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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谈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时，“缺席”似乎成为了一个醒目而令人惊悸的关键词。在文学场域内，作家往往不屑于批评家对他们作品的指手画脚，认为那些高唱着各种晦涩理论的文学批评，在过度阐释中曲解了文本的内涵，甚至可能南辕北辙;而文学场域外的大众读者，面对学院批评家们高深莫测的面孔，也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却步。
法国学者艾斯卡皮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认为文学批评的功能之一就是将文学场域紧密地融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内，通过文学批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对这种价值的信仰持续不断地产生，从而让文学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然而，纵观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不难发现，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的确处于疲软状态。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我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所走过的路径，可以看到，“十七年”也好，1980年代也好，文学批评尽管存在的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文学批评始终拥有着话语权和权威性。纵然有时这一话语会发生变形或扭曲，但是它毕竟彰显出文学批评本体的力量，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必需的存在。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声音日渐式微，它不再是文学的立法者。关于文学批评的是是非非也开始不绝于耳。人们时不时会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为什么今天的文学批评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性？难道批评的能力真的下降了吗？今天的文学批评所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下每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严肃思考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考验着批评家的良知、勇气和信仰，也考验着批评家的心灵与智慧，想象与体验，感悟与创造。
作为近年来一直活跃于文学批评前沿的优秀批评家，王侃显然在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没有中断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在他近期出版的《翻译和阅读的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我们看到厚重的学理积淀、敏锐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评精神还有才情激荡的语言风格，所有这些合成了王侃的文学批评的个性“术语”。这本书收录了他近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部分论文，涉及海外汉学、批评理论、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和批评，还有作者与几位重要作家、学者的对话访谈，涉及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问题。其中在《文学这东/西——陆建德访谈录》一文中，王侃提出：“今日中国的文学批评面临一个悖反式的困境：当一些批评家试图寻找更宏阔的参照系去阐释中国当代文学时，不免有‘远离文学’之虞;当更多的批评家强调‘功夫在诗内’时，他们的批评实践却一直被认为疲软乏力，流于琐屑。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处于‘缺席’的质难之中。”我认为，王侃的这段剖析深入肌理地触及到文学批评“缺席”的“命门”，指出当下文学批评或“远离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副产品;或“功夫在诗内”，局限于文字技巧，流于琐碎。正是由于文学“内”与“外”之间的梗阻，才导致批评的一再“缄默”，一再“缺席”。
其实，像这样尖锐深刻，直抵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核心问题的论点在《翻译和阅读的政治》绝非少数。书中收录的学术论文与批评大多具有宏阔的研究视域。其中，有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调整的思考，有从译介学的角度切入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对近十年文学批评的辨谬，有审视新历史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还有对新世纪网络女性写作的检讨。这些研究与思考从驳杂的理论深入文学的幽微之境，从政治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镜像观照中探究文学内部的我们一度忽略的顽疾。即使对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艾伟、徐小斌、任白等具体作家、诗人的文本阐释，王侃往往也能以小见大，去挖掘“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或“启蒙与现代性的弃物”。当然，这种借助于文学场域之外的理论阐释，并没有损毁王侃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说到底，王侃的文学批评是非常“文学的”。他在本书中对张清华的文学批评进行评价时写道：“张清华同时也是中国的‘学院派’中不多见的关注并流连于‘文学性’的批评家”。其实，王侃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批评往往立足于文本转承起合，始终追逐着文学的原点与终点。以具有充分想象力、原创性的个性化表达，将批评主体的人格、精神、情感渗入到批评对象的肌理。我想，这种文学性的表现一定与王侃内在的诗人气质有着隐秘的勾连。作为大学教授的王侃至今仍会忙里偷闲，时常在他的微博上发表几首小诗。不难想象，这种旺盛的诗性“力比多”当然也会在他的批评文字中恣肆纵横，这就使王侃的文学批评不仅蕴藉着深度，同时也张扬着力度和激情。
二
弗莱在其《批评之路》中指出：“当批评培育恰如其分的文学历史感之时，超越了文学的历史并没有停止存在或者同批评家断绝关系，同样，把文学本身视为整体并不会使它脱离社会语境，相反，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看出它在文明中的地位。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转向文学结构，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他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失去中心;当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时，批评家从批评移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就变得更容易理解。”①弗莱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内部转向结构与外部转向语境两者平衡时，真正的批评才能产生，而这种真正的批评往往有着较为宏阔的研究视角，有着“从批评移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倾向”。我想，王侃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暗合了弗莱的“批评之路”，从文学的自在本体，穿越想象，试图抵达一种社会的关怀，带有较强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色彩。
《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是王侃这部论文集的首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2年的第5期。这篇15000多字的长文，“以译介学的政治性入手，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判标准的影响。论文选题新颖、以论带史、由小及大、辨驳充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②由此获得了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文章首先指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在被多个语种翻译和出版之后，其评价在法语界和英语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前者将《兄弟》比附于《巨人传》，认为这部书“整体是拉伯雷式的（放纵的）”;后者则强调，《兄弟》“从始至终贯穿着地道的狄更斯风格”。显然，狄更斯的保守、理性、平和、温良、诗意和典雅与拉伯雷的狂放不羁大异其趣，这两种带有悖论色彩的风格很难有机地统一于同一文本。“关键的错位，究竟发生在哪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余华《兄弟》的文本内部确乎存在不能自洽的修辞或风格断裂;另一种可能则是我更想强调的关键症候，即英译。我想说的是，是英译过程中的某些作为，将‘拉伯雷’强行改写成了‘狄更斯’。”在此，王侃从译介学层面指出了翻译文本经常会出现的“创意性叛逆”，以此来处理译语与源语之间不可通约的部分。接下来，王侃又进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在译介学理论的背后还“潜伏”着两个关键词：“西方”和“现代”，这才是《兄弟》拉锯于“拉伯雷”与“狄更斯”之间的本质原因。正是在这两个关键词的制约下，造成了对《兄弟》南辕北辙的文化解读。的确，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长期盘踞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中，文学被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复杂的语言/修辞策略：文明/野蛮、国家/部落，科学/迷信，先进/落后，等等，相对于西方所代表的文明、理性、进步、开化、启蒙，东方则是野蛮、非理性、落后、未开化、待启蒙的。正是以这种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为基石，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过程中，那些无法与“西方”“现代”同质化、格式化的部分就被彻底改写了。于是，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兄弟》就变成了一个带着狄更斯面具的拉伯雷。以《兄弟》的译介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王侃触摸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阿克琉斯之踵”：“在‘西方’和‘现代’这个双重的贬抑机制里，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被矮化已久。中国批评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唱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视野是被这套贬抑机制所铸定。在这套批评系统中，中国作家的才华总是被否定、被去势的。”这一结论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 我认为，《翻译与阅读的政治》这篇文章是王侃的文学批评“术语”的标志性成果。它在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从容切换之间，深入考察文学内部结构与外部语境之间的隐秘联系，进而探究各种文学成规形成的可能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任务就不仅在于分析各种文学话语的机制，同时，还必须分析各种文学话语机制的缘起及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其实，这一批评“术语”在王侃近年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始终一以贯之。以女性研究为例，早在1990年代王侃就开始了女性文学研究。诸如《“女性文学”的内涵与视野》《概念·方法·个案——“女性文学”三题》《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等发表于1990年代末的论文，其研究视域更多地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框架之内，以鲜明的性别意识介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以女性经验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现象，表现出一定的解构和颠覆姿态。与此相比，王侃近年的女性文学研究显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非常明显的拓展。在《林白的个人与“性”》一文中，王侃表现出了对以往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刻反思。他认为在女性写作的视域里，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反个人的，她自传式的历史书写恰恰是被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所质疑和放弃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林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全面地抗辩关系，而非单纯的逃离。但一直以来，批评界对林白以及由她所代表的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进行阐释时，阐释的理论框架总是被不断约减，所有批判性的结论都被限定在性别结构的话语空间里，而缺乏对性别结构之外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分析，仿佛越出性别结构这个语义框架后，林白的文学意义就失效了。这实际上是批评界无形间对女性写作形成的新的贬抑和歧视。”我认为，王侃借助林白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一个严肃问题：对现有理论的局限和恪守，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复制。从新生代、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到后现代、后批评、后殖民、后崛起、后朦胧……可以说，从“新”到“后”，照单粘贴，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粘合力到底有多大。其实，从根本上看，批评话语是不可能塞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的。“批评话语内部隐藏了共时与历时两重性：共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是社会话语光谱之中一个独立的话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边界清晰，内涵稳固，拒绝其他话语类型的融汇和分解;历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不断地卷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得到历史语境的重新确认，并且改写内涵，修订边界，产生一系列变体。共时的稳固与历史的突变之间，文学批评时常遇到文化战略的选择。”③因此，每一种批评话语都不是恒久不变的，必须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文化与社会学的批判与阐释，这样才能构建一种相对真实的批评语境。
不难看出，王侃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正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框架下探索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拓展自己的“批评之路”，他的具体作家论、作品论同样呈现出这一批评姿态，显示出其批评肌理深层的一致性。实际上，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一些批评家的视角往往是以作家与文本唯首是瞻。或摆出“知人论世”的姿态，从作家的生平、经历、个性之中找到解释作品的依据;或囿于文本中揣摩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意义。当然，在此我并不是否定文学批评应该重视作家与文本，但是，过分拘泥于此必然会极大地局限批评家发挥创造性的见解。在这一方面，王侃的作家、作品论表现了格局的大气。在我看来，这种大气有时又带有强烈的“实用目的”，也就是说，王侃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阐释的时候，往往会引发出一个“隐而未发”的理论问题。或许这种“实用目的”是一种局限，但也是一种力量。因为这样的批评不仅可能让作家获得真正的收益，同时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理论突破。我注意到，王侃关注的作家、诗人大多以思想深度见长：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艾伟、徐小斌、任白……莫不如此，王侃似乎要在对他们的深度解剖中，挖掘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坚硬的顽疾。如在《启蒙与现代性的弃物——从〈酒国〉到〈蛙〉》一文的开篇，王侃写道：“得于一个偶然的建议和激发，关于莫言的两部长篇小说——《酒国》和《蛙》——可以用一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来阐释，但从中却能找到某种有意义的思想理路。这条思想的理路，对于理解莫言，同时也对于理解近二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作家，都不失为一个颇具意义的门径。”在此，他将《酒国》《蛙》置于纵向历史语境中，揭示出时代的某种集体病症，并由此反观莫言对现代性的审视及其文学史意义，指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底色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质疑，而不是吁求。可以说，王侃通过史论杂糅论证方式，试图抵达的是一种理论的构建。
毫无疑问，王侃将文学研究与批评视为一种意义生产，他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以至种种历史性的文学经验，进行了总结与重构。正如弗莱所说：“批评的任务不仅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赞赏，鉴别，判断的客体，而且应该在其中对我们的文学经验进行概括，寻找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抽象图式。”④
三
我注意到，王侃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文学如何作为一个文化成分参与特定的历史语境，以及文学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出了哪些独特的声音;另一方面，文化又如何反过来深入到文学内部，如何参与到文学的规范与生产当中。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便使得王侃的文学批评在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色彩的同时，也不失为“文学”的批评，用王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学的意识形态分析”。
王侃批评文本的这种文学性首先表现在那种由“外”而“内”的切换视角，在关注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同时，也深度考察文化网络对文学的渗透。以文学作为立足点，让文化思潮或理论与文学之间建立一种“互文性”，使彼此在互为镜像中为自身作出注脚。一旦某种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介入到文学内部，就会形成特定的叙事、修辞，并转化为文学文本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和美学功能。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一文中王侃论述了这一点。他在开篇即指出：“新历史主义史观冲击、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中国作家介入历史的方式。作家们逐渐认识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即，历史虽然有其本体性，但历史本身是非再现的，历史无法还原，历史只能借助文本呈现，因此历史总是无法逃避文本（语言）的修饰、遮蔽、篡改甚至歪曲，也无法逃避权力话语的虚构性叙事的命运。”在此基础上，他对199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发展做了较为全面地梳理，对苏童《罂粟之家》、陈忠实《白鹿原》、乔良《灵旗》以及莫言《红高粱》、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等做了新历史主义的阐释，指出这些小说或对“历史理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消解，甚至“直接引述官方钦定的地方史志或党史资料的内容，与小说的叙述进行比对，从而进一步完成对‘正史’的纠偏与解构”;或将“正史”“官史”还原到本事、内底和现象来“讲史”;“写史”侧重于精神史、心态史和命运史。而后设视角的叙事策略，更是将历史的现代或后现代意识置入叙事当中。 显然，王侃在文学场域“内”与“外”的腾挪之间，在一个个交叉地带捕捉着文学发展中最敏感与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捕捉离不开对文本内在的分析。可以说，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分析”几乎都是建立在他丰厚的文学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于文本美学性的重视，是王侃批评话语文学性的根基所在。如在《诗人小说家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略论格非及其“江南三部曲”》一文中，他指出：“江南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有着与时间同步的、顺叙的线性结构，但在其深层，却有着一个必须从‘毁灭’的终局起始的、回溯性的阐释结构。不妨把这个回溯性的阐释结构看成是‘江南三部曲’的文本或叙事修辞。……就其质地而言，这样的‘回溯’是诗性的和哲学性的，而非‘现实的’和‘历史的’，它有着内在超越的明显向度。”在此，他注意到格非将所写的内容与他的表达技巧融合在一起，在格非那里验证了“没有与形式相剥离的纯粹内容或者与内容相剥离的空洞形式”这一美学命题，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对于文学而言，它的形式对它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它自己所特有的那种内容的发展”。⑤可以说，王侃在发现、发掘作品的美学形态的同时，又面对读者阐释了文本的价值和潜在意义。他对意义生产的文学现场进行直观的、感性的、美学的把握，让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心性的浸透。
其实，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终究属于一种艺术批评，这就要求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要有丰厚的文化自由品格、卓越的艺术判断力、充分的想象力以及原创性的个性化表达。尽管王侃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以理论性见长，我们可以在他的批评话语体系中找到意识形态、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等各种理论话语，它们被旁征博引地有效结扎到一起，从而使他的论证丰盈而不失严谨，以敏锐的学术触角不断触及、洞悉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中最关键的问题;但是，文学在此并没有沦为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的例证，相反，是其他各门学科为文学提供了理论脚注。本属“灰色”的理论，在王侃的充盈着热烈、机智与幽默的斐然词采中融化了。读王侃的文学批评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理论的精警，还有文学的激情。
在我看来，王侃是一位带有苏格拉底实践哲学精神的批评家。他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去寻求一条沟通文学场域“内”与“外”之间的可能路径。
注释：
①[加]弗莱著，王逢振等译：《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②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词。
③南帆：《文学批评手册——观念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④吴持哲编：《诺斯若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⑤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4BZW124）、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2DZW0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DUT13RW3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在谈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时，“缺席”似乎成为了一个醒目而令人惊悸的关键词。在文学场域内，作家往往不屑于批评家对他们作品的指手画脚，认为那些高唱着各种晦涩理论的文学批评，在过度阐释中曲解了文本的内涵，甚至可能南辕北辙;而文学场域外的大众读者，面对学院批评家们高深莫测的面孔，也只能高山仰止、望而却步。
法国学者艾斯卡皮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认为文学批评的功能之一就是将文学场域紧密地融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内，通过文学批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对这种价值的信仰持续不断地产生，从而让文学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然而，纵观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不难发现，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的确处于疲软状态。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我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所走过的路径，可以看到，“十七年”也好，1980年代也好，文学批评尽管存在的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文学批评始终拥有着话语权和权威性。纵然有时这一话语会发生变形或扭曲，但是它毕竟彰显出文学批评本体的力量，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必需的存在。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声音日渐式微，它不再是文学的立法者。关于文学批评的是是非非也开始不绝于耳。人们时不时会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为什么今天的文学批评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性？难道批评的能力真的下降了吗？今天的文学批评所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下每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严肃思考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考验着批评家的良知、勇气和信仰，也考验着批评家的心灵与智慧，想象与体验，感悟与创造。
作为近年来一直活跃于文学批评前沿的优秀批评家，王侃显然在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没有中断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在他近期出版的《翻译和阅读的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我们看到厚重的学理积淀、敏锐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评精神还有才情激荡的语言风格，所有这些合成了王侃的文学批评的个性“术语”。这本书收录了他近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部分论文，涉及海外汉学、批评理论、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和批评，还有作者与几位重要作家、学者的对话访谈，涉及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问题。其中在《文学这东/西——陆建德访谈录》一文中，王侃提出：“今日中国的文学批评面临一个悖反式的困境：当一些批评家试图寻找更宏阔的参照系去阐释中国当代文学时，不免有‘远离文学’之虞;当更多的批评家强调‘功夫在诗内’时，他们的批评实践却一直被认为疲软乏力，流于琐屑。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处于‘缺席’的质难之中。”我认为，王侃的这段剖析深入肌理地触及到文学批评“缺席”的“命门”，指出当下文学批评或“远离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副产品;或“功夫在诗内”，局限于文字技巧，流于琐碎。正是由于文学“内”与“外”之间的梗阻，才导致批评的一再“缄默”，一再“缺席”。
其实，像这样尖锐深刻，直抵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核心问题的论点在《翻译和阅读的政治》绝非少数。书中收录的学术论文与批评大多具有宏阔的研究视域。其中，有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调整的思考，有从译介学的角度切入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对近十年文学批评的辨谬，有审视新历史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还有对新世纪网络女性写作的检讨。这些研究与思考从驳杂的理论深入文学的幽微之境，从政治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镜像观照中探究文学内部的我们一度忽略的顽疾。即使对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艾伟、徐小斌、任白等具体作家、诗人的文本阐释，王侃往往也能以小见大，去挖掘“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或“启蒙与现代性的弃物”。当然，这种借助于文学场域之外的理论阐释，并没有损毁王侃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说到底，王侃的文学批评是非常“文学的”。他在本书中对张清华的文学批评进行评价时写道：“张清华同时也是中国的‘学院派’中不多见的关注并流连于‘文学性’的批评家”。其实，王侃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批评往往立足于文本转承起合，始终追逐着文学的原点与终点。以具有充分想象力、原创性的个性化表达，将批评主体的人格、精神、情感渗入到批评对象的肌理。我想，这种文学性的表现一定与王侃内在的诗人气质有着隐秘的勾连。作为大学教授的王侃至今仍会忙里偷闲，时常在他的微博上发表几首小诗。不难想象，这种旺盛的诗性“力比多”当然也会在他的批评文字中恣肆纵横，这就使王侃的文学批评不仅蕴藉着深度，同时也张扬着力度和激情。
二
弗莱在其《批评之路》中指出：“当批评培育恰如其分的文学历史感之时，超越了文学的历史并没有停止存在或者同批评家断绝关系，同样，把文学本身视为整体并不会使它脱离社会语境，相反，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看出它在文明中的地位。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转向文学结构，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他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失去中心;当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时，批评家从批评移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就变得更容易理解。”①弗莱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内部转向结构与外部转向语境两者平衡时，真正的批评才能产生，而这种真正的批评往往有着较为宏阔的研究视角，有着“从批评移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倾向”。我想，王侃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暗合了弗莱的“批评之路”，从文学的自在本体，穿越想象，试图抵达一种社会的关怀，带有较强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色彩。
《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是王侃这部论文集的首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2年的第5期。这篇15000多字的长文，“以译介学的政治性入手，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判标准的影响。论文选题新颖、以论带史、由小及大、辨驳充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②由此获得了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文章首先指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在被多个语种翻译和出版之后，其评价在法语界和英语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前者将《兄弟》比附于《巨人传》，认为这部书“整体是拉伯雷式的（放纵的）”;后者则强调，《兄弟》“从始至终贯穿着地道的狄更斯风格”。显然，狄更斯的保守、理性、平和、温良、诗意和典雅与拉伯雷的狂放不羁大异其趣，这两种带有悖论色彩的风格很难有机地统一于同一文本。“关键的错位，究竟发生在哪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余华《兄弟》的文本内部确乎存在不能自洽的修辞或风格断裂;另一种可能则是我更想强调的关键症候，即英译。我想说的是，是英译过程中的某些作为，将‘拉伯雷’强行改写成了‘狄更斯’。”在此，王侃从译介学层面指出了翻译文本经常会出现的“创意性叛逆”，以此来处理译语与源语之间不可通约的部分。接下来，王侃又进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在译介学理论的背后还“潜伏”着两个关键词：“西方”和“现代”，这才是《兄弟》拉锯于“拉伯雷”与“狄更斯”之间的本质原因。正是在这两个关键词的制约下，造成了对《兄弟》南辕北辙的文化解读。的确，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长期盘踞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之中，文学被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复杂的语言/修辞策略：文明/野蛮、国家/部落，科学/迷信，先进/落后，等等，相对于西方所代表的文明、理性、进步、开化、启蒙，东方则是野蛮、非理性、落后、未开化、待启蒙的。正是以这种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为基石，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过程中，那些无法与“西方”“现代”同质化、格式化的部分就被彻底改写了。于是，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兄弟》就变成了一个带着狄更斯面具的拉伯雷。以《兄弟》的译介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王侃触摸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阿克琉斯之踵”：“在‘西方’和‘现代’这个双重的贬抑机制里，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被矮化已久。中国批评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唱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视野是被这套贬抑机制所铸定。在这套批评系统中，中国作家的才华总是被否定、被去势的。”这一结论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 我认为，《翻译与阅读的政治》这篇文章是王侃的文学批评“术语”的标志性成果。它在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从容切换之间，深入考察文学内部结构与外部语境之间的隐秘联系，进而探究各种文学成规形成的可能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任务就不仅在于分析各种文学话语的机制，同时，还必须分析各种文学话语机制的缘起及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其实，这一批评“术语”在王侃近年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始终一以贯之。以女性研究为例，早在1990年代王侃就开始了女性文学研究。诸如《“女性文学”的内涵与视野》《概念·方法·个案——“女性文学”三题》《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等发表于1990年代末的论文，其研究视域更多地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框架之内，以鲜明的性别意识介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以女性经验为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现象，表现出一定的解构和颠覆姿态。与此相比，王侃近年的女性文学研究显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非常明显的拓展。在《林白的个人与“性”》一文中，王侃表现出了对以往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刻反思。他认为在女性写作的视域里，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反个人的，她自传式的历史书写恰恰是被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所质疑和放弃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林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全面地抗辩关系，而非单纯的逃离。但一直以来，批评界对林白以及由她所代表的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进行阐释时，阐释的理论框架总是被不断约减，所有批判性的结论都被限定在性别结构的话语空间里，而缺乏对性别结构之外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分析，仿佛越出性别结构这个语义框架后，林白的文学意义就失效了。这实际上是批评界无形间对女性写作形成的新的贬抑和歧视。”我认为，王侃借助林白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一个严肃问题：对现有理论的局限和恪守，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复制。从新生代、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到后现代、后批评、后殖民、后崛起、后朦胧……可以说，从“新”到“后”，照单粘贴，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粘合力到底有多大。其实，从根本上看，批评话语是不可能塞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的。“批评话语内部隐藏了共时与历时两重性：共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是社会话语光谱之中一个独立的话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边界清晰，内涵稳固，拒绝其他话语类型的融汇和分解;历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不断地卷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得到历史语境的重新确认，并且改写内涵，修订边界，产生一系列变体。共时的稳固与历史的突变之间，文学批评时常遇到文化战略的选择。”③因此，每一种批评话语都不是恒久不变的，必须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文化与社会学的批判与阐释，这样才能构建一种相对真实的批评语境。
不难看出，王侃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正是在一个广阔的文化框架下探索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拓展自己的“批评之路”，他的具体作家论、作品论同样呈现出这一批评姿态，显示出其批评肌理深层的一致性。实际上，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一些批评家的视角往往是以作家与文本唯首是瞻。或摆出“知人论世”的姿态，从作家的生平、经历、个性之中找到解释作品的依据;或囿于文本中揣摩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意义。当然，在此我并不是否定文学批评应该重视作家与文本，但是，过分拘泥于此必然会极大地局限批评家发挥创造性的见解。在这一方面，王侃的作家、作品论表现了格局的大气。在我看来，这种大气有时又带有强烈的“实用目的”，也就是说，王侃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阐释的时候，往往会引发出一个“隐而未发”的理论问题。或许这种“实用目的”是一种局限，但也是一种力量。因为这样的批评不仅可能让作家获得真正的收益，同时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理论突破。我注意到，王侃关注的作家、诗人大多以思想深度见长：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艾伟、徐小斌、任白……莫不如此，王侃似乎要在对他们的深度解剖中，挖掘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坚硬的顽疾。如在《启蒙与现代性的弃物——从〈酒国〉到〈蛙〉》一文的开篇，王侃写道：“得于一个偶然的建议和激发，关于莫言的两部长篇小说——《酒国》和《蛙》——可以用一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来阐释，但从中却能找到某种有意义的思想理路。这条思想的理路，对于理解莫言，同时也对于理解近二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与作家，都不失为一个颇具意义的门径。”在此，他将《酒国》《蛙》置于纵向历史语境中，揭示出时代的某种集体病症，并由此反观莫言对现代性的审视及其文学史意义，指出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底色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质疑，而不是吁求。可以说，王侃通过史论杂糅论证方式，试图抵达的是一种理论的构建。
毫无疑问，王侃将文学研究与批评视为一种意义生产，他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以至种种历史性的文学经验，进行了总结与重构。正如弗莱所说：“批评的任务不仅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赞赏，鉴别，判断的客体，而且应该在其中对我们的文学经验进行概括，寻找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抽象图式。”④
三
我注意到，王侃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文学如何作为一个文化成分参与特定的历史语境，以及文学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出了哪些独特的声音;另一方面，文化又如何反过来深入到文学内部，如何参与到文学的规范与生产当中。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便使得王侃的文学批评在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色彩的同时，也不失为“文学”的批评，用王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美学的意识形态分析”。
王侃批评文本的这种文学性首先表现在那种由“外”而“内”的切换视角，在关注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同时，也深度考察文化网络对文学的渗透。以文学作为立足点，让文化思潮或理论与文学之间建立一种“互文性”，使彼此在互为镜像中为自身作出注脚。一旦某种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介入到文学内部，就会形成特定的叙事、修辞，并转化为文学文本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和美学功能。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一文中王侃论述了这一点。他在开篇即指出：“新历史主义史观冲击、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中国作家介入历史的方式。作家们逐渐认识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即，历史虽然有其本体性，但历史本身是非再现的，历史无法还原，历史只能借助文本呈现，因此历史总是无法逃避文本（语言）的修饰、遮蔽、篡改甚至歪曲，也无法逃避权力话语的虚构性叙事的命运。”在此基础上，他对199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发展做了较为全面地梳理，对苏童《罂粟之家》、陈忠实《白鹿原》、乔良《灵旗》以及莫言《红高粱》、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等做了新历史主义的阐释，指出这些小说或对“历史理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消解，甚至“直接引述官方钦定的地方史志或党史资料的内容，与小说的叙述进行比对，从而进一步完成对‘正史’的纠偏与解构”;或将“正史”“官史”还原到本事、内底和现象来“讲史”;“写史”侧重于精神史、心态史和命运史。而后设视角的叙事策略，更是将历史的现代或后现代意识置入叙事当中。 显然，王侃在文学场域“内”与“外”的腾挪之间，在一个个交叉地带捕捉着文学发展中最敏感与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捕捉离不开对文本内在的分析。可以说，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分析”几乎都是建立在他丰厚的文学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于文本美学性的重视，是王侃批评话语文学性的根基所在。如在《诗人小说家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略论格非及其“江南三部曲”》一文中，他指出：“江南三部曲的每一部都有着与时间同步的、顺叙的线性结构，但在其深层，却有着一个必须从‘毁灭’的终局起始的、回溯性的阐释结构。不妨把这个回溯性的阐释结构看成是‘江南三部曲’的文本或叙事修辞。……就其质地而言，这样的‘回溯’是诗性的和哲学性的，而非‘现实的’和‘历史的’，它有着内在超越的明显向度。”在此，他注意到格非将所写的内容与他的表达技巧融合在一起，在格非那里验证了“没有与形式相剥离的纯粹内容或者与内容相剥离的空洞形式”这一美学命题，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对于文学而言，它的形式对它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它自己所特有的那种内容的发展”。⑤可以说，王侃在发现、发掘作品的美学形态的同时，又面对读者阐释了文本的价值和潜在意义。他对意义生产的文学现场进行直观的、感性的、美学的把握，让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心性的浸透。
其实，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终究属于一种艺术批评，这就要求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要有丰厚的文化自由品格、卓越的艺术判断力、充分的想象力以及原创性的个性化表达。尽管王侃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以理论性见长，我们可以在他的批评话语体系中找到意识形态、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等各种理论话语，它们被旁征博引地有效结扎到一起，从而使他的论证丰盈而不失严谨，以敏锐的学术触角不断触及、洞悉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中最关键的问题;但是，文学在此并没有沦为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的例证，相反，是其他各门学科为文学提供了理论脚注。本属“灰色”的理论，在王侃的充盈着热烈、机智与幽默的斐然词采中融化了。读王侃的文学批评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理论的精警，还有文学的激情。
在我看来，王侃是一位带有苏格拉底实践哲学精神的批评家。他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去寻求一条沟通文学场域“内”与“外”之间的可能路径。
注释：
①[加]弗莱著，王逢振等译：《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②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词。
③南帆：《文学批评手册——观念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④吴持哲编：《诺斯若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⑤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4BZW124）、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2DZW0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DUT13RW3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