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皇帝给一些相当级别的官员以奏报事情的权利，称为题奏权。览批大臣们的题奏，是清朝皇帝必做的功课之一，称之为“御批”。
　　清朝初期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皇帝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亲自审阅批示每一份奏折。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不肯假手他人。
　　至雍正朝，设军机处以协助皇帝料理军国大事，其中就包括帮皇帝处理奏折事务。讲述清代軍机处事务的《南屋述闻》中说：“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这样的“照批”，皇帝省心多了，按照能干的心腹大臣的建议，照葫芦画瓢，军国大事就这么搞定了。虽然形式上还是“御批”，实质上是“军机大臣批”，皇帝秀书法。
　　清代中后期，批奏折又有了些改变，《南屋述闻》记载：“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皇帝在某些非重要文件中用上了“代笔”，简单的“朕安”二字直接就由章京代劳，而不劳烦圣躬了。但是，假如皇上对某些特别重视的大臣还有别的话要指示，那就只得亲自动笔不可了。史料显示，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批文件”，除了重要的军国大事外，都是批“览”“知道了”“该部知道”之类的话。
　　清代早期，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是发还原先上奏的大臣阅看领会，再自己保存的，到了办事认真的雍正皇帝即位后，他命令内外大臣们将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
　　为什么雍正皇帝一改前制，要求大臣们“缴批”呢？历史上有一件事与之不无关联。《清史稿》记载：雍正五年“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硃谕”，雍正下旨“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按照大清律，涂抹皇帝的批示是要杀头的。很显然，雍正皇帝对有人敢于涂抹他父亲康熙皇帝的批示十分气愤，由此推之，雍正皇帝实行“缴批”制度，除了其它原因外，也必定有防止皇帝的批示再被涂抹、对圣上不恭的因素在其内。
　　清朝初年，中国分十八个行省，寻常时候，皇帝每天需要伏案批示的奏折在八九十件以上。清朝所有的皇帝中，要数雍正最爱批示大臣的奏折。据说，他不仅鼓励大臣们上奏折汇报事情，大事小事他都想知道，而且他批示得也着实认真。雍正不仅在大臣汇报行文的后面、中间作重要批示，而且还十分详细地作眉批，甚至他还义务帮大臣改正错别字。雍正皇帝不仅精悍能干、施政能力强，文字功底也好，他的批示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有时会比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雍正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路上，沿途地方官员精心布置，官道上每隔一小段路就安放一个大水缸，水缸里蓄满了清水，随时清洗道路，防止灰尘染到皇帝一行人的马车上。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批示：“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意思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是管理照顾老百姓，而不是要为我皇帝扫除道路上的灰尘，假如能把对皇帝的这份尽心尽力用在百姓身上，不是很好吗？封建专制君主能拿出这样的批示以示群臣，也堪称明君了。
　　史料显示，清朝极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批示十分详细具体，而且数量众多，嘉庆以后的皇帝批示量少，内容简单，甚至有敷衍的成分。与此对应的是，嘉庆之后的清朝国势也逐步走向衰弱，也许，在皇帝的批示繁简与国势盛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