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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建省是我国海洋渔业大省，海水养殖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海洋捕捞产量位居全国第三，海洋渔业为保障优质动物蛋白供给、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水平、促进渔业产业兴旺和渔民生活富裕等做出突出贡献，同时，在实现碳中和/减排二氧化碳、净化水质/缓解水域富营养化等生态服务功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文在广泛调研福建省海洋渔业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福建省海水养殖、伏季休渔、限额捕捞、增殖渔业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综合分析了国内外渔业高效管理和实践的成功案例，从发展环境友好型的海水养殖业和发展资源养护型的捕捞业两个方面，提出了适宜福建省海洋渔业绿色发展的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以期为福建省海洋渔业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海水养殖 海洋捕捞 环境友好 资源养护 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S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080047-05
一、福建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
福建沿海属亚热带海洋和大陆架浅海，海域面积13.6万km2，海岸线长3752km，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水深200m以内的海洋渔场面积12.51万km2，浅海滩涂可利用养殖面积达15万公顷，海洋优势十分明显。
福建省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养殖大省之一，近些年海水养殖产量、面积、产值均呈逐年增长趋势，2019年海水养殖产量达510.72万吨，居全国首位，约占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1/4[1]。福建省海水养殖特点鲜明，主要表现为养殖类型多样化、养殖种类优势种明显、营养级丰富。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池塘养殖、浅海养殖、滩涂养殖、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等多种海水养殖模式，成为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2]。
福建也是我国海洋捕捞大省之一，捕捞产量位居全国第三位。近些年来，在近海渔业资源捕捞管理和养护措施方面主要通过实施控制捕捞强度、制定最小可捕规格、实施休渔制度、设立保护区、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多项措施，渔业资源养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二、主要问题
（一）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养殖管理模式亟需建立
养殖容量是科学规划海水养殖规模、合理调整养殖结构、实施海水健康养殖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山东荣成桑沟湾通过实施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海水养殖容量管理策略，使经历30多年规模化养殖的桑沟湾水质、沉积物、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仍然保持在优良水平[3-4];挪威通过实施基于最大许可生物量（MAB）的养殖许可证制度，实现了大西洋鲑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5]。福建省的海水养殖业经过多年数量型、规模化的发展，大部分海域养殖规模和密度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养殖对环境和自身的影响问题逐渐显露，如诏安湾、深沪湾等海区的牡蛎出现生长缓慢、肥满度降低等现象。虽然福建省已经开展了罗源湾、深沪湾、诏安湾等13个典型海湾的养殖容量评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和较好的研究基础，但已完成的67个县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尚未与之形成很好的衔接，科技对产业的支撑力和约束力未能充分体现，亟须建立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健康养殖管理模式来规范养殖生产活动[6]。
（二）以鲜杂鱼为主要饲料来源的鱼类网箱养殖环境污染严重
福建省海水鱼类网箱养殖产量42.9万吨，饲料来源主要依赖鲜杂鱼，年消耗量超120万吨，养殖配合饲料整体普及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以投喂鲜杂鱼为主的粗放式鱼类网箱养殖方式虽在生长方面有优势，但养殖效率低，饲料系数、产污系数分别为配合饲料的4倍和5倍，易污染水环境。据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数据以及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估算，2016年宁德地区鱼类养殖的氮输入达到8842吨，其中鲜杂鱼饲料的污染贡献率超过90%。虽然近些年来养殖业者将投喂方式由直接投喂鲜杂鱼升级为多级搅拌制成鱼糜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饲料利用率，但对水环境的污染依然嚴重，且视觉观感较差。
（三）养殖结构和布局尚需优化和提升
贝类、大型藻类是福建省海水养殖主要种类，合计占福建省海水养殖产量的86.6%，合理规模的贝类、藻类养殖既有助于净化水质、减缓水域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进程，还具有重要的碳汇功能，将为实现碳中和发挥显著作用（实现碳中和，不仅可以通过植树，也可以通过合理的贝藻养殖来实现）[7-11]。以海带为例，每1000公顷可以移除碳、氮、磷分别为14773.2吨、908.7吨和58.5吨，减排二氧化碳54168.40吨。据报道，2018年7月以来，宁德市依据海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累计投入45.48亿元，全面完成全市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其中，清退贝藻类20.41万亩，升级改造贝藻类33.74万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无序养殖局面。但目前的养殖结构主要为大黄鱼养殖，藻、贝类养殖规模和比重太小，限制了藻、贝类生态调控功能的发挥，表现为三沙湾近年来水环境出现营养盐升高，尤其是氨氮升高。
（四）多种类渔业特点突出，限额捕捞试点少，示范推广的代表性不够
福建省地处台湾海峡，纵跨东海和南海，渔业生物种类丰富。据记载，鱼类有752种、甲壳类有65种、头足类有47种;近海捕捞渔具种类繁多，共9大类38种作业形式。当前，福建省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小型、低质种类在拖网、张网作业渔获物中占比大幅度增长，高达70%，多种类渔业特点更加突出。我国渔业限额捕捞虽然倡导多年，但实质性的研究和实践很少，没有可借鉴的成功案例。福建省近两年梭子蟹限额捕捞试点仅限于轮机拖网禁渔区线内282、283渔区，捕捞方式为笼壶作业，涉及的区域小、种类少，示范推广的代表性不够[12]。
（五）海洋捕捞监管体系不健全，渔获物上岸管理难度大
福建省海洋捕捞管理仍然是投入控制，如捕捞许可证制度、渔船数量和功率控制、最小网目和准入制度、伏季休渔等，而限额捕捞管理则是产出管理，需要有渔船进出港报告、渔获物定点上岸等健全的捕捞监管体系支撑。然而，目前福建渔港的实际情况是管理人员少、经费压缩以及缺乏先进的渔船监控技术，加之渔获物海上交易、捕捞日志填写不完整和不准确等影响因素，渔获物定点上岸、可追溯的管理困难。同时，渔获物上岸管理还需要渔政部门、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开展联合执法，因此，联合执法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13]。 （六）渔业资源调查针对性不强，难以支撑限额捕捞管理
多年来，福建省的科研院先后参与了1996-2000年开展的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近海部分调查、2014-2018年的近海渔业资源调查和近岸产卵场调查以及捕捞信息采集等，为福建近海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建立系统性、连续性的常态化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机制，缺乏针对主要经济种类的专项研究，缺乏调查数据的共享和翔实的捕捞产量统计数据，科研院对主要经济种类和特定区域的资源量、可捕量的研究不够，无法直接用于指导限额捕捞管理[14]。
三、面向“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紧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和蓝色海湾战略需求，立足福建省海湾养殖可持续发展，突破福建省养殖容量评估与投饵型养殖鲜杂鱼饵料替代的核心与关键技术，推进福建省海湾养殖绿色、健康发展，保障水产品有效供给和国家生态安全。
二是形成一系列养殖容量评估技术标准，建立健全养殖容量评估技术体系，逐步推行养殖容量管理制度，规范和优化近海养殖布局，为海水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建样板”。
三是建立以大黄鱼、日本对虾和长毛对虾为主的自苗种培育-增殖放流-效果评估-资源利用的全程管理模式，科学评估人工鱼礁建设的适宜性和建设模式，推动福建省渔业经济发展，确保海洋食物供给，提高渔民收入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四是强化海洋捕捞作业管理，规范海洋捕捞行为，彻底清除“三无”船舶;规划县域海域海洋捕捞渔船规模;完善实施捕捞作业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和渔获物登记报告制度;完善渔船携带渔具报告和检查制度和幼鱼比例监测监管制度;推行限额捕捞制度和负责任捕捞制度。
四、政策建议
（一）发展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业
1.实施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健康养殖管理制度。以宁德市的三沙湾、莆田市的平海湾-南日岛区域、漳州市的诏安湾等代表性海域作为管理试点，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统一部署和协调下，分别由当地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牵头，在推进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实施和养殖证发证登记进程中，将已有的养殖容量评估结果与养殖证登记信息进行关联，建立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健康养殖管理体系。同时，充分发挥研究机构、渔业行业协会和学会等的协调职能，协助政府部门实现管理制度顺利实施，加强科技支撑和行业自律。
2.推进以鲜杂鱼为原料的软颗粒饲料的研发和推广。借鉴日本、挪威的海水鱼类饲料加工、精准投喂等技术，在试点海域研发和优化以鲜杂鱼为原料的软颗粒饲料制作、投喂等工艺，将鱼糜成型机、自动投饵机、配送船等关键配套设施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机具，通过培育1～2家龙头企业作为应用示范，推进软颗粒饲料的应用推广。此外，建议在“十四五”期间设立联合攻关项目，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加快大黄鱼全价人工配合颗粒饲料的研制和推广，加快实现配合饲料对鲜杂鱼全面替代的工作步伐。
3.推广海水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以宁德市的三沙湾、莆田市的平海湾-南日岛区域、漳州市的诏安湾作为试点区域，分别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等政府机构牵头，根据试点区域的资源禀赋、海水养殖种类的营养级及生物学特点，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对投饵性鱼类、贝类、大型藻类等不同营养级生物的空间布局、合理配比等进行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构建并推广基于养殖容量的立体型、水平型鱼-贝-藻、藻-贝-参、鱼-藻-参等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促进传统的规模化海水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碳中和做出新的贡献。
（二）发展资源养护型捕捞业
1.构建福建近海捕捞管理新模式，加快推进限额捕捞试点。全面推进“以投入控制为基础、产出控制为闸门”的海洋捕捞管理新模式建设。一是强化海洋捕捞作业渔船准入制度，加大对“三无”渔船的惩罚力度，制定三年内的清理计划;二是优化海洋捕捞作业结构，压减选择性差、对渔业资源破坏大的拖網、张网作业渔船的数量、产量，严格控制最小可捕规格、最小网目尺寸;三是实施捕捞总量控制管理，落实主要捕捞种类定点上岸管理，科学评估可捕量，当主要捕捞种类的累计产量达到当年总量控制目标80%时，即启动熔断机制;四是加快推进限额捕捞试点，由北向南按市县选择主要捕捞种类或特定区域4个以上，开展限额捕捞试点。
2.强化实施限额捕捞的监管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与限额捕捞相匹配的管理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以推进现代渔港建设为抓手，强化渔获物上岸管理，建立渔船进出港报告、渔捞日志填报、渔获物抽查、航迹记录核对等为基础的渔获物可追溯管理体系;强化监管能力建设，推进渔船管理系统（VMS）等现代监控技术的使用，提升执法部门自动化、智能化监管能力。建立政府主导，渔政、市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的联合执法体制机制。
3.加强实施限额捕捞的科技支撑。成立福建省海洋渔业资源评估专家委员会，下设相应的限额捕捞试点种类或区域评估工作组，针对限额捕捞试点需求加大科研调查经费投入，发挥科研院所的渔业资源研究力量和科研条件的作用，对重点区域和重要捕捞种类进行系统、全面的专项调查，建立调查数据共享机制和平台。同时，加强渔业产量统计体系建设，将其纳入数据共享平台，实时为专家委员会、工作组提供翔实的捕捞数据，科学评估近海渔业的资源量和可捕量，发挥科研对限额捕捞管理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农业农村部渔业局.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20[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
[2]宁岳，曾志南，苏碰皮，等.福建海水养殖业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J].福建水产，2011，33（3）：31-36.
[3]唐启升，方建光，张继红，等.多重压力胁迫下近海生态系统与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J].渔业科学进展，2013，34（1）：1-11.
[4]McKindsey C W，Thetmeyer H，Landry T，et al.Review of recent carrying capacity models for bivalve cul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and management[J].Aquaculture，2006，261：451-462. [5]张宇雷，倪琦，刘晃，等.挪威大西洋鲑鱼工业化养殖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8）：310-315.
[6]方民杰，曾庆民，刘金海，等.福建海水养殖容量与新型潜在增养殖区评价与选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7]Tang Q，Zhang J，Fang J.Shellfish and seaweed mariculture increase atmospheric CO2 absorption by coastal ecosystems[J].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ries，2011，424：97-104.
[8]方建光，蒋增杰，房景辉.中国海水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
[9]唐启升.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发展战略：新思路、新任务、新途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0]Fang J G，Zhang J，Xiao T，et al.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 （IMTA） in Sanggou Bay， China[J].Aquaculture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2016（8）：201-205.
[11]Integrated mariculture-A global review[J].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echnical PAPER，529：194.
[12]張博，刘庆.渔业管理中TAC制度的实施及其动态调整[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6）：83-89.
[13]闫海，刘若冰.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法制的症结及对策[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3）：75-78.
[14]唐启升.我国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增殖战略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
1.唐启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名誉所长、学委会主任。
2.方建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3.王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研发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黄渤海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站长。
4.黄凌风，厦门大学，教授， 福建省水产学会/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5.沈长春，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主任。
6.曾志南，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与湖沼学会贝类学分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海水养殖分会理事、福建省水产学会副会长。
7.苏永全，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
8.蒋增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执行专家组成员、中国生态学学会海洋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关键词]海水养殖 海洋捕捞 环境友好 资源养护 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S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596（2021）080047-05
一、福建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
福建沿海属亚热带海洋和大陆架浅海，海域面积13.6万km2，海岸线长3752km，居全国第二位。全省水深200m以内的海洋渔场面积12.51万km2，浅海滩涂可利用养殖面积达15万公顷，海洋优势十分明显。
福建省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养殖大省之一，近些年海水养殖产量、面积、产值均呈逐年增长趋势，2019年海水养殖产量达510.72万吨，居全国首位，约占我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1/4[1]。福建省海水养殖特点鲜明，主要表现为养殖类型多样化、养殖种类优势种明显、营养级丰富。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池塘养殖、浅海养殖、滩涂养殖、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等多种海水养殖模式，成为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2]。
福建也是我国海洋捕捞大省之一，捕捞产量位居全国第三位。近些年来，在近海渔业资源捕捞管理和养护措施方面主要通过实施控制捕捞强度、制定最小可捕规格、实施休渔制度、设立保护区、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多项措施，渔业资源养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二、主要问题
（一）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养殖管理模式亟需建立
养殖容量是科学规划海水养殖规模、合理调整养殖结构、实施海水健康养殖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山东荣成桑沟湾通过实施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海水养殖容量管理策略，使经历30多年规模化养殖的桑沟湾水质、沉积物、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仍然保持在优良水平[3-4];挪威通过实施基于最大许可生物量（MAB）的养殖许可证制度，实现了大西洋鲑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5]。福建省的海水养殖业经过多年数量型、规模化的发展，大部分海域养殖规模和密度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养殖对环境和自身的影响问题逐渐显露，如诏安湾、深沪湾等海区的牡蛎出现生长缓慢、肥满度降低等现象。虽然福建省已经开展了罗源湾、深沪湾、诏安湾等13个典型海湾的养殖容量评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和较好的研究基础，但已完成的67个县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尚未与之形成很好的衔接，科技对产业的支撑力和约束力未能充分体现，亟须建立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健康养殖管理模式来规范养殖生产活动[6]。
（二）以鲜杂鱼为主要饲料来源的鱼类网箱养殖环境污染严重
福建省海水鱼类网箱养殖产量42.9万吨，饲料来源主要依赖鲜杂鱼，年消耗量超120万吨，养殖配合饲料整体普及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以投喂鲜杂鱼为主的粗放式鱼类网箱养殖方式虽在生长方面有优势，但养殖效率低，饲料系数、产污系数分别为配合饲料的4倍和5倍，易污染水环境。据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数据以及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估算，2016年宁德地区鱼类养殖的氮输入达到8842吨，其中鲜杂鱼饲料的污染贡献率超过90%。虽然近些年来养殖业者将投喂方式由直接投喂鲜杂鱼升级为多级搅拌制成鱼糜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饲料利用率，但对水环境的污染依然嚴重，且视觉观感较差。
（三）养殖结构和布局尚需优化和提升
贝类、大型藻类是福建省海水养殖主要种类，合计占福建省海水养殖产量的86.6%，合理规模的贝类、藻类养殖既有助于净化水质、减缓水域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进程，还具有重要的碳汇功能，将为实现碳中和发挥显著作用（实现碳中和，不仅可以通过植树，也可以通过合理的贝藻养殖来实现）[7-11]。以海带为例，每1000公顷可以移除碳、氮、磷分别为14773.2吨、908.7吨和58.5吨，减排二氧化碳54168.40吨。据报道，2018年7月以来，宁德市依据海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累计投入45.48亿元，全面完成全市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其中，清退贝藻类20.41万亩，升级改造贝藻类33.74万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无序养殖局面。但目前的养殖结构主要为大黄鱼养殖，藻、贝类养殖规模和比重太小，限制了藻、贝类生态调控功能的发挥，表现为三沙湾近年来水环境出现营养盐升高，尤其是氨氮升高。
（四）多种类渔业特点突出，限额捕捞试点少，示范推广的代表性不够
福建省地处台湾海峡，纵跨东海和南海，渔业生物种类丰富。据记载，鱼类有752种、甲壳类有65种、头足类有47种;近海捕捞渔具种类繁多，共9大类38种作业形式。当前，福建省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小型、低质种类在拖网、张网作业渔获物中占比大幅度增长，高达70%，多种类渔业特点更加突出。我国渔业限额捕捞虽然倡导多年，但实质性的研究和实践很少，没有可借鉴的成功案例。福建省近两年梭子蟹限额捕捞试点仅限于轮机拖网禁渔区线内282、283渔区，捕捞方式为笼壶作业，涉及的区域小、种类少，示范推广的代表性不够[12]。
（五）海洋捕捞监管体系不健全，渔获物上岸管理难度大
福建省海洋捕捞管理仍然是投入控制，如捕捞许可证制度、渔船数量和功率控制、最小网目和准入制度、伏季休渔等，而限额捕捞管理则是产出管理，需要有渔船进出港报告、渔获物定点上岸等健全的捕捞监管体系支撑。然而，目前福建渔港的实际情况是管理人员少、经费压缩以及缺乏先进的渔船监控技术，加之渔获物海上交易、捕捞日志填写不完整和不准确等影响因素，渔获物定点上岸、可追溯的管理困难。同时，渔获物上岸管理还需要渔政部门、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开展联合执法，因此，联合执法的体制机制亟待完善[13]。 （六）渔业资源调查针对性不强，难以支撑限额捕捞管理
多年来，福建省的科研院先后参与了1996-2000年开展的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近海部分调查、2014-2018年的近海渔业资源调查和近岸产卵场调查以及捕捞信息采集等，为福建近海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建立系统性、连续性的常态化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机制，缺乏针对主要经济种类的专项研究，缺乏调查数据的共享和翔实的捕捞产量统计数据，科研院对主要经济种类和特定区域的资源量、可捕量的研究不够，无法直接用于指导限额捕捞管理[14]。
三、面向“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紧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和蓝色海湾战略需求，立足福建省海湾养殖可持续发展，突破福建省养殖容量评估与投饵型养殖鲜杂鱼饵料替代的核心与关键技术，推进福建省海湾养殖绿色、健康发展，保障水产品有效供给和国家生态安全。
二是形成一系列养殖容量评估技术标准，建立健全养殖容量评估技术体系，逐步推行养殖容量管理制度，规范和优化近海养殖布局，为海水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建样板”。
三是建立以大黄鱼、日本对虾和长毛对虾为主的自苗种培育-增殖放流-效果评估-资源利用的全程管理模式，科学评估人工鱼礁建设的适宜性和建设模式，推动福建省渔业经济发展，确保海洋食物供给，提高渔民收入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四是强化海洋捕捞作业管理，规范海洋捕捞行为，彻底清除“三无”船舶;规划县域海域海洋捕捞渔船规模;完善实施捕捞作业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和渔获物登记报告制度;完善渔船携带渔具报告和检查制度和幼鱼比例监测监管制度;推行限额捕捞制度和负责任捕捞制度。
四、政策建议
（一）发展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业
1.实施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健康养殖管理制度。以宁德市的三沙湾、莆田市的平海湾-南日岛区域、漳州市的诏安湾等代表性海域作为管理试点，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统一部署和协调下，分别由当地政府渔业主管部门牵头，在推进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实施和养殖证发证登记进程中，将已有的养殖容量评估结果与养殖证登记信息进行关联，建立基于养殖容量的海水健康养殖管理体系。同时，充分发挥研究机构、渔业行业协会和学会等的协调职能，协助政府部门实现管理制度顺利实施，加强科技支撑和行业自律。
2.推进以鲜杂鱼为原料的软颗粒饲料的研发和推广。借鉴日本、挪威的海水鱼类饲料加工、精准投喂等技术，在试点海域研发和优化以鲜杂鱼为原料的软颗粒饲料制作、投喂等工艺，将鱼糜成型机、自动投饵机、配送船等关键配套设施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机具，通过培育1～2家龙头企业作为应用示范，推进软颗粒饲料的应用推广。此外，建议在“十四五”期间设立联合攻关项目，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加快大黄鱼全价人工配合颗粒饲料的研制和推广，加快实现配合饲料对鲜杂鱼全面替代的工作步伐。
3.推广海水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以宁德市的三沙湾、莆田市的平海湾-南日岛区域、漳州市的诏安湾作为试点区域，分别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等政府机构牵头，根据试点区域的资源禀赋、海水养殖种类的营养级及生物学特点，依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对投饵性鱼类、贝类、大型藻类等不同营养级生物的空间布局、合理配比等进行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构建并推广基于养殖容量的立体型、水平型鱼-贝-藻、藻-贝-参、鱼-藻-参等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促进传统的规模化海水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碳中和做出新的贡献。
（二）发展资源养护型捕捞业
1.构建福建近海捕捞管理新模式，加快推进限额捕捞试点。全面推进“以投入控制为基础、产出控制为闸门”的海洋捕捞管理新模式建设。一是强化海洋捕捞作业渔船准入制度，加大对“三无”渔船的惩罚力度，制定三年内的清理计划;二是优化海洋捕捞作业结构，压减选择性差、对渔业资源破坏大的拖網、张网作业渔船的数量、产量，严格控制最小可捕规格、最小网目尺寸;三是实施捕捞总量控制管理，落实主要捕捞种类定点上岸管理，科学评估可捕量，当主要捕捞种类的累计产量达到当年总量控制目标80%时，即启动熔断机制;四是加快推进限额捕捞试点，由北向南按市县选择主要捕捞种类或特定区域4个以上，开展限额捕捞试点。
2.强化实施限额捕捞的监管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与限额捕捞相匹配的管理制度及其实施细则，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以推进现代渔港建设为抓手，强化渔获物上岸管理，建立渔船进出港报告、渔捞日志填报、渔获物抽查、航迹记录核对等为基础的渔获物可追溯管理体系;强化监管能力建设，推进渔船管理系统（VMS）等现代监控技术的使用，提升执法部门自动化、智能化监管能力。建立政府主导，渔政、市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的联合执法体制机制。
3.加强实施限额捕捞的科技支撑。成立福建省海洋渔业资源评估专家委员会，下设相应的限额捕捞试点种类或区域评估工作组，针对限额捕捞试点需求加大科研调查经费投入，发挥科研院所的渔业资源研究力量和科研条件的作用，对重点区域和重要捕捞种类进行系统、全面的专项调查，建立调查数据共享机制和平台。同时，加强渔业产量统计体系建设，将其纳入数据共享平台，实时为专家委员会、工作组提供翔实的捕捞数据，科学评估近海渔业的资源量和可捕量，发挥科研对限额捕捞管理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农业农村部渔业局.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20[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
[2]宁岳，曾志南，苏碰皮，等.福建海水养殖业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J].福建水产，2011，33（3）：31-36.
[3]唐启升，方建光，张继红，等.多重压力胁迫下近海生态系统与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J].渔业科学进展，2013，34（1）：1-11.
[4]McKindsey C W，Thetmeyer H，Landry T，et al.Review of recent carrying capacity models for bivalve cul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and management[J].Aquaculture，2006，261：451-462. [5]张宇雷，倪琦，刘晃，等.挪威大西洋鲑鱼工业化养殖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8）：3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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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唐启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名誉所长、学委会主任。
2.方建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3.王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研发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黄渤海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站长。
4.黄凌风，厦门大学，教授， 福建省水产学会/海洋学会常务理事。
5.沈长春，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主任。
6.曾志南，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与湖沼学会贝类学分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海水养殖分会理事、福建省水产学会副会长。
7.苏永全，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
8.蒋增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执行专家组成员、中国生态学学会海洋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