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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与前来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在谈话中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时，向客人介绍并称赞邓小平：“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会做政治思想工作，还会反修正主义。”毛泽东像这样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的还有好多次。
“政治思想强”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磨炼出来的。邓小平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19年9月，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了近一年时间。其间，他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参加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抵制日货，反对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等行径的斗争。这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陈独秀主办的蜥青年》杂志经常刊登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在中国出版，这可能是他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等一批先进青年后，开始接受革命思想，阅读了一大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并且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便下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到中山大学的半周时间，邓小平便开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他在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上填写：(1月)19日，上课八小时；阅读或参考书半小时；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在“读书”一栏中填写：读了《前进报》第四期、第五期，《列宁论党》，《向导》第一三九期，并且在“了解程度有无疑难处”一栏中填写：“无疑难处。”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十分注重对革命理论的讲授，邓小平开始有了系统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并且被编到以“理论家”组著称的第七班，被誉为“小钢炮”。理论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政治上的进步。他在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填写：“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励同志讨论各种问题”，“从未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有进步”，“能在团中树植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等等”。邓小平虽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到一年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他后来一生政治思想强的基础。
邓小平有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
1926年下半年，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联军领导人冯玉祥到了苏联，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派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邓小平就是当时派往冯玉祥部队中的二十几位代表之一。当时，中山大学对邓小平有两份鉴定。一份是1926年11月5日，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写的：“多佐罗夫(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另一份是派到冯玉祥部工作时组织上的鉴定：“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1927年3月，邓小平到冯玉祥部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的书记。他在学校开展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史，公开讲马列主义，培养出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这批人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并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起义的基础。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训练”。邓小平凭着政治上的敏感，果断地决定不去开封，在安排好党的工作后，去武汉寻找党中央。
1929年4月，第一次蒋桂战争后，广西地方实力派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军政大权。为了对付蒋介石，他们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先后派出了40多名干部前往广西。派谁去统领这些中共干部，中央经过了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派政治上强、党性强、能力强的邓小平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邓小平到广西后，帮助俞、李整顿和训练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在他的影响下，俞、李释放了一大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过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广西迅速发展起来。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邓小平先后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邓小平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0、一二九师。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派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去一二九师担任政治委员。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而成，战将云集。师长刘伯承，是中共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派一个政委和刘伯承搭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来到一二九师后，和刘伯承，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共事13年。邓小平形容他们二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将‘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刘邓大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程中，总是从全局出发，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多次肯定。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两个字“合格”，这是和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的政治领导分不开的。
1952年7月，邓小平从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与邓小平一起调入中央工作的还有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当时有“五马进京”之说。高岗进京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京后又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地位显赫，有“一马当先”之称。饶漱石进京前是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进京 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深受毛泽东的器重。由于高、饶位高权重，他们进京后不久，拉山头、搞宗派，向党发难。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便借批判新税制之机，斗争薄一波，以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当毛泽东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后，便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邓小平、陈云火速回来参加会议。邓小平和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结束了会议。1953年9月，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极力配合高岗的行动，未向中央汇报便开展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以期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邓小平在会上强调：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953年底，高岗企图“拱倒”刘少奇，拉拢邓小平。邓小平明确说“不”。邓小平回忆说：“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很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便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是不适当。”当时，邓小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言，严肃批评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会后，邓小平受命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饶漱石。1955年3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揭露、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进程中，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邓小平“政治上强”。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有三次大的磨难的磨砺
第一次大的磨难是在中央苏区时期
1933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先是从2月开始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毛、谢、古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出路”。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所不容。临时中央领导人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苏区中央局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作出了《△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决议》，决议指出“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并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寻安工作检查》”。
邓小平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在《会寻安工作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并把强加给他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4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就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与“左”倾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议期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还被责令两次写申明书。这次会议错误地把邓小平等四人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且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党内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妻子金维映也和他离了婚。
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一直记在心中。几十年后，毛泽东在邓小平1972年给他的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也就是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
邓小平第二、三次被打倒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被点名批评，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1967年8月，江青等人乘毛泽东离京之机，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被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赶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除了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外，都在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曾两次给中央写信，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中央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除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毛派的头子”外，还写道：“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重用。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2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
“政治思想强”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磨炼出来的。邓小平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19年9月，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了近一年时间。其间，他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参加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抵制日货，反对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等行径的斗争。这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陈独秀主办的蜥青年》杂志经常刊登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在中国出版，这可能是他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等一批先进青年后，开始接受革命思想，阅读了一大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并且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便下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到中山大学的半周时间，邓小平便开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他在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上填写：(1月)19日，上课八小时；阅读或参考书半小时；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在“读书”一栏中填写：读了《前进报》第四期、第五期，《列宁论党》，《向导》第一三九期，并且在“了解程度有无疑难处”一栏中填写：“无疑难处。”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十分注重对革命理论的讲授，邓小平开始有了系统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并且被编到以“理论家”组著称的第七班，被誉为“小钢炮”。理论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政治上的进步。他在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填写：“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励同志讨论各种问题”，“从未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有进步”，“能在团中树植党的影响、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等等”。邓小平虽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到一年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他后来一生政治思想强的基础。
邓小平有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
1926年下半年，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联军领导人冯玉祥到了苏联，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派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邓小平就是当时派往冯玉祥部队中的二十几位代表之一。当时，中山大学对邓小平有两份鉴定。一份是1926年11月5日，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写的：“多佐罗夫(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另一份是派到冯玉祥部工作时组织上的鉴定：“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1927年3月，邓小平到冯玉祥部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的书记。他在学校开展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史，公开讲马列主义，培养出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这批人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并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起义的基础。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训练”。邓小平凭着政治上的敏感，果断地决定不去开封，在安排好党的工作后，去武汉寻找党中央。
1929年4月，第一次蒋桂战争后，广西地方实力派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军政大权。为了对付蒋介石，他们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先后派出了40多名干部前往广西。派谁去统领这些中共干部，中央经过了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派政治上强、党性强、能力强的邓小平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邓小平到广西后，帮助俞、李整顿和训练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又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在他的影响下，俞、李释放了一大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过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广西迅速发展起来。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邓小平先后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邓小平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0、一二九师。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派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去一二九师担任政治委员。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而成，战将云集。师长刘伯承，是中共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派一个政委和刘伯承搭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来到一二九师后，和刘伯承，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共事13年。邓小平形容他们二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将‘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刘邓大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程中，总是从全局出发，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多次肯定。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两个字“合格”，这是和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的政治领导分不开的。
1952年7月，邓小平从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与邓小平一起调入中央工作的还有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当时有“五马进京”之说。高岗进京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京后又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地位显赫，有“一马当先”之称。饶漱石进京前是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进京 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深受毛泽东的器重。由于高、饶位高权重，他们进京后不久，拉山头、搞宗派，向党发难。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便借批判新税制之机，斗争薄一波，以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当毛泽东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后，便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邓小平、陈云火速回来参加会议。邓小平和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结束了会议。1953年9月，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极力配合高岗的行动，未向中央汇报便开展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以期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邓小平在会上强调：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1953年底，高岗企图“拱倒”刘少奇，拉拢邓小平。邓小平明确说“不”。邓小平回忆说：“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很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便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是不适当。”当时，邓小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向毛泽东反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言，严肃批评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会后，邓小平受命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饶漱石。1955年3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揭露、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进程中，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邓小平“政治上强”。1954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有三次大的磨难的磨砺
第一次大的磨难是在中央苏区时期
1933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先是从2月开始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毛、谢、古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出路”。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所不容。临时中央领导人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苏区中央局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作出了《△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决议》，决议指出“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并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寻安工作检查》”。
邓小平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在《会寻安工作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并把强加给他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4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就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与“左”倾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议期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还被责令两次写申明书。这次会议错误地把邓小平等四人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且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党内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妻子金维映也和他离了婚。
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一直记在心中。几十年后，毛泽东在邓小平1972年给他的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也就是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
邓小平第二、三次被打倒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被点名批评，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1967年8月，江青等人乘毛泽东离京之机，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被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赶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除了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外，都在阅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曾两次给中央写信，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中央的第二封信上批示，除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毛派的头子”外，还写道：“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重用。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2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