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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埃及上诉法院驳回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巴拉克及其子就贪腐案的上诉，维持3年有期徒刑并处以1.25亿埃镑（约合1600万美元）罚款的判决。这是被告就该案的第2次上诉。去年5月，法院曾判定3人挪用1.25亿埃镑的总统府修缮费用于装修私宅。
此次决定属终审判决，诉讼“拉锯战”一槌定音，埃及民众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正义”。然而，推翻腐败政府，就一定能重建清廉统治？
看一眼“革命”后的埃及，很容易得出否定的答案。穆巴拉克被“革命”推翻后，权贵未曾收敛，腐败仍旧泛滥成灾。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指出，腐败是埃及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埃及最高监督机构中央审计局称，这里平均每1.5分钟便会新发生一起腐败案。
中饱私囊的私有化改革
穆巴拉克当政时掀起的私有化改革，为穆巴拉克家族和权贵阶层腐败提供了“绝佳机会”。名为“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的智库作为权贵敛财的平台，将一批商界头面人物聚拢到小圈子里，圈子的中心，正是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
作为私有化改革最有力的拥护者，贾迈勒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投资公司，靠买卖国债日进斗金，数年内资产就超过1亿美元。
私有化改革让执政党和政府高层获得了巨大利益，那些围绕在穆巴拉克两个儿子身边的商人也赚得盆满钵满。曾经的乐队鼓手伊兹，自从结交贾迈勒后便飞黄腾达，从父亲的小铁匠铺起家，连续兼并多家国有钢铁企业，成为埃及的“钢铁大王”。
后来曾出任住房部长的马格拉比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和侄子政商勾结，获取廉价土地和税收优惠，打造出埃及有名的棕榈山房地产开发公司。
私有化改革令国有资产大幅缩水。自1991年起，埃及被贱卖的资产总值仅为96亿美元，而它们的实际价值约达1040亿美元。
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后，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前内政部长阿德利、财政部长加利、旅游部长贾拉纳、新闻部长菲基都被投入牢笼。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尤其触目惊心，法院指控他们挪用国家资金，要求退还国库约290万美元并缴纳1730万美元罚金。穆巴拉克妻子苏珊为求获释，将名下大约400万美元的争议资产上交国库。
去年7月，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的总理纳齐夫因滥用职权非法牟利820万美元，被判处5年监禁，罚款 680万美元。
不降反增的腐败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埃及“革命”的不良影响之一，便是使得腐败现象不降反增。尽管在“革命”前，“革命者们”想出了6000多条吸取前政权经验的防腐措施，然而如今腐败案件上升的事实，却反映出“革命”后埃及新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4年以来，物资供应部长沙迪、农业部长希拉勒、高等教育部长哈利克都先后卷入腐败漩涡。
19岁的玛丽亚姆·马拉克是个高分学霸，去年却不可思议地拿到0分。她认为这很可能是被某位高官的“学渣”儿女掉包考试答卷所致，因为自己明明每页上都写得密密麻麻，如今却只见稀稀拉拉几行字。她向市教育局递交投诉被驳回，转而寻求检察机关帮助。然而，对方派来的笔迹鉴定小组却认定答卷笔迹与马拉克相符。
万般无奈之下，马拉克不得不寻求媒体支援。她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我知道自己在与腐败作斗争。考试成绩被人动了手脚，令我意识到腐败确实存在。”社交媒体上更是掀起了一股“我相信玛丽亚姆·马拉克”的反腐风潮。
腐败不仅在教育领域“确实存在”，也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其他领域。
小费便是埃及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处处都少不了它。去交通局办驾照，按部就班排上数小时也到不了窗口。然而只要拿出5至10埃镑小费，不到半小时，驾照就会递到你手中。违章停车被大锁铐住了车轮，只要一张望，就会看到一个警察在不远处微笑，拿出几埃镑，车锁便“迎刃而解”。到政府部门办事，要交的小费更多，从30、50埃镑到数百埃镑不等，具体数目就根据事情的大小而定。
埃及的腐败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甚至连一些“反腐”人士也不能例外。以起诉腐败企业而闻名的地方反腐团体主管法哈拉尼，被控收受一名商人37万美元贿赂，以撤销对该商人在南部明亚省非法买地的起诉。
塞西的努力与无奈
腐败不仅使政坛动荡不安，还会对经济形势造成严重损害。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腐败致使国家每年损失大约250亿美元。另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腐败程度增加导致埃及的非正规经济占到全部经济的大约70%。
专家担心，腐败蔓延可能会吓走投资者。“投资者不会来一个到处是腐败分子等着分享利益的国家。”经济学家穆赫塔尔·谢里夫说，“事实上，腐败会毁掉投资，把一个国家吸引投资的竞争优势降为零。”
数字印证了专家的担心。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管理指数”显示，埃及各方面管理表现均出现下滑。在控制腐败方面，百分比排名从2009年的41%下降到32%；在法治方面，从54%下滑到34%；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方面的数据也同样下滑明显。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在“免于腐败”方面，100分的评分标准中，埃及仅得32分，表现为历年来最差。
现任总统塞西对此心知肚明，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都亟需他为埃及人民服下反腐的定心丸。
去年9月，他下令丑闻缠身的马赫莱卜内阁集体辞职，并在东部省份苏伊士告诉大学生，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人多拿一分不应得的钱。
艾因沙姆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尤姆恩·哈马齐认为，埃及腐败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缺乏问责和足够的监督……有太多的监督机构，但这些机构在执法或对腐败分子问责方面鲜有作为”。
观察人士表示，尽管塞西誓言反腐，然而如果缺乏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反腐败最终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埃及前副总理齐亚德·巴哈丁认为，不能仅把腐败问题个人化，如果对于“鼓励”腐败滋生的政策、法律和体系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腐败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
此次决定属终审判决，诉讼“拉锯战”一槌定音，埃及民众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正义”。然而，推翻腐败政府，就一定能重建清廉统治？
看一眼“革命”后的埃及，很容易得出否定的答案。穆巴拉克被“革命”推翻后，权贵未曾收敛，腐败仍旧泛滥成灾。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指出，腐败是埃及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埃及最高监督机构中央审计局称，这里平均每1.5分钟便会新发生一起腐败案。
中饱私囊的私有化改革
穆巴拉克当政时掀起的私有化改革，为穆巴拉克家族和权贵阶层腐败提供了“绝佳机会”。名为“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的智库作为权贵敛财的平台，将一批商界头面人物聚拢到小圈子里，圈子的中心，正是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
作为私有化改革最有力的拥护者，贾迈勒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投资公司，靠买卖国债日进斗金，数年内资产就超过1亿美元。
私有化改革让执政党和政府高层获得了巨大利益，那些围绕在穆巴拉克两个儿子身边的商人也赚得盆满钵满。曾经的乐队鼓手伊兹，自从结交贾迈勒后便飞黄腾达，从父亲的小铁匠铺起家，连续兼并多家国有钢铁企业，成为埃及的“钢铁大王”。
后来曾出任住房部长的马格拉比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和侄子政商勾结，获取廉价土地和税收优惠，打造出埃及有名的棕榈山房地产开发公司。
私有化改革令国有资产大幅缩水。自1991年起，埃及被贱卖的资产总值仅为96亿美元，而它们的实际价值约达1040亿美元。
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后，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前内政部长阿德利、财政部长加利、旅游部长贾拉纳、新闻部长菲基都被投入牢笼。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尤其触目惊心，法院指控他们挪用国家资金，要求退还国库约290万美元并缴纳1730万美元罚金。穆巴拉克妻子苏珊为求获释，将名下大约400万美元的争议资产上交国库。
去年7月，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的总理纳齐夫因滥用职权非法牟利820万美元，被判处5年监禁，罚款 680万美元。
不降反增的腐败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埃及“革命”的不良影响之一，便是使得腐败现象不降反增。尽管在“革命”前，“革命者们”想出了6000多条吸取前政权经验的防腐措施，然而如今腐败案件上升的事实，却反映出“革命”后埃及新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4年以来，物资供应部长沙迪、农业部长希拉勒、高等教育部长哈利克都先后卷入腐败漩涡。
19岁的玛丽亚姆·马拉克是个高分学霸，去年却不可思议地拿到0分。她认为这很可能是被某位高官的“学渣”儿女掉包考试答卷所致，因为自己明明每页上都写得密密麻麻，如今却只见稀稀拉拉几行字。她向市教育局递交投诉被驳回，转而寻求检察机关帮助。然而，对方派来的笔迹鉴定小组却认定答卷笔迹与马拉克相符。
万般无奈之下，马拉克不得不寻求媒体支援。她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我知道自己在与腐败作斗争。考试成绩被人动了手脚，令我意识到腐败确实存在。”社交媒体上更是掀起了一股“我相信玛丽亚姆·马拉克”的反腐风潮。
腐败不仅在教育领域“确实存在”，也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其他领域。
小费便是埃及社会运转的润滑剂，处处都少不了它。去交通局办驾照，按部就班排上数小时也到不了窗口。然而只要拿出5至10埃镑小费，不到半小时，驾照就会递到你手中。违章停车被大锁铐住了车轮，只要一张望，就会看到一个警察在不远处微笑，拿出几埃镑，车锁便“迎刃而解”。到政府部门办事，要交的小费更多，从30、50埃镑到数百埃镑不等，具体数目就根据事情的大小而定。
埃及的腐败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甚至连一些“反腐”人士也不能例外。以起诉腐败企业而闻名的地方反腐团体主管法哈拉尼，被控收受一名商人37万美元贿赂，以撤销对该商人在南部明亚省非法买地的起诉。
塞西的努力与无奈
腐败不仅使政坛动荡不安，还会对经济形势造成严重损害。埃及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腐败致使国家每年损失大约250亿美元。另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腐败程度增加导致埃及的非正规经济占到全部经济的大约70%。
专家担心，腐败蔓延可能会吓走投资者。“投资者不会来一个到处是腐败分子等着分享利益的国家。”经济学家穆赫塔尔·谢里夫说，“事实上，腐败会毁掉投资，把一个国家吸引投资的竞争优势降为零。”
数字印证了专家的担心。世界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管理指数”显示，埃及各方面管理表现均出现下滑。在控制腐败方面，百分比排名从2009年的41%下降到32%；在法治方面，从54%下滑到34%；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方面的数据也同样下滑明显。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在“免于腐败”方面，100分的评分标准中，埃及仅得32分，表现为历年来最差。
现任总统塞西对此心知肚明，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都亟需他为埃及人民服下反腐的定心丸。
去年9月，他下令丑闻缠身的马赫莱卜内阁集体辞职，并在东部省份苏伊士告诉大学生，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人多拿一分不应得的钱。
艾因沙姆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尤姆恩·哈马齐认为，埃及腐败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缺乏问责和足够的监督……有太多的监督机构，但这些机构在执法或对腐败分子问责方面鲜有作为”。
观察人士表示，尽管塞西誓言反腐，然而如果缺乏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反腐败最终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埃及前副总理齐亚德·巴哈丁认为，不能仅把腐败问题个人化，如果对于“鼓励”腐败滋生的政策、法律和体系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腐败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