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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名誉院长。2001年，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与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rthur Akerlof）、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宾塞创立和总结的信号理论基本模型，为信息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石，他由此被称为信息经济学的先驱者、信号理论之父。
迈克尔·斯宾塞教授的研究与数字技术有着不解之缘。数字技术对市场信息及其结构会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近期，在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指出，数字技术以及平台技术作为有效的手段与工具，有助于推动经济实现包容式增长。会后，迈克尔·斯宾塞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远程采访时指出，目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疫苗的推出，全球经济有望实现“V型”复苏，但也存在走向“L型”停滞的风险。数据将丰富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箱，在危机时期经济状况迅速发生变化时，这种工具将变得特别有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2020年全球范围内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世界经济受到重创。您认为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迈克尔·斯宾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冠疫情是一个巨大的、意料之外的负面冲击。虽然有一小群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成功预测了这样一场危机，但在疫情爆发之前他们的声音基本上被忽视了。
疫情正在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世界。
首先，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了全球在健康层面需要相互依赖。这将促使各国领导人更加重视加强机构、系统、供应链、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韧性。
此外，疫情显著加速了数字技术在电子商务、金融、医疗保健、教育等一系列领域的应用。现在，我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经济，这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时间要提早了。这将使现有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的行为更加难以管理。
新冠疫情还加速了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平均而言，亚洲对疫情的反应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效，经济复苏也更快。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技术领先地位都在疫情期间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果国际机构要成功地建议一种能够有效应对后疫情挑战的新型多边主义，就必须要考虑这一现实。
一个好消息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绿色增长模式的深远益处。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已经在一些重要部门（如发电）实现应用，甚至优于化石燃料。疫情可能会成为绿色转型的重大推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既然控制疫情是经济复苏的前提，为何各个国家在控制疫情扩散方面难以保持步调一致？
迈克尔·斯宾塞：旨在控制疫情扩散的政策措施实质上造成了企业关闭和人员流动限制，导致需求和供给急剧下降。一方面，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时，特别是在那些需要人与人接触的行业，市场主体需求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缺乏安全感，由此产生的风险厌恶情绪也将拖累需求。
降低风险无非有三种方式：一是降低每次接触的感染概率，包括佩戴口罩、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不要在拥挤的室内环境中停留太长时间等；二是在规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下限制接触的次数，这意味着在许多地方大型集会已不被允许，从而使经济复苏的收益成本比相对降低；三是减少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包括使用检测、追踪、隔离等手段。数字化工具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推出的“健康宝”，就是一种控制病毒传播的方式，也是一种加快经济活动重回正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本质是填补信息空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外部性，因为人们如果认为在这种数字工具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接触的人携带病毒和具有传染性的概率较低，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厌恶风险。但在欧美等国家，由于无法解决隐私和对政府不信任的问题，所以对这些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相对较少。
中国经济报告：您如何评价目前各国出台的应对新冠疫情的纾困政策？全球经济要实现全面复苏，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迈克尔·斯宾塞：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普遍增加了政府支出，这对于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支持失去收入的家庭以及可能倒闭的企业至关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财政基础坚实的国家来说这种政策是合理的，但对于那些财政能力有限的低收入经济体，扩大政府支出则存在长期风险。
应对新冠疫情危机，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外，还需要采取分配政策，原因是疫情的经济影响极不均衡。低收入家庭和资本负债表脆弱的小企业由于没有有效的减震器，许多在经济正常运行时创造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零售和住宿等）受到了较大冲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要么基本上被忽视，要么几乎无所作为。出台大规模分配政策，包括税收、技能培训、教育等，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并更有力地解决分配问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改革也将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此外，除了结果的不平等外，在降低机会的不平等方面也似乎越走越远，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性转型。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泥潭。这是否意味着一些经济刺激政策是无效的？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迈克尔·斯宾塞：在我看来，对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让大部分损失最终以主权债务扩张的形式体现在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上，从而实现跨部门、跨人群的成本/损失社会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發后，一些刺激政策的本质是让大企业、金融部门和股东吸收了部分冲击。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的部分部门共同制造的），现在不是理清围绕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长期紧张关系的合适时机。如果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信贷的收缩将阻碍经济复苏的速度。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冲击也会导致消费疲软，从而阻碍就业增长。 正如我刚才所强调的，疫情会不平等地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甚至可能会对低收入群体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所以政策的底线是避免在危机结束时出现更为严重的社会分化。
中国经济报告：在您看来，未来多长时间内可以管理好疫情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无法给出答案。我们看到，各国的初始条件不同，病毒的流行程度不同，政府的資源和能力也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结果。
比较乐观的情形是，能够尽快扩大疫苗覆盖范围，那么全球经济可能会实现相当迅速的复苏。悲观的情形就是全球经济“L型”增长。比如封锁时间过长、未能实施有效的纾困政策、疫苗生产和分配出现问题、病毒变异或另一种病毒出现等等，目前来看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小。
中国经济报告：在去年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数字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在线会议软件、在线教育、在线购物用户量激增。您如何看待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已经处于数字化转型中，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速度上，由于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学习算法的驱动，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了，特别是在线医疗和在线教育领域，不仅是因为疫情倒逼企业转型，更多是因为疫情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应用机会。当然，我们也需要应对一系列挑战。一是数据权限和安全性问题。大数据库是由平台所有者和平台用户共同创建的，这些数据涉及个人，可能会被滥用。如果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数据就可以被负责任地应用于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比如向低收入者提供信贷等。二是自动化对工作的替代。很多工作可能会逐渐消失，我们需要通过培训项目、企业参与、教育系统转变等方式帮助人们实现工作和技能的转型。这也要求政府尽可能迅速有效地扭转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扩大的趋势。
中国经济报告：疫情已经表明，数据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信息。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利用数据信息？
迈克尔·斯宾塞：我认为数据至少在两个层面能够帮助政府决策。第一，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快了解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传统的经济指标通常是滞后的，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制定者可以以极低甚至忽略不计的成本获得大量即时数据，从而绘制出持续更新的经济图景。因此，数据将丰富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箱，在危机时期经济状况迅速发生变化时，这种工具将变得特别有价值。
第二，数据可以促进包容性增长。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量容易获取的基本数据来消除个人和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比如通过参与数字经济，特别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也可以被追踪到各种活动和行为记录，这使得他们能够以合理的条件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也就是说，数据正在缩小导致经济或金融不包容的信息鸿沟。
我参与的阿里巴巴的一项研究中估算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损失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分析其与疫情死亡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死亡率越高的国家往往也会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这意味着，寄希望于放松管控措施来恢复经济可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数据和恰当地监管数据，让人们更加信任数字化工具，将有效降低风险，从而减少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弯道超车。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过去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对于自然资源不丰富的国家来说，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极大成功。与劳动密集型技术不同的是，数字技术由于具有自动化的特殊属性，使得生产成本高度固定，可变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在数字化时代，随着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平均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这意味着，一旦数字技术达到了大规模应用阶段，在劳动密集型、以流程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将不再突出。
当然，这种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显然，发展中国家如果要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得不转变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寻找连接全球经济的有效商业模式。如果你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不扩大市场规模并进行专业化销售，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
迈克尔·斯宾塞教授的研究与数字技术有着不解之缘。数字技术对市场信息及其结构会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近期，在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指出，数字技术以及平台技术作为有效的手段与工具，有助于推动经济实现包容式增长。会后，迈克尔·斯宾塞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远程采访时指出，目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疫苗的推出，全球经济有望实现“V型”复苏，但也存在走向“L型”停滞的风险。数据将丰富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箱，在危机时期经济状况迅速发生变化时，这种工具将变得特别有价值。
全球经济复苏呈分化特征
中国经济报告：2020年全球范围内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世界经济受到重创。您认为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迈克尔·斯宾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冠疫情是一个巨大的、意料之外的负面冲击。虽然有一小群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成功预测了这样一场危机，但在疫情爆发之前他们的声音基本上被忽视了。
疫情正在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世界。
首先，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了全球在健康层面需要相互依赖。这将促使各国领导人更加重视加强机构、系统、供应链、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韧性。
此外，疫情显著加速了数字技术在电子商务、金融、医疗保健、教育等一系列领域的应用。现在，我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经济，这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时间要提早了。这将使现有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的行为更加难以管理。
新冠疫情还加速了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平均而言，亚洲对疫情的反应比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效，经济复苏也更快。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技术领先地位都在疫情期间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果国际机构要成功地建议一种能够有效应对后疫情挑战的新型多边主义，就必须要考虑这一现实。
一个好消息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绿色增长模式的深远益处。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已经在一些重要部门（如发电）实现应用，甚至优于化石燃料。疫情可能会成为绿色转型的重大推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既然控制疫情是经济复苏的前提，为何各个国家在控制疫情扩散方面难以保持步调一致？
迈克尔·斯宾塞：旨在控制疫情扩散的政策措施实质上造成了企业关闭和人员流动限制，导致需求和供给急剧下降。一方面，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时，特别是在那些需要人与人接触的行业，市场主体需求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缺乏安全感，由此产生的风险厌恶情绪也将拖累需求。
降低风险无非有三种方式：一是降低每次接触的感染概率，包括佩戴口罩、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不要在拥挤的室内环境中停留太长时间等；二是在规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下限制接触的次数，这意味着在许多地方大型集会已不被允许，从而使经济复苏的收益成本比相对降低；三是减少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包括使用检测、追踪、隔离等手段。数字化工具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推出的“健康宝”，就是一种控制病毒传播的方式，也是一种加快经济活动重回正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本质是填补信息空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外部性，因为人们如果认为在这种数字工具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接触的人携带病毒和具有传染性的概率较低，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厌恶风险。但在欧美等国家，由于无法解决隐私和对政府不信任的问题，所以对这些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相对较少。
中国经济报告：您如何评价目前各国出台的应对新冠疫情的纾困政策？全球经济要实现全面复苏，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迈克尔·斯宾塞：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普遍增加了政府支出，这对于增加公共卫生服务、支持失去收入的家庭以及可能倒闭的企业至关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财政基础坚实的国家来说这种政策是合理的，但对于那些财政能力有限的低收入经济体，扩大政府支出则存在长期风险。
应对新冠疫情危机，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外，还需要采取分配政策，原因是疫情的经济影响极不均衡。低收入家庭和资本负债表脆弱的小企业由于没有有效的减震器，许多在经济正常运行时创造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零售和住宿等）受到了较大冲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要么基本上被忽视，要么几乎无所作为。出台大规模分配政策，包括税收、技能培训、教育等，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并更有力地解决分配问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改革也将向前迈出重要一步。此外，除了结果的不平等外，在降低机会的不平等方面也似乎越走越远，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性转型。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泥潭。这是否意味着一些经济刺激政策是无效的？我们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迈克尔·斯宾塞：在我看来，对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让大部分损失最终以主权债务扩张的形式体现在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上，从而实现跨部门、跨人群的成本/损失社会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發后，一些刺激政策的本质是让大企业、金融部门和股东吸收了部分冲击。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的部分部门共同制造的），现在不是理清围绕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长期紧张关系的合适时机。如果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信贷的收缩将阻碍经济复苏的速度。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冲击也会导致消费疲软，从而阻碍就业增长。 正如我刚才所强调的，疫情会不平等地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甚至可能会对低收入群体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所以政策的底线是避免在危机结束时出现更为严重的社会分化。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何去何从
中国经济报告：在您看来，未来多长时间内可以管理好疫情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无法给出答案。我们看到，各国的初始条件不同，病毒的流行程度不同，政府的資源和能力也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结果。
比较乐观的情形是，能够尽快扩大疫苗覆盖范围，那么全球经济可能会实现相当迅速的复苏。悲观的情形就是全球经济“L型”增长。比如封锁时间过长、未能实施有效的纾困政策、疫苗生产和分配出现问题、病毒变异或另一种病毒出现等等，目前来看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小。
中国经济报告：在去年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数字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在线会议软件、在线教育、在线购物用户量激增。您如何看待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已经处于数字化转型中，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速度上，由于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学习算法的驱动，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了，特别是在线医疗和在线教育领域，不仅是因为疫情倒逼企业转型，更多是因为疫情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应用机会。当然，我们也需要应对一系列挑战。一是数据权限和安全性问题。大数据库是由平台所有者和平台用户共同创建的，这些数据涉及个人，可能会被滥用。如果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数据就可以被负责任地应用于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比如向低收入者提供信贷等。二是自动化对工作的替代。很多工作可能会逐渐消失，我们需要通过培训项目、企业参与、教育系统转变等方式帮助人们实现工作和技能的转型。这也要求政府尽可能迅速有效地扭转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扩大的趋势。
中国经济报告：疫情已经表明，数据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信息。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利用数据信息？
迈克尔·斯宾塞：我认为数据至少在两个层面能够帮助政府决策。第一，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快了解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传统的经济指标通常是滞后的，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制定者可以以极低甚至忽略不计的成本获得大量即时数据，从而绘制出持续更新的经济图景。因此，数据将丰富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箱，在危机时期经济状况迅速发生变化时，这种工具将变得特别有价值。
第二，数据可以促进包容性增长。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量容易获取的基本数据来消除个人和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比如通过参与数字经济，特别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也可以被追踪到各种活动和行为记录，这使得他们能够以合理的条件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信贷。也就是说，数据正在缩小导致经济或金融不包容的信息鸿沟。
我参与的阿里巴巴的一项研究中估算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损失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分析其与疫情死亡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死亡率越高的国家往往也会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这意味着，寄希望于放松管控措施来恢复经济可能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数据和恰当地监管数据，让人们更加信任数字化工具，将有效降低风险，从而减少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弯道超车。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过去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对于自然资源不丰富的国家来说，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们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极大成功。与劳动密集型技术不同的是，数字技术由于具有自动化的特殊属性，使得生产成本高度固定，可变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在数字化时代，随着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平均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这意味着，一旦数字技术达到了大规模应用阶段，在劳动密集型、以流程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将不再突出。
当然，这种转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显然，发展中国家如果要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得不转变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在不同领域寻找连接全球经济的有效商业模式。如果你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不扩大市场规模并进行专业化销售，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