据掌握的情况我父亲是“逃台人员”，我属“可教育子女”，不能当“赤脚医生”，不能把“农村医疗卫生大权”落到“黑七类子女”手里，限我马上结束学习，下午必须回到生产队去，参加“开山造田”劳动。
面对这突然情况，年轻的我心惊肉跳，六神无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眼含泪水，不断向他们求饶，让我继续学习下去，我会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以勒令的口吻说，不行！今天必须回家，明天不准来上课！
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的广州医学院军代表、工人宣传队、老师代表、公社革委会和“贫管组”非常重视，慎重关注事态发展，联合找我谈话，并检查了我的学习笔记，了解我的工作表现，以及学员的反映。我如实地说我不知父亲下落，与父亲无通讯联系，也不知我父亲是不是在战争中死亡，并强烈要求留下继续学习。后来，听内部人士传出，当天上级各部门经过调查了解后，一致认为我在30个学员中文化水平最高而且勤奋好学，热爱卫生事业，有培养前途。于是与“造反派”紧急协商后，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学习，至于结业后大队革委会和贫管会使用不使用我当“赤脚医生”，则再深入调查我父亲问题后再行考虑取舍。
有了这样的转机，我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上级有关部门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给了我继续学习的机会。从此，我更加珍惜时间，白天听课，晚上挑灯夜读，不懂就问，谦虚学习，同时做了大量学习笔记，学业不断进步。半年后，通过考试，终于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结束学习，得到学院、公社革委会的好评和百姓的认可，与同去学习的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后来，形势变化，派性斗争日趋冷淡，那些曾对我说三道四，不怀好意的人眼看大势已去，也不了了之，不再胡言，而且，他们也同样是我的服务对象，要找我看病，我也从不计较旧事，全心全意以自己最佳水准为他们服务。
1972年，我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全县先进农村卫生工作者，受到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有关部门选送我去地区卫生学校读书深造，可是由于父亲下落不明，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高考，我理直气壮、激情满怀地参加高考，结果达到入围分数，也填报了志愿和到县人民医院体检合格，后来，又因我父亲的问题，未录取上，彻底粉碎了我多年的大学梦。
显然，父亲的问题严重地阻碍着我前进的脚步。严峻的现实在告诉我，我要上大学，要入党，要想有出息谈何容易？
丙辰十月春雷响，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从此，春风终度“玉门关”，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神州大地春风荡漾。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1982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马来西亚怡保的来信，拆开一看，是我邻村一位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海龙叔公的来信，信内夹一页我父亲的亲笔短信，父亲讲述了他的一些情况并报平安，问候家中亲朋以及感叹别后几十年思乡之情，要求我写信给他时都寄给海龙叔公转达。收信后，我又惊又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来信，平生第一次知道离别三十多年的父亲确实没有战死，如今还活在人间，而且就居住在宝岛台北市。我赶忙回家，找到正在田里劳作的母亲，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她。母亲听了，热泪盈眶，把信紧紧握在手中。她说，不能见你爸，见了信也高兴，就像牵了他的手一样。
看完信后，我和母亲席地坐在田埂草地上，商谈着回信的内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父子俩都通过马来西亚的海龙叔公转寄信件，交流情况，联络感情，互相有说不完的思念之情，道不尽的骨肉之爱。
在海龙叔公的帮助下，用华侨常用的“驳款”方式，我父亲经由马来西亚银行汇款回家。1985年冬，我家在原老屋旧址上建成一栋二层占地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带有花园的楼房。在当时的小山村，以至全公社，用台胞汇款来建造钢筋水泥楼房确实是件新鲜事，在十里八乡成为新闻。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1987年，台湾方面已有部分“敢为天下先”的国民党退伍老兵冒险回大陆探亲观光，受到祖国政府热情欢迎和以礼接待。
正是在这背景下，已从台湾中正机场退伍的父亲，通过海龙叔公的转信联系，相约我们全家到广州会面。父亲盼望着早一天见到妻儿子孙，我们也深情地盼望着早日见到漂泊在外三四十年的父亲。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88年6月7日，我们全家6人（母亲、我、妻子和3个小孩）在县统战部“对台办”的安排下，乘特派小车赶到了位于广州市侨光路的华侨大厦，省委统战部设立的“台湾同胞回乡接待站”就在这里的二楼。
下午5时左右，在工作人员的领引下，我们终于在大厅里见到了由海龙叔公从马来西亚专程飞赴香港接应，从台湾经香港到达广州的白发苍苍、日思夜想的父亲，此刻，全家人万分高兴，相拥痛哭，泪洒衣衫。
39年了，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39年了，母亲才再次见到丈夫；
39年了，老父才第一次听到孙儿呼叫“阿公”。
这天晚上，统战部设宴招待我们（当晚还有四五家来自省内的会台家庭），一家老小做梦般地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杯祝福，团聚畅饮，诉说分离之痛，喜庆团圆之乐。父亲深情地向母亲敬酒，感谢和赞扬母亲的忠贞和坚强，养大儿子，如今子孙满堂；母亲也动情地说父亲好不容易在兵荒马乱中走过来，今天看到父亲身体健康，平安回来与家人团聚很高兴，从不沾酒的母亲，破例在这一难忘时刻与父亲对饮一小杯。席中，接待站工作人员满面春风，点头微笑，不停地为我们上菜、斟酒、送汤、倒茶、递水果……天伦之乐，难于言表，面对此情此景，我再次流下热泪，没有共产党，没有改革开放，能有我们一家人今天团聚在广州吗？
是夜，我们全家住在美丽的珠江河畔的华侨大厦，毫无睡意。3个孩子天真地、尽情地在从未见过的“席梦思”上翻滚嬉闹；大人则千言万语、天南地北地讲述着往事、近况直到天明。
暑去秋来。转眼1988年的秋天又到来了。人们都说，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美酒飘香的季节。也许我真的与“泪水”有缘，这年秋天十月，经梅州市统战部申报，广东省委统战部批准，吸收已在公社卫生院当临时工多年的我为国家正式职工。当我到有关部门去办理相关手续时，亲眼看到盖有鲜红大印章的发自省委统战部行文的通知，当场又热泪涌流。回想自己几年前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进行入党宣誓的情景，看到今天自己又正式成为一名国家职工，几十年的执著追求终于变为现实，饱经辛酸的“台属儿女”终于投入到党的宽阔而温暖的怀抱，来到党的神圣队伍之中，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能有今天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中，在上级的关怀下，我多次被送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学习，经过自己多年奋斗和努力，经过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和医疗主管部门的考核和考试后，我已成为国家干部、医院的一名内科医师，当年“不准当赤脚医生”的荒唐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在党的农村卫生事业的岗位上尽着一个普通党员医生的神圣职责，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和才干为百姓健康服务而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台属儿女沐春风。我的3个孩子在学校毕业后都找到了工作：儿子和儿媳都在市人民医院工作。孙子已7岁了，健康活泼，而且是2008年奥运会万名“微笑儿童”候选人；大女儿在东莞市医院当护士；小女儿在东莞市政府工作。如今，当我坐在医院宽敞、明亮、洁白的诊室里为群众看病的时候，每当我下班回家看到历尽风霜、年过八十而又健康的母亲在浇花弄草的时候，每当我接到在台湾阳明山闲居的父亲来电话的时候，每当收到父亲寄来的钱的时候，每当节假日儿女们开着自己的小车回来，拎着大包大袋行李回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每当我们全家团聚举杯，欢声笑语，讲述现在政策开放大陆同胞去台湾旅游，争取早日去阿里山、日月潭观光的时候，特别是每天晚上看电视时听到雄壮的国歌高奏的时候……我抚今追昔，心潮难于平静，我都暗暗地告诉自己，当然，也同样告诉儿女们：没有共产党和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家“去台人员”家庭的幸福今天，“台属儿女”要永远跟党走！
题 图：李敏学
从此，我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再也没见过丈夫。
从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命运的注定，我母子俩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苦度春秋，走向了曲折、复杂、辛酸的求生和求真之路……
1966年，由于“文革”，取消高考制度，正在县城一中读高中的我和许多学子一样，回乡务农，学大寨，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3月，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这年，广州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几百名学生、老师，其中包括不少被称为“臭老九”的医学专家和教授，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军代表和工宣队带领下，告别大都市，驱车几百公里，风尘仆仆大队人马来到我们山区公社驻扎、体验生活。在此期间，为了贯彻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决定为我所在的公社培训30名“赤脚医生”，学期半年，结业后回原大队为贫下中农看病，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在挑选培训对象时，我所处的最边远山村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一致认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孩子，有高中文化，性情又好，家中只有母子俩人，无牵无挂，最适合干日夜奔走的“赤脚医生”工作，因此，极力推荐我当“赤脚医生”。在得到公社革委会和贫管组研究同意后，我终于接到了“赤脚医生”培训学习通知书。
谁知，我高兴得太早了。“天有不测风云”，我在“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20天后的一个上午，几个造反派的头头和不怀好意的极左人物，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学习班，把正在听老师讲授“人体解剖”课的我叫出门外，说根据掌握的情况我父亲是“逃台人员”，我属“可教育子女”，不能当“赤脚医生”，不能把“农村医疗卫生大权”落到“黑七类子女”手里，限我马上结束学习，下午必须回到生产队去，参加“开山造田”劳动。
面对这突然情况，年轻的我心惊肉跳，六神无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眼含泪水，不断向他们求饶，让我继续学习下去，我会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以勒令的口吻说，不行！今天必须回家，明天不准来上课！
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的广州医学院军代表、工人宣传队、老师代表、公社革委会和“贫管组”非常重视，慎重关注事态发展，联合找我谈话，并检查了我的学习笔记，了解我的工作表现，以及学员的反映。我如实地说我不知父亲下落，与父亲无通讯联系，也不知我父亲是不是在战争中死亡，并强烈要求留下继续学习。后来，听内部人士传出，当天上级各部门经过调查了解后，一致认为我在30个学员中文化水平最高而且勤奋好学，热爱卫生事业，有培养前途。于是与“造反派”紧急协商后，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学习，至于结业后大队革委会和贫管会使用不使用我当“赤脚医生”，则再深入调查我父亲问题后再行考虑取舍。
有了这样的转机，我真是谢天谢地，感谢上级有关部门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给了我继续学习的机会。从此，我更加珍惜时间，白天听课，晚上挑灯夜读，不懂就问，谦虚学习，同时做了大量学习笔记，学业不断进步。半年后，通过考试，终于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结束学习，得到学院、公社革委会的好评和百姓的认可，与同去学习的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后来，形势变化，派性斗争日趋冷淡，那些曾对我说三道四，不怀好意的人眼看大势已去，也不了了之，不再胡言，而且，他们也同样是我的服务对象，要找我看病，我也从不计较旧事，全心全意以自己最佳水准为他们服务。
1972年，我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全县先进农村卫生工作者，受到县政府的表彰和奖励，有关部门选送我去地区卫生学校读书深造，可是由于父亲下落不明，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高考，我理直气壮、激情满怀地参加高考，结果达到入围分数，也填报了志愿和到县人民医院体检合格，后来，又因我父亲的问题，未录取上，彻底粉碎了我多年的大学梦。
显然，父亲的问题严重地阻碍着我前进的脚步。严峻的现实在告诉我，我要上大学，要入党，要想有出息谈何容易？
丙辰十月春雷响，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从此，春风终度“玉门关”，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神州大地春风荡漾。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1982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马来西亚怡保的来信，拆开一看，是我邻村一位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海龙叔公的来信，信内夹一页我父亲的亲笔短信，父亲讲述了他的一些情况并报平安，问候家中亲朋以及感叹别后几十年思乡之情，要求我写信给他时都寄给海龙叔公转达。收信后，我又惊又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父亲的来信，平生第一次知道离别三十多年的父亲确实没有战死，如今还活在人间，而且就居住在宝岛台北市。我赶忙回家，找到正在田里劳作的母亲，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她。母亲听了，热泪盈眶，把信紧紧握在手中。她说，不能见你爸，见了信也高兴，就像牵了他的手一样。
看完信后，我和母亲席地坐在田埂草地上，商谈着回信的内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父子俩都通过马来西亚的海龙叔公转寄信件，交流情况，联络感情，互相有说不完的思念之情，道不尽的骨肉之爱。
在海龙叔公的帮助下，用华侨常用的“驳款”方式，我父亲经由马来西亚银行汇款回家。1985年冬，我家在原老屋旧址上建成一栋二层占地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带有花园的楼房。在当时的小山村，以至全公社，用台胞汇款来建造钢筋水泥楼房确实是件新鲜事，在十里八乡成为新闻。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1987年，台湾方面已有部分“敢为天下先”的国民党退伍老兵冒险回大陆探亲观光，受到祖国政府热情欢迎和以礼接待。
正是在这背景下，已从台湾中正机场退伍的父亲，通过海龙叔公的转信联系，相约我们全家到广州会面。父亲盼望着早一天见到妻儿子孙，我们也深情地盼望着早日见到漂泊在外三四十年的父亲。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88年6月7日，我们全家6人（母亲、我、妻子和3个小孩）在县统战部“对台办”的安排下，乘特派小车赶到了位于广州市侨光路的华侨大厦，省委统战部设立的“台湾同胞回乡接待站”就在这里的二楼。
下午5时左右，在工作人员的领引下，我们终于在大厅里见到了由海龙叔公从马来西亚专程飞赴香港接应，从台湾经香港到达广州的白发苍苍、日思夜想的父亲，此刻，全家人万分高兴，相拥痛哭，泪洒衣衫。
39年了，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39年了，母亲才再次见到丈夫；
39年了，老父才第一次听到孙儿呼叫“阿公”。
这天晚上，统战部设宴招待我们（当晚还有四五家来自省内的会台家庭），一家老小做梦般地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杯祝福，团聚畅饮，诉说分离之痛，喜庆团圆之乐。父亲深情地向母亲敬酒，感谢和赞扬母亲的忠贞和坚强，养大儿子，如今子孙满堂；母亲也动情地说父亲好不容易在兵荒马乱中走过来，今天看到父亲身体健康，平安回来与家人团聚很高兴，从不沾酒的母亲，破例在这一难忘时刻与父亲对饮一小杯。席中，接待站工作人员满面春风，点头微笑，不停地为我们上菜、斟酒、送汤、倒茶、递水果……天伦之乐，难于言表，面对此情此景，我再次流下热泪，没有共产党，没有改革开放，能有我们一家人今天团聚在广州吗？
是夜，我们全家住在美丽的珠江河畔的华侨大厦，毫无睡意。3个孩子天真地、尽情地在从未见过的“席梦思”上翻滚嬉闹；大人则千言万语、天南地北地讲述着往事、近况直到天明。
暑去秋来。转眼1988年的秋天又到来了。人们都说，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美酒飘香的季节。也许我真的与“泪水”有缘，这年秋天十月，经梅州市统战部申报，广东省委统战部批准，吸收已在公社卫生院当临时工多年的我为国家正式职工。当我到有关部门去办理相关手续时，亲眼看到盖有鲜红大印章的发自省委统战部行文的通知，当场又热泪涌流。回想自己几年前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进行入党宣誓的情景，看到今天自己又正式成为一名国家职工，几十年的执著追求终于变为现实，饱经辛酸的“台属儿女”终于投入到党的宽阔而温暖的怀抱，来到党的神圣队伍之中，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能有今天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中，在上级的关怀下，我多次被送到上一级医院进修学习，经过自己多年奋斗和努力，经过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和医疗主管部门的考核和考试后，我已成为国家干部、医院的一名内科医师，当年“不准当赤脚医生”的荒唐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在党的农村卫生事业的岗位上尽着一个普通党员医生的神圣职责，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和才干为百姓健康服务而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台属儿女沐春风。我的3个孩子在学校毕业后都找到了工作：儿子和儿媳都在市人民医院工作。孙子已7岁了，健康活泼，而且是2008年奥运会万名“微笑儿童”候选人；大女儿在东莞市医院当护士；小女儿在东莞市政府工作。如今，当我坐在医院宽敞、明亮、洁白的诊室里为群众看病的时候，每当我下班回家看到历尽风霜、年过八十而又健康的母亲在浇花弄草的时候，每当我接到在台湾阳明山闲居的父亲来电话的时候，每当收到父亲寄来的钱的时候，每当节假日儿女们开着自己的小车回来，拎着大包大袋行李回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每当我们全家团聚举杯，欢声笑语，讲述现在政策开放大陆同胞去台湾旅游，争取早日去阿里山、日月潭观光的时候，特别是每天晚上看电视时听到雄壮的国歌高奏的时候……我抚今追昔，心潮难于平静，我都暗暗地告诉自己，当然，也同样告诉儿女们：没有共产党和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家“去台人员”家庭的幸福今天，“台属儿女”要永远跟党走！
题 图：李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