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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外国专家局举办的“中青年干部赴美培训班”（以下简称“中青班”）已经举办了4年，先后有200多名同志参加了到美国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培训。从学成后归来的学员的反映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达到了当初设立这个项目的目的。
培训的初衷
2003年年底中央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我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专门就人才工作召开会议这是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大会分析了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从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的高度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要培养和造就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并经过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队伍；培养和造就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是干部培训的一条原则，在国内培训的基础上选派少数骨干出国培训，既是干部培养的要求，也是现在面临的环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竞争越来越加剧，对我们干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与持续快速发展，参加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并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需要一批既熟悉国内情况，又了解国外动态，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律和国际贸易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领导人才。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之外，当前世界各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更加复杂多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国际，知己知彼。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状况并不乐观，急需培养。
我党历来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文革”以后，很快恢复了派遣留学生工作。1985年又启动了在职人员赴国外培训工作。自1985年开始到现在，出国培训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为主阶段（1985- ）。“十年动乱”将中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之后，各行各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状态，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尤其落后，因此把提高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也有“左”的思想的束缚以及对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原因。二是开始选派企业管理人员出国培训阶段（1989- ）。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技术人员的出国培训，给企业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促进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管理也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管理的革新与提高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时甚至比技术更丰硕。这个变化同样也有思想解放的原因，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也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三是选派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阶段（1993-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掀起又一次思想解放；1993年11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搞市场经济，领导干部最重要，必须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才能谈得上领导市场经济。这个阶段最突出的标志是,自1993年起，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联合举办地厅级领导干部经济管理专题研讨班。截至2007年底，至今已经举办了100多期，先后有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中央各部委的地厅级领导同志参加了培训，效果非常好。中央领导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九五期间领导干部境外培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并进行了有益探索。十五期间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各省区市都开始各自举办了一些党政干部出国培训班，既有短期的，也有中长期的，反映很好。由于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门人数相对较少，各部门独立举办相对困难，但是他们又有这种需求。在分析了这种情况之后，国家外专局党组决定由国家外专局牵头来组织。因此，最初这个项目被称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国外培训班”，后来逐步增加了少量地方的同志参加。
培训方案的确定
项目确定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培训内容。选派的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政治、经济、法律、环保等等，都有需求，对培训的内容很难统一。但是，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政府管理的知识应该是必备的。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了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作为培训班的内容，不同的班次可以有所侧重。
其次是项目的期限。当时最为普遍的三周的短期培训，解决的是观念问题，而我们派出的目的是深入学习了解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三周时间显然不够；但时间太长又涉及学员工作能否离得开、出得去。最后决定时间定为一学期。
第三面临的是如何选择学员问题。最初曾经有人建议，参训学员限定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但是在进行了调研之后发现，由于时间为一学期，根据有关规定，学员必须通过外语考试，如果限定在司局级干部，范围太小，能够通过外语考试的人员很少。最后把项目人员定位在司、（正）处级干部。
第四是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来承接培训。当时国家外专局党组的意见很明确，要选择最好的大学。我与有关同志先后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会谈。从质量、价格、环境等多方面考虑，我们选择了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后来，我与有关同志一起，分别到这些学校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比较分析，我们首先选定了杜克大学，后来向芝加哥大学派了一期，2006年起开始向斯坦福大学派。杜克大学成立于1836年，在美国不算是老牌学校，但是发展很快，近几年排名一直在五六位之间，与斯坦福大学齐名，被誉为南方的哈佛。学校地处科技发达的北卡三角洲的德海姆市，在森林包围之中，虽然交通不是很便利，但却是学习的好地方。并且，几所大学各有特点，如斯坦福大学偏重从工程学的角度研究公共管理，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偏重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公共管理。
内容丰富的培训
我们认为，中央国家机关推荐的司、处级干部都是优秀的。但是到国外培训4个月，基本条件是英语要好，否则无法交流沟通。因此我们在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外语考试。通过考试，我们发现多数学员的外语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外授课的要求，因此决定再次进行外语强化培训。在山东科技大学的2个月封闭式培训，由美国专家讲课，学员日常也必须用英语交流，效果不错。根据前几期的经验，我们后来增加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周的公共管理课，把一些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识、概念放在国内讲，效果也非常好。
国外几所大学对这个项目也非常重视，配备了较强的师资。芝加哥大学Robert W. Fogel 等4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都与培训班的学员见面并做专题讲座。斯坦福大学每次都请出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前国防部长佩里做专题讲座并与学员座谈，回答问题。给我们学员上课的许多老师是在某领域的知名专家。如杜克大学讲授全球安全课程的Bruce Jentlson，曾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外交顾问，斯坦福讲授美国财政的 John Taylor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是诱人的，但也是艰辛的。杜克大学在4个半月里安排了35门课程，学员每天要阅读大量的外文资料，每周要交一篇论文。有的同志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由于我们学员的出色表现，使得我们这个项目成为了知名品牌。在杜克大学，提起SAFEA项目，教授们都知道那是一批来自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许多教授都争取参加这个项目。因为他们在教书的同时，也可以从这些学员中学到新的知识。
除了课堂学习之外，外方还安排了丰富的课外生活。如为孤寡老人送饭，帮助贫困居民修理房屋等公益活动；参加学校的乒乓球、足球比赛等健身活动；做当地居民“家庭成员”，提高英语水平，深入了解美国等等。培训期间，发生了许多好人好事，体现了我们学员的高尚情操。如新华社的周宗敏同志英语好、会速记，每天把课堂上讲的内容记录整理，通过网络发给每一位学员，一些英语水平一时跟不上的同学可以通过温习加深对当天课程的理解。2006年杜克班的一位同学刚到纽约就患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几位同学主动留下来照顾他，耽误了几天课程。一些计算机运用比较熟练的学员开设班级网站，开展互帮互学活动。
我们对参加培训的同志的要求是，在培训结束时每人都要完成一篇论文。多数学员写出了有一定水平的论文，一些学员的论文具有较高水平。2007年斯坦福班根据事先的布置分为四个专题组，就当前我国医疗保障、能源、环境保护、创新等课题，结合学习进行研究，学习结束后写出的论文中对中美在同领域的情况进行比较，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多条建议。
培训的收获
我参加了每一期培训班的回国汇报。从汇报来看，他们的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丰富了公共政策理论知识，对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决策与程序、政策评估与调整，以及发展趋势和特点等，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二是初步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分析工具和手段。每一期培训班回国汇报时，几乎都谈到了美国的公共政策的建立是以经济学为基础、以统计和调查为手段，美国各级政府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对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在公共管理中注重运用经济分析和统计数据。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除了分析利弊之外，还要分析投入产出比，他们对公共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印象十分深刻。因此有的学员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三是加深了对美国政府如何实施公共管理的了解。除了课堂学习，培训班还参观了不同层级的美国政府及机构并与他们座谈，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实际运行机制有了较深的了解。有的学员总结道：政府应该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保障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保证经济活动的坚实基础和公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四是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通过培训，在系统学习公共管理知识的同时，学员也加深了对部门管理职责的理解，在公共管理中，首先要贯彻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在此取向下，就会更准确把握部门职责，有助于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古代哲学家管子说：“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而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也必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其优势，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我们国家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选派一定数量的同志到国外著名大学培训的工作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培训的初衷
2003年年底中央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我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专门就人才工作召开会议这是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大会分析了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从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的高度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要培养和造就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并经过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队伍；培养和造就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是干部培训的一条原则，在国内培训的基础上选派少数骨干出国培训，既是干部培养的要求，也是现在面临的环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竞争越来越加剧，对我们干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了保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与持续快速发展，参加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并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需要一批既熟悉国内情况，又了解国外动态，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律和国际贸易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领导人才。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之外，当前世界各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更加复杂多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国际，知己知彼。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状况并不乐观，急需培养。
我党历来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文革”以后，很快恢复了派遣留学生工作。1985年又启动了在职人员赴国外培训工作。自1985年开始到现在，出国培训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为主阶段（1985- ）。“十年动乱”将中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之后，各行各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状态，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尤其落后，因此把提高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也有“左”的思想的束缚以及对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原因。二是开始选派企业管理人员出国培训阶段（1989- ）。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技术人员的出国培训，给企业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促进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管理也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管理的革新与提高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时甚至比技术更丰硕。这个变化同样也有思想解放的原因，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也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三是选派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阶段（1993-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掀起又一次思想解放；1993年11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搞市场经济，领导干部最重要，必须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才能谈得上领导市场经济。这个阶段最突出的标志是,自1993年起，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联合举办地厅级领导干部经济管理专题研讨班。截至2007年底，至今已经举办了100多期，先后有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中央各部委的地厅级领导同志参加了培训，效果非常好。中央领导同志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九五期间领导干部境外培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并进行了有益探索。十五期间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各省区市都开始各自举办了一些党政干部出国培训班，既有短期的，也有中长期的，反映很好。由于中央国家机关各个部门人数相对较少，各部门独立举办相对困难，但是他们又有这种需求。在分析了这种情况之后，国家外专局党组决定由国家外专局牵头来组织。因此，最初这个项目被称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国外培训班”，后来逐步增加了少量地方的同志参加。
培训方案的确定
项目确定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培训内容。选派的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政治、经济、法律、环保等等，都有需求，对培训的内容很难统一。但是，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政府管理的知识应该是必备的。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了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作为培训班的内容，不同的班次可以有所侧重。
其次是项目的期限。当时最为普遍的三周的短期培训，解决的是观念问题，而我们派出的目的是深入学习了解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三周时间显然不够；但时间太长又涉及学员工作能否离得开、出得去。最后决定时间定为一学期。
第三面临的是如何选择学员问题。最初曾经有人建议，参训学员限定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但是在进行了调研之后发现，由于时间为一学期，根据有关规定，学员必须通过外语考试，如果限定在司局级干部，范围太小，能够通过外语考试的人员很少。最后把项目人员定位在司、（正）处级干部。
第四是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来承接培训。当时国家外专局党组的意见很明确，要选择最好的大学。我与有关同志先后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会谈。从质量、价格、环境等多方面考虑，我们选择了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后来，我与有关同志一起，分别到这些学校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比较分析，我们首先选定了杜克大学，后来向芝加哥大学派了一期，2006年起开始向斯坦福大学派。杜克大学成立于1836年，在美国不算是老牌学校，但是发展很快，近几年排名一直在五六位之间，与斯坦福大学齐名，被誉为南方的哈佛。学校地处科技发达的北卡三角洲的德海姆市，在森林包围之中，虽然交通不是很便利，但却是学习的好地方。并且，几所大学各有特点，如斯坦福大学偏重从工程学的角度研究公共管理，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偏重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公共管理。
内容丰富的培训
我们认为，中央国家机关推荐的司、处级干部都是优秀的。但是到国外培训4个月，基本条件是英语要好，否则无法交流沟通。因此我们在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外语考试。通过考试，我们发现多数学员的外语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外授课的要求，因此决定再次进行外语强化培训。在山东科技大学的2个月封闭式培训，由美国专家讲课，学员日常也必须用英语交流，效果不错。根据前几期的经验，我们后来增加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周的公共管理课，把一些公共管理的基本知识、概念放在国内讲，效果也非常好。
国外几所大学对这个项目也非常重视，配备了较强的师资。芝加哥大学Robert W. Fogel 等4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都与培训班的学员见面并做专题讲座。斯坦福大学每次都请出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前国防部长佩里做专题讲座并与学员座谈，回答问题。给我们学员上课的许多老师是在某领域的知名专家。如杜克大学讲授全球安全课程的Bruce Jentlson，曾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外交顾问，斯坦福讲授美国财政的 John Taylor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是诱人的，但也是艰辛的。杜克大学在4个半月里安排了35门课程，学员每天要阅读大量的外文资料，每周要交一篇论文。有的同志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由于我们学员的出色表现，使得我们这个项目成为了知名品牌。在杜克大学，提起SAFEA项目，教授们都知道那是一批来自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许多教授都争取参加这个项目。因为他们在教书的同时，也可以从这些学员中学到新的知识。
除了课堂学习之外，外方还安排了丰富的课外生活。如为孤寡老人送饭，帮助贫困居民修理房屋等公益活动；参加学校的乒乓球、足球比赛等健身活动；做当地居民“家庭成员”，提高英语水平，深入了解美国等等。培训期间，发生了许多好人好事，体现了我们学员的高尚情操。如新华社的周宗敏同志英语好、会速记，每天把课堂上讲的内容记录整理，通过网络发给每一位学员，一些英语水平一时跟不上的同学可以通过温习加深对当天课程的理解。2006年杜克班的一位同学刚到纽约就患阑尾炎住进了医院，几位同学主动留下来照顾他，耽误了几天课程。一些计算机运用比较熟练的学员开设班级网站，开展互帮互学活动。
我们对参加培训的同志的要求是，在培训结束时每人都要完成一篇论文。多数学员写出了有一定水平的论文，一些学员的论文具有较高水平。2007年斯坦福班根据事先的布置分为四个专题组，就当前我国医疗保障、能源、环境保护、创新等课题，结合学习进行研究，学习结束后写出的论文中对中美在同领域的情况进行比较，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多条建议。
培训的收获
我参加了每一期培训班的回国汇报。从汇报来看，他们的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丰富了公共政策理论知识，对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决策与程序、政策评估与调整，以及发展趋势和特点等，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二是初步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分析工具和手段。每一期培训班回国汇报时，几乎都谈到了美国的公共政策的建立是以经济学为基础、以统计和调查为手段，美国各级政府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对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在公共管理中注重运用经济分析和统计数据。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除了分析利弊之外，还要分析投入产出比，他们对公共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印象十分深刻。因此有的学员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三是加深了对美国政府如何实施公共管理的了解。除了课堂学习，培训班还参观了不同层级的美国政府及机构并与他们座谈，因此对美国政府的实际运行机制有了较深的了解。有的学员总结道：政府应该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保障的推动者和维护者，保证经济活动的坚实基础和公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四是坚定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通过培训，在系统学习公共管理知识的同时，学员也加深了对部门管理职责的理解，在公共管理中，首先要贯彻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在此取向下，就会更准确把握部门职责，有助于部门之间的合作，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古代哲学家管子说：“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而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也必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其优势，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我们国家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选派一定数量的同志到国外著名大学培训的工作将会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