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文章是父亲最后的文字。一九九八年母亲去世以后，虽有我们姐弟三人呵前呼后，但父亲的心情依然是沉郁的。节庆日的餐聚，亲友客访，一番热闹过去，余下加倍的冷清。平淡的日常生活对于痛失的遭际，明显补偿不足，无能为力。尤其人当垂暮，无论事实上还是心理，都缺乏修复的余裕了。这种匆促的情势具体到细节，就是老朋友相继离世，能与之说话了解的人日益少去。本来上岁数的人出行约见就受拘束，其时，连通电话都不复可能。如此心态处境中，写作无疑带有自赎的意味，可试尝从低沉里走出来。回忆和书写本身就有愉悦，当然，伤感是难免的，但伤感不是积极的吗？它表示生命还在活跃激动，同时，工作着会产生一定的价值感。果然，父亲有所振作，甚至酝酿起长篇小说，关于数对男女的恋爱。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要写爱情，而且是烽火中的爱情，听起来挺有趣，然而，单从这一组小文也可看出我父亲到老都是一名“文青”。他始终保有浪漫的热情，是“五四”新青年的精神遗存，也是海外归侨通常见得的赤子之心。准备写作长篇的大笔记本买来了，墨水瓶注满了，蓄势待发之际，溘然离世。生命的长度确实不够重新开始了，无论你有一颗多么诚挚的心。
　　这年春节，我们合家赴南京度假。自母亲去世那一年，携父亲北上疗伤，继而又南下杭州过新年，之后的四年里，父亲就不愿出门，仿佛应急过后，肾上腺素退回水平之下，难以再度激发。姑妈八十大寿，邀全家人去新加坡庆生带过新历年——姑妈的生日正是元旦，如何上下动员说服都是不成。但南京这地方，却不由他不动心，那里保存着他人生最高峰值，随即又坠落低谷的记忆，无论高还是低，都是人在壮年，最为丰满的经验。就这样，抱了寻找旧迹的心愿去到南京，其实时过境迁，城市的改变莫须说了，一九五八年戴上“右派”帽子，逐出军队，降职降薪居住的杂院早已拆除，向路人打听都没人知道这地名。而我倒依稀记得那地方。大约刚入小学，保姆到课上向老师告假，将我领出来，赶晚上的火车。后来知道，是父亲“摘帽”，调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母亲携我和姐姐去南京接父亲回家。曾经在那杂院里的小屋住过几日，印象中是一个天井，环一周木廊，从木楼梯上去，就在其中一间。我和姐姐睡床，爸爸妈妈则打地铺，可想像多么简陋。但是外出和团聚总是令人兴奋的，在地铺上打扑克更是不同寻常。最后一夜，大约因为房子退租，我们借宿在父母战友家，黄国林和陶玉玲——就是饰演《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和后来《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春妮，我们自小到大都称“小陶阿姨”。他们刚生下一个女儿，新婚的气象还盎盎然，我们一家四口挤一张大床，早晨起来，人家的新绸被子都滑落下来，亮闪闪地一地红绿，十分喜庆。此时，他们早已迁到北京总政，那地方想也不存在了。老战友们或往北京，或往上海，或随儿女移居国外，余下的集中住进干休所。我们找到干休所，见到几位，一起吃了餐午饭。这一回寻访故旧，并没有出现热闹的场面，反是略有寂寥，映照出一些世事的凋敝。就像是命运有心在落幕安排一次返场，旅行南京之后四周，二○○三年三月五日，父亲终年，寿八十四。
　　翻阅整理这一束小稿，因文末均没有标注时间，我只是按文中所述内容排出顺序，那一篇没有标题亦没有结尾——大约有三四行字，笔触掠过，在稿纸的格子里点下模糊的痕迹，辨不出字形，那一定是到了最后，思绪遁入渺茫，回归混沌，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光。我将此作为“小引”，是珍惜父亲留下的每一点滴文字，也是一个标识，标识这一组文章是父亲生平中未可尽然却不得不尽然的写作。
　　2013年7月21日 香港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