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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
我还记得到这家专业图书馆报到的第一天，借阅大厅里，一位同事穿着蓝大褂，带着套袖，端着茶杯坐在借阅台。等读者填好借书单，他扫一眼书号，慢腾腾转身到书库取书。
那已是5年前的情景。我离开这家图书馆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不过可以肯定，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
图书馆的书库有开架和闭架之分，我们馆这种由馆员去书库代为取书的即为闭架。开架书库则是允许读者进入自由翻阅和借阅。开架书库的好处不言自明，读者可以在借阅前充分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是否值得借阅等等，还可以通过自由浏览，找到那些并不确切知道书名、但有他所需要信息的书籍。
现在高校图书馆基本上都是开架，而公共馆还有相当数量的闭架书库。因为图书是按照分类号依次排列，闭架的原因就是要防止读者乱翻乱摆，让别人找不到。
高校馆之所以能够实现开架，很大原因是可以雇佣勤工俭学的学生来排架，即理顺图书顺序，把图书放回分类号对应的位置。而对于公共图书馆，既不愿意增加排架的工作量，也没有学生工可以雇佣，干脆一闭了之。相对于在浩瀚的书海里没有尽头的排架，跑腿取书的工作量可小得多。
除了排架的工作量，保护藏书是另外一个常见的理由。现代图书馆虽始自西方，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深受古代藏书楼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国图书馆在做自我宣传时，首先强调的不是接待多少读者，而是有藏书多少万册，有多少“之最”。但如果这些浩如烟海的书没有读者，或只有很少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会长、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前馆长郭斌说，直到1996年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她才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大为震动。此后不久，西城区图书馆新馆就增加了文化交流中心的功能。
图书馆由藏书楼向文化交流中心的转变，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深刻变革。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图书馆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单位，不属于“人民”的“地富反坏右”就不在服务之列。之后又把读者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历、职称的读者借阅图书的权限不同，或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不允许“三无”人员进图书馆。因此严格说来，都不算“公共”。
但开放程度如今已有很大进展，只是对部分阅览室的使用还有限制。比如国家图书馆至今还规定，进入古籍馆的普通古籍阅览室，须为硕士以上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要想在台港澳文献阅览室查阅文献，须同时持有注明查阅人姓名及查阅文献内容的局级以上介绍信方可。
此外，很多大型图书馆有些分类号在公开的检索系统里检索不出来，只有内部检索系统才能查到，这些都是禁书，老百姓都不知道。
但如果仅限普通浏览，现在一般的公共图书馆，除了进入特殊文献书库需要办证交押金等手续，已经很少有限制。即便我曾工作的专业图书馆，行业外的读者也可以办证借阅。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一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虽然感动了很多国民，但这其实已是国内图书馆界普遍共识，只不过读者对图书馆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而已。
图书馆员
常让人诟病的是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
一周前，我到北京某区图书馆借书，一位女图书馆员不紧不慢地最小化开心农场页面后，才调出借阅系统给我扫条码。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勇气对这种“忙碌”的图书馆员问这问那。2004年第一次去参观国家图书馆时，因为手持DV录像被馆员呵斥，还给我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相对于律师、医生等要求资格认证的行业，中国图书馆员的门槛不高。图书馆素有“后宫”之名。最常被安排到图书馆的有：领导夫人、教授夫人、博士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弟，业内统称为“三后一弟”，因此，图书馆员的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调。
一位其他图书馆的朋友告诉我，他家乡的市图书馆，很多馆员是从歌舞团、评剧团之类单位调过来的。平时馆里死气沉沉，年终晚会表演节目时可一个比一个精彩。还有诸如老馆员退休后“儿子接班”现象。
图书馆员收入不算高，但是有编制，吃财政饭，来这里工作都是图个安稳，且工作压力不大，在基层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本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高考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告诉我图书馆员在西方被称为博学家，但我还是把它填作最后一个志愿，却被录取。我的大学同学们也不是被调剂就是拿它凑数的。
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去高校图书馆：工作环境好，读者素质高，收入有保障，每年还有寒暑假，悠哉游哉。同届的同学除了少数在深圳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几个大的公共图书馆馆，其他都在高校。像我这样在行业系统内的专业图书馆比较少，地方的公共馆基本没人愿意去。
无论以此为专业是否情愿，四年大学读下来也有些专业精神的熏陶。近几年，图书馆学界一些学者、馆长和年轻馆员拥抱国外同行的先进理念，在网络环境下展开了很多讨论并提供创新服务，颇给图书馆行业带来一股新气象。但济济人才多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仍然缺乏专业人才，有的连基本服务都成问题。
图书的质与量
只要有书读，馆员的服务态度不尽人意也可忍受，但这一点似乎也不能满足。
相对于书店的热闹场面，现在很多公共图书馆可谓门可罗雀。作为一个图书馆馆员，我自己读的书也都是从网上买，并不去图书馆看。除了书籍陈旧，新书里也难得翻到一本好书。
国际图联规定，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应为1.5册到2.5册。而据《中国文化报》报道：2008年中国人均仅有图书0.4册，人均购书费只有0.7元。
一位同学的单位连续多年购书经费都是10万元，但书价跟着CPI一路狂跑，为了保证藏书量，只能买便宜书。数量有了，质量就顾不得了。朋友自嘲说：买的不是盗版书就不错了。
还有很多地方的图书馆是形象工程，建筑很漂亮，里面没多少书。不只是公共馆，有些高校馆也如此，只在教育部评估时集中采购一批，这样短时间集中大批量采购的图书质量可想而知。
不过即使是形象工程，至少也给读者提供了硬件环境。更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县政府大楼盖得极尽豪华，但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图书馆在哪里。
据国际图联规定：在城市主要居民区，步行3至4公里就应有一个较大的图书馆，每5万人应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而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底，全国只有公共图书馆2833个，相当于约50万人才能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还有3368个县没有图书馆，有600 家图书馆常年不买新书，西部地区每步行30公里至100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图书馆。
经费！经费！
“公共图书馆应当
我还记得到这家专业图书馆报到的第一天，借阅大厅里，一位同事穿着蓝大褂，带着套袖，端着茶杯坐在借阅台。等读者填好借书单，他扫一眼书号，慢腾腾转身到书库取书。
那已是5年前的情景。我离开这家图书馆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不过可以肯定，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
图书馆的书库有开架和闭架之分，我们馆这种由馆员去书库代为取书的即为闭架。开架书库则是允许读者进入自由翻阅和借阅。开架书库的好处不言自明，读者可以在借阅前充分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是否值得借阅等等，还可以通过自由浏览，找到那些并不确切知道书名、但有他所需要信息的书籍。
现在高校图书馆基本上都是开架，而公共馆还有相当数量的闭架书库。因为图书是按照分类号依次排列，闭架的原因就是要防止读者乱翻乱摆，让别人找不到。
高校馆之所以能够实现开架，很大原因是可以雇佣勤工俭学的学生来排架，即理顺图书顺序，把图书放回分类号对应的位置。而对于公共图书馆，既不愿意增加排架的工作量，也没有学生工可以雇佣，干脆一闭了之。相对于在浩瀚的书海里没有尽头的排架，跑腿取书的工作量可小得多。
除了排架的工作量，保护藏书是另外一个常见的理由。现代图书馆虽始自西方，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深受古代藏书楼的影响。最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国图书馆在做自我宣传时，首先强调的不是接待多少读者，而是有藏书多少万册，有多少“之最”。但如果这些浩如烟海的书没有读者，或只有很少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全国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会长、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前馆长郭斌说，直到1996年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她才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大为震动。此后不久，西城区图书馆新馆就增加了文化交流中心的功能。
图书馆由藏书楼向文化交流中心的转变，是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深刻变革。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图书馆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单位，不属于“人民”的“地富反坏右”就不在服务之列。之后又把读者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历、职称的读者借阅图书的权限不同，或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不允许“三无”人员进图书馆。因此严格说来，都不算“公共”。
但开放程度如今已有很大进展，只是对部分阅览室的使用还有限制。比如国家图书馆至今还规定，进入古籍馆的普通古籍阅览室，须为硕士以上研究生或中级以上职称，要想在台港澳文献阅览室查阅文献，须同时持有注明查阅人姓名及查阅文献内容的局级以上介绍信方可。
此外，很多大型图书馆有些分类号在公开的检索系统里检索不出来，只有内部检索系统才能查到，这些都是禁书，老百姓都不知道。
但如果仅限普通浏览，现在一般的公共图书馆，除了进入特殊文献书库需要办证交押金等手续，已经很少有限制。即便我曾工作的专业图书馆，行业外的读者也可以办证借阅。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一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虽然感动了很多国民，但这其实已是国内图书馆界普遍共识，只不过读者对图书馆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而已。
图书馆员
常让人诟病的是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
一周前，我到北京某区图书馆借书，一位女图书馆员不紧不慢地最小化开心农场页面后，才调出借阅系统给我扫条码。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勇气对这种“忙碌”的图书馆员问这问那。2004年第一次去参观国家图书馆时，因为手持DV录像被馆员呵斥，还给我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相对于律师、医生等要求资格认证的行业，中国图书馆员的门槛不高。图书馆素有“后宫”之名。最常被安排到图书馆的有：领导夫人、教授夫人、博士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弟，业内统称为“三后一弟”，因此，图书馆员的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调。
一位其他图书馆的朋友告诉我，他家乡的市图书馆，很多馆员是从歌舞团、评剧团之类单位调过来的。平时馆里死气沉沉，年终晚会表演节目时可一个比一个精彩。还有诸如老馆员退休后“儿子接班”现象。
图书馆员收入不算高，但是有编制，吃财政饭，来这里工作都是图个安稳，且工作压力不大，在基层是很不错的选择。
我本科的专业是图书馆学。高考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告诉我图书馆员在西方被称为博学家，但我还是把它填作最后一个志愿，却被录取。我的大学同学们也不是被调剂就是拿它凑数的。
我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去高校图书馆：工作环境好，读者素质高，收入有保障，每年还有寒暑假，悠哉游哉。同届的同学除了少数在深圳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几个大的公共图书馆馆，其他都在高校。像我这样在行业系统内的专业图书馆比较少，地方的公共馆基本没人愿意去。
无论以此为专业是否情愿，四年大学读下来也有些专业精神的熏陶。近几年，图书馆学界一些学者、馆长和年轻馆员拥抱国外同行的先进理念，在网络环境下展开了很多讨论并提供创新服务，颇给图书馆行业带来一股新气象。但济济人才多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仍然缺乏专业人才，有的连基本服务都成问题。
图书的质与量
只要有书读，馆员的服务态度不尽人意也可忍受，但这一点似乎也不能满足。
相对于书店的热闹场面，现在很多公共图书馆可谓门可罗雀。作为一个图书馆馆员，我自己读的书也都是从网上买，并不去图书馆看。除了书籍陈旧，新书里也难得翻到一本好书。
国际图联规定，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应为1.5册到2.5册。而据《中国文化报》报道：2008年中国人均仅有图书0.4册，人均购书费只有0.7元。
一位同学的单位连续多年购书经费都是10万元，但书价跟着CPI一路狂跑，为了保证藏书量，只能买便宜书。数量有了，质量就顾不得了。朋友自嘲说：买的不是盗版书就不错了。
还有很多地方的图书馆是形象工程，建筑很漂亮，里面没多少书。不只是公共馆，有些高校馆也如此，只在教育部评估时集中采购一批，这样短时间集中大批量采购的图书质量可想而知。
不过即使是形象工程，至少也给读者提供了硬件环境。更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县政府大楼盖得极尽豪华，但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图书馆在哪里。
据国际图联规定：在城市主要居民区，步行3至4公里就应有一个较大的图书馆，每5万人应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而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09年底，全国只有公共图书馆2833个，相当于约50万人才能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还有3368个县没有图书馆，有600 家图书馆常年不买新书，西部地区每步行30公里至100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图书馆。
经费！经费！
“公共图书馆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