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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4日，我们成功首飞了中国第一架歼击轰炸机——‘中国飞豹’，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每当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那些气壮山河的誓言;想起挑灯夜战的场景以及开拓创新的故事，我就激动不已……”
2018年11月17日下午，时值飞豹首飞三十周年之际，本刊记者走访了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现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黄强。遥想当年的峥嵘岁月，他说出了这样一段感慨万千的心里话……
创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上世纪70年代“飞豹”设计研制开始，航空工业一飞院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中国飞机设计技术的规范转轨，到现如今全数字化三维设计制造技术，一直领航和刷新着行业记录。”黄副省长用总结性的语言拉开了话题。
本世纪初，“飞豹A”立项研制。为了让“飞豹A”早曰飞上蓝天，起初，是靠人力硬拼。我们从2000年开始，连续几年，别说星期天了，春节都没有休息过。从2000年大年初二开始，我们在军工系统率先实行了“611”工作制。即：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1个小时，除此之外才算加班，晚餐送到现场。
这样靠人拼，也不是办法。高科技产业，手段要创新。我们毅然决策，大胆走超越创新之路。首次在国内把三维数字化设计、电子预装配等先进技术用到了我们的飞机设计上。大家都学过机械制图，物体本来是立体的，但用手去画怎么也画不像。什么俯视图、左右视图、剖视图，只好用光线来把这个图透视出来，实际上这都是很原始的办法。现在的三维设计、三维数模，这个技术是工业设计的最高水平，也就是三维数字化设计和电子预装配。
当时的条件很差，我们斗胆决策，把三维设计用上去，目的是提高效率。当时很多人反对。有人说，现在国家连一个部件都没走通，你要整个飞机上三维设计，是不可能的。能不能先把这个“飞豹A”的尾巴用三维数字化设计，其它的用常规设计？我说我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脑袋！
如果一部分拿数字化设计，其它的按常规用铅笔设计，装配不到一块，完不成任务，谁来承担这份责任？我们大胆选择了CATIA V5软件，这是当时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最新软件，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家试用。因为软件不成熟，在试用过程中，我们还把它从5.2版本升级到5.7版本。可能有人要问：难道你比波音、空客还厉害吗？确确实实，在这方面，我们比波音、空客走在了前面。当时，波音、空客用的是V4版本，他们用的是工作站，都是几千台工作站，UNIX系统。咱们没那么多钱，买不起那么多工作站，我就想，现在计算机的速度和容量发展的非常快，可以在微机上也就是NT版本上实现三维设计，这个就是V5版本;对于这个版本，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当然，因为当时软件的功能很不全，我们也吃了不少苦。
攻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老实说，是否能成功，我心里头也没底！我们成立了攻关小组，由吴介琴副总师担纲。吴总曾在德国长期工作过，他编的程序被命名为“吴氏程序”，他是国际化专家，有着豐富的实践经验。他带着12个小伙子，成立了“敢死队”。我就跟他们说，给你们40天时间，你们把最后一关，也就是把三维转到二维，给我攻下来。如果你们能攻下来，后面大部队就全面应用这个软件进行三维数字化设计;你们要是攻不下来，咱回过头来老老实实走老路！
也许有人要问，怎么三维又回到二维去了？三维设计好了，要拿到工厂加工。他如果是用数控铣床加工的话，我直接把数模传过去。工人如果是钣金等常规加工，他就要看二维图纸。但我们不能三维设计一遍，再回头走一遍二维设计。能不能让三维自动翻译成二维？但是当时怎么都翻译不过来，不是多信息、就是少信息。攻关组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难关攻下来。我们阎良很方便，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走路10分钟，骑自行车5分钟就到家了。但小伙子们工作十分刻苦，很多小伙子吃住在现场，昼夜全力攻关。那时，每天晚上我都要过问攻关组的攻关情况。我问吴总：今天进展的怎么样了？40天排满计划，每天都要全力攻关。
到后来，吴副总师跟我说，黄院长，你别逼了，再逼我就跳楼了。但我不逼他不行啊，上面有要求啊。有一天晚上11点，吴副总师从我办公室出去后，他跟攻关组说：“咱们再拼一晚上，明天再不出来，我就跳楼！”我们攻关组的小伙子说：吴总您跳，我们跟着一起跳。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第二天晚上，全世界第一张用CATIA V5设计的三维数模转化成的二维图纸，“唰”的出来了！吴副总师异常兴奋地拿着图纸，那天是凌晨一点钟，他在楼道里喊起来了：“图出来了！图出来了！”完全失态了。
看吴副总师满头花白的头发，双眼布满血丝，面带浮肿，还发青，真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没几天，他就住院了，肾累出了4个加号。
图纸出来以后，传到西飞公司，2000年9月26日，加工出了第一个无纸设计的零件——飞机上一米多长的钢接头。数控铣床加工出来，检测后百分之百可以装飞机。从此中国无纸设计的零件终于诞生了！
圆梦：英雄壮志泪满襟
当人们十分关心吴副总的身体健康时，另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龚鑫茂副总师病危，龚副总是咱们国家飞机强度和结构设计方面的一把好手。他是并行工作组的组长，负责飞机数字化设计和西飞公司数字化制造并行工程的。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累垮了他的身体，但即使在住院期间，龚副总仍牵挂着工作;就在钢接头加工出来的头天晚上，他对陪护的女儿说：“我梦见这个关攻下来了。”
第二天下午，他女儿就告诉他第一个零件已经干出来了，他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很高兴;也许是一直牵挂的事儿终于有了结果，龚副总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没有了牵挂，龚副总当天晚上就进入了昏迷状态，那时他内脏已经衰竭，胰腺糜烂坏死，肝脏萎缩成拳头大小;进入病危后，医院几经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发现他有些异样，几次提出来让他去检查，他总是说：“没事，我就是胆结石。我跟老婆说了，等我这段任务完成，我就动手术去。”他老这么说，就是不去，结果终于倒在了岗位上！ 我悲痛不已，最后给龚副总梳了梳头发，让他干干净净走完人生。开追悼会时，我们规定每个专业只送—个花圈、派一个代表去，结果10月3号，还是“黄金周”期间，一天就送了300多个花圈、去了1000多人。有省市领导、地方政府领导、他的学生、协作单位人员。龚副总人品高尚，业务很精，大家泣不成声。我致悼词说：“龚总啊，你真不该走的这么早，重点型号攻关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当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中说起这个故事时，主持人都主持不下去了，感动得哭了。为这个型号的研制，我们付出的代价确实很大。这个飞机终于首飞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现在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英灵了！
2000年，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次应用最新的CATIA V5软件，攻克了飞机三维数字化设计这道难关，干出了中国第一架全机规模的电子样机。2001年，我到法国达索系统公司，访问了这个软件的原始开发商，展示我们的全机电子样机时，他们从总裁到开发人员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并马上在他们的大门口升起了五星红旗。我带去的几个小伙子很提气，以前年轻人总想往国外跑，我们干好了，在国外也很有尊严啊。
这个成果，2002年度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徐舜寿：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
说到我国的飞机制造，不能不提到徐舜寿。
徐舜寿是浙江省吴兴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中国飞机设计院士们的导师、一代宗师。曾任六院十所（一飞院前身之一）第一任技术副所长、总设计师。主持并参与过多个飞机型号的研制，领导了国产活塞教练机、喷气式教练机、轰炸机和运输机设计，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和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曾担任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8月以后，徐舜寿根据部队的需要，组织和领导了初教1型飞机（后定名为初教6型飞机）的总体设计和“雄鹰”302型飞机（后定名强5型飞机）的方案性草图设计。这两个型号于1958年5月以后都相继转到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并获得成功，投产后均已装备部队。
1965年10月，根据部、院的指示，十所开始酝酿自行设计运输机的专家。徐舜寿组织有关人员到工厂了解和收集引进的苏式飞机资料。他从我国当时工业生产和技术水平的实际出发，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反复分析、研究和比较，最后选定以AH-24为原准机，自行设计运7飞机，作为我国研制民用飞机的起点，徐舜寿为运7飞机的正确选型和总体设计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民用飞机的研制走出了一条路子。
徐舜寿特别重视描图员的基本功训练。他要求描图员要有很好的基本线型、仿宋体、外文字的功底;熟练掌握钢笔、鸭嘴笔、圆规、三角板等工具，每天要交练习，他亲自修改。對人才培养，他坚持优先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他特别欣赏苏联专家克拉西莫夫的“小狗游泳论”。就是要像小狗游泳一样，在科技的海洋里去搏击，学会驾驭飞机的本领。他认为优秀的设计师是通过实践的锻炼而成长起来的。领导者要通过技术实践去选拔苗子、尖子，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如担任组长或主管设计师等，并在一般培养的基础上加以优先培养，在智力投资上不搞平均使用。对那些“屡试不第”的、没有培养前途或不适宜做技术工作的应加以淘汰，分配他们做他们所适宜的工作，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此，他曾被当作是“只专不红”的典型，受过不少责难。但他不为所动，总是据理力争。徐舜寿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刚直不阿。
为了缅怀这位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杰出的总设计师，1989年，一飞院为他塑了铜像，并且设立了“徐舜寿青年科技进步奖”。2004年，我们又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优质白玉雕成的徐老塑像，以纪念这一代飞机宗师。
期待：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航空梦
今年，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建院57周年，在57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飞院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在党和国家领导的下，挺起不屈的脊梁，迈出坚韧的步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为国家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今年也是“飞豹”首飞3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回顾报国强军之路，回顾创新发展之路，回顾“飞豹精神”引领之路，我们为依然面临着繁重的军民机研制任务而感到骄傲，为依然承担着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而感到自豪。
实现航空梦，是一飞院干部职工航空报国、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初心。在完成各种型号的过程中提炼而成的“飞豹精神”，是一飞院宝贵的精神财富。在57年的军民机研制中，一飞院几代航空人肩负振兴航空、报效祖国的历史重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上下求索，图存图强，以永不停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前仆后继、超越创新的钢铁般的意志，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党的十九大提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强军梦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57年来，一飞院航空人取得了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展示了我国自主创新的铿锵步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实现重大跨越。
如今的世界，依然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强军，中国梦的实现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笑谈;“中国梦”首先是一个“强军梦”。
衷心地祝愿航空工业一飞院在“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的指引下，继续发扬“飞豹精神”，用优秀的业绩向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献礼！
2018年11月17日下午，时值飞豹首飞三十周年之际，本刊记者走访了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院长，现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黄强。遥想当年的峥嵘岁月，他说出了这样一段感慨万千的心里话……
创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上世纪70年代“飞豹”设计研制开始，航空工业一飞院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中国飞机设计技术的规范转轨，到现如今全数字化三维设计制造技术，一直领航和刷新着行业记录。”黄副省长用总结性的语言拉开了话题。
本世纪初，“飞豹A”立项研制。为了让“飞豹A”早曰飞上蓝天，起初，是靠人力硬拼。我们从2000年开始，连续几年，别说星期天了，春节都没有休息过。从2000年大年初二开始，我们在军工系统率先实行了“611”工作制。即：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1个小时，除此之外才算加班，晚餐送到现场。
这样靠人拼，也不是办法。高科技产业，手段要创新。我们毅然决策，大胆走超越创新之路。首次在国内把三维数字化设计、电子预装配等先进技术用到了我们的飞机设计上。大家都学过机械制图，物体本来是立体的，但用手去画怎么也画不像。什么俯视图、左右视图、剖视图，只好用光线来把这个图透视出来，实际上这都是很原始的办法。现在的三维设计、三维数模，这个技术是工业设计的最高水平，也就是三维数字化设计和电子预装配。
当时的条件很差，我们斗胆决策，把三维设计用上去，目的是提高效率。当时很多人反对。有人说，现在国家连一个部件都没走通，你要整个飞机上三维设计，是不可能的。能不能先把这个“飞豹A”的尾巴用三维数字化设计，其它的用常规设计？我说我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脑袋！
如果一部分拿数字化设计，其它的按常规用铅笔设计，装配不到一块，完不成任务，谁来承担这份责任？我们大胆选择了CATIA V5软件，这是当时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最新软件，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家试用。因为软件不成熟，在试用过程中，我们还把它从5.2版本升级到5.7版本。可能有人要问：难道你比波音、空客还厉害吗？确确实实，在这方面，我们比波音、空客走在了前面。当时，波音、空客用的是V4版本，他们用的是工作站，都是几千台工作站，UNIX系统。咱们没那么多钱，买不起那么多工作站，我就想，现在计算机的速度和容量发展的非常快，可以在微机上也就是NT版本上实现三维设计，这个就是V5版本;对于这个版本，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当然，因为当时软件的功能很不全，我们也吃了不少苦。
攻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老实说，是否能成功，我心里头也没底！我们成立了攻关小组，由吴介琴副总师担纲。吴总曾在德国长期工作过，他编的程序被命名为“吴氏程序”，他是国际化专家，有着豐富的实践经验。他带着12个小伙子，成立了“敢死队”。我就跟他们说，给你们40天时间，你们把最后一关，也就是把三维转到二维，给我攻下来。如果你们能攻下来，后面大部队就全面应用这个软件进行三维数字化设计;你们要是攻不下来，咱回过头来老老实实走老路！
也许有人要问，怎么三维又回到二维去了？三维设计好了，要拿到工厂加工。他如果是用数控铣床加工的话，我直接把数模传过去。工人如果是钣金等常规加工，他就要看二维图纸。但我们不能三维设计一遍，再回头走一遍二维设计。能不能让三维自动翻译成二维？但是当时怎么都翻译不过来，不是多信息、就是少信息。攻关组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难关攻下来。我们阎良很方便，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走路10分钟，骑自行车5分钟就到家了。但小伙子们工作十分刻苦，很多小伙子吃住在现场，昼夜全力攻关。那时，每天晚上我都要过问攻关组的攻关情况。我问吴总：今天进展的怎么样了？40天排满计划，每天都要全力攻关。
到后来，吴副总师跟我说，黄院长，你别逼了，再逼我就跳楼了。但我不逼他不行啊，上面有要求啊。有一天晚上11点，吴副总师从我办公室出去后，他跟攻关组说：“咱们再拼一晚上，明天再不出来，我就跳楼！”我们攻关组的小伙子说：吴总您跳，我们跟着一起跳。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第二天晚上，全世界第一张用CATIA V5设计的三维数模转化成的二维图纸，“唰”的出来了！吴副总师异常兴奋地拿着图纸，那天是凌晨一点钟，他在楼道里喊起来了：“图出来了！图出来了！”完全失态了。
看吴副总师满头花白的头发，双眼布满血丝，面带浮肿，还发青，真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没几天，他就住院了，肾累出了4个加号。
图纸出来以后，传到西飞公司，2000年9月26日，加工出了第一个无纸设计的零件——飞机上一米多长的钢接头。数控铣床加工出来，检测后百分之百可以装飞机。从此中国无纸设计的零件终于诞生了！
圆梦：英雄壮志泪满襟
当人们十分关心吴副总的身体健康时，另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龚鑫茂副总师病危，龚副总是咱们国家飞机强度和结构设计方面的一把好手。他是并行工作组的组长，负责飞机数字化设计和西飞公司数字化制造并行工程的。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累垮了他的身体，但即使在住院期间，龚副总仍牵挂着工作;就在钢接头加工出来的头天晚上，他对陪护的女儿说：“我梦见这个关攻下来了。”
第二天下午，他女儿就告诉他第一个零件已经干出来了，他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很高兴;也许是一直牵挂的事儿终于有了结果，龚副总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没有了牵挂，龚副总当天晚上就进入了昏迷状态，那时他内脏已经衰竭，胰腺糜烂坏死，肝脏萎缩成拳头大小;进入病危后，医院几经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发现他有些异样，几次提出来让他去检查，他总是说：“没事，我就是胆结石。我跟老婆说了，等我这段任务完成，我就动手术去。”他老这么说，就是不去，结果终于倒在了岗位上！ 我悲痛不已，最后给龚副总梳了梳头发，让他干干净净走完人生。开追悼会时，我们规定每个专业只送—个花圈、派一个代表去，结果10月3号，还是“黄金周”期间，一天就送了300多个花圈、去了1000多人。有省市领导、地方政府领导、他的学生、协作单位人员。龚副总人品高尚，业务很精，大家泣不成声。我致悼词说：“龚总啊，你真不该走的这么早，重点型号攻关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当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中说起这个故事时，主持人都主持不下去了，感动得哭了。为这个型号的研制，我们付出的代价确实很大。这个飞机终于首飞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现在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英灵了！
2000年，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次应用最新的CATIA V5软件，攻克了飞机三维数字化设计这道难关，干出了中国第一架全机规模的电子样机。2001年，我到法国达索系统公司，访问了这个软件的原始开发商，展示我们的全机电子样机时，他们从总裁到开发人员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并马上在他们的大门口升起了五星红旗。我带去的几个小伙子很提气，以前年轻人总想往国外跑，我们干好了，在国外也很有尊严啊。
这个成果，2002年度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徐舜寿：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
说到我国的飞机制造，不能不提到徐舜寿。
徐舜寿是浙江省吴兴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中国飞机设计院士们的导师、一代宗师。曾任六院十所（一飞院前身之一）第一任技术副所长、总设计师。主持并参与过多个飞机型号的研制，领导了国产活塞教练机、喷气式教练机、轰炸机和运输机设计，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和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曾担任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8月以后，徐舜寿根据部队的需要，组织和领导了初教1型飞机（后定名为初教6型飞机）的总体设计和“雄鹰”302型飞机（后定名强5型飞机）的方案性草图设计。这两个型号于1958年5月以后都相继转到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并获得成功，投产后均已装备部队。
1965年10月，根据部、院的指示，十所开始酝酿自行设计运输机的专家。徐舜寿组织有关人员到工厂了解和收集引进的苏式飞机资料。他从我国当时工业生产和技术水平的实际出发，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反复分析、研究和比较，最后选定以AH-24为原准机，自行设计运7飞机，作为我国研制民用飞机的起点，徐舜寿为运7飞机的正确选型和总体设计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民用飞机的研制走出了一条路子。
徐舜寿特别重视描图员的基本功训练。他要求描图员要有很好的基本线型、仿宋体、外文字的功底;熟练掌握钢笔、鸭嘴笔、圆规、三角板等工具，每天要交练习，他亲自修改。對人才培养，他坚持优先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他特别欣赏苏联专家克拉西莫夫的“小狗游泳论”。就是要像小狗游泳一样，在科技的海洋里去搏击，学会驾驭飞机的本领。他认为优秀的设计师是通过实践的锻炼而成长起来的。领导者要通过技术实践去选拔苗子、尖子，把他们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如担任组长或主管设计师等，并在一般培养的基础上加以优先培养，在智力投资上不搞平均使用。对那些“屡试不第”的、没有培养前途或不适宜做技术工作的应加以淘汰，分配他们做他们所适宜的工作，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此，他曾被当作是“只专不红”的典型，受过不少责难。但他不为所动，总是据理力争。徐舜寿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刚直不阿。
为了缅怀这位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杰出的总设计师，1989年，一飞院为他塑了铜像，并且设立了“徐舜寿青年科技进步奖”。2004年，我们又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优质白玉雕成的徐老塑像，以纪念这一代飞机宗师。
期待：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航空梦
今年，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建院57周年，在57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飞院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在党和国家领导的下，挺起不屈的脊梁，迈出坚韧的步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为国家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今年也是“飞豹”首飞3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回顾报国强军之路，回顾创新发展之路，回顾“飞豹精神”引领之路，我们为依然面临着繁重的军民机研制任务而感到骄傲，为依然承担着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而感到自豪。
实现航空梦，是一飞院干部职工航空报国、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初心。在完成各种型号的过程中提炼而成的“飞豹精神”，是一飞院宝贵的精神财富。在57年的军民机研制中，一飞院几代航空人肩负振兴航空、报效祖国的历史重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上下求索，图存图强，以永不停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前仆后继、超越创新的钢铁般的意志，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党的十九大提出，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强军梦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57年来，一飞院航空人取得了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展示了我国自主创新的铿锵步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实现重大跨越。
如今的世界，依然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强军，中国梦的实现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笑谈;“中国梦”首先是一个“强军梦”。
衷心地祝愿航空工业一飞院在“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的指引下，继续发扬“飞豹精神”，用优秀的业绩向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