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出生在奥地利，美国经济学家，离世距今将近六十年。在目下经济学界，他大概属于“过气”的人物，多年不大见报章杂志提起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的学者了。我也是二十多年前大学刚毕业初出茅庐时，曾经读过他的大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的论证对于我这个治文史的经济学门外汉来说过于精深，至今回想起来竟毫无印象。只有一点例外：他预言资本主义灭亡于创新活动的停滞不前。当时全球科技发展蓬勃，中国更是笼罩在改革开放、高速增长的社会气氛中，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活动本质的断言，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我更无从了解他的学说的意义，所以除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并非“万寿无疆”这一点给我留下印象外，其余的，书读过，无暇深究，而终日埋首案头的都是文史一类，熊彼特遂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
　　从今年夏季起，全球经济景气突然亮起红灯，危机突如其来就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形容为全球“金融海啸”。我觉得，如海啸铺天盖地，资本主义从此完蛋，这倒未必。但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金融制度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危机，是无可怀疑的。小布什幽默的形容，可以作为旁证，他在休斯敦筹款活动中说：“毫无疑问，华尔街是喝醉了。”全球金融的核心地仿佛一个醉汉，左右摇晃，歪歪扭扭，要耍酒疯了。华尔街喝醉了非同小可，在全球化的时代，别处喝高了可以，比如中环（香港金融街）啦什么地方“喝醉了”对我们影响不大。华尔街喝醉了，我们每个人都跑不了。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这个耍酒疯醉汉，早晚会把万里之外的我们搞得满身腥臭。君不见，最近一段时间，物价月月升。笔者所生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基本消费物价，早已比去年这个时候翻了一倍而不止。薪金好几年纹丝不动，实际生活水准，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隆重到来，已经步入了下行的轨道。
　　更有报道说，这次以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波动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诚哉斯言！美国最大的房屋按揭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全球保险巨头ＡＩＧ集团因资产贬值被政府接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的贝尔斯登和美林被商业银行收购，而有一百五十八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破产清盘。全世界有头有面的政府，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团结”，平日尔虞我诈，争夺利益，如今彼此呼应，一致首肯救市，纷纷慷慨解囊，拿出从纳税人手上征收来的税金，注入奄奄一息的金融体系。美国拿出七千五百亿美元，英国拿出五百亿英镑，欧元区拿出一万七千亿欧元，这些葡萄糖水对于数百年资本主义文明核心的金融体系的效用到底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崩盘我想不至于，但经此一役，大伤元气总是免不了的。中国的经济特别是金融体系，当然还没有到华尔街那地步，但股市一年之内下挫超过百分之七十，楼市的好风光也不再来。报章舆论呼吁政府救市的声音此起彼伏。按照我们政府悄悄行动的“国情”，说不定早已布置出手救市了。
　　几个月来的经济变动，却使我想起了久违的熊彼特。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预言应验了，而是因为危机所显示的病兆，印证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了解别有深刻性。我放下手头的功课，再次去图书馆找出他的大作阅读一过，就像探入一道无形的墓门，请出这位素未谋面的亡灵，做一次学问的请益。熊彼特看人类的经济活动，确实别有深刻之处，《书屋》的编辑说可以写点什么，承蒙不弃，所以就有我在这里唠叨几句。
　　有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辞世的那一年出生，仿佛转世那么神奇，一个是凯恩斯，另一个就是熊彼特。拿马克思和熊彼特放在一起来讨论一下，非常有趣。熊彼特一生思想的总结性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第一篇，就是讲马克思的学说。盖因十九世纪起资本主义度过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歌猛进期而进入一个成长与危机并存的时期，对社会和人类的前途抱有关怀的思想家，竭尽所能思考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马克思是这样，熊彼特也是这样。我们还记得马克思著名的“掘墓人”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推进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资本家疯狂追逐利润的同时，工人阶级也就挖好了资本主义的坟墓。在马克思的展望里面，由于他觉得剥削所造成的阶级鸿沟和工人的贫困化是不可克服的，如同癌症，剥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个致命伤，它必将死于此症。马克思富有激情的社会诊断写在《共产党宣言》上，我们还记忆犹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马克思的预言不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实现，而且在他过世后一百多年的现在也看不出能实现的迹象。他所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在各工业化国家并不像“真命天子”。这个“掘墓人”并不想把墓挖好，他只想通过消极怠工的方法增加一点收入，从资方套取现利。因为“掘墓人”深知，墓要是挖好了，他也就失业了。有一份工作，总胜于孑然一身。马克思当年想象的劳资对抗性关系，逐渐演变成调和性的关系，而这种演变或许是马克思预言最大的“失算”。马克思观察现代社会，注重社会底层，以工人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熊彼特则不一样，注重观察整体的社会结构。他以为资本主义是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可能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换言之，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便在于“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只要能在技术、制度、产品上创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便能存在下去。通俗地讲，现代产业制度的寿命便系于它的“创新职能”。而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恒久地保持其“创新职能”，因为新东西也要旧下去，刚来的时候是新，过一段时间就成了旧货。当创新赶不上衰朽，资本主义也就活不下去了。
　　按照熊彼特的诊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来源于社会的上层。因为所谓“创新职能”，企业家当然是主要的角色，这些人的表现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无论产品的研发还是组织管理，企业家都负有创新的主要责任。一旦企业家不能担当大任，企业作为社会细胞一个一个死亡，而整个社会也就随之衰朽。笔者以为，熊彼特对现代社会的观察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他对现代性求新求变认识特别深刻，人文学者多从启蒙、进步观来认识现代性，熊彼特则从现代产业制度挖掘到它的根源。无休止地渴求“创新”，确实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基本社会制度的问题。与“创新”是任何产业组织的延续性命的首要问题一样，也是整体社会的管治者的正当性的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创新职能”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第二，在确保性命攸关的“创新职能”问题上，企业家、管治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工人以及其他社会草根。换言之，社会危机是否到来，虽然有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方面，但企业家和管治者的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马克思分道扬镳了。马克思以为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而熊彼特把“创新职能”是否弱化系于企业家和管治者。社会的衰朽有可能是“创新”穷尽了，以至于创无可创；但也有可能是企业家和管治者不能准确判断时机，错失机会，以致他们所带领的航船沉没于波涛之中。平心而论，熊彼特对现代社会的解读，比马克思要更加接近我们观察到的经验事实。
　　不过，熊彼特毕竟离开这个世界将近一个甲子，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明显带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烙印。如今，不仅人事已非，连山河也不再依旧。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更多表现，也可以对熊彼特的学说作一番“增补”和“修正”。不是笔者狂妄，只为认识我们生活着的社会。
　　熊彼特当年只看到资本主义衰落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创新的枯竭。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是典型的“创新职能”弱化甚至枯竭的表现。企业家找不到投资的机会，管治者黔驴技穷，资产持有人对未来丧失信心，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当年不是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怕是过不了大萧条的坎，阴沟里翻了船也说不定。但是那次的危机，毕竟是实体经济领域出问题，它确实是根源于技术创新跟不上形势，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却不是产生于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起源于“虚拟经济”——即金融——领域，而它的表现也不是创新的枯竭，而是创新的狂妄。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创新枯竭的一种形式，但毕竟构成了对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性质的另一个观察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创新求变成为企业之类的社会组织延续命脉的根本生存方式的时候，当“改革”、“变革”成为社会管治者虏获大众心灵的不二法门的时候，创新的目的就会渐渐被忘记，创新求变就被抽空实质内容转而成为一个把戏一类的东西。我们都记得儿时看过马戏团耍猴的把戏，来回穿插跳跃，令人眼花缭乱，热闹一场，最后一哄而散。就创新职能的表面而言，它在现代社会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领域都是不会枯竭的，把戏会层出不穷，远超人们的想象力；而就其实质而言，熊彼特的说法还没有过时。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出把戏的破产，即金融创新的破局。危机的导火线就是华尔街的CEO们，挖空心思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抵押品债券，俗称次级按揭或次按的东西，把世界各国大银行和小投资者都拖下了水。
　　我自己也是搞了很久才明白所谓抵押品债券是什么东西。举例来说，我向银行借贷一百万买了个房子，那房子的产权也就抵押给了银行。这样，银行的现金流里就少了一百万，但有房子抵押在手。而银行要赢利，就要争取多放贷，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多放贷呢？这就成了金融创新的议题。华尔街精英们让银行把我的抵押品弄成债券，这债券成了银行的“新资产”，许诺可以有多少年息，再分销给各投资者。殊不知这种次级按揭只是白纸一张，因为银行已经把贷款给了我，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是均衡的，它何来什么“新资产”？这种华尔街“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在“爆仓”之前，我相信很多人不明就里，原因在于独立评估公司如标准普尔之类，高估这些“垃圾债券”的价值，投资者根本看不出把戏的来龙去脉，一心期待着高收益，让虚拟的期待蒙着了眼睛。当然，在经济的扩张期，房子的价值飙升，意味着银行抵押品比过去更加值钱，这种把戏式的“创新”不会出什么问题。一旦气球吹破，泡沫浮现，投资者持有的次按产品，分文不值。香港有上万小投资者买了雷曼兄弟的金融债券，即俗称“迷你债券”。雷曼兄弟破产后，他们上街游行，港府迫于压力，要求银行回购。有的银行已经公布回购计划，按债券的性质，好的只能拿回不到本金十分之一的钱，不好的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因为债券的面值已经为零。雷曼的“迷你债券”套住的是小投资者，不幸者中很多是用自己的退休金买的，他们的“棺材本”一朝化为烟雾。银行、评估公司、华尔街精英就是这样串通一气，通过这些金融创新产品，源源不断地吸纳世界各地的流动资金。欧洲、中东、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买了多少类似的金融次按产品，其数至今无法准确计算，估计在数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其实并非不知情，但也乐得通过这种吸金方案“扩大内需”，超前消费，以支持帝国的扩张事业，如支持伊拉克战争之类。把戏是花样翻新了，新产品是推出来了，消费者也上钩了，可是这种创新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连小布什都觉得华尔街的金融衍生产品“莫名其妙”，这种创新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除了小投资者血本无归，被剪了羊毛，而华尔街精英可以拿到令人咋舌的高薪之外，雷曼兄弟的CEO富尔德执掌八年薪金达到五亿美元，还有什么呢？
　　人们很容易用阴谋论来解析这次金融危机，笔者倒是觉得一个人或某个集团操控而酿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高。危机固然源于华尔街而不是别的地方，但也只有华尔街有这个能力，它是全球金融的核心，由它发布的金融衍生产品自有它的信誉，换了别的地方，金融精英们即使想做，也没有如此便利的条件。换言之，如果伦敦、东京或北京的金融街成了全球经济链条的最顶端，我相信它也会这样“创新”一番。这是由世俗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欲望会引导金融精英自然而然地履行其“创新职能”。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由神引导的社会逐渐转变为由欲望引导的社会，或者说欲望已经跃居了从前神占据的地位。人类的欲望已经找到了与它最为匹配的社会制度形式——资本主义产业制度，人性和制度融合无间地交织在一起，不再像西方的中世纪或中国的古代那样，人性与基本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对峙。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放心地追逐财富，放心地追逐现世利益，不仅没有道德的障碍，而且是成功的标志，而成功则意味着奢靡的享受。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性命系于其“创新职能”，其实他忘了补充一点，所谓资本主义的“创新职能”，并不在于它是否新，而在于永不停息地“创”，即永不停息地耍把戏，到创无可创的时候，就剑走边锋，用邪门歪道的“创新”来继续满足资本贪婪的欲求。无休止的财富欲望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的推动力。只要欲望不止，“创新职能”是不会枯竭的。笔者甚至觉得，根本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创新职能”会不会枯竭，因为把戏会一直演下去，而在于这种“创新职能”越来越没有意义。它除了给这个世俗的世界带来少数人的奢靡和多数人的怨恨之外，实在很难想象它会带来别的什么东西。这回金融危机从表层观察，是金融制度的危机，但从深层观察，则是世俗的危机：就像上帝不能引导我们通达幸福和善一样，欲望同样不能引导我们通达幸福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