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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博弈主要体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博弈。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全球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热潮,尤其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指导,把美国经济相对衰退原因归咎于中国,以“三率”(利率、汇率、税率)作为了中美两国经济博弈之“武器”。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如期召开人大、政协“两会”,集众人智慧,形成了《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领域,《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了针对美国“三率”招数,见招接招、见招拆招、见招破招。
2017年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关键之年,也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在国际经济风云变幻、逆经济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之际,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时刻的中国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方能获得中美两国经济博弈之最后胜利。为此,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时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政策核心内容,就是针对美国“三率”招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实施“两降一稳”(降利率、降税率、稳汇率)政策,通过降利率、降税率的途径实现“降成本”,通过稳汇率的途径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在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背景下,制定利率、汇率、税率政策,已不再是一国的国内政策,在各国争夺财富、资源、人才的过程中,利率、汇率、税率已成为主要工具,利率、汇率、税率决定了财富、产业、企业、人才的国际走向。
施策“两降一稳”
利率体现了发展实体产业的融资成本或使用金融资源付出成本,“降利率”主要是降实体产业融资成本,这有助于遏制经济领域“脱实就虚”和民间投资下滑趋势。要实现降低实体产业融资成本,就需要中央政府在使用利率手段上,既要防止因低利率导致的资产泡沫尤其针对全国过热的房地产泡沫再次“放水”,以及进一步增强因低利率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又要切实降低实体产业、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做到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提高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此,中央政府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同时,更需要积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
广义上的降税率,不仅要降法定的税率,更重要的是要降低和取消各种行政性收费。税收来自于企业,主要为政府所用,当政府支出不降时,所谓的降税率也是徒劳,因为各级政府总能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相应税收替代办法,因此,“降税率”的最主要办法是既要通过有效办法,保证政府的必要和重点支出,又要降低政府的非必要和非重点支出。国家在2017年将按赤字率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55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并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为进一步减税降费腾出空间,企业由此可能减少税负3500亿元、涉企收费2000亿元;同时,政府压缩非重点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政府坚持过紧日子,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
“稳”是2017年中央經济工作的总基调。“稳”是大局,是“进”的前提,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稳”中有“进”,体现了在稳的前提下勇于进取,深入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进展。“稳汇率”是“稳大局”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既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又要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防止汇率大升大降,汇率变化要与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相适应。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2017年“十三五”关键之年,国家实施降利率、降税率、稳汇率政策,目的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要通过利率、税率、汇率政策,倒逼改革,促使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中国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在全球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背景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有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队伍,迫切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蕴藏的巨大创新潜能激发出来,把潜在的经济发展优势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优势,做到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人力人才资源为支撑,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改革开放的中国,如果没有一批勇立行业发展潮头的企业,就不能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企业竞争力隶属于国家竞争力,如果企业没有竞争力,也就是国家没有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需要中国本土企业站立起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时刻,更需要中国本土企业站立起来。当前,民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税收比重超过50%、就业比重超过80%、新增就业比重超过90%,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民营企业依然存在市场准入障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无处不在,“融资难”、“融资贵”依然存在。企业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富创造者,是推动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一批中国本土企业的集体崛起,中国才能而且一定能够驶出“历史三峡”,实现真正的富民强国。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政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一切工作为了人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群众反映强烈、期待迫切的问题,有条件的要抓紧解决,把好事办好;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唯有此,中国近14亿人口的创新潜能才能发挥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
2017年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关键之年,也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在国际经济风云变幻、逆经济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之际,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时刻的中国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方能获得中美两国经济博弈之最后胜利。为此,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时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政策核心内容,就是针对美国“三率”招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实施“两降一稳”(降利率、降税率、稳汇率)政策,通过降利率、降税率的途径实现“降成本”,通过稳汇率的途径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在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背景下,制定利率、汇率、税率政策,已不再是一国的国内政策,在各国争夺财富、资源、人才的过程中,利率、汇率、税率已成为主要工具,利率、汇率、税率决定了财富、产业、企业、人才的国际走向。
施策“两降一稳”
利率体现了发展实体产业的融资成本或使用金融资源付出成本,“降利率”主要是降实体产业融资成本,这有助于遏制经济领域“脱实就虚”和民间投资下滑趋势。要实现降低实体产业融资成本,就需要中央政府在使用利率手段上,既要防止因低利率导致的资产泡沫尤其针对全国过热的房地产泡沫再次“放水”,以及进一步增强因低利率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又要切实降低实体产业、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做到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提高预见性、精准性和有效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此,中央政府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同时,更需要积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合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疏通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
广义上的降税率,不仅要降法定的税率,更重要的是要降低和取消各种行政性收费。税收来自于企业,主要为政府所用,当政府支出不降时,所谓的降税率也是徒劳,因为各级政府总能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相应税收替代办法,因此,“降税率”的最主要办法是既要通过有效办法,保证政府的必要和重点支出,又要降低政府的非必要和非重点支出。国家在2017年将按赤字率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55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元,并安排地方专项债券8000亿元,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为进一步减税降费腾出空间,企业由此可能减少税负3500亿元、涉企收费2000亿元;同时,政府压缩非重点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政府坚持过紧日子,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
“稳”是2017年中央經济工作的总基调。“稳”是大局,是“进”的前提,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底线,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稳”中有“进”,体现了在稳的前提下勇于进取,深入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敢于啃“硬骨头”,努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进展。“稳汇率”是“稳大局”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既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又要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防止汇率大升大降,汇率变化要与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相适应。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2017年“十三五”关键之年,国家实施降利率、降税率、稳汇率政策,目的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要通过利率、税率、汇率政策,倒逼改革,促使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中国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在全球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背景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有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队伍,迫切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蕴藏的巨大创新潜能激发出来,把潜在的经济发展优势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优势,做到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人力人才资源为支撑,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改革开放的中国,如果没有一批勇立行业发展潮头的企业,就不能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企业竞争力隶属于国家竞争力,如果企业没有竞争力,也就是国家没有竞争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需要中国本土企业站立起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时刻,更需要中国本土企业站立起来。当前,民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税收比重超过50%、就业比重超过80%、新增就业比重超过90%,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民营企业依然存在市场准入障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无处不在,“融资难”、“融资贵”依然存在。企业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富创造者,是推动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一批中国本土企业的集体崛起,中国才能而且一定能够驶出“历史三峡”,实现真正的富民强国。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政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一切工作为了人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群众反映强烈、期待迫切的问题,有条件的要抓紧解决,把好事办好;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唯有此,中国近14亿人口的创新潜能才能发挥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