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何兆武一度赴台湾出任中学老师，但很快就返回大陆，为了工作和生计几多迁移。在家人安排下进入北京一所新大学就读，又在50年代调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正式进入了历史学领域。在研究所一干就是30多年。从1964年到1976年，在年富力强的壮年时光，何兆武的正常工作受运动影响被迫终止，随着各类政治运动起伏。他曾参加拆北京城墙等杂事，去外地参加“四清”工作，两次被抄家，又因参与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而被关进牛棚，后又下放到河南劳动并参加了当时“五一六”的批斗。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开始恢复各种翻译、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由于出色的学术能力，何兆武获得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198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此后还受邀出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等职务。

譬如中国通史课，由雷海宗和钱穆两位著名学者教授，但两位老师“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

　　在晚年，何老带着无限感慨回忆生平，不无遗憾地诉说着被战乱和政治运动耽误了大半经历，“及至晚年才开始多少摸索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但又冯唐易老，已经无力要妄想攀登什么低峰了”。另一方面，复杂的经历，也让他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去体验人性的深度，对人性的思考，对意义的追寻，也成为了他学术关怀中的深深底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构成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光谱。

译者与史学家

　　中国既有的知识传统即视学术为天下公器，自当不分畛域，跨越藩篱，古之士人开馆收徒和刊布书籍的知识传播，和著书立说的知识生产一样，均被视为功德无量的善事。较之同文化同语言的学术交流传播，在跨越国别和语际的知识传播中，翻译这一中介则显得无比重要，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翻译的同时，就是在进行一种新的知识创作。这一行为在近现代的中国更具有重要意义，怀抱着强烈的危机感和追赶意识，中国知识界如同一个渴求知识的学徒，对于当时代表着现代性的西方知识，更有着无以复加的孜孜以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翻译家及其译介的西方著作往往会成为推动近现代中国思想演进和学术发展的一个因素。也正是如此，自晚清的严复、梁启超以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积极传播国外知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度走出封闭、拥抱世界，众多的知识分子也有机会继续一度中断的学术传统。何兆武也在此时全力投入系统的学术工作，其学术翻译，以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而有“何译”之美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代汉语学界的西方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其译著如罗素《西方哲学史》、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也已融入改革开放以来无数读者的阅读史之中。
　　其中有多部作品，是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偷偷翻译而成的，对政治一向疏远的他，很少外出参加运动，反而是把时间挤出来在家读书。《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均是在“地下”状态下隐秘地进行翻译。当时也有上级部门约稿，一部是李约瑟的《西方哲学史》，一部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著作，莫过于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中所收录的八本重量级著作。每翻译一位思想家的作品，他都会专门撰文，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思想脉络，和学术史地位。这些著作涉及英文、法文、德文多种西方语言，内容也遍布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何兆武的翻译在多年前已经完成，并能屡获重版，受到了专业人士和市场的双重认可。这不仅需要高超的语言能力，更依赖广博的知识体系支撑。
　　在翻译之外，何兆武还是一位历史学家，建国初期参与过史学泰斗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在史学理论方面，更是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中国史学传统悠久而发达，但偏重实证史学，缺乏理论成分，近代以来也不及系统引入外界史学理论著作，建国后更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导致空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再度复兴，何兆武成为了先驱人物，他不仅对于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重要的流派、问题和人物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还发表了一系列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重要论文。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即是：历史学是否是科学。针对当时国内学界教条化的历史学唯科学论，他提出了历史学具有两重性，由此也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在史料的认定上是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属性的科学，而在史料的認知和解读上，则是带有主观性的哲学。

知识分子的神话与品格

　　相比于艰深的学术和深奥的理论，带有情绪和情节的故事总是更受大众的欢迎。在何老的诸多著作之中，最为社会所熟知的并非各类“何译”或专著，而是那本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上学记》。
　　该书是何兆武的口述自传，由文婧整理，首次出版于2006年，讲述了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尤为大众所关注的是其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西南联大是在抗战时期，由内迁昆明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一所大学，汇聚了大量精英人才，大师云集自不必论，而学生更是英才渊薮，联大在8年时间里共有3882名毕业生，其中诞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百十位社科人文大家。如赵瑞蕻、穆旦、汪曾祺、宗璞、何炳棣等昔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后来均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发表了大量怀念西南联大的相关文章或文艺作品，近年来更有庆祝清华百年而拍摄的电影《无问西东》。沧海横流的乱世之中，西南联大弦歌不绝，于战火纷飞之中傲然屹立，象牙塔内部师生无间，学术自由，成为了一个浸润着浪漫想象的历史符号，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风骨。

其译著如罗素《西方哲学史》、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也已融入改革开放以来无数读者的阅读史之中。

　　这种神话虽然与现实存在着一定张力，譬如三校之间围绕人事安排和物质利益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歇，而三校经费和人员管理也是各行其是，甚至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几度濒临破裂。但其核心意义却不会因为此类琐碎的细节而消解，神话的背后是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品格，虽然在现实之中未必能够得到完整的铺展，但却是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实践和真实追求，正是如此这样的故事才能激发当代读者如此深刻的共鸣和美好的憧憬。
　　在艰苦的岁月之中，精神却非常充实，原因何在？也许答案就在于何兆武对于幸福的一段回忆：“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都有着多元的面向，或皓首穷经探学问之深，或交游广阔开风气之先，或学优则仕求治理之善，但不变的总是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在全民教育水平极大提高、舆论越发下沉、知识生产越发专业化和碎片化的今天，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日益式微，但这种植根于历史传统之中关切，是永远值得继承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