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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第一次阅读贺照田老师（下敬称省略）的《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下简称“陈映真文”）{1}，趁着此次“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以八十年代初陈映真的有关思考为线索工作坊”的机会重新读了一遍，感觉像第一次阅读一样，发现了新的世界。
记得应该是2018年贺老师到新竹的交通大学做客座，当时几位师友与贺老师一起共组陈映真读书会，读书会期间承贺老师之命回应某位大陆师友评论陈映真作品《赵南栋》的文章。{2}《赵南栋》首次发表于1987年的《人间》杂志，从主题内容来看，《赵南栋》往往被归入叙述被暴力湮灭埋没不彰的1950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历史的“铃珰花系列”③，常见的诠释焦点也都放在革命后代堕落问题或者是理想主义者消失后台湾历史走向堕落的问题。倒是陈映真自己在谈到他关于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书写时，很少谈及《赵南栋》。1987年5月陈映真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提到“华盛顿大楼”系列写作计划中止的原因之一，在于“觉得应该善用、深刻的使用、好好地严肃地利用这个自由去反省、思索，对人民、对国民党、对台湾和中国才有益处”，因此，决定先写20世纪50年代的故事。{4}在回答黄继持提问自1983年就没有再发表小说的原因及创办《人间》杂志的意义时，陈映真提到即将在《人间》杂志刊登一篇五万字的小说{5}。这篇五万字小说就是《赵南栋》。换言之，在跨国公司主题与1950代年白色恐怖书写都已经暂停一段时间以后，再度创作的《赵南栋》在陈映真创作中应有着独特的位置。什么样的状态触发陈映真写作《赵南栋》？与“华盛顿大楼”系列、“铃珰花”系列是什么样的关系？何以发表在《人间》杂志？在这些疑惑中，2018年我第一次阅读了“陈映真文”。这一次阅读的经验是激动振奋的：“陈映真文”致力于把握陈映真1980年代各种具体的知识、思想、文学与文化实践背后的更为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形构的方式，打破了过往分别看待“华盛顿大楼”系列、“铃珰花”系列与《人间》杂志的模式，提供了整体理解与把握陈映真在1980年代各种实践行为的连贯性线索。自以为通过“陈映真文”找到了触发陈映真创作《赵南栋》的原因——信仰遭遇危机，因此阅读焦点更多地放在了“陈映真文”第一节“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上。换言之，吸引我的是省略号后的正面陈述：“当信仰遭遇危机”。
这次趁工作坊举办之便重新阅读“陈映真文”，吸引进而触动我的焦点不再是“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而是第二节“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与陈映真民主理解与民族主义理解的重构”。首先打动我的是当信仰遭遇挫折后，陈映真从心情到思想所出现的剧烈震荡。保钓运动以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感受出现了大起大落的震荡。保钓运动初起，在海外掀起重新认识中国，尤其是认识现实中国的热潮，从而肯定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自己的信仰。但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不少左翼知识分子陆续因幻灭或转向或颓废或如陈映真所言“夸夸然议论着自己的幻灭和对于使自己幻灭的事物痛加责备，且洋洋然以为前进”{1}。在这个震荡里，陈映真一般被视为始终不变的“左统派”。贺照田对陈映真的分析，不仅揭示了陈映真所遭受到的巨大打击与痛苦的思考，更提出了当信仰遭遇危机，如何才能不转向、不虚无且要能对社会有意义，进而推着社会往更好的方向走去的问题。通过陈映真的例子，贺文认为：仅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信仰不必然能产生坚持的力量，要坚持这种力量还需要认识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的基础上还得有着更为根本的价值：
……对何谓有意义生命、生活的理解，……对弱者、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苦难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对人为苦难、不公正不容自已的反感与渴望克服……对民族健康、自立发展的深切关怀……对近现代中国的被侮辱、被损害和在此被侮辱、被损害中不断振起历史的深切认同。{2}
只有确立对生命、生活、人、民族及历史的深切的理解与关怀，对苦难的悲悯与克服，同时为了实现与安置这些价值，而要求对人、对台湾、对中国、对世界的感受与把握框架进行一系列的思想调整，才能不因信仰的挫折而幻灭、而转向、而虚无，进而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问题有所赋义且对社会有所推进。
其次触动我的是陈映真的民族主义重构与“人民论”。台湾在1983年前后出现“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论，陈映真一直是以旗帜鲜明的“中国意识”的支持者身份与“台湾意识”论者展开辩论，批判具分离主义色彩的“台湾意识”。因此看到贺照田分析陈映真在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首先进行的是民族主义的重构，毋宁是惊讶继而被触动并引发如下思考：为什么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又需要对民族主义进行重构？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为什么需要先重构民族主义？从1980年代台湾陷入统独纷争的状况来看，一边高举血缘与传统，另一边树起种族、风土与历史的大旗，“民族”“民族主义”成为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或者至高无上的价值，“去历史性”的概念被以不同方式表述，进而因为抽象化与空洞化，“民族主义”又成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已经无法有效调动情感與认同。由此来看，陈映真在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重构民族主义的理解方式，不仅仅是因为信仰、思想、精神出现危机而需要对民族认同进行新的把握，而且说明陈映真从台湾的“统独论争”中感受到“民族”与“民族主义”内涵空洞化的可能，从而调整重构了他对民族主义历史内涵的理解。重构后的“民族主义”理解虽然并未取消血缘因素，但诚如贺照田所分析，陈映真这时更强调从“第三世界”视野与“人民”的角度来把握“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在目前阶段，是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是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是承继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之;是有条件、有选择地、认真地、虚心地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求民族之发展和向上。③
民族主义不完全是由抽象的血缘与民族精神来界定，而是放在世界历史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冷战—内战架构（民族内部和平与团结）的历史与现实中理解，再加上认同的主体由政权转为人民，就让重构后的民族主义兼具了民主的性格。但正如贺照田所提醒的，对于陈映真界定的认同中国人民的方式——“我们所认同的，是那历史的、文化的、混合着耻辱与光荣、挫折与胜利的、我们的父祖所立、所传的国”——必须做特别的认知努力并以此为思考和批判武器，否则不仅“自以为对人民的代言很可能和人民无关，自以为是人民的认识更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4}，而且可能会使“人民”的概念流于抽象而失去生机。尽管如此，置之于台湾的现实语境，陈映真重构后包含了历史、现实与民主三个维度的民族主义，为打开一个激发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思考的思想空间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也为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锚定了现实的土壤。 “陈映真文”对我的第三个触动是贺照田将陈映真的民主理解、民族主义重构的设想与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状况勾连在一起。他一方面分析：陈映真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技术与资本管理对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正面意义的设想及关于认同中国人民的新思考，何以与大陆国家、知识分子间产生或明或隐的张力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1980年代的重要问题是“借鉴西方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技术、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与紧张关系;{1}另一面也通过对陈映真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即党官僚专政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差距;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在民族资本积累基本上贫弱的条件上建设社会主义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而严重的困难……”等问题的分析，贺文从历史感觉和观念感觉的角度指出了1980年代末大陆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作出过快定性反应的原因，进而表明只有对上述问题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既清楚把握这些令人痛心现象形成的历史—结构过程，又能从此历史中发现可资后面历史顺承转化的积累和能量”{2}。此处可以看到中国大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知识状况、历史感觉、观念感觉与陈映真关于民主理解、民族主义重构之间复杂的关系状态：两者之间既非简单并列对照的关系，也非以彼讽此的批评关系，更非与己无关的“异己”关系，而是互为启发“互为烛照”的联通关系。这种“互为烛照”的联通感之所以能建立，不仅仅仰赖深厚的知识学养，更需仰赖对自身所处的现实问题以及现实问题背后的历史、观念形构的深度把握，以及对于分析对象所处现实问题与背后的历史语境、观念形构的深入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从中找到既是双方共同涉及与关注又对历史有真正意义的问题。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冷战—内战所造成的两岸“分断”状况并未解除，两岸间的学术交流虽然频繁，但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分断”感觉依然持续起作用，台湾的大陆研究也好，大陆的台湾研究也好，总是存在着与彼此当下现实无关的“异己”感。因此，“陈映真文”中提出的——“互为烛照”的联通感——的重要意义就是提供了突破存在于两岸研究者意识深处的“分断”感觉的可能。
重新阅读“陈映真文”的收获是巨大的，它推动着我重新思考理解把握台湾1980年代及阅读思考大陆“文革”后书写“文革”经验与革命理想失落的作品的方法。台湾1980年代威权政治逐渐解体，经济起飞，社会趋向多元，可以说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在出现变化的“重构”的年代。但讨论台湾1980年代往往聚焦于经济成就、政治民主化与身份认同的变化，而忽略了在社会由封闭趋向开放、左翼理想主义的失落与转变、经济的“台湾钱淹脚目”的三股力量拉扯下，人的生活感觉与生命感觉出现何种变化的问题。杨渡在《一百年的漂泊——台湾的故事》中描述了1980年代下半叶的台湾：
一九八○年代下半叶的台湾，像一辆加了Turbo引擎的跑车，狂奔前冲，大声唱着《爱拼才会赢》。
在泡沫的光影中，我们都身披五彩幻影，旋转天际，不知飘向何方。
一个富裕起来的、浮动的、不安的社会，逐渐成形了。③
如何解释“爱拼才会赢”背后意义感的形成？如何理解浮动与不安形成的原因？如何分析“不知飘向何方”的茫然感？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关注生活在1980年代台湾社会的人们的状态，他们的情感、身心安置、生活感受、生命感受与意义感。“陈映真文”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像郭松棻这类受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吸引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如何重新安置身心与信仰的问题{1};狂奔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或改变了人们的情感、欲望、家庭;社会从封闭迈向开放过程中对知识状态、观念结构造成什么样的改变;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蕴含了何种关于人的想象、关于理想的生活想象等等问题。可以说“陈映真文”的分析，指引了重新打开理解1980年代台湾的途径。
同样的，“陈映真文”也引导了理解大陆“文革”结束后书写“文革”经验与革命理想失落的作品的方向。诚如贺照田所言，因为“文革”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方式，容易做出过快、过于被心情左右的各种反应，因此，想要对这些过快的反应做出适切的评价和定位，必须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直接“承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以及以反向方式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中国大陆社会与人们做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2}如何才能开启此处所说的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工作？“陳映真文”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方向：其一是理想主义的重构，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受毛时代影响的人们如何安置他们的信仰、向何处重构理想主义、如何重构理想主义等问题是理解中国大陆1980年代革命理想失落后的情感、知识状态的重要线索。其二则是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在这前提之下借鉴资本主义技术、资本、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时所可能形成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紧张关系对人、对生活感觉、对生命感受与意义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带来的变化。通过这两个方向，或者可以打开被心情、过快反应或者惯习（habitus）所封闭的理解大陆1980年代的新的可能性。
曾经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身份在台湾经历过“二·二八事件”、1950年代回到大陆经历了毛时代生活的老作家林斤澜，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发表过短篇小说《卷柏》：一个县医院厨房里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的二级厨师，经历过“文革”后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老是贴着墙根蹲着，肚皮和胸脯贴着大腿，两只手搭着脚面，下巴搁在膝盖上，整个身子像株仙人掌。林斤澜用“卷柏”来比喻这个患者：卷柏生长在鸟不落下、鼠不跑过、冰冷的岩石上，叶片卷起成空心的鼓包，熬到里外焦干，可是活着。③无论是信仰遭遇危机之后的陈映真、还是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抑或是依旧为冷战体制所困的我们就好比“卷柏”：虽然经历过挫折、困难甚至荒芜但生机仍在，只要有适当的契机便可重新获得生机，而“陈映真文”就是打开生机的方式。
记得应该是2018年贺老师到新竹的交通大学做客座，当时几位师友与贺老师一起共组陈映真读书会，读书会期间承贺老师之命回应某位大陆师友评论陈映真作品《赵南栋》的文章。{2}《赵南栋》首次发表于1987年的《人间》杂志，从主题内容来看，《赵南栋》往往被归入叙述被暴力湮灭埋没不彰的1950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历史的“铃珰花系列”③，常见的诠释焦点也都放在革命后代堕落问题或者是理想主义者消失后台湾历史走向堕落的问题。倒是陈映真自己在谈到他关于19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书写时，很少谈及《赵南栋》。1987年5月陈映真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提到“华盛顿大楼”系列写作计划中止的原因之一，在于“觉得应该善用、深刻的使用、好好地严肃地利用这个自由去反省、思索，对人民、对国民党、对台湾和中国才有益处”，因此，决定先写20世纪50年代的故事。{4}在回答黄继持提问自1983年就没有再发表小说的原因及创办《人间》杂志的意义时，陈映真提到即将在《人间》杂志刊登一篇五万字的小说{5}。这篇五万字小说就是《赵南栋》。换言之，在跨国公司主题与1950代年白色恐怖书写都已经暂停一段时间以后，再度创作的《赵南栋》在陈映真创作中应有着独特的位置。什么样的状态触发陈映真写作《赵南栋》？与“华盛顿大楼”系列、“铃珰花”系列是什么样的关系？何以发表在《人间》杂志？在这些疑惑中，2018年我第一次阅读了“陈映真文”。这一次阅读的经验是激动振奋的：“陈映真文”致力于把握陈映真1980年代各种具体的知识、思想、文学与文化实践背后的更为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形构的方式，打破了过往分别看待“华盛顿大楼”系列、“铃珰花”系列与《人间》杂志的模式，提供了整体理解与把握陈映真在1980年代各种实践行为的连贯性线索。自以为通过“陈映真文”找到了触发陈映真创作《赵南栋》的原因——信仰遭遇危机，因此阅读焦点更多地放在了“陈映真文”第一节“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上。换言之，吸引我的是省略号后的正面陈述：“当信仰遭遇危机”。
这次趁工作坊举办之便重新阅读“陈映真文”，吸引进而触动我的焦点不再是“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而是第二节“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与陈映真民主理解与民族主义理解的重构”。首先打动我的是当信仰遭遇挫折后，陈映真从心情到思想所出现的剧烈震荡。保钓运动以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感受出现了大起大落的震荡。保钓运动初起，在海外掀起重新认识中国，尤其是认识现实中国的热潮，从而肯定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自己的信仰。但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不少左翼知识分子陆续因幻灭或转向或颓废或如陈映真所言“夸夸然议论着自己的幻灭和对于使自己幻灭的事物痛加责备，且洋洋然以为前进”{1}。在这个震荡里，陈映真一般被视为始终不变的“左统派”。贺照田对陈映真的分析，不仅揭示了陈映真所遭受到的巨大打击与痛苦的思考，更提出了当信仰遭遇危机，如何才能不转向、不虚无且要能对社会有意义，进而推着社会往更好的方向走去的问题。通过陈映真的例子，贺文认为：仅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信仰不必然能产生坚持的力量，要坚持这种力量还需要认识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信仰的基础上还得有着更为根本的价值：
……对何谓有意义生命、生活的理解，……对弱者、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苦难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对人为苦难、不公正不容自已的反感与渴望克服……对民族健康、自立发展的深切关怀……对近现代中国的被侮辱、被损害和在此被侮辱、被损害中不断振起历史的深切认同。{2}
只有确立对生命、生活、人、民族及历史的深切的理解与关怀，对苦难的悲悯与克服，同时为了实现与安置这些价值，而要求对人、对台湾、对中国、对世界的感受与把握框架进行一系列的思想调整，才能不因信仰的挫折而幻灭、而转向、而虚无，进而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问题有所赋义且对社会有所推进。
其次触动我的是陈映真的民族主义重构与“人民论”。台湾在1983年前后出现“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论，陈映真一直是以旗帜鲜明的“中国意识”的支持者身份与“台湾意识”论者展开辩论，批判具分离主义色彩的“台湾意识”。因此看到贺照田分析陈映真在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首先进行的是民族主义的重构，毋宁是惊讶继而被触动并引发如下思考：为什么坚持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又需要对民族主义进行重构？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为什么需要先重构民族主义？从1980年代台湾陷入统独纷争的状况来看，一边高举血缘与传统，另一边树起种族、风土与历史的大旗，“民族”“民族主义”成为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或者至高无上的价值，“去历史性”的概念被以不同方式表述，进而因为抽象化与空洞化，“民族主义”又成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已经无法有效调动情感與认同。由此来看，陈映真在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重构民族主义的理解方式，不仅仅是因为信仰、思想、精神出现危机而需要对民族认同进行新的把握，而且说明陈映真从台湾的“统独论争”中感受到“民族”与“民族主义”内涵空洞化的可能，从而调整重构了他对民族主义历史内涵的理解。重构后的“民族主义”理解虽然并未取消血缘因素，但诚如贺照田所分析，陈映真这时更强调从“第三世界”视野与“人民”的角度来把握“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在目前阶段，是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支配中求得完全的解放;是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是承继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之;是有条件、有选择地、认真地、虚心地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求民族之发展和向上。③
民族主义不完全是由抽象的血缘与民族精神来界定，而是放在世界历史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冷战—内战架构（民族内部和平与团结）的历史与现实中理解，再加上认同的主体由政权转为人民，就让重构后的民族主义兼具了民主的性格。但正如贺照田所提醒的，对于陈映真界定的认同中国人民的方式——“我们所认同的，是那历史的、文化的、混合着耻辱与光荣、挫折与胜利的、我们的父祖所立、所传的国”——必须做特别的认知努力并以此为思考和批判武器，否则不仅“自以为对人民的代言很可能和人民无关，自以为是人民的认识更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4}，而且可能会使“人民”的概念流于抽象而失去生机。尽管如此，置之于台湾的现实语境，陈映真重构后包含了历史、现实与民主三个维度的民族主义，为打开一个激发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思考的思想空间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也为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锚定了现实的土壤。 “陈映真文”对我的第三个触动是贺照田将陈映真的民主理解、民族主义重构的设想与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状况勾连在一起。他一方面分析：陈映真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技术与资本管理对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正面意义的设想及关于认同中国人民的新思考，何以与大陆国家、知识分子间产生或明或隐的张力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1980年代的重要问题是“借鉴西方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技术、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与紧张关系;{1}另一面也通过对陈映真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即党官僚专政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差距;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在民族资本积累基本上贫弱的条件上建设社会主义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而严重的困难……”等问题的分析，贺文从历史感觉和观念感觉的角度指出了1980年代末大陆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作出过快定性反应的原因，进而表明只有对上述问题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既清楚把握这些令人痛心现象形成的历史—结构过程，又能从此历史中发现可资后面历史顺承转化的积累和能量”{2}。此处可以看到中国大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知识状况、历史感觉、观念感觉与陈映真关于民主理解、民族主义重构之间复杂的关系状态：两者之间既非简单并列对照的关系，也非以彼讽此的批评关系，更非与己无关的“异己”关系，而是互为启发“互为烛照”的联通关系。这种“互为烛照”的联通感之所以能建立，不仅仅仰赖深厚的知识学养，更需仰赖对自身所处的现实问题以及现实问题背后的历史、观念形构的深度把握，以及对于分析对象所处现实问题与背后的历史语境、观念形构的深入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从中找到既是双方共同涉及与关注又对历史有真正意义的问题。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冷战—内战所造成的两岸“分断”状况并未解除，两岸间的学术交流虽然频繁，但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分断”感觉依然持续起作用，台湾的大陆研究也好，大陆的台湾研究也好，总是存在着与彼此当下现实无关的“异己”感。因此，“陈映真文”中提出的——“互为烛照”的联通感——的重要意义就是提供了突破存在于两岸研究者意识深处的“分断”感觉的可能。
重新阅读“陈映真文”的收获是巨大的，它推动着我重新思考理解把握台湾1980年代及阅读思考大陆“文革”后书写“文革”经验与革命理想失落的作品的方法。台湾1980年代威权政治逐渐解体，经济起飞，社会趋向多元，可以说是一个方方面面都在出现变化的“重构”的年代。但讨论台湾1980年代往往聚焦于经济成就、政治民主化与身份认同的变化，而忽略了在社会由封闭趋向开放、左翼理想主义的失落与转变、经济的“台湾钱淹脚目”的三股力量拉扯下，人的生活感觉与生命感觉出现何种变化的问题。杨渡在《一百年的漂泊——台湾的故事》中描述了1980年代下半叶的台湾：
一九八○年代下半叶的台湾，像一辆加了Turbo引擎的跑车，狂奔前冲，大声唱着《爱拼才会赢》。
在泡沫的光影中，我们都身披五彩幻影，旋转天际，不知飘向何方。
一个富裕起来的、浮动的、不安的社会，逐渐成形了。③
如何解释“爱拼才会赢”背后意义感的形成？如何理解浮动与不安形成的原因？如何分析“不知飘向何方”的茫然感？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关注生活在1980年代台湾社会的人们的状态，他们的情感、身心安置、生活感受、生命感受与意义感。“陈映真文”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像郭松棻这类受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吸引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如何重新安置身心与信仰的问题{1};狂奔的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或改变了人们的情感、欲望、家庭;社会从封闭迈向开放过程中对知识状态、观念结构造成什么样的改变;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蕴含了何种关于人的想象、关于理想的生活想象等等问题。可以说“陈映真文”的分析，指引了重新打开理解1980年代台湾的途径。
同样的，“陈映真文”也引导了理解大陆“文革”结束后书写“文革”经验与革命理想失落的作品的方向。诚如贺照田所言，因为“文革”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方式，容易做出过快、过于被心情左右的各种反应，因此，想要对这些过快的反应做出适切的评价和定位，必须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直接“承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以及以反向方式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中国大陆社会与人们做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2}如何才能开启此处所说的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工作？“陳映真文”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方向：其一是理想主义的重构，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受毛时代影响的人们如何安置他们的信仰、向何处重构理想主义、如何重构理想主义等问题是理解中国大陆1980年代革命理想失落后的情感、知识状态的重要线索。其二则是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在这前提之下借鉴资本主义技术、资本、管理、行销和市场治理时所可能形成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紧张关系对人、对生活感觉、对生命感受与意义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带来的变化。通过这两个方向，或者可以打开被心情、过快反应或者惯习（habitus）所封闭的理解大陆1980年代的新的可能性。
曾经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身份在台湾经历过“二·二八事件”、1950年代回到大陆经历了毛时代生活的老作家林斤澜，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发表过短篇小说《卷柏》：一个县医院厨房里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的二级厨师，经历过“文革”后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老是贴着墙根蹲着，肚皮和胸脯贴着大腿，两只手搭着脚面，下巴搁在膝盖上，整个身子像株仙人掌。林斤澜用“卷柏”来比喻这个患者：卷柏生长在鸟不落下、鼠不跑过、冰冷的岩石上，叶片卷起成空心的鼓包，熬到里外焦干，可是活着。③无论是信仰遭遇危机之后的陈映真、还是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抑或是依旧为冷战体制所困的我们就好比“卷柏”：虽然经历过挫折、困难甚至荒芜但生机仍在，只要有适当的契机便可重新获得生机，而“陈映真文”就是打开生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