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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开始了德国之行。从他进入德国国境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比俄国更为隆重的礼遇，规格之高，俨然国家元首：
他下榻于著名的恺撒宫（旧译“该撒好司”），“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 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他喜欢抽的雪茄和喜欢听的画眉鸟都事先安排妥当，寝室内高悬他本人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照片，以示敬重；
他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其皇后递交国书后，德皇夫妇还专门摆设国宴，隆重宴请中国代表团，并亲自陪同李鸿章观看军事操演；
德国首相、外交大臣等轮流着宴请代表团……
凡此种种，都远远超越了接待一国特使的应有规格。同期到访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有朋，就没能享受到这些高规格的接待，山县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只有自嘲说“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德国各报不惜篇幅地描绘了中国“副王”的各项行程。英、法等国报纸，则带着复杂的情绪，在对德国人的逾格接待予以了嘲讽。著名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接待李鸿章的规格本应恰如其分，俄、德两国将李鸿章或奉为帝王，或奉为三军统帅，“贡谀献媚”，如此逾格，反而容易令中国人对两国产生蔑视心理。该报指出，英国接待李鸿章固然应该热情，但李鸿章作为“英国人民的朋友”，绝不是为了英国利益，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英国对此不需要感谢。
英国报纸的基本论调是，德国人为了拿到中国的大笔军火定单，对李鸿章过于奴颜媚骨，而当李鸿章离开时，并未采购任何军火，这令德国人失望至极，进而转为满腔怨愤。
其实，觊觎着李鸿章大笔军火定单的，自然不只是德国人而已，包括英国在内，都莫不竭尽全力向这位中国政治家推销自己的军火。
德国人的问题，在于其“吃相”的确有点难看，不像老牌帝国那样善加伪装。在英国人看来，刚刚崛起的德国人实在有点暴发户的轻浮，而在世故的李鸿章面前大失脸面。
当甲午战争爆发后，英俄等国为着如何在中日之间合纵连横而煞费苦心，德国人却无事一身轻，向中日两国大肆推销军火。当时的德国外长罗敦干男爵，在外交晚宴上就赤裸裸地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唯一利益，就是向他们出售军火。”战争期间，日本和中国的采购团，在柏林频繁出没，这与英国因宣布中立而向中日两国禁售武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英国军火商们羡慕不已。德国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东方普鲁士”日本，不仅认为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战争，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老大帝国的挑战。战后，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德国民众声援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
但在战后，德国人却一反常态，对中国备加呵护，与法国一道，积极参与了俄国牵头的对日压制活动，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干涉还辽的三国，自然都期待着中国的回报。
但李鸿章的出访，并没有带着采购军火的使命，不仅德国的军火商们失望，就是对德国备加嘲讽的英国军火商们，也大失所望。更令所有西方人大跌眼镜的是，李鸿章的此次出访，并不如他们预期地那样恢复了甲午战争后被贬的政治地位，相反，以七旬高龄远涉重洋回到国内后，李鸿章反而进一步受到政治打击，最后被支到了远离北京的广州看守大清的南大门，彻底远离政治中枢。中国的政治风气则进一步转向保守，西方商人们的所有期望，最后被义和团的血红大旗彻底毁灭。
德国人毕竟不如老牌帝国的英国人那么深沉。李鸿章出访后的第二年（1897），中国政府任命黄遵宪、罗丰禄和伍廷芳分别出使德、英、法，只有德国政府坚决拒绝黄遵宪，而黄遵宪本人与德国并无任何过节，国际外交界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英国报纸认为：正是因为德国政府后悔接待李鸿章时礼节过于隆重，担心因此反而被中国人小看，便借机拒绝中国使节，以便“自增其威”。
到了1898年，德国人更是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梁启超认为，这是德国人为了报复“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其时，干涉还辽的三国中，俄国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国，在向清廷索取福建的金门岛时，被“峻拒不许”。梁启超认为，胶州事件中，“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
又过了两年（1900），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也为了“德意志的尊严”，不听劝阻，非要在遍地义和团的混乱北京，只身前往总理衙门会谈，路上因与清军发生争执而被杀，引爆了义和团与驻京外交机构之间的血腥冲突。倍感丢脸的德国，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威廉二世在为这支军队送行的时候，要求他们对中国人必须残酷无情，“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小窥德国人”。
德国大军是八国联军中最后一支到达的，他们到达时，联军已经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完结，但德军依然对京津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屠杀，并纵兵捣毁了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在与李鸿章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德国专门约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派出亲王规格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道歉。继李鸿章访德之后的第二个中国高级代表团，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爸、醇亲王载沣率领，区区数年，中国代表团由上宾沦为末客，德意志的天似乎有点阴晴不定。至于此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德国尽管与日本是盟国，却对中国给予了很大的同情，这些正是中德历史深处的吊诡所在。
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们兴趣的，就是他拜访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无不大同小异。有意思的是，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恐其或许引述自当时报道，我还遍查各国报纸，都难以找到其出处，估计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难以与俾斯麦媲美，“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任公的这一定论，实在是对李鸿章不公之至。中国政坛风波险恶，远非一个朝气蓬勃的德国所能想象，果真易地以居，在曾国藩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中国政坛，以俾斯麦的强势，一定会落个“野心家”加“阴谋家”的悲惨结局！
当李鸿章与俾斯麦执手言欢、惺惺相惜时，他是否在内心深处向往着那种痛快淋漓的政治与人生呢？
他下榻于著名的恺撒宫（旧译“该撒好司”），“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 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他喜欢抽的雪茄和喜欢听的画眉鸟都事先安排妥当，寝室内高悬他本人及“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照片，以示敬重；
他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其皇后递交国书后，德皇夫妇还专门摆设国宴，隆重宴请中国代表团，并亲自陪同李鸿章观看军事操演；
德国首相、外交大臣等轮流着宴请代表团……
凡此种种，都远远超越了接待一国特使的应有规格。同期到访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有朋，就没能享受到这些高规格的接待，山县在接受记者询问时，只有自嘲说“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德国各报不惜篇幅地描绘了中国“副王”的各项行程。英、法等国报纸，则带着复杂的情绪，在对德国人的逾格接待予以了嘲讽。著名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接待李鸿章的规格本应恰如其分，俄、德两国将李鸿章或奉为帝王，或奉为三军统帅，“贡谀献媚”，如此逾格，反而容易令中国人对两国产生蔑视心理。该报指出，英国接待李鸿章固然应该热情，但李鸿章作为“英国人民的朋友”，绝不是为了英国利益，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英国对此不需要感谢。
英国报纸的基本论调是，德国人为了拿到中国的大笔军火定单，对李鸿章过于奴颜媚骨，而当李鸿章离开时，并未采购任何军火，这令德国人失望至极，进而转为满腔怨愤。
其实，觊觎着李鸿章大笔军火定单的，自然不只是德国人而已，包括英国在内，都莫不竭尽全力向这位中国政治家推销自己的军火。
德国人的问题，在于其“吃相”的确有点难看，不像老牌帝国那样善加伪装。在英国人看来，刚刚崛起的德国人实在有点暴发户的轻浮，而在世故的李鸿章面前大失脸面。
当甲午战争爆发后，英俄等国为着如何在中日之间合纵连横而煞费苦心，德国人却无事一身轻，向中日两国大肆推销军火。当时的德国外长罗敦干男爵，在外交晚宴上就赤裸裸地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唯一利益，就是向他们出售军火。”战争期间，日本和中国的采购团，在柏林频繁出没，这与英国因宣布中立而向中日两国禁售武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令英国军火商们羡慕不已。德国舆论则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东方普鲁士”日本，不仅认为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战争，更是一个新兴国家对一个老大帝国的挑战。战后，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德国民众声援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
但在战后，德国人却一反常态，对中国备加呵护，与法国一道，积极参与了俄国牵头的对日压制活动，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干涉还辽的三国，自然都期待着中国的回报。
但李鸿章的出访，并没有带着采购军火的使命，不仅德国的军火商们失望，就是对德国备加嘲讽的英国军火商们，也大失所望。更令所有西方人大跌眼镜的是，李鸿章的此次出访，并不如他们预期地那样恢复了甲午战争后被贬的政治地位，相反，以七旬高龄远涉重洋回到国内后，李鸿章反而进一步受到政治打击，最后被支到了远离北京的广州看守大清的南大门，彻底远离政治中枢。中国的政治风气则进一步转向保守，西方商人们的所有期望，最后被义和团的血红大旗彻底毁灭。
德国人毕竟不如老牌帝国的英国人那么深沉。李鸿章出访后的第二年（1897），中国政府任命黄遵宪、罗丰禄和伍廷芳分别出使德、英、法，只有德国政府坚决拒绝黄遵宪，而黄遵宪本人与德国并无任何过节，国际外交界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英国报纸认为：正是因为德国政府后悔接待李鸿章时礼节过于隆重，担心因此反而被中国人小看，便借机拒绝中国使节，以便“自增其威”。
到了1898年，德国人更是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梁启超认为，这是德国人为了报复“面子”被扫而进行的报复。其时，干涉还辽的三国中，俄国早已在北方得到了好处，法国也在南方得到了势力范围，只有德国，在向清廷索取福建的金门岛时，被“峻拒不许”。梁启超认为，胶州事件中，“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
又过了两年（1900），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也为了“德意志的尊严”，不听劝阻，非要在遍地义和团的混乱北京，只身前往总理衙门会谈，路上因与清军发生争执而被杀，引爆了义和团与驻京外交机构之间的血腥冲突。倍感丢脸的德国，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威廉二世在为这支军队送行的时候，要求他们对中国人必须残酷无情，“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小窥德国人”。
德国大军是八国联军中最后一支到达的，他们到达时，联军已经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完结，但德军依然对京津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屠杀，并纵兵捣毁了中国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在与李鸿章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德国专门约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派出亲王规格的高级代表团，前往柏林道歉。继李鸿章访德之后的第二个中国高级代表团，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爸、醇亲王载沣率领，区区数年，中国代表团由上宾沦为末客，德意志的天似乎有点阴晴不定。至于此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德国尽管与日本是盟国，却对中国给予了很大的同情，这些正是中德历史深处的吊诡所在。
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们兴趣的，就是他拜访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无不大同小异。有意思的是，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恐其或许引述自当时报道，我还遍查各国报纸，都难以找到其出处，估计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难以与俾斯麦媲美，“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任公的这一定论，实在是对李鸿章不公之至。中国政坛风波险恶，远非一个朝气蓬勃的德国所能想象，果真易地以居，在曾国藩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中国政坛，以俾斯麦的强势，一定会落个“野心家”加“阴谋家”的悲惨结局！
当李鸿章与俾斯麦执手言欢、惺惺相惜时，他是否在内心深处向往着那种痛快淋漓的政治与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