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朝初年,皇帝给一些相当级别的官员以奏报事情的权利,称为题奏权。览批大臣们的题奏,是清朝皇帝必做的功课之一,称之为“御批”。
清朝初期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皇帝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亲自审阅批示每一份奏折。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不肯假手他人。
至雍正朝,设军机处以协助皇帝料理军国大事,其中就包括帮皇帝处理奏折事务。讲述清代軍机处事务的《南屋述闻》中说:“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这样的“照批”,皇帝省心多了,按照能干的心腹大臣的建议,照葫芦画瓢,军国大事就这么搞定了。虽然形式上还是“御批”,实质上是“军机大臣批”,皇帝秀书法。
清代中后期,批奏折又有了些改变,《南屋述闻》记载:“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皇帝在某些非重要文件中用上了“代笔”,简单的“朕安”二字直接就由章京代劳,而不劳烦圣躬了。但是,假如皇上对某些特别重视的大臣还有别的话要指示,那就只得亲自动笔不可了。史料显示,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批文件”,除了重要的军国大事外,都是批“览”“知道了”“该部知道”之类的话。
清代早期,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是发还原先上奏的大臣阅看领会,再自己保存的,到了办事认真的雍正皇帝即位后,他命令内外大臣们将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
为什么雍正皇帝一改前制,要求大臣们“缴批”呢?历史上有一件事与之不无关联。《清史稿》记载:雍正五年“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硃谕”,雍正下旨“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按照大清律,涂抹皇帝的批示是要杀头的。很显然,雍正皇帝对有人敢于涂抹他父亲康熙皇帝的批示十分气愤,由此推之,雍正皇帝实行“缴批”制度,除了其它原因外,也必定有防止皇帝的批示再被涂抹、对圣上不恭的因素在其内。
清朝初年,中国分十八个行省,寻常时候,皇帝每天需要伏案批示的奏折在八九十件以上。清朝所有的皇帝中,要数雍正最爱批示大臣的奏折。据说,他不仅鼓励大臣们上奏折汇报事情,大事小事他都想知道,而且他批示得也着实认真。雍正不仅在大臣汇报行文的后面、中间作重要批示,而且还十分详细地作眉批,甚至他还义务帮大臣改正错别字。雍正皇帝不仅精悍能干、施政能力强,文字功底也好,他的批示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有时会比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雍正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路上,沿途地方官员精心布置,官道上每隔一小段路就安放一个大水缸,水缸里蓄满了清水,随时清洗道路,防止灰尘染到皇帝一行人的马车上。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批示:“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意思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是管理照顾老百姓,而不是要为我皇帝扫除道路上的灰尘,假如能把对皇帝的这份尽心尽力用在百姓身上,不是很好吗?封建专制君主能拿出这样的批示以示群臣,也堪称明君了。
史料显示,清朝极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批示十分详细具体,而且数量众多,嘉庆以后的皇帝批示量少,内容简单,甚至有敷衍的成分。与此对应的是,嘉庆之后的清朝国势也逐步走向衰弱,也许,在皇帝的批示繁简与国势盛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清朝初期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皇帝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亲自审阅批示每一份奏折。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不肯假手他人。
至雍正朝,设军机处以协助皇帝料理军国大事,其中就包括帮皇帝处理奏折事务。讲述清代軍机处事务的《南屋述闻》中说:“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这样的“照批”,皇帝省心多了,按照能干的心腹大臣的建议,照葫芦画瓢,军国大事就这么搞定了。虽然形式上还是“御批”,实质上是“军机大臣批”,皇帝秀书法。
清代中后期,批奏折又有了些改变,《南屋述闻》记载:“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皇帝在某些非重要文件中用上了“代笔”,简单的“朕安”二字直接就由章京代劳,而不劳烦圣躬了。但是,假如皇上对某些特别重视的大臣还有别的话要指示,那就只得亲自动笔不可了。史料显示,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批文件”,除了重要的军国大事外,都是批“览”“知道了”“该部知道”之类的话。
清代早期,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是发还原先上奏的大臣阅看领会,再自己保存的,到了办事认真的雍正皇帝即位后,他命令内外大臣们将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
为什么雍正皇帝一改前制,要求大臣们“缴批”呢?历史上有一件事与之不无关联。《清史稿》记载:雍正五年“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硃谕”,雍正下旨“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按照大清律,涂抹皇帝的批示是要杀头的。很显然,雍正皇帝对有人敢于涂抹他父亲康熙皇帝的批示十分气愤,由此推之,雍正皇帝实行“缴批”制度,除了其它原因外,也必定有防止皇帝的批示再被涂抹、对圣上不恭的因素在其内。
清朝初年,中国分十八个行省,寻常时候,皇帝每天需要伏案批示的奏折在八九十件以上。清朝所有的皇帝中,要数雍正最爱批示大臣的奏折。据说,他不仅鼓励大臣们上奏折汇报事情,大事小事他都想知道,而且他批示得也着实认真。雍正不仅在大臣汇报行文的后面、中间作重要批示,而且还十分详细地作眉批,甚至他还义务帮大臣改正错别字。雍正皇帝不仅精悍能干、施政能力强,文字功底也好,他的批示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有时会比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雍正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路上,沿途地方官员精心布置,官道上每隔一小段路就安放一个大水缸,水缸里蓄满了清水,随时清洗道路,防止灰尘染到皇帝一行人的马车上。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批示:“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意思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是管理照顾老百姓,而不是要为我皇帝扫除道路上的灰尘,假如能把对皇帝的这份尽心尽力用在百姓身上,不是很好吗?封建专制君主能拿出这样的批示以示群臣,也堪称明君了。
史料显示,清朝极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批示十分详细具体,而且数量众多,嘉庆以后的皇帝批示量少,内容简单,甚至有敷衍的成分。与此对应的是,嘉庆之后的清朝国势也逐步走向衰弱,也许,在皇帝的批示繁简与国势盛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