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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狂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的主人叫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他。后来，我发现，其实他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只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想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说了这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分了手。
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伤感，包括对女人，这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名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
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好说，你抽什么風？”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朋友建英转述。建英赞同我的意见，气愤地对我说：“我俩一路走，那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他只是认为不值得将精力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精神贵族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在天上。他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
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唯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待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80年代中期，在得到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聚会，他对来宾的选择都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乎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我睡着了，蒙眬中还听见他在谈论荷马和海伦。
高贵农夫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
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不久，他收到“奇人”的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
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80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
90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两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还常常发表品尝心得。
他在巴黎郊区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车。
他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我想，世上的贵族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摘自《学习博览》2010年第8期图/盛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的主人叫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他。后来，我发现，其实他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只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想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说了这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分了手。
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伤感，包括对女人，这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名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
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好说，你抽什么風？”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朋友建英转述。建英赞同我的意见，气愤地对我说：“我俩一路走，那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他只是认为不值得将精力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精神贵族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在天上。他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
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唯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待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80年代中期，在得到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聚会，他对来宾的选择都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乎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我睡着了，蒙眬中还听见他在谈论荷马和海伦。
高贵农夫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
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不久，他收到“奇人”的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
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80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
90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两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还常常发表品尝心得。
他在巴黎郊区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车。
他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我想，世上的贵族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摘自《学习博览》2010年第8期图/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