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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大势所趋，更应是长远发展的自觉。其实，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但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却十分必要。
当前，世界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关于未来走势的判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
美国多个经济指标低于预期，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多个行业出现刹车迹象，高失业率，房地产止赎数量居高不下，债务高企的警报并未解除。尤其是5月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再次攀升至9％以上，使得各方面不断减弱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在刚刚结束的美联储议息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拖累美国经济的因素可能长期存在，美联储不得已下调了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在欧洲，经济前景亦不乐观。持续难以改善的失业问题，缓慢的预算赤字削减进程，经济增长前景低迷，显示出欧元区经济的疲弱。欧洲经济何时能走出这种低迷状态，目前也少有明显的信号。
去年还在为高增长欢喜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却被高通胀搅得头痛不已。巴西今年前5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并有望在今年上升到7％以上，大超政府预计的4.5％。印度的总体通胀(WPI)同比增速飙升到9.1％；而俄罗斯的5月份CPI同比上涨9.6％，今年累计上涨4.8％，俄央行则预计今年全年通胀水平将保持在7％左右。与此同时，增长之忧隐现，巴西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8％，与4月份的50.7％基本持平，经济活跃势头在四五月份已较第一季度有显著下降；印度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从上一季度的8.2％下降到7.8％，低于预期；澳大利亚经济也较上季度收缩了12％；而菲律宾经济增速为4.9％，同样低于预期。
中国亦是如此。5月份CPI同比涨幅达5.5％，创下34个月以来新高，而从去年5月份以来，中国的CPI同比涨幅始终维持在3％以上。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的峰值后，逐渐开始平稳回落。2010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0.3％，三季度9.6％，四季度9.8％，而2011年一季度为9.7％．。而此前5月份，中国的PMI环比回落0.9％至52％，释放中国经济放缓的信号。
国际上，这样的现实图景是否就说明了欧美两大经济体真的将“二次探底”?答案恐怕不是如此，至少如此判断为时尚早。其实，许多经济指标表明，尽管总体上美国经济近期表现纠结，但并没有改变美国经济复苏的趋势。而欧债危机也有望在三季度进入相对的平缓期，德法首脑会晤，也已为希腊新一轮救援计划扫清了障碍。
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存在一些不乐观的指标。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攀升至34个月的新高，而受外需减弱、“电荒”、去库存、宏观紧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5月份无论是工业增长还是消费增速，都低于预期，经济呈现回落态势。尤其是一些先行指标，似乎更不乐观。宏观调控政策及短期库存调整，正在造成需求降温。此前媒体亦不断报道，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程度，已经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甚至出现“倒闭潮”，这难免唤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其实，对于“硬着陆”的担心，既是缘于对现实的推断，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思考。2008年上半年，我们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形，当时美国次债危机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但我们仍然沉醉于国内紧缩政策，结果下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可见，中国的紧缩政策缺乏预见性。在去年通胀压力稳步上升之时，宏观政策部门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宏观手段，今年CPI一超过5％，却又手忙脚乱。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如果一直紧缩CPI回落到3％左右，那么实际经济可能已经冷却过度。
目前，全球政策开始紧缩和经济效益放慢，将从两个渠道对中国的通胀局面发生影响，一是国际经济需求放慢，二是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尽管通胀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已呈可控状态，预计6月份通胀将出现可能达到6-6.2％左右的峰值高点，三季度始，通胀有可能回落。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但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却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经济到了放缓调整的关节点上。
经济的发展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经济高增长的势头不可能始终得到保持。这一点，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成为例外，任何体制都不能成为例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经济只增长而不调头向下的先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40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历史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等三位经济学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6740美元后，经济增长就将放缓。
法国及其欧洲邻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遵循了这一法则。以法国为例，1973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法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6904美元。在此前的7年间，法国GDP的增长率达到了46％。此后7年间，增长率下跌到了22％，跌幅达到了24个百分点。美国的这一转折出现在1968年，跌幅为2.5个百分点。除了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这一门槛之外，三位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当一个国家的GDP与最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美国)比值超过57％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将在“技术边界”徘徊。事实上，每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几平是相同的：在重建期内，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带来了繁荣与发展，但这样的时期不可能持续存在。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国家依靠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然而，一旦这些方法用尽，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途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虽然离这两条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中国的GDP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19.7％(2007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10％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人均GDP将在2014年达到16740美元的界限。巴里．艾肯格林预言：“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将很快出现明显的放慢”。
这一段话可以有如下三条结论：一是任何体制的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都会放缓增速，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尚未进入调头回落的阶段，三是只有新的发展途径才能带来新的增长。
中国今天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困境，机理上是相似的。多年持续的货币超量，累积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泡沫，经济成本都上去了以后，创新型和价值型因素没有形成，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只有成本下来了，竞争力才能恢复。
3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向外国资本和贸易打开大门时，还是一个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经济。如今，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尚未充分利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未来10年，试图仍然维持过去的快速增长将是危险的。在很多领域，中国已是在向未来借资源来补贴今天的生产，比如，环境将需要花费甚至超过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资金来进行保护。不保护，就是为了GDP而牺牲人民的健康。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面临蓝领工人短缺，大学毕业生过剩的问题，而推动增长，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只会增加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只有脱离建设，转向服务的经济再平衡，才能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未来增长将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取决于资本深化。
中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为4％至5％，维持这一速度将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80年代初，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现在调整是合适的，放缓增长速度是必要的。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与往年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十二五”规划提出GDP增速预期目标为7％，往下调了；二是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目标，改善民生的目标明确具体了。
放缓速度，不等于不发展；放缓速度，是为了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放缓速度，是为了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经济放缓，仍然可以使中国在2020年到2022年间，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体系设置合理，到了2020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降低至5％，而如果质量较高，5％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率。如果其问不发生经济“硬着陆”和货币贬值，其时中国的名义GDP仍将是现在的3倍，达到18万亿美元，基本相当于美国的GDP总量。由此可见， “可持续”比速度更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大势所趋，更应是长远发展的自觉。
当前，世界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关于未来走势的判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
美国多个经济指标低于预期，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多个行业出现刹车迹象，高失业率，房地产止赎数量居高不下，债务高企的警报并未解除。尤其是5月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再次攀升至9％以上，使得各方面不断减弱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在刚刚结束的美联储议息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拖累美国经济的因素可能长期存在，美联储不得已下调了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在欧洲，经济前景亦不乐观。持续难以改善的失业问题，缓慢的预算赤字削减进程，经济增长前景低迷，显示出欧元区经济的疲弱。欧洲经济何时能走出这种低迷状态，目前也少有明显的信号。
去年还在为高增长欢喜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却被高通胀搅得头痛不已。巴西今年前5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并有望在今年上升到7％以上，大超政府预计的4.5％。印度的总体通胀(WPI)同比增速飙升到9.1％；而俄罗斯的5月份CPI同比上涨9.6％，今年累计上涨4.8％，俄央行则预计今年全年通胀水平将保持在7％左右。与此同时，增长之忧隐现，巴西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8％，与4月份的50.7％基本持平，经济活跃势头在四五月份已较第一季度有显著下降；印度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从上一季度的8.2％下降到7.8％，低于预期；澳大利亚经济也较上季度收缩了12％；而菲律宾经济增速为4.9％，同样低于预期。
中国亦是如此。5月份CPI同比涨幅达5.5％，创下34个月以来新高，而从去年5月份以来，中国的CPI同比涨幅始终维持在3％以上。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的峰值后，逐渐开始平稳回落。2010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0.3％，三季度9.6％，四季度9.8％，而2011年一季度为9.7％．。而此前5月份，中国的PMI环比回落0.9％至52％，释放中国经济放缓的信号。
国际上，这样的现实图景是否就说明了欧美两大经济体真的将“二次探底”?答案恐怕不是如此，至少如此判断为时尚早。其实，许多经济指标表明，尽管总体上美国经济近期表现纠结，但并没有改变美国经济复苏的趋势。而欧债危机也有望在三季度进入相对的平缓期，德法首脑会晤，也已为希腊新一轮救援计划扫清了障碍。
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存在一些不乐观的指标。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攀升至34个月的新高，而受外需减弱、“电荒”、去库存、宏观紧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5月份无论是工业增长还是消费增速，都低于预期，经济呈现回落态势。尤其是一些先行指标，似乎更不乐观。宏观调控政策及短期库存调整，正在造成需求降温。此前媒体亦不断报道，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程度，已经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甚至出现“倒闭潮”，这难免唤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其实，对于“硬着陆”的担心，既是缘于对现实的推断，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思考。2008年上半年，我们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形，当时美国次债危机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但我们仍然沉醉于国内紧缩政策，结果下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可见，中国的紧缩政策缺乏预见性。在去年通胀压力稳步上升之时，宏观政策部门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宏观手段，今年CPI一超过5％，却又手忙脚乱。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如果一直紧缩CPI回落到3％左右，那么实际经济可能已经冷却过度。
目前，全球政策开始紧缩和经济效益放慢，将从两个渠道对中国的通胀局面发生影响，一是国际经济需求放慢，二是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尽管通胀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已呈可控状态，预计6月份通胀将出现可能达到6-6.2％左右的峰值高点，三季度始，通胀有可能回落。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但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却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经济到了放缓调整的关节点上。
经济的发展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经济高增长的势头不可能始终得到保持。这一点，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成为例外，任何体制都不能成为例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经济只增长而不调头向下的先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40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历史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等三位经济学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6740美元后，经济增长就将放缓。
法国及其欧洲邻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遵循了这一法则。以法国为例，1973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法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6904美元。在此前的7年间，法国GDP的增长率达到了46％。此后7年间，增长率下跌到了22％，跌幅达到了24个百分点。美国的这一转折出现在1968年，跌幅为2.5个百分点。除了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这一门槛之外，三位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当一个国家的GDP与最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美国)比值超过57％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将在“技术边界”徘徊。事实上，每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几平是相同的：在重建期内，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带来了繁荣与发展，但这样的时期不可能持续存在。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国家依靠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然而，一旦这些方法用尽，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途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虽然离这两条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中国的GDP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19.7％(2007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10％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人均GDP将在2014年达到16740美元的界限。巴里．艾肯格林预言：“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将很快出现明显的放慢”。
这一段话可以有如下三条结论：一是任何体制的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都会放缓增速，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尚未进入调头回落的阶段，三是只有新的发展途径才能带来新的增长。
中国今天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困境，机理上是相似的。多年持续的货币超量，累积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泡沫，经济成本都上去了以后，创新型和价值型因素没有形成，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只有成本下来了，竞争力才能恢复。
3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向外国资本和贸易打开大门时，还是一个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经济。如今，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尚未充分利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未来10年，试图仍然维持过去的快速增长将是危险的。在很多领域，中国已是在向未来借资源来补贴今天的生产，比如，环境将需要花费甚至超过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资金来进行保护。不保护，就是为了GDP而牺牲人民的健康。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面临蓝领工人短缺，大学毕业生过剩的问题，而推动增长，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只会增加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只有脱离建设，转向服务的经济再平衡，才能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未来增长将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取决于资本深化。
中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为4％至5％，维持这一速度将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80年代初，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现在调整是合适的，放缓增长速度是必要的。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与往年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十二五”规划提出GDP增速预期目标为7％，往下调了；二是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目标，改善民生的目标明确具体了。
放缓速度，不等于不发展；放缓速度，是为了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放缓速度，是为了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经济放缓，仍然可以使中国在2020年到2022年间，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体系设置合理，到了2020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降低至5％，而如果质量较高，5％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率。如果其问不发生经济“硬着陆”和货币贬值，其时中国的名义GDP仍将是现在的3倍，达到18万亿美元，基本相当于美国的GDP总量。由此可见， “可持续”比速度更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大势所趋，更应是长远发展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