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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水稻所”）的科学家们则把这句话诠释为——“稻米就是生命（Rice is life）”。
稻米——三十多亿人的主食，7000余年的种植历史，全世界每年1.52亿公顷的种植面积，全球2亿多农户安身立命的基础。亚洲20亿人口所需热量的80%从稻米中摄取。看似平淡无奇的稻米竟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对“稻米就是生命”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切。
2002年，在中国召开的首届国际水稻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彼特·克莫恩说：“水稻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本身的营养价值，而且还因为它是众多亚洲国家宗教和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60年代，亚洲遭受天灾，国际米价攀升至10年来新高。1966年，水稻所推出了IR8水稻品种，从种到收只需120天，每年收获3季。它不仅比当时所有的热带水稻品种都高产，而且适用范围很广，被誉为“世界稻”。一位作家有感而发：“强健的IR8就像福特T型汽车，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随后，该所与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一起，成为“绿色革命”的发源地。自此，他们在水稻研究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其创立之初就提出的要服务大众的公益性质彰显无疑。
今天，国际水稻研究所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位科学家们致力于水稻研究，其中，有4位高级科学家来自中国。现任所长罗伯特·兹哥勒（RobertS Zeigler）博士对中国科学家给与了很高评价，他说：“中国科学家素质很高、很勤奋，在水稻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的贡献首屈一指。”
王韧：
中国水稻专家在菲律宾的领头羊
王韧博士1955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曾就读于山西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获昆虫学博士学位。1993～1995年12月任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2000年1月至今任国际水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韧博士还曾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病虫综合防治和抗性育种专家组成员、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国际昆虫学理事会理事、中国昆虫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今年上半年，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国著名科学家、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王韧博士，在新一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的激烈竞聘中最后获胜，由世界银行建议的对王韧博士的任命经过全球公开的咨询程序，已得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全体成员国的批准，正式生效，王韧博士将于今年7月出任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一职务，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与地位相当于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的总干事长。此次全球招聘先后吸引了一百多位应聘者，经过激烈竞争，最后有10人进入候选程序，4人进入面试程序，最终王韧博士获胜，被任命为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韧博士是由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及中国农科院主要领导亲自向CGIAR和世界银行提名推荐的。因有国家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加上王韧博士本人扎实的科研素质、丰富的国内外科研机构管理经验、同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科研及发展机构的密切合作，以及他在国际农业科研领域的较高知名度都是他最终竞聘成功的重要因素。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任期5年，还可以连任。
我国于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并与该组织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从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效益。例如，我国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国际水稻所提供的种质资源与材料。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经累计为中国培训高级科研人员、研究生等逾1000人次，其大多数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科研的骨干和领导者，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特别是为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目前，该组织的7个研究所（中心）都在我国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北京）也在积极筹备建设中。
自加入该组织以来，我国作为负责任和有影响的大国，积极履行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给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相应的财政捐赠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我国财政部每年都给该组织按时缴纳赞助费，今年已达120万美元，从而使中国在该组织的地位不断提升。农业部作为对口联系部门，长期以来代表我国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有关活动，全力以赴推进该组织与我国农业的全面合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业务联系的窗口和挂靠单位，几十年来组织全国农业科技界与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交流工作和科学技术研究合作项目。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全面合作与良好关系的发展。目前，在该组织正式任职的中国科学家从无到有，已经达到二十多人，每年的访问学者、客座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者等已经超过100人，中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扩大。
谢放鸣：
成就感与使命感的双重享受
“大鸣大放，我的名字就是‘鸣、放’这两个字。”很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名字，自然好记。刚来水稻所才8个多月的谢放鸣是杂交水稻研究高级科学家，也曾经是袁隆平院士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82年，谢放鸣在湖南农业大学师从袁隆平，是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和开山弟子。毕业后，作为袁先生的助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后由袁先生推荐，去美国读博士，1993年毕业。后又经袁先生推荐，到美国的Rice Tec公司工作。谢放鸣在该公司一做就是十多年。他先后获得两项美国专利，选育出美国第一个商业性生产的杂交稻。到目前为止，这也是美国水稻历史上最高产的水稻品种（组合），产量达到了中国超级杂交稻二期目标。
在中国，袁隆平和他的超级杂交稻妇孺皆知。而追根溯源，位于菲律宾著名科技城——温泉城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成立于1960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下的一个非赢利性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其研究目标为：研究、传播与水稻有关的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益，帮助各水稻生产国开展水稻研究，提高全球的稻米生产水平。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中国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合作始于1982年，并且受益巨大：杂交水稻在中国占有52%的水稻生产面积，而90%以上的中国杂交稻组合和很多常规稻品种都含有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种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稻所培育的新水稻品种和提出的新株型水稻概念（NewPlantType，NPT）在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稻育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
谢放鸣说，水稻所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科研合作。中国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品种资源交流和遗传改良是双方农业科技合作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水稻所现收藏有近11万份，来自世界上所有水稻种植国家的种质资源和品种，这些资源无偿提供给各个国家，作为水稻研究的基本材料或直接用于生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用更多。中国所有的水稻研究机构，包括设在杭州的中国水稻所，都大量地使用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提供的资源。今后双方的合作会更进一步加强。
对于谢放鸣来说，从美国来到水稻研究所，收入减少了，但成就感和使命感却增加了。水稻研究所最吸引他的是这里的工作面更宽，并且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广大稻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科研资金问题是谢放鸣现在需考虑的问题：“水稻所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水稻品种都是无偿提供，而科研经费全靠一些基金会和国家捐助，所以，必须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合理利用有限的科研资金，妥善平衡科研所需经费，并考虑到今后的发展。必须去适宜新环境，而不能让新环境适应你。”
虽然常年在国外，但谢放鸣和导师袁隆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乎每周都会发电子邮件联系。他感叹到：“国内这几年的发展太快了，每次回去都有很大变化，有时候连路都不认识了，真是了不起。”
彭少兵：
十年磨一剑
彭少兵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县。1983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原华中农学院）农学系，大学时，彭少兵是班长，在同学们的眼里，他非常刻苦勤奋。大学毕业后，他赴美留学，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农学硕士学位、德州理工大学作物与土壤科学系作物生理专业博士学位。1991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完博士后研究，他便竞聘进入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成为被招聘的第一位拿中国护照的研究员。
2005年，彭少兵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颁发的最佳论文奖。彭少兵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环境和人类影响”的研究发现，水稻生长期间，平均夜间最低温度每升高1℃，水稻产量就下降10%。这项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后，引起国际农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科学》杂志、CNN、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
这一重大发现是彭少兵连续12年来对20多季水稻田间试验艰辛研究的结果。1999年～2001年，试验田连续3年减产，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近十年来，彭少兵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刚开始，彭少兵以为是助手们放松了大田管理。仔细查询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又看了近些年的气象资料，也没有发现问题。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夜间的温度变化情况。结果发现，过去几年，夜间的平均最低温度上升了1~2℃。相关分析显示，晚间的温度变化比光照强度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还要大。他又查阅了1979年～2003年水稻所的气象资料，发现24年来晚间温度的升高速度是白天温度上升速度的3倍。
彭少兵介绍说，目前关于大气变化，特别是温度升高对作物生产的影响，在国际上争议颇多。大部分关于全球变暖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昼夜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这篇论文利用连续12年的田间试验结果，首次定量分析了夜间温度升高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在美国《探索》（Discover）杂志评选的“2004年全世界100篇重要科学论文”中，这篇文章位列第68位。彭少兵说，文章刊登之后的影响力，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夜间温度影响水稻产量的内在机理以及可能的遗传改良途径，为通过育种的手段解决夜间温度升高使水稻减产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其实，早在此项研究成果发布之前，彭少兵在作物生理及育种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1996年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此外，2004年被美国农学会选为“杰出会员”，2005年被美国作物学会选为“杰出会员”，这是该学会向会员授予的最高荣誉。2005年，他被华中农业大学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006年4月，近百位专家汇聚北京，讨论研究减少化肥，尤其是减少水稻生产中氮肥的使用量，会不会导致作物减产这一课题。
在中国，一些农民误以为施肥越多，产量越高。中国农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秀林说，他一直记得山东寿光的一位农民的话：“我施肥都施晕了，不知道施了多少次，反正别人施我就施。”
会上，彭少兵提出：“在日本，目前每公顷水稻施用的纯氮只有75公斤，而在我国却达近200公斤，一些地方甚至高达300多公斤。如果每公顷水稻纯氮使用量下降50公斤，全国农民一年在氮肥购买上就可少花55亿元。”
近年来，彭少兵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提高中国稻田氮肥利用率。他带领国内七家科研单位开展了“水稻实地氮肥管理技术（SSNM）研究与应用”，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跨越式发展。他们采用叶绿素速测仪（SPAD）或叶色卡测定诊断水稻生长过程中是否缺肥，据此确定施肥量。通过系统的研究，并针对中国多种稻田土壤和生态气候特点，建立了适合中国水稻高产高效的实地氮肥管理技术操作规程。研究结果表明，应用该技术，试验示范区水稻氮肥施用量比常规施肥降低了20%～30%，氮肥利用率显著提高，水稻产量比对照组增产5%～8%。
谈到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彭少兵深有感触地说：“国内把这个专业叫作物栽培，而在国外，这个专业被称为作物生理。目前国内栽培专业很不景气，这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常常拿不到项目，找不到经费，相当多的研究机构出现了人才断层的现象。我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帮助国内培养栽培专业的人才，并使这一学科有所发展。”
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水稻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不高度重视我们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这个学科将会面临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我是国内栽培学科的第一个长江学者，希望这个学科今后能出更多的长江学者。”
2002年，彭少兵帮助华中农业大学创建了作物生理与栽培中心，中心成立以来，已经成功获得了多项国际合作项目。经过3年多的努力，这一研究平台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支持彭少兵的工作，2006年学校特批了一幢大楼作为试验基地，扩建和成立了作物栽培与生理生态研究中心。彭少兵每年往返于菲律宾与中国达六七次之多，为国内培养了多名专业人才。
在国际水稻研究所，令彭少兵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奉献精神和服务社会的公益心，在报道夜间温度与水稻作物产量方面的研究成果时，有的媒体甚至没有注明彭少兵的名字，但他毫不在意。他说：“在水稻研究所，大家对这些并不看重，只希望研究成果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这一点，也正是记者在国际水稻研究所采访时的深切感受。
稻米——三十多亿人的主食，7000余年的种植历史，全世界每年1.52亿公顷的种植面积，全球2亿多农户安身立命的基础。亚洲20亿人口所需热量的80%从稻米中摄取。看似平淡无奇的稻米竟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对“稻米就是生命”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切。
2002年，在中国召开的首届国际水稻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彼特·克莫恩说：“水稻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本身的营养价值，而且还因为它是众多亚洲国家宗教和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60年代，亚洲遭受天灾，国际米价攀升至10年来新高。1966年，水稻所推出了IR8水稻品种，从种到收只需120天，每年收获3季。它不仅比当时所有的热带水稻品种都高产，而且适用范围很广，被誉为“世界稻”。一位作家有感而发：“强健的IR8就像福特T型汽车，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随后，该所与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一起，成为“绿色革命”的发源地。自此，他们在水稻研究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其创立之初就提出的要服务大众的公益性质彰显无疑。
今天，国际水稻研究所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位科学家们致力于水稻研究，其中，有4位高级科学家来自中国。现任所长罗伯特·兹哥勒（RobertS Zeigler）博士对中国科学家给与了很高评价，他说：“中国科学家素质很高、很勤奋，在水稻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的贡献首屈一指。”
王韧：
中国水稻专家在菲律宾的领头羊
王韧博士1955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曾就读于山西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获昆虫学博士学位。1993～1995年12月任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2000年1月至今任国际水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韧博士还曾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病虫综合防治和抗性育种专家组成员、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国际昆虫学理事会理事、中国昆虫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今年上半年，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国著名科学家、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王韧博士，在新一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的激烈竞聘中最后获胜，由世界银行建议的对王韧博士的任命经过全球公开的咨询程序，已得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全体成员国的批准，正式生效，王韧博士将于今年7月出任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一职务，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与地位相当于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的总干事长。此次全球招聘先后吸引了一百多位应聘者，经过激烈竞争，最后有10人进入候选程序，4人进入面试程序，最终王韧博士获胜，被任命为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韧博士是由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及中国农科院主要领导亲自向CGIAR和世界银行提名推荐的。因有国家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加上王韧博士本人扎实的科研素质、丰富的国内外科研机构管理经验、同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科研及发展机构的密切合作，以及他在国际农业科研领域的较高知名度都是他最终竞聘成功的重要因素。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任期5年，还可以连任。
我国于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并与该组织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从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效益。例如，我国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国际水稻所提供的种质资源与材料。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经累计为中国培训高级科研人员、研究生等逾1000人次，其大多数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科研的骨干和领导者，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特别是为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目前，该组织的7个研究所（中心）都在我国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北京）也在积极筹备建设中。
自加入该组织以来，我国作为负责任和有影响的大国，积极履行成员国的责任和义务，给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相应的财政捐赠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我国财政部每年都给该组织按时缴纳赞助费，今年已达120万美元，从而使中国在该组织的地位不断提升。农业部作为对口联系部门，长期以来代表我国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有关活动，全力以赴推进该组织与我国农业的全面合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业务联系的窗口和挂靠单位，几十年来组织全国农业科技界与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交流工作和科学技术研究合作项目。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全面合作与良好关系的发展。目前，在该组织正式任职的中国科学家从无到有，已经达到二十多人，每年的访问学者、客座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者等已经超过100人，中国农业科技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扩大。
谢放鸣：
成就感与使命感的双重享受
“大鸣大放，我的名字就是‘鸣、放’这两个字。”很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名字，自然好记。刚来水稻所才8个多月的谢放鸣是杂交水稻研究高级科学家，也曾经是袁隆平院士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82年，谢放鸣在湖南农业大学师从袁隆平，是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和开山弟子。毕业后，作为袁先生的助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后由袁先生推荐，去美国读博士，1993年毕业。后又经袁先生推荐，到美国的Rice Tec公司工作。谢放鸣在该公司一做就是十多年。他先后获得两项美国专利，选育出美国第一个商业性生产的杂交稻。到目前为止，这也是美国水稻历史上最高产的水稻品种（组合），产量达到了中国超级杂交稻二期目标。
在中国，袁隆平和他的超级杂交稻妇孺皆知。而追根溯源，位于菲律宾著名科技城——温泉城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成立于1960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下的一个非赢利性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其研究目标为：研究、传播与水稻有关的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益，帮助各水稻生产国开展水稻研究，提高全球的稻米生产水平。作为世界第一大水稻生产国，中国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合作始于1982年，并且受益巨大：杂交水稻在中国占有52%的水稻生产面积，而90%以上的中国杂交稻组合和很多常规稻品种都含有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种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稻所培育的新水稻品种和提出的新株型水稻概念（NewPlantType，NPT）在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稻育种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硕果累累。”
谢放鸣说，水稻所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科研合作。中国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品种资源交流和遗传改良是双方农业科技合作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水稻所现收藏有近11万份，来自世界上所有水稻种植国家的种质资源和品种，这些资源无偿提供给各个国家，作为水稻研究的基本材料或直接用于生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用更多。中国所有的水稻研究机构，包括设在杭州的中国水稻所，都大量地使用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提供的资源。今后双方的合作会更进一步加强。
对于谢放鸣来说，从美国来到水稻研究所，收入减少了，但成就感和使命感却增加了。水稻研究所最吸引他的是这里的工作面更宽，并且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广大稻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科研资金问题是谢放鸣现在需考虑的问题：“水稻所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水稻品种都是无偿提供，而科研经费全靠一些基金会和国家捐助，所以，必须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合理利用有限的科研资金，妥善平衡科研所需经费，并考虑到今后的发展。必须去适宜新环境，而不能让新环境适应你。”
虽然常年在国外，但谢放鸣和导师袁隆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乎每周都会发电子邮件联系。他感叹到：“国内这几年的发展太快了，每次回去都有很大变化，有时候连路都不认识了，真是了不起。”
彭少兵：
十年磨一剑
彭少兵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县。1983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原华中农学院）农学系，大学时，彭少兵是班长，在同学们的眼里，他非常刻苦勤奋。大学毕业后，他赴美留学，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农学硕士学位、德州理工大学作物与土壤科学系作物生理专业博士学位。1991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完博士后研究，他便竞聘进入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成为被招聘的第一位拿中国护照的研究员。
2005年，彭少兵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颁发的最佳论文奖。彭少兵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环境和人类影响”的研究发现，水稻生长期间，平均夜间最低温度每升高1℃，水稻产量就下降10%。这项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后，引起国际农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科学》杂志、CNN、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
这一重大发现是彭少兵连续12年来对20多季水稻田间试验艰辛研究的结果。1999年～2001年，试验田连续3年减产，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近十年来，彭少兵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刚开始，彭少兵以为是助手们放松了大田管理。仔细查询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又看了近些年的气象资料，也没有发现问题。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夜间的温度变化情况。结果发现，过去几年，夜间的平均最低温度上升了1~2℃。相关分析显示，晚间的温度变化比光照强度对作物产量的影响还要大。他又查阅了1979年～2003年水稻所的气象资料，发现24年来晚间温度的升高速度是白天温度上升速度的3倍。
彭少兵介绍说，目前关于大气变化，特别是温度升高对作物生产的影响，在国际上争议颇多。大部分关于全球变暖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昼夜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这篇论文利用连续12年的田间试验结果，首次定量分析了夜间温度升高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在美国《探索》（Discover）杂志评选的“2004年全世界100篇重要科学论文”中，这篇文章位列第68位。彭少兵说，文章刊登之后的影响力，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夜间温度影响水稻产量的内在机理以及可能的遗传改良途径，为通过育种的手段解决夜间温度升高使水稻减产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其实，早在此项研究成果发布之前，彭少兵在作物生理及育种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1996年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此外，2004年被美国农学会选为“杰出会员”，2005年被美国作物学会选为“杰出会员”，这是该学会向会员授予的最高荣誉。2005年，他被华中农业大学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006年4月，近百位专家汇聚北京，讨论研究减少化肥，尤其是减少水稻生产中氮肥的使用量，会不会导致作物减产这一课题。
在中国，一些农民误以为施肥越多，产量越高。中国农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秀林说，他一直记得山东寿光的一位农民的话：“我施肥都施晕了，不知道施了多少次，反正别人施我就施。”
会上，彭少兵提出：“在日本，目前每公顷水稻施用的纯氮只有75公斤，而在我国却达近200公斤，一些地方甚至高达300多公斤。如果每公顷水稻纯氮使用量下降50公斤，全国农民一年在氮肥购买上就可少花55亿元。”
近年来，彭少兵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提高中国稻田氮肥利用率。他带领国内七家科研单位开展了“水稻实地氮肥管理技术（SSNM）研究与应用”，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跨越式发展。他们采用叶绿素速测仪（SPAD）或叶色卡测定诊断水稻生长过程中是否缺肥，据此确定施肥量。通过系统的研究，并针对中国多种稻田土壤和生态气候特点，建立了适合中国水稻高产高效的实地氮肥管理技术操作规程。研究结果表明，应用该技术，试验示范区水稻氮肥施用量比常规施肥降低了20%～30%，氮肥利用率显著提高，水稻产量比对照组增产5%～8%。
谈到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彭少兵深有感触地说：“国内把这个专业叫作物栽培，而在国外，这个专业被称为作物生理。目前国内栽培专业很不景气，这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常常拿不到项目，找不到经费，相当多的研究机构出现了人才断层的现象。我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帮助国内培养栽培专业的人才，并使这一学科有所发展。”
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彭少兵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水稻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不高度重视我们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这个学科将会面临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我是国内栽培学科的第一个长江学者，希望这个学科今后能出更多的长江学者。”
2002年，彭少兵帮助华中农业大学创建了作物生理与栽培中心，中心成立以来，已经成功获得了多项国际合作项目。经过3年多的努力，这一研究平台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支持彭少兵的工作，2006年学校特批了一幢大楼作为试验基地，扩建和成立了作物栽培与生理生态研究中心。彭少兵每年往返于菲律宾与中国达六七次之多，为国内培养了多名专业人才。
在国际水稻研究所，令彭少兵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奉献精神和服务社会的公益心，在报道夜间温度与水稻作物产量方面的研究成果时，有的媒体甚至没有注明彭少兵的名字，但他毫不在意。他说：“在水稻研究所，大家对这些并不看重，只希望研究成果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这一点，也正是记者在国际水稻研究所采访时的深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