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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破题，但还需要聚焦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取得实质性长足进展。
京津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是否真正变成了一盘棋？
针对两年初步实践和待解之题，数十位官员、专家近日在南开大学展开了一场闭门研讨。
与会人士认为，对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描绘的蓝图，目前区域协同已实现良好开局，正逐渐走向“深水区”，未来将有一系列待解难题浮出水面。2016年，既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之年”。
“协同表面上看是区域发展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全局、关系到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似乎很多问题有了答案，但实际上不可以预见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些问题在破题，但有些还不深不透。”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当前需要展开的重大问题研究，“至少有10个”。
协同的“大局观”
京津冀一体化设想和研究可追溯到二三十年前，而“协同发展”是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根据《纲要》，京津冀定位于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有专家分析认为，从近两年情况看，三地推动协同发展，有些做法看上去较多集中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短期目标，在疏解与转移方面做了不少“加减法”。
北京多个工业项目在这两年转移至河北或天津，包括曹妃甸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北汽集团黄骅整车项目、张北云联数据中心等。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京企在津冀新增投资项目超过7300个，总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元。
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正在紧张建设。
相形之下，区域协作的“乘法”目前还涉及较少。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教授刘秉镰说，京津冀区域定位于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区域协同规划，实际引导作用还有待发挥。
专家认为，《纲要》已经明确京津冀三地落实功能定位、错位发展的问题，但真正落实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实质性进展还不太多，传统发展思维仍待破除。今后几年，推动协同的“大局观”需要更多凸显。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对内要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其他区域互动，对外要与世界融通，深化与东北亚、美欧等合作，这些命题都还有待深入展开。
再往深处看，支撑协同“大局观”的一些体制机制也有待明确。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坦言，目前形成了推动协同的“工作机制”，可支撑区域协同发展的“内部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包括组织层面和改革层面。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有一些带有自发性质、商讨性质的协调机制，包括常务副省长及以下多个层面的常态化联席会议等。根据国家战略要求，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将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但具体怎么去做，仍待体制机制上的破与立。
疏解的“市场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多地调研发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各地推动协同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有专家认为，衡量北京疏解工作的好坏，不仅是看疏走多少人，而是看是否更加符合北京的协同定位，疏解任务和目标的关系亟需厘清，不能脱离协同规划只想尽快搬迁。
即便将“疏解”提到了相当高度，但开展实际工作，面临的困难也不小。
以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为例，尽管功能规划较完善、建设如火如荼，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对于搬到通州，有的涉迁单位和人士并不太情愿，尤其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央企国企，动员时存在沟通压力。
在一些专家看来，协同要走市场化，疏解也要遵循市场规律。从逻辑关系上看，权力和公共服务，是左右人口流向、影响人口和功能疏解的核心因素。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河北曹妃甸园区的一些企业反映，人才流失率达到70%，大都跑到京津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公共服务有差距，员工不希望子孙后代就这样生活下去。”
北京市政府顾问、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文魁说，经过调研发现，愿意随北京企业外迁的员工不到四分之一。
文魁还表示，当前疏解工作遇到一项棘手难题，即法律依据不足。“除了关停污染扰民企业，其他依据都相对零散，缺少规划，执法部门也缺乏衔接。”
刘秉镰等专家认为，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直接关系到协同发展实际效果，但具体怎么推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这比取消京津冀手机漫游费难得多。”有知情人士坦言，即便是取消手机漫游费，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多年协调，也是颇费周折。至于公共服务的其他方面，协调难度更大，比如三地社保互通互认，尽管是个趋势，但具体怎么办，现在还有待破题。
研究的“深层次”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协同发展步入“深水区”，未来有多个具体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一是京津冀三省市落实功能定位、错位发展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整体格局还没有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如何能够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推动三省市的协同步伐，还需要深入研究。
二是如何解决好资源环境和人口规模相匹配的突出问题。“北京要疏解的不是几千几万人，而是几百万人，但人口疏解是最难的。”如何破解这个困境，仍需新手段、新思路。
三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体系布局，扭转三地城市现状严重失衡的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正向互动的世界性城市群。
四是如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哪些功能，怎么更好更快疏解，需要进一步的对策。
此外，作为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必要保障和根本依据，一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协同要求，修法、立法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也有待针对性研究。
在一些专家看来，过去两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初步破题，今后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内在规律，聚焦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协同”大文章做深做透。
京津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是否真正变成了一盘棋？
针对两年初步实践和待解之题，数十位官员、专家近日在南开大学展开了一场闭门研讨。
与会人士认为，对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描绘的蓝图，目前区域协同已实现良好开局，正逐渐走向“深水区”，未来将有一系列待解难题浮出水面。2016年，既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之年”。
“协同表面上看是区域发展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全局、关系到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似乎很多问题有了答案，但实际上不可以预见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些问题在破题，但有些还不深不透。”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当前需要展开的重大问题研究，“至少有10个”。
协同的“大局观”
京津冀一体化设想和研究可追溯到二三十年前，而“协同发展”是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根据《纲要》，京津冀定位于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有专家分析认为，从近两年情况看，三地推动协同发展，有些做法看上去较多集中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短期目标，在疏解与转移方面做了不少“加减法”。
北京多个工业项目在这两年转移至河北或天津，包括曹妃甸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北汽集团黄骅整车项目、张北云联数据中心等。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京企在津冀新增投资项目超过7300个，总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元。
相形之下，区域协作的“乘法”目前还涉及较少。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教授刘秉镰说，京津冀区域定位于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区域协同规划，实际引导作用还有待发挥。
专家认为，《纲要》已经明确京津冀三地落实功能定位、错位发展的问题，但真正落实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实质性进展还不太多，传统发展思维仍待破除。今后几年，推动协同的“大局观”需要更多凸显。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对内要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其他区域互动，对外要与世界融通，深化与东北亚、美欧等合作，这些命题都还有待深入展开。
再往深处看，支撑协同“大局观”的一些体制机制也有待明确。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坦言，目前形成了推动协同的“工作机制”，可支撑区域协同发展的“内部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包括组织层面和改革层面。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有一些带有自发性质、商讨性质的协调机制，包括常务副省长及以下多个层面的常态化联席会议等。根据国家战略要求，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程度将高于长三角、珠三角，但具体怎么去做，仍待体制机制上的破与立。
疏解的“市场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多地调研发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各地推动协同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有专家认为，衡量北京疏解工作的好坏，不仅是看疏走多少人，而是看是否更加符合北京的协同定位，疏解任务和目标的关系亟需厘清，不能脱离协同规划只想尽快搬迁。
即便将“疏解”提到了相当高度，但开展实际工作，面临的困难也不小。
以北京通州行政副中心为例，尽管功能规划较完善、建设如火如荼，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对于搬到通州，有的涉迁单位和人士并不太情愿，尤其是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央企国企，动员时存在沟通压力。
在一些专家看来，协同要走市场化，疏解也要遵循市场规律。从逻辑关系上看，权力和公共服务，是左右人口流向、影响人口和功能疏解的核心因素。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河北曹妃甸园区的一些企业反映，人才流失率达到70%，大都跑到京津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公共服务有差距，员工不希望子孙后代就这样生活下去。”
北京市政府顾问、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文魁说，经过调研发现，愿意随北京企业外迁的员工不到四分之一。
文魁还表示，当前疏解工作遇到一项棘手难题，即法律依据不足。“除了关停污染扰民企业，其他依据都相对零散，缺少规划，执法部门也缺乏衔接。”
刘秉镰等专家认为，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直接关系到协同发展实际效果，但具体怎么推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这比取消京津冀手机漫游费难得多。”有知情人士坦言，即便是取消手机漫游费，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多年协调，也是颇费周折。至于公共服务的其他方面，协调难度更大，比如三地社保互通互认，尽管是个趋势，但具体怎么办，现在还有待破题。
研究的“深层次”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协同发展步入“深水区”，未来有多个具体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一是京津冀三省市落实功能定位、错位发展有待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整体格局还没有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如何能够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推动三省市的协同步伐，还需要深入研究。
二是如何解决好资源环境和人口规模相匹配的突出问题。“北京要疏解的不是几千几万人，而是几百万人，但人口疏解是最难的。”如何破解这个困境，仍需新手段、新思路。
三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体系布局，扭转三地城市现状严重失衡的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正向互动的世界性城市群。
四是如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哪些功能，怎么更好更快疏解，需要进一步的对策。
此外，作为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必要保障和根本依据，一些法律法规已经不适应协同要求，修法、立法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也有待针对性研究。
在一些专家看来，过去两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初步破题，今后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内在规律，聚焦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协同”大文章做深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