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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在北京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北京天成新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另一家叫“京天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听起来名字有些相近，但却有着很明确的分工，一个是生产产品的，而另一个则专门定位于服务。
两家公司都与疫苗有关。
孙乐说，他目前所从事的这一切，既有偶然的成分，又有客观上的必然性。他说，最初他学的是化工，与生物医药压根儿就不沾边儿。
大学学的是造纸专业
孙乐出生在浙江开化县一个小镇上，那里依山傍水，景色十分迷人，孙乐在小镇上生活了15年，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孙乐后来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觉得自己的家乡就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1962年出生的孙乐总是对人说，因为赶上了“文革”，自己从小就没念过什么书，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已经读高中二年级的他才开始正经学习，正经读书，并在第二年考上了一所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那时叫西北轻工业学院）。
孙乐学的是造纸专业，在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专业里，孙乐踏踏实实苦读了四年。1982年，因为考上了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研究生，孙乐来到了北京。也就是在北京读研的那三年里，孙乐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有一天，孙乐到北图去看英文文献，看着看着就看见了一篇介绍国外用生物方法制造纸浆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降低污染的绝好出路。他仔细阅读之后，深深地将“生物”二字记在了心里。孙乐后来说，其实那时他对生物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是个生物”。
但他还是决定去碰碰这个陌生的東西。
说来也巧，1985年，正赶上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孙乐籍此之机来到了清华。然而，学化工出身的他半途改学生物，让所有的人为之不解。别的不说，仅就生物课的那些基础理论的缺失，就足以让人对他的选择产生无数个质疑。
但系主任赵南明却看好了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和美国纽约州细胞中心正好有个合作，美方也正好要到中国来招生。了解了孙乐的情况之后，美国的大导师说了一句话：不是生物专业也没关系。在中国，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都不笨，能够读研的人，更是百里挑一。
正是由于有了这句话，孙乐1985年得以去了美国。
借了26美元怀揣梦想飞向美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十分贫困。那时，一个普通家庭，连供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要供一个留学生了。孙乐说，当时他手里只有借来的26美元，就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孙乐记得特别清楚，飞机从北京起飞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飞到旧金山，再转机到纽约肯尼迪机场。本来从纽约还要坐飞机飞纽约上州，但由于晕机，孙乐死活不想再坐飞机了。他跑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花17美元住了一宿之后，决定乘车前往。这时，他手里仅剩下9美元，连车费都不够，幸好领事馆教育处借了100美元给他，他才勉强坚持到了细胞中心，但在路上，他连买瓶水的钱都舍不得花。
孙乐早就盘算好了，到了学校，只要一工作马上就可以拿到工资，那样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孙乐所习惯的是中国的“上开支”，而美国和中国正好相反，他们是先工作，后拿钱，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下开支”。没办法，孙乐只好又向他的“小导师”（实验室主任）借了200美元，这才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算是安顿下来。
对于自己的这名“小导师”，孙乐一直念念不忘。孙乐说，“小导师”不光关心他的工作，还关心他的生活，甚至连开汽车都是他教的。
在美国学到的东西
孙乐是个极其聪明的人，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在生物学方面的“先天不足”，到美国之后，他的学习就十分刻苦。付出就有收获，很快他便在细胞中心“小荷露出了尖尖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终没有辜负大导师的期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了文章。他的那篇名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胸腺细胞表面的表达》的文章于当年（1987年）发表在美国科学刊物《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通讯》上，引起了许多业界人士的关注。
很快，1988年，孙乐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细胞中心”与清华大学是合作关系，孙乐最终回到清华大学完成了论文答辩。
孙乐拿到博士学位是在1989年7月，他是准备留在国内的，回国途经日本东京的时候因为行李重量受限，他把一些衣服和日用品扔掉，却带回了满满两箱实验用的细胞培养皿、移液管和枪头。但是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实在是落后，连消毒实验台面的75%酒精都要提前4个月，怎么和国外同行竞争？他决定回美国做博士后。
孙乐后来说，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却去了公司。因为那时他的大导师在美国开了一家生物公司，公司刚刚起步，急需人手，大导师恳请他去帮忙，说好了时间是六个月。
“大导师对我有恩，有知遇之恩，要不是他当年的那句话，我也许早就被拒之门外了。所以，他提出来要我过去帮忙，我没有理由拒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是最讲究报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乐的这一决定，几乎就是一种宿命，或者是一种命运的召唤，其最终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孙乐的人生经历，同时也给他日后自己创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大导师的公司，孙乐一干就是两年半。虽然比最初约定的半年时间多出好几倍，但这两年半的时间，孙乐并不觉得很长，而正是这两年半的时间，才让他有条件深入到企业的纵深，领教了他们的企业文化，知道了“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以及最快的研发速度，最高的研发成功率和最大的客户满意度的文化内涵。
在这里，他懂得了做科研与做产品的根本区别。懂得了做产品的基本要求：人人都能用，都会用，每批产品都能用，以及要靠标准操作程序，靠质量的稳定去赢得客户的道理。
办企业不光是为了挣钱
2004年，孙乐回国创业，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了解孙乐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尽管他之前已经在美国成功创办过公司，但是在中国开公司办企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喜欢挑战的孙乐，对于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艰难的路去走，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他在美国做了几年肿瘤抗体药研发才发现，当时中国最常见的胃癌和肝癌根本没有人关心。他觉得应该回国用自己的技术为国人的健康做点事，一冲动就回来了。但是当时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几乎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而搞抗体药是要大把大把烧钱的，他自嘲说差一点，先驱做成为先烈。 孙乐说，为了活下来，只好用他带回来的技术边做研发边做服务。他所创办的企业目前还在与社会“磨合”，他相信，他的企业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对国家有用，对百姓有用。为了证明自己，他把话题转向了一则新闻。
今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了一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此次涉及疫苗买卖线索的共有安徽、北京、福建等24个省份近80个县市。检察机关已对涉嫌非法经营疫苗犯罪的125人批准逮捕，立案侦查职务犯罪37人。
孙乐说，由于那一案件的发生，许多家长不敢给孩子打疫苗了，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疫苗实际上对于人类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比如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得乙肝的人很多，有时走在街上都能看见眼睛黄黄的人，那就是乙肝患者。1985年中国开始注射乙肝疫苗，如今，患乙肝的人已经很少了。过去体检，乙肝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现在乙肝检查已经去掉了，为什么？因为疫苗的注射，我国乙肝发病率已经很低了。这就是疫苗的作用。
应该承认，目前在中国，确有一些无良厂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疫苗的申报和生产上前后不一，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像狂犬疫苗，甚至装上糖水就敢出售。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乐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疫苗有效组份定量檢测
孙乐说，他的公司是专门针对那些偷工减料的无良厂家和经营者的。对他们的产品进行组份定量检测。
什么叫组份定量检测？孙乐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本来将三种疫苗合在一起打，让孩子减少两次打针的痛苦，是件好事。但有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按比例投放药品，成本贵的组分尽量少放，便宜的就多放，造成的后果是，对某一种传染病的预防几乎无效，而对另一种传染病，则是剂量超标。
以前，明知道有这种情况，却没有办法检测。没有办法检测，就等于没有证据。这就像交警在马路上查酒驾，你必须要有一个检测的仪器，否则，你凭空说人家酒驾，谁也不服。
孙乐心里十分清楚，在中国各种检测已远远多于国外，但又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许这些应该被列入“成长的烦恼”，或曰“发展的问题”之中。但他希望这种“烦恼”和“问题”还是越少越好。
不过，孙乐承认，目前国内疫苗生产厂家偷工减料的已经很少了，至少用在人身上的疫苗比过去要少的多。
但过度治疗，却问题多多。
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
今年夏天，他患了一种俗称叫“缠腰龙”的病，这种病的西医名称叫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炎症性皮肤病。他到住家附近的一家医院去看病，他事先还告诉医生他是学生物医药的，结果医生还是让他先去验血，然后打吊针。他告诉医生，带状疱疹不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无需验血。医生说，那好，那就不用验血了，你去打吊针吧。他又告诉医生，吊针也不用打，吃药就可以解决。那位医生听了老大的不高兴。
第二天，孙乐又去了中日医院，他想看看像这样的大医院会不会也让他验血，打吊针。好在中日医院既没有让他验血，也没有让他打吊针，他只花了100块钱的药钱就解决了问题。
但尽管如此，孙乐还是觉得，在中国，医疗资源的浪费是很严重的。医院动不动就给患者打吊针，好像不打吊针就治不了病。这种过度治疗，所造成的恶果是，等患者真正有了大病医保却拿不出钱了。孙乐认为，这可能既是制度的问题，又是观念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绝非一日之功。
眼睛瞄准了疗效
前几年，电视上有则广告，叫“不看广告，看疗效。”
如今，孙乐将眼睛也瞄向了疗效。不过，他要做的是一种对于药品的量和质的评价。也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的药，到底有多大的疗效，经过检验就能知道。
以前，有关药品的疗效，只能用于临床，没有其他的方法。但孙乐认同的理念却是：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病人吃正确的药。
孙乐的具体描述是这样：这个药给了这个人，有没有效？是不是还有效？他要给医生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
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孙乐对此充满了信心。
（本文节选自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俊采星驰》图书）
记者手记：采访孙乐的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联系采访的事，原以为他会以“我很忙”“我还有个会”“我马上要出差”等一系列借口推脱或者压缩采访时间，从而使我的采访大大缩水，以致最终因无从落笔，难以成文。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孙乐竟答应得很痛快，并且告诉我，“下了地铁，原地不动，我去接你”。
两天之后，他果然信守承诺，开车到地铁口去接我。他开车的技术很熟练，拐了几个弯儿，车就到了他公司的门口。我说，路不远，其实我可以走着来。他微微一笑，说，第一次来，不认识的不好找。
接着我们就上楼，并在他那间既不宽敞，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开始了我们事先约定的谈话。整个过程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更像是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的闲聊，轻松而且愉快。
尽管有些生物学上的术语让我听起来多少有些陌生，但经验告诉我，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既会讲述，又能互动。
两家公司都与疫苗有关。
孙乐说，他目前所从事的这一切，既有偶然的成分，又有客观上的必然性。他说，最初他学的是化工，与生物医药压根儿就不沾边儿。
大学学的是造纸专业
孙乐出生在浙江开化县一个小镇上，那里依山傍水，景色十分迷人，孙乐在小镇上生活了15年，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孙乐后来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觉得自己的家乡就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1962年出生的孙乐总是对人说，因为赶上了“文革”，自己从小就没念过什么书，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已经读高中二年级的他才开始正经学习，正经读书，并在第二年考上了一所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大学——陕西科技大学（那时叫西北轻工业学院）。
孙乐学的是造纸专业，在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专业里，孙乐踏踏实实苦读了四年。1982年，因为考上了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的研究生，孙乐来到了北京。也就是在北京读研的那三年里，孙乐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有一天，孙乐到北图去看英文文献，看着看着就看见了一篇介绍国外用生物方法制造纸浆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降低污染的绝好出路。他仔细阅读之后，深深地将“生物”二字记在了心里。孙乐后来说，其实那时他对生物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是个生物”。
但他还是决定去碰碰这个陌生的東西。
说来也巧，1985年，正赶上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孙乐籍此之机来到了清华。然而，学化工出身的他半途改学生物，让所有的人为之不解。别的不说，仅就生物课的那些基础理论的缺失，就足以让人对他的选择产生无数个质疑。
但系主任赵南明却看好了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和美国纽约州细胞中心正好有个合作，美方也正好要到中国来招生。了解了孙乐的情况之后，美国的大导师说了一句话：不是生物专业也没关系。在中国，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都不笨，能够读研的人，更是百里挑一。
正是由于有了这句话，孙乐1985年得以去了美国。
借了26美元怀揣梦想飞向美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十分贫困。那时，一个普通家庭，连供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都十分困难，更别说要供一个留学生了。孙乐说，当时他手里只有借来的26美元，就踏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孙乐记得特别清楚，飞机从北京起飞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飞到旧金山，再转机到纽约肯尼迪机场。本来从纽约还要坐飞机飞纽约上州，但由于晕机，孙乐死活不想再坐飞机了。他跑到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花17美元住了一宿之后，决定乘车前往。这时，他手里仅剩下9美元，连车费都不够，幸好领事馆教育处借了100美元给他，他才勉强坚持到了细胞中心，但在路上，他连买瓶水的钱都舍不得花。
孙乐早就盘算好了，到了学校，只要一工作马上就可以拿到工资，那样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孙乐所习惯的是中国的“上开支”，而美国和中国正好相反，他们是先工作，后拿钱，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下开支”。没办法，孙乐只好又向他的“小导师”（实验室主任）借了200美元，这才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算是安顿下来。
对于自己的这名“小导师”，孙乐一直念念不忘。孙乐说，“小导师”不光关心他的工作，还关心他的生活，甚至连开汽车都是他教的。
在美国学到的东西
孙乐是个极其聪明的人，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在生物学方面的“先天不足”，到美国之后，他的学习就十分刻苦。付出就有收获，很快他便在细胞中心“小荷露出了尖尖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终没有辜负大导师的期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了文章。他的那篇名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胸腺细胞表面的表达》的文章于当年（1987年）发表在美国科学刊物《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研究通讯》上，引起了许多业界人士的关注。
很快，1988年，孙乐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细胞中心”与清华大学是合作关系，孙乐最终回到清华大学完成了论文答辩。
孙乐拿到博士学位是在1989年7月，他是准备留在国内的，回国途经日本东京的时候因为行李重量受限，他把一些衣服和日用品扔掉，却带回了满满两箱实验用的细胞培养皿、移液管和枪头。但是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实在是落后，连消毒实验台面的75%酒精都要提前4个月，怎么和国外同行竞争？他决定回美国做博士后。
孙乐后来说，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却去了公司。因为那时他的大导师在美国开了一家生物公司，公司刚刚起步，急需人手，大导师恳请他去帮忙，说好了时间是六个月。
“大导师对我有恩，有知遇之恩，要不是他当年的那句话，我也许早就被拒之门外了。所以，他提出来要我过去帮忙，我没有理由拒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是最讲究报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乐的这一决定，几乎就是一种宿命，或者是一种命运的召唤，其最终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孙乐的人生经历，同时也给他日后自己创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大导师的公司，孙乐一干就是两年半。虽然比最初约定的半年时间多出好几倍，但这两年半的时间，孙乐并不觉得很长，而正是这两年半的时间，才让他有条件深入到企业的纵深，领教了他们的企业文化，知道了“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以及最快的研发速度，最高的研发成功率和最大的客户满意度的文化内涵。
在这里，他懂得了做科研与做产品的根本区别。懂得了做产品的基本要求：人人都能用，都会用，每批产品都能用，以及要靠标准操作程序，靠质量的稳定去赢得客户的道理。
办企业不光是为了挣钱
2004年，孙乐回国创业，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了解孙乐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尽管他之前已经在美国成功创办过公司，但是在中国开公司办企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喜欢挑战的孙乐，对于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艰难的路去走，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他在美国做了几年肿瘤抗体药研发才发现，当时中国最常见的胃癌和肝癌根本没有人关心。他觉得应该回国用自己的技术为国人的健康做点事，一冲动就回来了。但是当时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几乎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而搞抗体药是要大把大把烧钱的，他自嘲说差一点，先驱做成为先烈。 孙乐说，为了活下来，只好用他带回来的技术边做研发边做服务。他所创办的企业目前还在与社会“磨合”，他相信，他的企业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对国家有用，对百姓有用。为了证明自己，他把话题转向了一则新闻。
今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了一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此次涉及疫苗买卖线索的共有安徽、北京、福建等24个省份近80个县市。检察机关已对涉嫌非法经营疫苗犯罪的125人批准逮捕，立案侦查职务犯罪37人。
孙乐说，由于那一案件的发生，许多家长不敢给孩子打疫苗了，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疫苗实际上对于人类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比如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得乙肝的人很多，有时走在街上都能看见眼睛黄黄的人，那就是乙肝患者。1985年中国开始注射乙肝疫苗，如今，患乙肝的人已经很少了。过去体检，乙肝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标，现在乙肝检查已经去掉了，为什么？因为疫苗的注射，我国乙肝发病率已经很低了。这就是疫苗的作用。
应该承认，目前在中国，确有一些无良厂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疫苗的申报和生产上前后不一，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像狂犬疫苗，甚至装上糖水就敢出售。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乐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疫苗有效组份定量檢测
孙乐说，他的公司是专门针对那些偷工减料的无良厂家和经营者的。对他们的产品进行组份定量检测。
什么叫组份定量检测？孙乐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本来将三种疫苗合在一起打，让孩子减少两次打针的痛苦，是件好事。但有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按比例投放药品，成本贵的组分尽量少放，便宜的就多放，造成的后果是，对某一种传染病的预防几乎无效，而对另一种传染病，则是剂量超标。
以前，明知道有这种情况，却没有办法检测。没有办法检测，就等于没有证据。这就像交警在马路上查酒驾，你必须要有一个检测的仪器，否则，你凭空说人家酒驾，谁也不服。
孙乐心里十分清楚，在中国各种检测已远远多于国外，但又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许这些应该被列入“成长的烦恼”，或曰“发展的问题”之中。但他希望这种“烦恼”和“问题”还是越少越好。
不过，孙乐承认，目前国内疫苗生产厂家偷工减料的已经很少了，至少用在人身上的疫苗比过去要少的多。
但过度治疗，却问题多多。
他讲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
今年夏天，他患了一种俗称叫“缠腰龙”的病，这种病的西医名称叫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炎症性皮肤病。他到住家附近的一家医院去看病，他事先还告诉医生他是学生物医药的，结果医生还是让他先去验血，然后打吊针。他告诉医生，带状疱疹不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无需验血。医生说，那好，那就不用验血了，你去打吊针吧。他又告诉医生，吊针也不用打，吃药就可以解决。那位医生听了老大的不高兴。
第二天，孙乐又去了中日医院，他想看看像这样的大医院会不会也让他验血，打吊针。好在中日医院既没有让他验血，也没有让他打吊针，他只花了100块钱的药钱就解决了问题。
但尽管如此，孙乐还是觉得，在中国，医疗资源的浪费是很严重的。医院动不动就给患者打吊针，好像不打吊针就治不了病。这种过度治疗，所造成的恶果是，等患者真正有了大病医保却拿不出钱了。孙乐认为，这可能既是制度的问题，又是观念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绝非一日之功。
眼睛瞄准了疗效
前几年，电视上有则广告，叫“不看广告，看疗效。”
如今，孙乐将眼睛也瞄向了疗效。不过，他要做的是一种对于药品的量和质的评价。也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的药，到底有多大的疗效，经过检验就能知道。
以前，有关药品的疗效，只能用于临床，没有其他的方法。但孙乐认同的理念却是：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病人吃正确的药。
孙乐的具体描述是这样：这个药给了这个人，有没有效？是不是还有效？他要给医生提供一个科学的判断。
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孙乐对此充满了信心。
（本文节选自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俊采星驰》图书）
记者手记：采访孙乐的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联系采访的事，原以为他会以“我很忙”“我还有个会”“我马上要出差”等一系列借口推脱或者压缩采访时间，从而使我的采访大大缩水，以致最终因无从落笔，难以成文。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孙乐竟答应得很痛快，并且告诉我，“下了地铁，原地不动，我去接你”。
两天之后，他果然信守承诺，开车到地铁口去接我。他开车的技术很熟练，拐了几个弯儿，车就到了他公司的门口。我说，路不远，其实我可以走着来。他微微一笑，说，第一次来，不认识的不好找。
接着我们就上楼，并在他那间既不宽敞，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开始了我们事先约定的谈话。整个过程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更像是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的闲聊，轻松而且愉快。
尽管有些生物学上的术语让我听起来多少有些陌生，但经验告诉我，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既会讲述，又能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