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古人在日常说话时满口“之乎者也”，担心穿越回去不会说“文言文”，没法和古人交流。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话文。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写文章时用的书面语言。春秋以前，文言文与口语白话文的区别并不大，文言文实际上就是将商周时期的口语简化后而形成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言文基本定型，此后的2000多年基本没有变过。但口语白话文一直在变，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响，比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导致的语言变化。唐朝之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分更加明显，人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古人为何在写文章的时候不用白话文呢？这样岂不是更方便人读懂吗？白话文尽管容易读懂，但真的不容易写，因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内容，如果用白话文，会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纸张没有发明前，古人在青铜器上铸字、在竹简上刻字、在丝帛上写字，这些书写材料都十分昂贵，而且书写过程也很费劲。所以，古人为了省钱省力，写文章的时候必须惜字如金，文言文这种精简化的用语特点就体现出了它的优势。打个比方，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总共10余万字，如果用竹简写成，需要近30斤竹简。如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竹简写成，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省字以控制成本。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唐宋普及了印刷术。书写材料便宜了，过程也不那么费劲了，可为啥还用文言文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承的惯性，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有表达优势。另外，古代的知识分子用文言文写文章还能提高自己的格调——这样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区分开来，通过体现文化的高低差异来获得优越感。2000多年来，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后，文言文的优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后，随着民众阅读的普及，白话文在书籍文章中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宋代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实际上就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话本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产生了一种浅近文言体，即白话小说。此后的畅销类小说基本都是使用白话文写的，这样读起来比较贴近真实生活，而且大家都读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读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读纯文言体的《史记》就费劲多了。
　　 宋朝之后的白话文和今天的差别不大，基本上都能看懂。史书上记载过一段宋代官府审问一个妇女的对话。这名妇女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和今人说话相比，只是个别字的用法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不影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
　　 明朝时朱元璋写圣旨也多用白话文，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话文方便点。朱元璋有一道圣旨下达抗倭令，要求抵御海盗，原话是这样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如此简单粗暴的白话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听懂，毫无违和感。
　　 到了清朝，白话文和今天基本无异。性情中人雍正皇帝，給大臣写朱批的时候就时常冒出两句白话文，用这样的方式拉近与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他甚至还给大臣写过“你好么？”这样今人常用的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