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值此“九一八”事变发生80周年之际，反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可以发现它具有鲜明的系统自组织演化发展的特征，这其实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所在。本文试图从自组织理论的视野，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启示。
关键词：自组织；统一战线；实践
方法，既探索事物的一种途径，也是一种运用手段的认识活动过程。一般地说，人们又常常把“方法”说成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手段、途径等。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P309］他还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2，P317］作为“武器”的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正确运用使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逐渐扭转劣势，迎来了最终胜利。
而当我们回顾抗日战争之前的另一段历史，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民主联合阵线”惨败的历史时，就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何以成败差别如此巨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的根据在哪里？这一问题在我国理论界虽早有过相关的说法，但大体都把它归结为某些表层的原因，如：共产党路线的正确与错误，蒋、汪集团的叛变与合作等等，而对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仍缺乏认识。运用自组织理论方法论，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之处，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伟大实践的认识。
一、自组织理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当代科学前沿出现了一大批像“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这样的新兴学科，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具有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在这类复杂系统中，自组织系统尤为引人注目。自组织系统无需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即能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自组织系统不仅极为普遍，而且与人类关系密切。由于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人们现在对自组织系统发展的动力、条件、途径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此外，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与自组织系统性质完全相反的另一类系统，它不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即能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在外界指令的推动下组织和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这类系统我们称之为“他组织系统”。
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选择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它是自然界各个系统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一套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物质和能量的利用率较高的循环方法和道路。自然界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证明自组织的方式比被组织更为优秀。
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社会组织过程往往（至少在局部或者是一定的阶段上）是通过被（他）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事物要么随着自身的发展，组织效率、组织性渐差，直至于违背演化规律而被历史淘汰；要么通过一定的调节改造，不自觉地以自组织方式运行而保留下来，运行良好。例如，都江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自组织”系统演化的条件、动力和途径
一个系统要成为自组织系统，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从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来看，“组成系统的要素必须大于三，即至少需要三个要素以上。这是保证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作用的前提，而非线性相互作用又是‘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基本动力所必需的基础。”［3，P222］
从系统与环境间的关系上看，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外界对系统的输入平权与否，是系统自组织或（他）组织的重要分水岭。只有当外部环境向系统输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达到一定阈值时，系统的自组织才能发生。而且，“外界向系统的输入不能是特定的‘干预’，不能只给予系统中的某一要素或某一部分，特别是作为系统的外部控制参量不能向系统内部输入特定的‘指令’，否则系统的演化就变成‘他组织’的了。”［4，P155］自组织系统形成后，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在系统内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是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外部指令。哈肯指出，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最终形成一种总的趋势（自组织理论称之为“序参量”），从而支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即自组织起来。
自组织系统演化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存在三种演化途径，即普通突变、渐变和经过临界点的突变论的突变。任何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总存在发展的渐变与突变的临界点，抓住突变的关节点，通过积极诱导事物的突变实现事物向新的状态跃迁，或者使事物渐趋平稳变化，以引导事物自组织演化。
三、为什么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自组织方式演化的系统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次最为成功的政治联盟。回顾和总结此次成功的革命实践过程，它具有鲜明的自组织演化特征：
三个相对独立的要素：蒋介石政府、共产党红色政权和爱国群众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当时国内的存在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和广大的爱国民众。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推进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消极，结果导致了东北三省、华北五省相继沦于日本人之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针对当时国内的新形势，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过对形势的分析，确定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发动和争取的工作。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其中，有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的一部分爱国将领，比如：冯玉祥、吉鸿昌等；有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的爱国救亡运动；有学生和市民的爱国救亡运动，如：北平“一二•九”运动等。
而这三股力量就构成了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相对独立的重要组成要素。这就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自组织演化提供了条件，而且这三大要素虽统一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但从未来的演化进程上看，各个要素之间仍然十分重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并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中民主联合阵线失败的教训，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达成既定抗战的目标。共产党要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联盟，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和巩固这种联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虽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但指挥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实践证明，这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向有序演化的关键。
开放系统：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是灭亡中国的政策，采取逐一蚕食，步步紧逼的策略，不管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政权，还是红色政权，最终都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目标，这使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素各方面临的是外界相同的压力。当这种压力本身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就成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建立的诱发因素。
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的推行，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建立之初就是广泛的，开放的。
向各方开门，成为实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复杂系统的思想认识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性的救亡运动进行部署的。他要求坚决摒弃关门主义，向“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人敞开大门，结成“广大之联合战线”。他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5，p75］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战线又将延伸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非汉奸卖国贼）之中。
一个突变的关节点：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之前，由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消极。出于对国内的阶级矛盾的考虑和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初，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也就是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然而，这实际上就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掉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共产党一方面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领导和组织群众性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全力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却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弃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必须有广泛的基础，在成员上是全方位的，而争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合就成为了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关节。而这一关节点上的突变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北军张学良的过程中，慎重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考虑到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率先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
历史发展到重要的关节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成了能否顺利建立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势的发展呼唤着这样一个转变，时势造就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英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联合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驾驭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魄力显露无疑。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演化方式：既斗争又合作
自组织协同动力学方法论要求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要注意合作，通过合作才能使得一个整体获得演化意义上的进步。即使是与对手的竞争，也需要一种“合作”，利益的制约、共同的需要都决定了不能把对方淘汰出局，进一步说，多元要素存在的系统优于单一要素系统。但是在合作的方式上，应采取与对方“一报还一报”的最优策略。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蒋介石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这些特点，虽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却赋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组织发展演化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预见了未来的发展态势并采取了正确的斗争和合作策略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最终胜利。
我们党早在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了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为迎接挑战，党采取了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一方面反对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成功击退了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反共浪潮，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实践证明，这一策略完全符合自组织协同学动力学方法论原理。
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才使得统一战线发展演化进程中从未出现所谓的主导因素或者被“他”组织因素。抗日统一战线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原本相互对立、冲突、斗争着的国共双方团结合作，为民族的大义，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真正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4］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关键词：自组织；统一战线；实践
方法，既探索事物的一种途径，也是一种运用手段的认识活动过程。一般地说，人们又常常把“方法”说成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手段、途径等。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P309］他还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2，P317］作为“武器”的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正确运用使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逐渐扭转劣势，迎来了最终胜利。
而当我们回顾抗日战争之前的另一段历史，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民主联合阵线”惨败的历史时，就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何以成败差别如此巨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的根据在哪里？这一问题在我国理论界虽早有过相关的说法，但大体都把它归结为某些表层的原因，如：共产党路线的正确与错误，蒋、汪集团的叛变与合作等等，而对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仍缺乏认识。运用自组织理论方法论，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之处，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伟大实践的认识。
一、自组织理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当代科学前沿出现了一大批像“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这样的新兴学科，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具有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在这类复杂系统中，自组织系统尤为引人注目。自组织系统无需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即能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自组织系统不仅极为普遍，而且与人类关系密切。由于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人们现在对自组织系统发展的动力、条件、途径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此外，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与自组织系统性质完全相反的另一类系统，它不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即能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在外界指令的推动下组织和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这类系统我们称之为“他组织系统”。
自组织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演化选择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它是自然界各个系统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一套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物质和能量的利用率较高的循环方法和道路。自然界经过长期的演化，已经证明自组织的方式比被组织更为优秀。
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社会组织过程往往（至少在局部或者是一定的阶段上）是通过被（他）组织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被组织起来的事物要么随着自身的发展，组织效率、组织性渐差，直至于违背演化规律而被历史淘汰；要么通过一定的调节改造，不自觉地以自组织方式运行而保留下来，运行良好。例如，都江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自组织”系统演化的条件、动力和途径
一个系统要成为自组织系统，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从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来看，“组成系统的要素必须大于三，即至少需要三个要素以上。这是保证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作用的前提，而非线性相互作用又是‘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基本动力所必需的基础。”［3，P222］
从系统与环境间的关系上看，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外界对系统的输入平权与否，是系统自组织或（他）组织的重要分水岭。只有当外部环境向系统输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达到一定阈值时，系统的自组织才能发生。而且，“外界向系统的输入不能是特定的‘干预’，不能只给予系统中的某一要素或某一部分，特别是作为系统的外部控制参量不能向系统内部输入特定的‘指令’，否则系统的演化就变成‘他组织’的了。”［4，P155］自组织系统形成后，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在系统内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是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外部指令。哈肯指出，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最终形成一种总的趋势（自组织理论称之为“序参量”），从而支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即自组织起来。
自组织系统演化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存在三种演化途径，即普通突变、渐变和经过临界点的突变论的突变。任何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总存在发展的渐变与突变的临界点，抓住突变的关节点，通过积极诱导事物的突变实现事物向新的状态跃迁，或者使事物渐趋平稳变化，以引导事物自组织演化。
三、为什么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自组织方式演化的系统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次最为成功的政治联盟。回顾和总结此次成功的革命实践过程，它具有鲜明的自组织演化特征：
三个相对独立的要素：蒋介石政府、共产党红色政权和爱国群众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当时国内的存在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和广大的爱国民众。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推进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消极，结果导致了东北三省、华北五省相继沦于日本人之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针对当时国内的新形势，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过对形势的分析，确定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发动和争取的工作。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其中，有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的一部分爱国将领，比如：冯玉祥、吉鸿昌等；有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的爱国救亡运动；有学生和市民的爱国救亡运动，如：北平“一二•九”运动等。
而这三股力量就构成了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相对独立的重要组成要素。这就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自组织演化提供了条件，而且这三大要素虽统一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但从未来的演化进程上看，各个要素之间仍然十分重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并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中民主联合阵线失败的教训，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达成既定抗战的目标。共产党要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联盟，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和巩固这种联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虽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但指挥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里。实践证明，这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向有序演化的关键。
开放系统：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是灭亡中国的政策，采取逐一蚕食，步步紧逼的策略，不管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政权，还是红色政权，最终都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目标，这使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素各方面临的是外界相同的压力。当这种压力本身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就成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建立的诱发因素。
而且，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的推行，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建立之初就是广泛的，开放的。
向各方开门，成为实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复杂系统的思想认识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性的救亡运动进行部署的。他要求坚决摒弃关门主义，向“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人敞开大门，结成“广大之联合战线”。他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5，p75］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战线又将延伸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非汉奸卖国贼）之中。
一个突变的关节点：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之前，由于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现消极。出于对国内的阶级矛盾的考虑和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初，实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也就是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然而，这实际上就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掉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共产党一方面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领导和组织群众性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全力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却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弃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必须有广泛的基础，在成员上是全方位的，而争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合就成为了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关节。而这一关节点上的突变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北军张学良的过程中，慎重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认为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考虑到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率先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
历史发展到重要的关节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成了能否顺利建立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势的发展呼唤着这样一个转变，时势造就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英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联合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驾驭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魄力显露无疑。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演化方式：既斗争又合作
自组织协同动力学方法论要求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要注意合作，通过合作才能使得一个整体获得演化意义上的进步。即使是与对手的竞争，也需要一种“合作”，利益的制约、共同的需要都决定了不能把对方淘汰出局，进一步说，多元要素存在的系统优于单一要素系统。但是在合作的方式上，应采取与对方“一报还一报”的最优策略。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蒋介石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这些特点，虽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却赋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组织发展演化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预见了未来的发展态势并采取了正确的斗争和合作策略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最终胜利。
我们党早在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了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为迎接挑战，党采取了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一方面反对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成功击退了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反共浪潮，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实践证明，这一策略完全符合自组织协同学动力学方法论原理。
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才使得统一战线发展演化进程中从未出现所谓的主导因素或者被“他”组织因素。抗日统一战线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原本相互对立、冲突、斗争着的国共双方团结合作，为民族的大义，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真正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4］吴彤.自组织方法论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M］，/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