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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该剧讲述了深闺中的富家小姐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在现实中却因相思而死，而后重逢成婚，并因爱重生，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之一，其对思想解放与爱情自由的追求，高度契合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成为莎士比亚悲剧中被演绎得最频繁且经久不衰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的是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因家族世仇而不能厮守，最终因为各种意外巧合而双双为爱赴死，却让两个家族和解的故事。中西两部爱情经典，有着关注和弘扬人本精神的共通性，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相异之处。比较这两部作品，不仅能对其中的思想内涵有更深入的认知，也能更好地了解中西传统文化的异同。
一、对人本精神关注的共通性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的时间十分接近，都是人性光辉开始被认知并重视的时期。对人本的关注是两部书写爱情作品的最大共通之处。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中世纪思想文化专制、挣脱神学与教会精神控制的利器。它反对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重视人个体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尊严。而爱情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情感，是应当被尊重和理解的。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抗是人性的呐喊。
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没有人文主义之说，但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的背景下，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有了松动。汤显祖一生大多活跃于万历年间，恰好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生产关系的进步带来思想的活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时期，经过程朱理学思想的巩固，整个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迫与束缚也到达极端。物极必反，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对封建枷锁的反抗。陆王心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代替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从对人性的完全压抑到对人性的认知，实现了思想认识的飞跃。“‘陆王心学’和禅宗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修养观，对汤显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成为《牡丹亭》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灭人欲思想和佛教禁欲思想的有力思想武器。”[1]
二、表现手法、矛盾中心和矛盾处理的不同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两部伟大的爱情作品，都有着对人本精神的弘扬，但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与矛盾营造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表现手法不同。《牡丹亭》中主人公通过梦境与爱人相遇相爱，因爱而死，又为爱死而复生，体现出以幻想为依托的浓烈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牡丹亭》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书写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牡丹亭》中最重要的两场戏都是在虚幻的环境下发生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相遇就是一场似真似假的梦成全的，到日后的再次相遇、结为夫妻，更是以人鬼的传奇式情节完成。在整部剧中，爱情的发生、发展都弥漫在梦幻浪漫的情境里。故事开始以《诗经》中最负盛名的爱情诗篇引出杜丽娘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在第十出《惊梦》中，庭院内满溢的灿烂春光再次激发杜丽娘对美好青春的感慨。正因为“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2]，所以她为自己大好年华只能在此虚度而忿忿不平。“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3]一字一句都生动描绘出身处深闺之中的花季少女的闺怨之情。这种情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子渴求爱情却不敢直接表达、争取的忧愁与哀怨。杜丽娘久在深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异性，对于爱情的想象都是根据《诗经》等书或是自己的幻想而来的。这也是汤显祖让杜丽娘与柳梦梅以梦的方式相结合的原因。在梦中得到爱情的杜丽娘在现实中却伤情而死，这是汤显祖以退为进的表现方法，是作者一种委婉的抗争与妥协。现实不允许，所以就让杜丽娘死去，因为阴间可以不受现世礼法的约束。
《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已不存在男女接触的禁忌，因此整个故事的背景与情节都十分接近现实。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次舞会上相识并相爱。他们的爱情大胆、热烈又奔放。在面对家庭的阻挠时，更是拿出全部的勇气去直接反抗。朱丽叶劝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把我整个的心灵，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甚至说“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而罗密欧也同样勇敢地回应“你只要叫我做爱，我就重新受洗，重新命名；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4]即使面对家人的进一步阻挠，朱丽叶也毫不退缩，“宁可嫁给我所痛恨的罗密欧，不愿嫁給帕里斯”，表现出强烈而彻底的反抗。与杜丽娘相比，面对现实的挑战，朱丽叶更勇于直面困难并且反抗得更彻底，而且毫不妥协。
其次，矛盾中心不同。虽然在《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主人公所面对的困难都是来自家庭的阻挠，但是在矛盾的核心上则有本质的不同。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的矛盾不在于人物之间外在的行为冲突，而是杜丽娘内心“情”与“理”的挣扎，并且以这种内心的冲突体现封建社会的思想矛盾。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即是“亦此亦彼”，强调整体直观与无限涵容性的相互依存。人在社会中，社会是人，人是社会。社会的病态也体现在人的身上。《牡丹亭》中侧重的心理描写所体现出的心理矛盾，折射出的是当时封建社会思想矛盾的缩影。封建社会礼法与精神自由的相悖是《牡丹亭》矛盾的本质所在。封建礼法与现实情感的斗争，也是当时的哲学体系和社会思潮斗争的反映。正是由于对宋明理学和禅宗哲学中有益成分的借鉴与利用，才使得《牡丹亭》中的矛盾冲突有了如此的积极意义和震撼人心的力量。[5]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戏剧矛盾全部集中在人物之间的外在行为冲突。从两个世家本身的对立，到罗密欧杀死朱丽叶的表哥提伯尔特，再到后来因为他人的一系列意外行为，导致最后处于矛盾中心的两个人物双双死去。这一切都表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的矛盾核心源于外在的行为冲突。
最后，矛盾处理不同。两部剧分别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形式完成，虽然叙述方式不同，但都达到了相应的目的。而区别在于两者对于矛盾冲突的处理方法。总的来说，普遍认为《牡丹亭》是喜剧，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两种不同结果的出现，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审美习惯息息相关。东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是汤显祖喜剧结局的根源，西方对于悲剧的推崇也是莎士比亚悲剧的来源。[6]这其中也体现出作者在处理矛盾时的取舍。《牡丹亭》中，杜丽娘先死后生是一种妥协，最后二人婚姻由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裁定也是一种妥协。《牡丹亭》牺牲了一部分的批判力度，甚至回避了矛盾的主锋芒，在传奇式的梦幻情节下消极完成对爱情与思想自由的宣扬。同时考虑到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所以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汤显祖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也只能委婉进行，最后成全的是文本形而下的意蕴——爱情，放弃的是对于封建礼教真正的抗争。而处于文艺复兴中的莎士比亚则完全不避锋芒，直接将矛盾揭露给所有人，并且毫不妥协，体现出彻底的批判性。宁愿毁灭两个人的生命，牺牲两个人的爱情（死前并没有获得承认），也要直接面对矛盾的核心，直到矛盾的核心因此而破裂，消失殆尽，从而解决这个矛盾。
《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是讴歌爱情与自由的戏曲名作，展现了对人性自由的关注与对思想解放的追求，为社会的思想进步奉献了重要的精神瑰宝。
参考文献
[1][5]孙文霞.《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文化要义比较[J].岱宗学刊，2003（3）.
[2][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6]王冠颖.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结局看中西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差异[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2）.
一、对人本精神关注的共通性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的时间十分接近，都是人性光辉开始被认知并重视的时期。对人本的关注是两部书写爱情作品的最大共通之处。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中世纪思想文化专制、挣脱神学与教会精神控制的利器。它反对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重视人个体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做到以人为本，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尊严。而爱情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情感，是应当被尊重和理解的。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反抗是人性的呐喊。
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没有人文主义之说，但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的背景下，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有了松动。汤显祖一生大多活跃于万历年间，恰好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生产关系的进步带来思想的活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时期，经过程朱理学思想的巩固，整个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迫与束缚也到达极端。物极必反，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对封建枷锁的反抗。陆王心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代替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从对人性的完全压抑到对人性的认知，实现了思想认识的飞跃。“‘陆王心学’和禅宗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修养观，对汤显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成为《牡丹亭》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灭人欲思想和佛教禁欲思想的有力思想武器。”[1]
二、表现手法、矛盾中心和矛盾处理的不同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中西方两部伟大的爱情作品，都有着对人本精神的弘扬，但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与矛盾营造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表现手法不同。《牡丹亭》中主人公通过梦境与爱人相遇相爱，因爱而死，又为爱死而复生，体现出以幻想为依托的浓烈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牡丹亭》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书写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牡丹亭》中最重要的两场戏都是在虚幻的环境下发生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相遇就是一场似真似假的梦成全的，到日后的再次相遇、结为夫妻，更是以人鬼的传奇式情节完成。在整部剧中，爱情的发生、发展都弥漫在梦幻浪漫的情境里。故事开始以《诗经》中最负盛名的爱情诗篇引出杜丽娘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在第十出《惊梦》中，庭院内满溢的灿烂春光再次激发杜丽娘对美好青春的感慨。正因为“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2]，所以她为自己大好年华只能在此虚度而忿忿不平。“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3]一字一句都生动描绘出身处深闺之中的花季少女的闺怨之情。这种情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子渴求爱情却不敢直接表达、争取的忧愁与哀怨。杜丽娘久在深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异性，对于爱情的想象都是根据《诗经》等书或是自己的幻想而来的。这也是汤显祖让杜丽娘与柳梦梅以梦的方式相结合的原因。在梦中得到爱情的杜丽娘在现实中却伤情而死，这是汤显祖以退为进的表现方法，是作者一种委婉的抗争与妥协。现实不允许，所以就让杜丽娘死去，因为阴间可以不受现世礼法的约束。
《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已不存在男女接触的禁忌，因此整个故事的背景与情节都十分接近现实。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次舞会上相识并相爱。他们的爱情大胆、热烈又奔放。在面对家庭的阻挠时，更是拿出全部的勇气去直接反抗。朱丽叶劝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把我整个的心灵，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甚至说“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而罗密欧也同样勇敢地回应“你只要叫我做爱，我就重新受洗，重新命名；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4]即使面对家人的进一步阻挠，朱丽叶也毫不退缩，“宁可嫁给我所痛恨的罗密欧，不愿嫁給帕里斯”，表现出强烈而彻底的反抗。与杜丽娘相比，面对现实的挑战，朱丽叶更勇于直面困难并且反抗得更彻底，而且毫不妥协。
其次，矛盾中心不同。虽然在《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主人公所面对的困难都是来自家庭的阻挠，但是在矛盾的核心上则有本质的不同。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的矛盾不在于人物之间外在的行为冲突，而是杜丽娘内心“情”与“理”的挣扎，并且以这种内心的冲突体现封建社会的思想矛盾。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即是“亦此亦彼”，强调整体直观与无限涵容性的相互依存。人在社会中，社会是人，人是社会。社会的病态也体现在人的身上。《牡丹亭》中侧重的心理描写所体现出的心理矛盾，折射出的是当时封建社会思想矛盾的缩影。封建社会礼法与精神自由的相悖是《牡丹亭》矛盾的本质所在。封建礼法与现实情感的斗争，也是当时的哲学体系和社会思潮斗争的反映。正是由于对宋明理学和禅宗哲学中有益成分的借鉴与利用，才使得《牡丹亭》中的矛盾冲突有了如此的积极意义和震撼人心的力量。[5]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戏剧矛盾全部集中在人物之间的外在行为冲突。从两个世家本身的对立，到罗密欧杀死朱丽叶的表哥提伯尔特，再到后来因为他人的一系列意外行为，导致最后处于矛盾中心的两个人物双双死去。这一切都表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的矛盾核心源于外在的行为冲突。
最后，矛盾处理不同。两部剧分别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形式完成，虽然叙述方式不同，但都达到了相应的目的。而区别在于两者对于矛盾冲突的处理方法。总的来说，普遍认为《牡丹亭》是喜剧，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两种不同结果的出现，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审美习惯息息相关。东方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是汤显祖喜剧结局的根源，西方对于悲剧的推崇也是莎士比亚悲剧的来源。[6]这其中也体现出作者在处理矛盾时的取舍。《牡丹亭》中，杜丽娘先死后生是一种妥协，最后二人婚姻由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裁定也是一种妥协。《牡丹亭》牺牲了一部分的批判力度，甚至回避了矛盾的主锋芒，在传奇式的梦幻情节下消极完成对爱情与思想自由的宣扬。同时考虑到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所以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汤显祖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也只能委婉进行，最后成全的是文本形而下的意蕴——爱情，放弃的是对于封建礼教真正的抗争。而处于文艺复兴中的莎士比亚则完全不避锋芒，直接将矛盾揭露给所有人，并且毫不妥协，体现出彻底的批判性。宁愿毁灭两个人的生命，牺牲两个人的爱情（死前并没有获得承认），也要直接面对矛盾的核心，直到矛盾的核心因此而破裂，消失殆尽，从而解决这个矛盾。
《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是讴歌爱情与自由的戏曲名作，展现了对人性自由的关注与对思想解放的追求，为社会的思想进步奉献了重要的精神瑰宝。
参考文献
[1][5]孙文霞.《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文化要义比较[J].岱宗学刊，2003（3）.
[2][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6]王冠颖.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结局看中西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差异[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