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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中国铁路备受世界瞩目，中国高铁引领世界潮流。中国铁路从历史深处一步步走到今天，老一代铁路人功不可没。如今他们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他们为新中国铁路建设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运输线，驰骋在大江南北的列车，是我们父辈用勤劳和汗水、智慧与拼搏精神修建起来的。如今铁路线上飞驰着日行万里的高铁动车，是沿着父辈铺设的铁轨一步步驶过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铁路建设奋斗不息的无名英雄，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不为世人所知，就像铁轨下面的一块石碴、一枚道钉，却是列车行驶中不可或缺的基石。本篇小说是献给那些为铁路建设奉献一生默默无闻的老一代铁路工人！
一
子夜时分，黑夜深沉。夜幕像一张巨大的网从四面八方挤压下来，周边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生活区及铁路上寂静无声，所有生命都沉入熟睡之中。父亲独自走出屋子，来到铁路边，注视着前方。
我悄悄跟在父亲后面，站在远处，默默地观察他。目力所及范围非常有限，我不知道父亲在看什么？站在这样的黑暗中，该是心灵正在接受洗礼而不是想看见什么。
父亲在铁路系统工作了40多年。退休后的父亲，常常站在铁路边，看着飞驰的列车远去，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不舍与眷恋。
父亲平时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都窝藏在肚子里。他一生经历了很多事，却很少向我们谈起。他常常独自站在黑暗中，注视着铁轨，火车。我远远跟在他后面，父亲没有觉察。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刚退休，有些不适应，你要多注意他。”通常说，刚退休的老人，都有个适应期。我有点担心父亲一时适应不了闲散的生活。
火车、铁路，是我父亲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从青年时代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一生没有离开过铁路。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就把一切都贡献给了铁路。对家庭、子女，他很少关心过问。我一度对他十分陌生，不知道这个男人与我有何关系，用恐惧的目光注视着他。
父亲宽大的后背，如同一面墙一样，立在黑暗中，久久不动，把自己站成了一尊雕塑。父亲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长期大量扛枕木造成的。父亲用肩膀扛出了自己的人生世界，扛出了他所走过的曲折之路。人的肩膀被重物压得高低不平，这要经过多少重物重压之后才能形成？可见父亲的肩膀承受了多少重物呀！
“他一个人就把整车皮枕木卸下来，然后用肩膀把枕木扛到路基下堆起来。你说他的肩膀能不被压塌？”母亲如是说。
母亲说过很多次，我父亲当养路工区工长时，时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工区许多青年工人应征入伍，到朝鲜前线修铁路，工区人员紧张。这时候火车运送枕木到工区且已过下班时间，又要及时卸车。这时候叫职工卸车，多有抵触情绪，有的还发牢骚。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人上班很累，一个人要干两个的活儿。我父亲就干脆自己去卸车，一个人通宵干下来，是常有的事。这样拼命的结果就是肩膀上鲜血淋淋，然后长了厚厚的茧子，再然后就下沉凹陷了。
我父亲后来当上铁路采石场的领导，即开采铁路上用于铺设铁轨的石碴，这当然也是为铁路服务。石碴之于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人类依赖粮食一样重要。没有石碴铺在枕木下面，就没法铺设铁轨，也就不可能开火车。遇上暴风雨季节，洪水肆虐，造成铁路路基塌方，这时候就要将成千上万吨的石碴运往出事地点。遇上这种情况，父亲就忙得几天不着家，吃住都在工地上，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遥远的前方，是县城火车站，那里亮着灿烂的灯光。再往前一些，是信号灯，已经变换成绿色的灯光，这说明，将有火车要从铁路上驶过。
约十几分钟之后，父亲就会回家。在他回屋之前，我已经悄然潜回来了。家人都睡下了，屋子里很静，没有一点声音。这时，火车开过来了，蒸汽机车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所有一切。我们就躺在这轰鸣声中，慢慢沉入梦乡。
我们住的房子，距离铁路很近，火车经过时，蒸汽机车产生的巨大震动，像地震一样，震得整座房子抖动起来，墙上与屋顶上的灰尘便如面粉一般纷纷扬扬飘落下来。我从小就在这轰鸣声中长大，不但习惯了巨大的轰鸣声，还觉得特别亲切。列车时常会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汽笛声。这声音，对外人可能是恐怖而怪异的。而我们这些长在铁路边的孩子，却觉得是那么的温馨而美妙，仿佛是一曲高亢嘹亮的赞歌。有时候，火车从门前经过，突然一声汽笛鸣叫，会把屋顶上正在逃窜的老鼠吓得掉下来！有一次，我们全家正围坐在桌子前吃晚饭，火车打门前驶过，一声长啸，有只老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正好落在盛汤的碗里。气得我们大喊大叫，好好的一餐饭给老鼠破坏了。不，应该是被火车的鸣叫声给破坏了！
我父亲是民国时期参加铁路工作的，先在粤汉铁路当工人，解放以后，他被调到京广铁路工作。再后来，鹰厦铁路筹建，他又调到“福建前线”，在鹰厦铁路边上的一个叫沙县的地方，停下了匆匆的脚步。父亲在这个小站上，工作一段时间，就被上级委派组建采石场——他任场长，开采石碴，一直工作到退休。
父親走南闯北，一生充满传奇经历。从日本人侵犯国土霸占铁路开始干起，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成为一名养路工区工长，期间有着怎样不平凡的经历？我父亲似乎不愿意也不习惯谈自己的往事。我多半是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父亲的一鳞半爪的故事。
有天晚上，我看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回来，兴奋地与家人议论《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革命者李玉和。我说：“李玉和与爸爸一样，都是铁路工人。我们家里，就珍藏着一盏与李玉和用过的一模一样的信号灯。”我把这盏信号灯找出来，在手上把玩着，学着革命者李玉和的样子，潇洒地高举红灯，与磨刀人接头对暗号时的潇洒动作。
母亲呵呵笑说：“这盏信号灯，你爸爸用过了好几年，因为是他当上铁路工人用的第一盏信号灯，有纪念意义，被你爸爸保存了起来。”
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性格内向，讷于言而敏于行，不喜欢谈自己的事。他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目光中却透着睿智与机警。他当单位一把手，一是一，二是二，从来没有拖泥带水。我听过他在工人大会上讲话，干脆利索，简单明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讲完就散会。他其实不喜欢开大会，更多的时候是到现场解决问题。他也不爱坐在办公室办公，多数时间都往工地跑，有时候还与工人一起干活。用他的话说，出一身汗，浑身舒坦。 有一天，我与几个小伙伴在操场上聊天、吹牛皮。其实，父亲就站在不远处的树下，他能听见我说话，而我却没有发现他。我对伙伴们说：“我爸爸与李玉和一样，在日本人手下干过铁路工人，我父亲也有一盏信号灯。但我父亲没有李玉和的英雄气概，未能投身革命。否则，我也是革命者与英雄的后代了。”
有小伙伴说：“如果你爸爸参加了革命，恐怕早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也就没你什么事了。”
我说：“那有什么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多数伙伴都觉得可惜了，要是我爸爸早点认识李玉和，或者是李玉和的同事，就能投身革命，成为机智勇敢的地下交通员，出生入死，九死一生，那今天也是响当当的英雄人物。我们议论得很有激情，个个都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因为我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涉世未深，乳臭未干，却仿佛个个都能当大英雄。
我父亲听了一阵我们的议论，悄悄离开了。
就是這天晚上，吃完饭，大家坐在屋子里聊天，我父亲给我讲了他曾经经历的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也是他唯一一次对我说他的过去。或许是他白天听到我的话，他觉得有必要透露一点点关于他的过去。
二
大概是1942年，正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年代，父亲是京汉铁路一个车站上的巡道工，每天所做的事，手持信号灯，肩扛大锤，一个帆布工具袋，在铁路上巡道。
有天晚上，天将黎明之际，大雾弥漫，数米之外就看不清人影。我父亲巡道至一段峡谷，两边是大森林，苍苍茫茫，一望无际，路基下的沟渠里有哗啦啦的流水声。父亲一边走着，一边察看铁路的情况。突然，他发现迷雾中的铁轨下的石碴上有血迹，再往路基下看，发现一个中年男子倒在路边，一条腿上都是血。
我父亲马上下了铁路，走到男人身边。
男人穿着铁路制服，破烂不堪，头发凌乱，脸上满是尘土与汗水。显然，他是经过挣扎，一路跌跌撞撞，最后倒在铁路边。他应该是铁路工人中的地下交通员。他的一条腿受了重伤，血还在流，走不了路。他可能是刚才为躲避日本鬼子的追捕，从列车上跳下来的。
近一段时间，日本鬼子搜查得很紧，到处都在抓抗日分子。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铁路上频繁活动，时有看见日本鬼子押着身穿铁路制服的工人，从列车上下来。
这个男人审视着我父亲，没有说话。他的神情沉着而刚毅，估计是在观察我父亲对他的态度，会怎样对他。
片刻，我父亲问：“你能站起来吗？”
男人摇头。
我父亲马上就做出弯腰的姿势，要背他离开这里。我父亲说：“要快，估计等下就有日本人来了。”男人看我父亲没有恶意，就俯在我父亲背上。我父亲背着他，快速往前方跑去。他在这条铁路巡道两年多，对这里情况了如指掌。我父亲把他藏到铁路边一处山洞里。山上有水下来，巨大的瀑布倾泻而下，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谁也不会想到，瀑布后面有个山洞。
我父亲也是偶然发现的，有一次遭遇大雨，被淋得透湿，他就索性到瀑布下面洗个澡，结果意外发现了瀑布后面的秘密。
我父亲返回原地，还没来得及清理石碴上的血迹，日本鬼子就来了。为首的是住车站的宪兵队长龟田次郎，共有10个人，5个鬼子，5个皇协军。龟田次郎与我父亲很熟，经常在火车站相遇，都会点头打个招呼。龟田次郎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他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做棉花与粮食生意，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喜欢中国的美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很兴奋，这下可以源源不断把中国的煤炭、棉花、粮食和矿石运回日本而不用掏钱买了。龟田次郎是主动要求参战的，来到了这个铁路边的车站，当上了宪兵队长。
龟田次郎对我父亲还算客气，因为我父亲技术好，铁路上的技术，没有他不懂的。有一次，我父亲在巡道时，感觉一列火车经过时，声音有点不对，结果发现是铁轨裂开了，马上就要断了。如果不是我父亲发现及时，可能会发生列车颠覆的事故。如果是军列颠覆，龟田次郎就会有麻烦。龟田次郎冲我父亲伸出大拇指：“厉害，太厉害了。”
有一次，我父亲蹲在值班室门口吃饭。手捧着革命者李玉和用过的那种铝质饭盒，饭盒里是稀粥与窝窝头，加上自己腌制的咸菜炒辣椒。
龟田次郎刚好经过，他闻到了辣椒的味道，抽了抽鼻子，问：“你吃什么东西，这么香？”他在东北时就喜欢上辣椒了。他立即抢过我父亲的饭盒，蛮不讲理地吃开了。还连连说：“好吃好吃，太有味道了，我太太就烧不出这么好吃的菜。”
我父亲觉得很奇怪，这缺盐少油的菜，就是特别辣而已，有这么好吃？其实，是我母亲腌制得咸菜与辣椒特别香。
此后，龟田次郎经常会问我父亲要辣椒炒咸菜。我父亲如果说没有，他就很生气，说中国人小气。龟田次郎长得瘦弱，文质彬彬，脸白白的，头发梳成三七开，戴着一副眼镜，外表像个教书匠。但却是个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龟田次郎经常站在出站口，盘查进出的旅客，稍有不满意，就一个耳光扇过去。他心情不好时，就打人，扇旅客几个耳光，他的心情就好了。有次，有个壮汉从车上下来，背了个大麻包。龟田次郎对男人进行检查搜身，可能是搜得太细，手摸到了男人的生殖器。男人本来就脾气暴躁，又喝了点酒，就一把推开龟田次郎的手，骂了句脏话。龟田次郎一巴掌搡过去。男人抬手一挡，龟田次男没有防备，身子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怒火满腔，掏出手枪就把男人毙掉了。
但龟田次郎对我父亲尚可，我父亲是一名堂堂正正的铁路工人！我父亲很严肃，一天到晚板着脸，好像谁欠了他的钱没还。遇到日本人在巡逻，也不会点头哈腰。龟田次郎对他的同事说：“这个中国人高深莫测。”
龟田次郎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男人，从火车上跳下来的？”
我父亲说：“没有。”
龟田次郎盯着我父亲，想在我父亲脸上找出破绽。我父亲内心平静而淡定。他是个老实人，平时就是个闷葫芦。但他并不是个胆小鬼，他看似懦弱的外表却潜藏着强大的毅力与顽强。他指着路基下的血说：“队长，你看，这里还有血，估计是跑到山里去了。”几个日本人立即围着血迹，研究了半天，叽叽咕咕地讨论着。然后，他们看着莽莽大山林，均是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们知道，想在这样的无边无际的树林里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几个日本鬼子与皇协军，扛着长枪，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父亲巡道结束，回到家里，立即找了些吃的东西与药品，悄悄赶到瀑布后面的洞里，见到了男人。男人告诉我父亲，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的。他对山里很熟，有一条秘密通道，从密林中穿过，越过沟壑，就能到达一个矿区。那里是游击队联络站。
我父亲为交通员的伤口上了药，重新包扎，看着他吃饱肚子。然后为他找了根木棍做拐杖，护送他进入密林。这里果真有条小路，掩隐在草丛中，如果没有进入森林，绝无发现的可能。
两个月后，交通员提着酒来与烤鸭找我父亲，表达了谢意。交通员说话豪爽，声音大，气量足，骨子里透出一种顽强与不屈的气势。他与我父亲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就是这次接触，交通员发现我父亲人品可靠，就与我父亲交上朋友。
有一天，我父亲正做上班前的准备工作。交通员突然找到我父親，小声说：“出站口鬼子搜查得很严，我身上的秘密文件带不出去。”他的意思是我父亲能不能帮忙。父亲接过秘密文件说：“你从出站口出去，然后到郊外的铁路边会面。”
交通员安然无恙出了站口。
我父亲每天都在车站、铁路上走来走去。因此，没有人会怀疑他身上有东西。我父亲手持信号灯，肩扛大锤、工具包，大摇大摆一路寻至郊外，交通员已经在等候了。
我父亲为交通员传递了几次文件，就在交通员准备发展我父亲为地下党交通员时，交通员出事了，是在列车上被龟田次郎逮到的，从火车上押下来。出站口时，我父亲正好进来，与交通员面对面。交通员望着我父亲，目光中透出焦虑。我父亲意识到他有事情要交待，但又不知如何与他接触。眼看就要出站口了。我父亲急中生智，趁着旅客拥挤，突然往前跑了几步，拍了下龟田次郎的肩膀说：“队长，今天是腊肉炒辣椒加咸菜，香喷喷的。”我父亲把饭盒递上去，然后又说：“哦，队长今天有事呀。”我父亲是站在龟田次男身后，他身后则是地下交通员，交通员身后有几名鬼子，手持长枪。就在这时，交通员悄悄递给我父亲一张纸条。我父亲把纸条捏在手心。而此时，龟田次男转过身，看着我父亲，呵呵笑说：“抓了个八路交通员。”他接过我父亲的饭盒，交给另一个日本兵，押着交通员走了。
我父亲巡道时，打开那张纸条，见上面写着：张老板是叛徒，立即处决。张老板是谁？这张纸条交给谁？我父亲猜想，交通员可能是希望他把纸条传给另一个人。但是，交通员没有时间与我父亲说话。我父亲也就不知道把纸条传给谁。我父亲以为会有人找他取这张纸条，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在候车室及月台上逛来逛去，却没有任何人找他。他急得不得了，又无可奈何。那几天，他的嘴巴上起了大泡，眼睛里布满血丝，眼眶发黑。
有天下班回来，正是傍晚时分，候车室对面一家米店的老板被杀了，来了很多日本人与警察。有很多人在围观。我父亲上前看了一眼，小声问：“老板被谁杀了。”有人轻声道：“米店的张老板是日本人的走狗，被游击队干掉了。”
我父亲惊呆了，手伸进口袋，捏着那张纸条。
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我父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世界上，也只有那位交通员与我父亲有交往。交通员牺牲了，无法找到证人，我父亲又不爱表白自己，他的这段往事也就永远不被人所知。
那张纸条，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搬了几次家，丢失了。
三
有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北风从屋檐下刮过，发出狼一般“呜呜”的嗥叫声。我到外面转了一圈，想找伙伴们玩耍。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小朋友，估计是太冷了，受不了，我也回到屋子里。家里就暖和多了，一只煤炉在屋子中央烧开水，热量不断散发出来，我母亲坐在炉子边上缝补衣裳。
母亲见我进来，说：“只有你这个小傻瓜才会去吹北风，这样的天气，谁不在家烤火取暖。”我在炉子前坐下。母亲一针一线缝补我穿破的衣服。母亲缝得针脚密实而牢固。我看了一会儿了，对母亲说：“我爸爸也算是为抗日战争做过工作的，如果他能找上面说说，爸爸能当上更大的官。”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许久才说：“你爸爸是不会去向组织要好处的。”但是母亲停了下又说：“有些事也很难说清楚，因为找不到证人能证明你爸爸为地下党做过工作。”我母亲还说：“解放前，环境险恶，做那种事，得小心再小心，根本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与你有直接联系的交通员牺牲了，你所做的事，就没有人知道。而我母亲知情与不知情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必须是夫妻以外的证人，还应该是当时的地下交通员作证，上面才会认可。”
我问母亲：“解放战争年代，爸爸有没有再为地下党做事？”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想说我父亲的往事。她突然叹了口气说：“怎么会没有？你爸爸在解放战争年代为地下党做的事，比他在日伪时期更危险。”我母亲是略知一些我父亲所做的事，有的是她暗中观察了解到的;有的是我父亲偶然说漏嘴的。我父亲从来不肯透露他做了什么事，他可能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万一他出了事，家人不知情，就不会拖累亲人。
我母亲说了一段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段经历。我父亲嘱咐过我母亲，不要把这事往外说，包括子女。我父亲的意思是，他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利用工作之便，举手之劳而已。比起那些真正的革命者，他所做的事，太微不足道了。现在都过上幸福生活了，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很快就控制了铁路。车站宪兵队换成了铁路警察，警长是个东北人，原来是国军的连长，他身上有伤，就回家种地。他有个亲戚在铁路的警察局当官，就介绍他来车站当警长。此人身高1.8米，牛高马大，大胡子，身上任何时候都有股浓浓的酒味，脸色呈猪肝色，酒糟鼻。此人叫黄大米，人称黄大炮。黄大炮到车站的第一天，把所有警察召集到车站月台上训话，他每说两句话，就要骂句：“妈了个巴子，兄弟们听好了，妈了个巴子，我可是打过鬼子的，身上还有弹片。老子是国军连长，要是没受伤，现在也是团长师长了。谁要是不听话，给我上眼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他突然掏出腰上的盒子炮，抬手一枪，候车室屋顶上的一只乌鸦应声而落。 “老子要打你左眼，就不会打到右眼。老子可是堂堂正正国军出生的。最近共党闹得凶，兄弟们给我看好了进出车站的大门，抓到个共党分子，老子奖励50块大洋。”
黄大炮训完话时，一趟货车轰隆隆进站了，滚滚浓烟把车站站台笼罩了。列车上装着煤，准备运到国府南京去的。煤是紧缺物质，有士兵押送。黄大炮叫两个警察去弄点煤来，他的办公室的煤快烧光了。没有煤，炉子烧不起来，办公室冷得像冰窟窿。以前办公室的煤烧光了，也都是到运煤的车上去弄一点，数量不大，也就是两三筐。
黄大炮走到押车士兵面前，递上包烟说：“兄弟，弄点煤烤火。”押车的士兵看看烟说：“弄一点可以，多了不行。”黄大炮说：“不多不多，就两筐。”两个警察爬到车厢里弄煤，黄大炮在铁路上看着。
天气冷得能冻掉下巴，风从铁路北边吹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肉。黄大炮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棉帽的护耳放下来，裹紧大衣，这样就不冷了。
黃大炮正想叫两个警察动作快点，突然有人揪住他的后衣领，将他从铁道上揪下来。黄大炮一个趔趄，跌倒在铁道边。黄大炮大怒，正想冲揪他的人发火：“妈了个巴子……”他的话没骂完，铁轨上悄无声息地滑过来几个车皮，是车站在调度货运。这种方式是把车皮上的货物送到专门卸货的站台，这叫调车。调车时，机车车头在另一头，而这一头没有人瞭望，很容易发生事故，司机要特别小心谨慎。这一刻，司机肯定是开小差了。
跌坐在地上的黄大炮本来是要骂娘的。当他看清是火车开过来了，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半天没有动。如果没有人把他从铁轨上揪下来，那他就是火车轮子下的死鬼了。
火车开过去后，黄大炮从地上跳起来，握着救他一命的人说：“兄弟，没得说了，咱们是生死之交。”这个救黄大炮的人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刚好巡道到此，突然发现有车皮悄然滑过来，而那个平时耀武扬威狗仗人势的警长毫无知觉。按道理说，我父亲不应该去救这个恶魔。但本能使他一个箭步飞奔上去，把黄大炮揪下了铁道。换了别人，可能会大喊一声：“火车来了！”或者大喊：“快逃命啊！”我父亲不会喊叫，他是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他的话语远远赶不上他的动作。
被救下来的黄大炮，感激得差不多要跪下去了。这个平时狐假虎威的家伙终于露出真相，本质上是个怕死鬼。他对那两个弄煤的警察说：“今后这位铁路工人就是我的兄弟了，你们要尊重他，听到了吗？”
我父亲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他继续巡道时，心里就有点后悔，干嘛去救这个王八蛋。但是，反过来说，火车把这个黄大炮轧死了，上面还会再派个李大炮刘大炮来当警长，也有可能一个比一个坏。社会没有改变，当权者心黑，下面做事的人永远不会干净。
黄大炮追着我父亲说：“兄弟，今天不要巡道了，我请你喝酒。”我父亲哪里会与这种人一起喝酒，他极力推辞，说他不会喝酒，然后又说工作重要，无故旷工要扣工资。黄大炮瞪着牛卵样的眼咆哮：“谁敢扣你工资，老子一枪毙了他。”但我父亲执意要把工作做完，黄大炮就很不理解，但他也没办法，就把警察都叫来说：“兄弟们听好了，妈了个巴子，这位兄弟今天救了我一命，今后就是我的生死兄弟了。谁敢对他不敬，别怪我不客气。”
我父亲觉得这个黄大炮有点神经兮兮的，救他一命，完全是一次偶然行为，还什么生死兄弟。我父亲认识的人中间就没有一个黄大炮这样的人！我父亲扛上大锤，信号灯，工具包，继续巡道。
黄大炮看着我父亲走远，对他手下的人说：“这位老兄还真是个闷瓜，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我父亲巡完道下班回家，从车站的出口处出来，几个值班的警察立即向他敬礼，大声说：“大哥走好。”我父亲脸上毫无表情，脸板板地走过去。
此后，我父亲在火车站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哪怕是正在搜捕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大批警察云集车站，我父亲也能大摇大摆进出，没有警察拦他。
四
这天，我父亲上班，发现站台上增加了很多警察，还有许多便衣，估计是军统的，或者是中统的，整个车站笼罩在一种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是那些便衣嗅出了味儿，有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要在此地走情报。我父亲一般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上他的班，巡他的道。他进站口时，有个军统的人拦住我父亲，要检查。黄大炮把便衣的手拨开：“他是我兄弟，巡道工。”便衣放我父亲进去了。
我父亲上班时，巡道至一处山坡，坡上长满茂盛的芦苇，芦苇花开了，洁白的芦花漫山遍野，风一吹，芦花在铁路上纷纷扬扬，像下雪一样。我父亲突然发现铁路边的草丛有两个木箱子，看样子是刚才从飞驰而过的火车上扔下来的。这种情况我父亲曾经遇到过，多半是毛贼盗窃火车上的物质，有的是走私物品。我父亲观察周围情况，一个人也没有。他用手上的锤子，把木箱敲开。我父亲被吓了一跳，是两箱崭新的枪支。我父亲顿时警惕起来，再次细心观察周围情况。除了几声鸟鸣，并无其他情况。我父亲马上把这两箱枪支弄到附近的树林里藏起来。
藏好后他立即沿着铁路往前走，走了一阵，躲藏在铁路边的密林中。这时，有两个人赶来了，他们在铁路边找来找去。他们觉得太奇怪了，周围没有人，两箱枪支会飞走？他们在周边搜索了一阵，最后无可奈何地走了。
我父亲下班时，很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他心里很清楚，他是这条铁路的巡道工，只要认真查找，他是跑不掉的。他从出站口出来，没有人找他。他继续往前走，走到小巷时，黄大炮突然出现了。他拦住了我父亲，死活要拉他上酒馆喝酒。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餐酒不喝，我还算男人吗？”
我父亲已经猜到了他的用意，就跟着他进了小酒馆。
黄大炮点了几个菜，两瓶好酒，与我父亲对饮起来。喝了两杯，黄大炮说：“兄弟有一事相求，有两箱货在铁路边……”
我父亲打断他的话：“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用意。”他把藏枪的事告诉了黄大炮。我父亲接着低声道：“刘大牙这几天盯得很紧，已经找我谈过话，要我注意铁路两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人走私军用物资，或贩卖大烟，立即告诉他，能奖赏10块大洋。”刘大牙是军统安插在车站的“眼线”，专门督察走私物质的。国共两军正在决战，而党国的大员们在忙着走私。对此，戴立向蒋委员长立了军令状，一定要严抓走私军火的恶棍。因此，每个火车站都派了眼线。 刘大牙与黄大炮尿不到一个壶里，手下的人也时常擦枪走火。但黄大炮不怕刘大牙，他咬牙切齿道：“有机会我会弄死这个王八犊子。”黄大炮喝了口酒，酒糟鼻越发的红了。他对我父亲说，关于他走私枪支的事，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就断了他的财路。我父亲说：“既然你来找我了，我理当为你保密。”
黄大炮高兴地说：“够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但是兄弟了，还是生意的朋友了。”我父亲到现在才知道，黄大炮在利用火车走私枪支、毒品、文物。凡一切能赚钱的东西，他都走私。而且我父亲居然成了他的亲密伙伴。黄大炮走私要避开军统与中统，必须在火车进站前，悄悄扔下来，然后派人运走。而我父亲是最理想的接货人，在巡道中就把这事做了。
现在，黄大炮只要看见我父亲来上班，必定是亲热地迎上去，问候一番。那些军统中统的人，也都对我父亲比较客气。
有一日下午，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又下不来，天气闷热得让人有快窒息的感觉。我父亲下班，从车站走出来，刚好有趟客车进站，有很多旅客下车，出站，进站。我父亲发现车站月台上多了很多便衣特务，远处的警车闪着鬼火样的光亮，更让人感到了恐怖的气息。
我父亲没有当回事，他是见怪不怪了，大大方方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偶然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有个漂亮姑娘跟在身后，他没当回事。
我父亲走了几步，感觉自己的工具包好像被人碰了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姑娘看着他，脸上很平静。周围都是出站的旅客，挤成了一团。到了出站口时，每个人都必须出示车票和证件。铁路职工只要出示工作证即可。军统的人与警察搜查得很严，每个人都要搜身。发现可疑的，立即带走，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父亲出站时，军统与中统的人，还有警察都不会搜查他。我父亲继续往前走，到了熟悉的巷子，再往前不远，就到家了。我父亲习惯性地回头看一眼，发现那个姑娘还跟在后面。我父亲判断，这个姑娘是故意跟踪在后面的，他有点脸红起来。我父亲性格内向，胆大心细。但他有点害怕面对漂亮女人，这种害怕是说不出缘由的。我父亲虽然已经结婚，我母亲是个农村女子，与这个漂亮姑娘不是一类人。
我父亲走了两步，停下，姑娘也停下。我父亲问：“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铁路穷工人，每月的工资只能吃个半饱。”我父亲以为她是干那种事的，想打他的主意。我父亲是不可能有风花雪月之事的，能把这份穷日子过下去，就很不容易了。
姑娘笑了下，露出雪白的牙齿，看模样有二十五六岁，穿着丝绸旗袍，两条雪白的大腿，特别耀眼。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扎了个结，系了根绸带。姑娘眼睛很大，水汪汪的。她突然指了指我父亲背的工具包。我父亲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准备离开时，她又指了下工具包。我父亲忙把包打开，包里有支钢笔！我父亲甚觉纳闷，包里怎么会有钢笔？他把钢笔取出来。姑娘说：“是我的。”我父亲想问，你的笔，怎么会跑到他的包里？但他又没问，就还给她。
姑娘接过钢笔时，我父亲问：“你是干什么的？”姑娘笑了下，还是不说话，把钢笔打开，里面并不是笔，而是一张纸。我父亲突然意识到她是干什么的了。我父亲惊得目瞪口呆，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可见共产党的事业是多么富有魅力，连这样的美丽姑娘都愿为其抛头颅洒热血。我父亲怔怔地看着姑娘，自从日伪时期之后，他就没有遇到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也没有人再找他。
姑娘把钢笔收了起来，正想说什么？突然有人从巷子口走进来，姑娘缄口不语，跟在我父亲身后，出了巷子。我父亲准备走回家，姑娘说：“麻烦你跟我到巷子里来一下。”我父亲愣了下，就跟在她后面，又走进了巷子。
巷子里寂静无声。女人看着我父亲说：“我观察你很长时间，觉得你这个人内向，孤僻，喜欢独来独往，有人和你打招呼，你都是爱理不理的走自己的路，你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刚才在出站口时，我身上的秘密文件可能会被他们搜查到。我就悄悄扔进了你的包里。结果，没有人查你的包，我的东西就被你带出来了。”
我父亲看着姑娘，没有说话。
姑娘继续说：“我们早就了解你，你是个有良心的人，不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我要再次谢谢你的帮助。”说完姑娘就走了。
姑娘走后，我父亲心潮起伏，波涛汹涌，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姑娘太让我父亲钦佩了，青春美貌，美好的生活才开始，居然冒着杀头的危险，在铁路上传送情报。此前，我父亲当然也知道一些共产党的事，他已经帮助交通员传递过文件，知道他们是为国家，民族独立而甘愿牺牲生命的有志青年。我父亲天天目睹黄大炮和他的同伙，还有军统中统的人，在车站上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欺压百姓，搜刮民财，无恶不作。
这个晚上，我父亲彻夜难眠，快到天亮时，才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过了几天，我父亲又遇到了姑娘。姑娘主动与我父亲搭讪，慢慢往出站口走去。姑娘很警觉，小声说：“今后我们要装着不认识，有事需要你帮助时，我会主动靠近你。”我父亲点点头，就装着不认识姑娘。姑娘悄悄把钢笔扔进我父亲的包里，混在出站的人群中。特务搜查了她的行李，身上的口袋，一无所获，就让姑娘走了出来。
我父亲出站是很方便的，问都不会有人问一声。
我父亲走到小巷入口，看看前后没有人，就站下等着。姑娘走近了，我父亲把钢笔还给她。姑娘笑了下，一口雪白的碎米样的牙齿，非常好看。她刚想说什么，发现巷子那头有人进来了，她便朝我父亲点点头，走了。
进巷子的人是我母亲，她要去买盐，看见那个姑娘与我父亲点头微笑。我母亲一下就傻了，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在这巷子里与我父亲点头微笑？虽然我母亲没有看见姑娘与我父亲说话，但她从姑娘的表情判断，我父亲认识这姑娘。于是，我母亲盐也不买了，追着问：“那姑娘是谁？”我父亲说：“不认识，刚下火车的，在巷子里遇到，问路的。”
我母亲将信将疑。我父亲说：“你不相信是吗？我去把她叫过来，你问问她。”我母亲信了，她是信任我父亲的，不相信他会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再说刚才那个姑娘打扮得那么漂亮，一看就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怎么可能认识铁路巡道工。 这件事过去不久，黄大炮准备走私一批钢管。实际上这批钢管是中共地下党通过熟人向黄大炮购买的。黄大炮当然不知道钢管是卖给共产党的。他做生意向来不问买方是谁？他只管赚钱。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大片国土已经解放，人民军队迅速扩大。但是枪支太少，兵工厂仅修理缴获过来的破枪，肯定是供不应求，造新枪迫在眉睫。于是，地下党交通员千方百计通过中间人，买到了这批钢管。
黄大炮通知我父亲，这批钢管在要进站前卸下来，让我父亲看守好，千万别出事。我父亲还不知这批钢管是解放军要的，但他知道是造枪的。
我父亲再次遇到姑娘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姑娘。姑娘激动得在原地打转，然后握着我父亲的手说：“你立大功了，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会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我父亲当时还不理解向上级反映情况有什么意义，他谦虚地说：“这点事算不得了什么，我在日伪时期就为地下党传递过情报。”姑娘大吃一惊，问：“后来怎么没有继续下去？”我父亲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了。末了，我父亲说：“那个交通员突然就消失了，我估计他是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姑娘点点头说：“很有可能，我们这些人都是抱着赴死的决心，投身到革命斗争的行列。”姑娘的表情平静，严肃，身上透露出的那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让我父亲为之动容。
姑娘握着我父亲的手，感激我父亲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她说：“你等着我的消息，我回去后，向上级汇报你的情况，然后我会根据领导的安排，再来联系你。”
我父亲点头。
那批钢管卸下来了时，游击队员已经在等候了，几架大马车拉上钢管就跑了。我父亲叫游击队员把他捆绑起来，眼睛蒙上，嘴巴塞上。于是，我父亲就躺在地上。
黄大炮赶到后看到我父亲的情况，气得暴跳如雷，眼睛冒血。但他没有怀疑我父亲，还安慰我父亲说：“你受苦了。”黄大炮去查消息是怎么走漏的，查来查去，什么结果也没查到。因为知道这批钢管生意的人有好几个，仅商人就不下五六个，问谁去？而且那些商人都有很深的背景，一根毛都不敢动。
吃了这次亏，黄大炮学聪明了，不做这么大笔的生意了。他主要还是走私大烟毒品与文物，这东西好赚钱。
但是，那个姑娘就此消失了，再没有联系过我父亲。我父亲很困惑，姑娘去哪里了？也没见到她被抓呀。后来，我父亲猜测，姑娘可能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时出事牺牲了。于是，我父亲协助地下党所做的事，就不为世人所知了。
一年后，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共产党接管了铁路。我父亲继续当他的铁路工人，继续巡道。
五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着家，常年在外面忙碌。我很小的时候，看见有个男人回来，就用陌生的眼光追踪他。我想，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到我家？我母亲对他很客气，为他烧饭做菜，为他烧洗澡水。我的哥哥姐姐喊他爹爹，我才知道他是我父亲，在铁路沿线工作。
我父亲是1955年由湖南调到福建工作的。鹰厦铁路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他是技术全面的工人，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父亲便只身前往“福建前线”，投身铁路建设。铁路修好后，我父亲再次被工务段任命为工区的工长，管理着二十几号职工，负责站与站之间的铁路维护及巡道工作。
我父亲文化不高，就需要个有文化的人，协助他管理工区的事务。于是，于文章就成了我父亲的助手，类似于文书。于文章有文化，能写一手好字，经常写一些标语口号，还要兼任文化教员，教职工识字。
其实，于文章学历也不高，只有小学毕业。就这个学历，在当时也是工区最高的。他聪明，脑子灵活，点子多。比如说，工区人手不够用，工人一人要干两个人的活。下班后，还要烧饭炒菜，等工人吃完饭，都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于文章就给我父亲出主意，他说：“工长，安排两名妇女在食堂烧饭吧，这样职工下班回来就有饭吃了。”
我父亲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采纳了。我父亲向段里打了招呼，就招了两名妇女做临时工，在食堂买菜做饭做卫生清洁工作。而这两名临时工，有一名就是于文章的妻子。于文章聪明吧，轻而易举就将自己的老婆安排工作了。那时候的临时工没有工资，就是吃饭与职工一起吃，不用掏钱。几年后，于文章的妻子转为正式职工。
于文章有个缺点，懒，懒得出奇。于文章怕苦怕累，总是想着法子少做事，或者不做事。我父亲安排他写几张标语口号，贴到墙上就完事。这点活，半小时就能做完。而他拖拖拉拉，至少要忙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他到了工地，做事也是拖拖拉拉，动不动就往山上跑，找地方拉屎拉尿。工人们说他是懒驴上磨坊，屎尿多。他无所谓，你说你的，他照样我行我素。
有天晚上八点多钟，运来了一车皮的枕木，要及时将枕木卸下来。当时，工区人手紧张，白天，工人们的工作都很辛苦，有的早早就睡下了。我父亲准备自己去卸车，但毕竟是一车皮，有二十几吨。我父亲想到了于文章。因为他下午没到工地干活，在工区做工资报表。当于文章听我父亲说要他去卸车，他的脸都吓白了，忙说他今天吃坏了肚子，已经上好几次茅房。
他怕我父亲不信，向他妻子挤眉弄眼。他们这对夫妻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的模范夫妻。男人哈哈哈笑，妻子跟着咧嘴呵呵乐。男人哭丧着脸，妻子跟着抹泪。于文章妻子当然理解他的用意，忙说：“是呀是呀，今天晚上也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怎么就拉肚子了呢？”
我父亲知道他们的用意，也不想戳穿他们的诡计。于文章不想干活，你硬叫他去。他去了，不会卖力干活，给你添堵。我父亲就自己去卸车。他经常这样做事，叫别人干活，怪话牢骚一堆，还推三推四，不如自己去干算了。他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做法，有时候能起到带头的作用，有些职工便会紧随其后，投入到工作中。
晚上8点，我母亲去给父亲送饭。枕木卸下后堆在铁路边，从这头看不到哪头。我母亲被这么大堆的枕木吓到了，惊得目瞪口呆。我母亲以为还有工区工人在卸车，她找了半天，没有看到一个工人，漆黑一片的铁路边上，冷冷清清。我母亲绕过枕木，找了许久，才看见马灯下我父亲一个人在扛枕木。在这一大堆的枕木中，我父親显得那么渺小，孤单，但他却在拼命干着。 我母亲问：“其他工人呢？”
我父亲说：“今天晚上没有别人。”
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眼睛里的内容很复杂。我父亲虽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但他一个人扛这么多枕木，她还是心疼的。人的肩膀是铁打得吗？他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
我父亲安慰我母亲：“没事，干习惯了。你回去吧，你站在这里，心里还难受。眼不见，心净！是不是？”
我母亲含泪走开了。
下半夜时，于文章来了。他不声不响出现在铁路边，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做法太过分，这么多活压在我父亲身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他说，他的腹泻基本上好了，可以干点活。
我父亲与于文章干到天大亮，全部枕木堆在铁路边，情景壮观。七点半之后，工区的工人陆续来了，看到我父亲与于文章卸了这些多枕木，都露出钦佩的目光。工人们劝我父亲与于文章回去休息，剩下堆枕木的活大家干。我父亲说：“没事，再加把劲，就干完了。”
于文章向大家卖弄地说是他与工长卸的车，累得都要瘫痪了。
工人们看着他，脸上毫无表情。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除了吹牛，还能干什么？
我父亲与于文章共事三年。父亲说：“于文章这个人如果能吃苦，会有不错的前途。但他的懒与他的懦弱，造成了他的悲剧。”
有一天，我父亲带着于文章到铁路地区开会，返回来时是半夜12点钟。他们坐得是快车，县城的四等小站不停。他们必须在前一站的大站下车。于文章向我父亲建议，在火车站边上的旅馆住一宿，明天乘慢车回去。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执意要走回去。我父亲说：“趁着天上有月亮，两个小时就能赶到家了，还能睡上一觉，明天还能上班。”
于文章老大不高兴，他本来就不想上班。开会出差有补贴。但他扭不过我父亲，只得上路了。
一路上，他唠唠叨叨，说我父亲：“死心眼，不懂得享受，就会拼命干活。这么拼命干有什么好处？最多就是当个工长，还会再提拔吗？”我父亲则批评他说：“你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懒。你有文化，为什么不能多干点活，表现的积极一点，今后也有上升的机会呀。”
于文章说：“帮帮忙吧，我是不想当官的，也不想干得太累。”
他们一路聊天，脚步一刻没有停下。于文章走得慢，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就要叫我父亲等他一下。他说：“你怎么不会累呀，看你平时没日没夜地干，现在走路还这么快，真是弄不懂你身上怎么有那么多的干劲。”
我父亲只得停下等他片刻。
前边是一段弯道，铁路在这里画了个巨大的半圆弧，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河流。山上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不时有恐怖的声音传过来。河里的水流湍急，哗啦啦的响声不绝于耳。于文章有点怕走夜路，他紧紧跟在我父亲身后。我父亲看他的样子，笑说：“你平时晚上一个人巡道怎么办？”
于文章说：“工长，不瞒你说，我一个人巡到这种鬼地方，心都悬了起来，我总是快快地走过去。”
我父亲批评他：“你就不怕铁路路基有意外情况？”
于文章呵呵笑说：“能有什么情况。”
他们走着说着，突然边上的树林里传来哗啦一声响，于文章吓得往我父亲身后躲藏，结结巴巴说：“有……有什么……动物？”
我父亲一点不当回事，把手电筒照过去，看见树林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好像是一只什么野兽！我父亲捡起一块石碴，朝野兽扔过去，非常准确，命中。野兽吓得往树林里逃窜。这一带树林里时有猛兽出现，比如狗熊、狼什么的。巡道工身上扛着大铁锤，只要用力敲几下铁轨，野生动物都会被吓跑。
我父亲与于文章刚走出弯道，突然看见铁轨上横卧着数十根枕木。我父亲一下就愣住了，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敌特破坏铁路运输，企图颠覆列车！我父亲在愣了片刻之后，立即清醒过来，他说：“快，把枕木卸下来。”我父亲意识非常清醒，再过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如果不能及时把枕木卸下来，一场重大事故就将发生了。
我父亲臂力过人，搬枕木速度非常之快，嗖嗖嗖地一根根枕木就飞离了铁轨。枕木很沉重，一根就有一百多斤。枕木是松树加工后，放在沥青里浸泡一段时间，才能投入使用的。我父亲心里明白，海峡那边的蒋委员长仇恨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反攻大陆已是黄粱美梦。于是，就派遣特务制造事端，企图颠覆列车。我父亲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自身安危，只有拼出性命来保住列车！
在这关键时刻，于文章就是个窝囊货，他被眼前的情况吓傻了，整个人软弱无力，蹲在铁路边干嚎起来。我父亲搬下几根枕木，他一根还没抬下来。这时，远处传来了火车鸣笛声。我父亲大喊：“于文章，快点呀，你这个蠢货，笨货。”我父亲的怒斥没能激起于文章的干劲，反而把他吓倒了，他趴在铁路边哇哇哇地哭叫着说：“完了，完了，要是火车翻了，我们就死定了。”他还埋怨我父亲：“都是你呀，赶什么夜路，遇上这倒八辈子霉的事……”
我父亲爆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一根根枕木被他掀到路基下。当他掀下最后一根横卧在铁路上的枕木时，列车风驰电掣，呼啸着擦着我父亲的身子，一掠而过。我父亲连同枕木一起滚倒在铁路边，看着列车飞驰而去，再次惊出一身汗水。军火列车！全是大炮，弹药，是运往东南沿海前线的。
列车过去后，我父亲半天没站起来。他刚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现在一切平安了，他突然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劲了。这时，于文章走了过来，对我父亲说：“工长，我们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我们该是英雄了。”
我父亲慢慢从地上站起来，挥手给了于文章一记耳光！喝道：“你刚才干什么了，在这关键时刻，这么没有屌用，你还是男人吗？要是火车翻了，我们还能活命吗？”
于文章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双腿无力，站不起来。手也没力，搬不动枕木。”于文章没有说假话，他曾经说过，他只要遇到危急情况，就紧张，害怕，就双腿无力想坐下去，就想拉尿。
我父親发现他真的尿裤子了。 六
回到工区的第二天，吃饱喝足的于文章恢复了元气，开始神气活现了。他找到我父亲，说要把昨天晚上的事迹写出来，报到上面去，他与我父亲就能当英雄了。英雄啊，奖金与奖状是少不了吧。还能到分局与路局参加表彰大会，出尽风头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渴望与陶醉的神情，眼睛里放出灼灼的光芒。
我父亲立即警告他，这件事谁也不要说，就当没有发生过。于文章不理解，大喊起来：“为什么？这可是机会呀，是我们向上级组织要好处的机会。”
我父亲问：“你有什么资格向组织要好处？你出了多少力？”
于文章没话说了。但他觉得我父亲太傻气，这么好的机会不懂利用。
我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从来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喜欢好大喜功。他一生追求平淡，平安。他做事，凭着工人阶级的良心、觉悟，一往无前，从不后退。看见别人披红挂花上台受奖，他心里会说，光荣是光荣了，但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且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难为情！他永远是个做得多，说得少的人。最不喜欢向上面伸手，邀功请赏，不是他的为人。
我父亲虽然把这事压住了，但他向上面反了当前铁路运输的严峻形势。他只说有迹象表明，有敌特分子在铁路附近活动，没有说出他救军火列车的事迹。
但是，我父亲总是放心不下，担心于文章哪天头脑发热，把这事写成文章寄到上面去。因为于文章是个非常自私的人，胆小怕死又特别懒，还一门心思想着出人头地，想要弄个轻松的岗位，最好是调到段机关坐办公室，不用风吹雨淋日晒，不要半夜巡道。当然，他如果真正说出去了，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我父亲不想当英雄。
这天晚上，我父亲想找于文章深谈一次。谈话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守口如瓶。二是要帮助于文章进步。他毕竟年轻，有文化，有很强的可塑性。只要多教育，多帮助他，他应该会转变的。但是，于文章去巡道了。父亲看了夜空，天气很好，明月高悬，大地一片银白。这样的日子，于文章一般会正常巡道。如果遇上雷鸣电闪狂风暴雨的天气，他就会找各种借口请假。我父亲也会同意他请假，替他巡道。因为对他不放心。他这种人，关键时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于文章是下半3點回来的，他敲开自家门时，就昏过去了。是于文章的妻子跑来找我父亲的。她砰砰地砸门，砸得山响。我父亲把门打开，问出了什么事？于文章的妻子结结巴巴说：“出……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啊！出大事了？”我父亲第一个反应是有敌特破坏铁路运输，他火速冲到于文章的家里。只见于文章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双目无神。地上是他身上换下来的衣裤，臭哄哄的，屎尿都拉在裤子上。
我父亲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弄成这个样子？”
于文章看着我父亲，说不出话。
我父亲急得够呛，又催问了几遍，他才有气无力地说：“我遇见野兽了。”
我父亲“嘿”了一声说：“吓我一大跳，原来不是敌特破坏铁路呀。野兽有什么可怕的，你敲几下铁轨，它就吓跑了。”
于文章看着父亲，半天没有说话，许久才喃喃道：“野兽为什么没有吃我？”
我父亲说：“你手上有铁锤，你怕什么，抡一锤子，野兽逃都来不及。”我父亲有过经历的，他巡道时，经常遇见狗熊和狼什么的。但我父亲用锤子敲几下铁轨，“铛铛铛”的响声，就把野兽吓跑了。我父亲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曾经说过，如果他遇到野兽的话，而老野兽扑向他，他会抡一锤子，叫野兽脑浆迸出来，大家就等着吃肉吧。
我父亲应该没有吹牛。有一次，他夜间巡道下班，就扛着两只狼回来。工区工人都跑去看稀奇。天呀，工长把狼给杀了，而且是两只狼哟，太了不起了。我父亲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把经过说了，当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走在一处开阔地，铁路两边是茂盛的茅草，一望无际的茅草丛中百鸟齐鸣，一片叽叽喳喳之声。这时，一只狼从茅草丛中跳了出来，它可能在追捕鸟类，累得半死，无功而返。它正是又饿又累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我父亲。它先是站在铁路边看着我父亲，然后长啸一声，慢慢逼近我父亲。
我父亲放下信号灯与工具包，手持铁锤，敲了几下铁轨。“铛铛”的响声，把狼吓了一跳。它转身跑了一段路，停下来，转身看我父亲，然后又慢慢走过来了。
我父亲知道狼是饿了，想找东西填肚子。但它肯定是找错了目标。我父亲手持铁锤，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内心没有一点恐惧感，他是经历过风霜雨雪的人，在日本鬼子与国民党兵痞手下做事，都不曾惧怕过。为地下党交通员传递情报，他是做了思想准备的，一旦暴露了，并视死如归。死不足以惜，人生在世，死是必然的，无可选择的。但死得有意义，何乐而不为？
狼并不知道铁锤的厉害，也可能是饿极了，龇牙咧嘴就扑上来。我父亲当空一轮，准确无误地砸在狼的脑袋上。狼的脑袋“噗”地一声响，顿时四分五裂，血流了出来，哼都没哼一声。我父亲天天搬枕木，扛枕木，手臂上的力量，与拳击运动员没有区别！就像他平时修铁路时砸道钉一样，力量大而准确。
这时，另一只狼出现了。狼都是成双成对出行的，这只狼看见同伴毙命，恼羞成怒，直扑而来。这时恰好一趟列车驶过来，我父亲退下铁路，狼不知好歹，走到了铁路中间。火车司机看见了我父亲在与狼对峙，没有拉响汽笛驱狼，而是将狼撞飞了。火车驶过去后，司机鸣响了汽笛，向我父亲致以铁路工人特有的问候。
就这样，我父亲把两只狼挂在铁锤的柄子上，凯旋而归。
于文章也断断续续说了他遇到狼的经过，他走着走着，一只狼突然从水沟里跳到路基上，与于文章不期而遇。狼站在铁路边看着他，一动不动。于文章也不敢动，但他尿裤子了。他根本想不起手上的铁锤，傻呆呆地看着狼。后来，也许是狼肚子不饿，不想吃他，而是转身往树林里去了。
我父亲很想斥责于文章胆小如鼠。但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忍了没说。
然而，我父亲没有想到，于文章居然过不去这个坎了。狼没有吃他，他却被吓破了胆，从此卧床起不来了。于文章老婆找我父亲哭诉：“于文章夜夜做噩梦，就连大白天都蒙在被子里喊狼来了狼来了。他看见狗都会以为是狼来了，吓得尿裤子。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的精神彻底垮了。”我父亲就安排人送他到铁路医院看病，到疗养院疗养，但没有一点用处，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三个月后，于文章就在抑郁中去世了，他是被狼吓死的！ 我父亲觉得非常惋惜，好端端的男人，被狼吓殁了！但他也不用担心，再没有人会把他救军火列车的事说出了。这件事，他不说，永远不会有人知情。
我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是1979年的6月，距离我父亲救军火列车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七
赵启明与我父亲是湖南老乡。赵启明没事时，经常找我父亲聊天，聊到高兴时，两人就坐下喝酒。一瓶白酒，一碟子油炸花生，一盘咸菜炒辣椒，就是他们的下酒菜。他们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
赵启明的工作比较轻松，他几乎不用干什么活，每天就像玩一样，就把工作做了。采石场每天要放炮开采石头，就是把山上的岩石用炸药崩下来，再砸碎了，成石碴，用于铺设铁轨。每天中午12点与傍晚6点各放炮一次。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炸药一响，碎石满天飞。要放炮时，赵启明站在铁路边上值班。他手上有两面旗帜，一面绿旗，一面红旗。这时候，如果有火车通过。赵启明就打出红旗，让火车停下。炮放完了，赵启明再打出绿旗，放火车通行。
赵启明心怀感恩之心，常来感谢我父亲对他的照顾。赵启明当过兵，在战争年代受过伤，他身上还留有弹片无法取出来，持有残废军人优待证。因此，我父亲就照顾他当值班员。
我认识赵启明，但对他不甚了解。他很热情，每次见到我，都要拉住我说好多话。然后，他会让我等一等，他跑到前边的店铺里，买一小包冬瓜糖，或者两个棒棒糖。他不会马上给我，而是会问七问八，看到我父亲从对面走来了，他才会递给我。
我父亲说：“你不要老是给小孩买东西吃。”
赵启明说：“小四聪明，将来能干大事。”小四是我的乳名。赵启明当着我父亲的面，抚摸着我的头。
我听父亲说，赵启明参加解放军后就参加了渡江战役，在解放南京时受了伤。他随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他就是在朝鲜战场上二次受伤后就回国的。但造反派不承认他参加过人民解放军，说他伪造了历史。于是，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与历史反革命加特务赵启明关在一起。那个时期的赵启明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每天哭哭啼啼要死要活。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希望了，与其这样寄人篱下牛马不如过日子，不如早死早托生。
我父亲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他虽然不善于言语、表白自己的心迹，但不等于他没有想法。他觉得人这一生，苦的时候多，乐得时候少。人是要会给自己找乐，就是痛苦的时候，也要多想想快乐的事，让自己快活起来。人这一生，快乐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那何不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我父亲其实是个平民主义思想很严重的人，如果不让他做官，他一点意见都没有。他这一生连出名的机会都不要，有机会升官也不要，那里会在乎頭上这顶小小的乌纱帽。当个普通工人也没什么不好，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本真。
我父亲批评了赵启明，说他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要耐心等待，运动过去后，自然会还他个清白。我父亲没有进过正规学校读书，仅有一点文化是解放后在职工夜校学的。他不知道从何处看到那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名句，说给赵启明听。
赵启明瞪大眼睛看我父亲，满脸都是钦佩之意。
有天晚上深夜12点多钟。我父亲睡不着觉，就走到铁路边，默默地看着铁路，火车从他面前急驰而过，疾风吹起他发白的头发。火车过去后，铁路上静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这时，我父亲看见有个人在黑暗中从铁路那边走来。这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我父亲就跟了上去。
此人走过铁路，进入生活区，就贴着墙根走，行动像猫一样敏捷。这个人进了屋子，然后又迅速出来，又沿着铁路往前走去。我父亲已经发现此人是赵启明，他要干什么？半夜三更不休息，还往郊外走。
沿着铁路走了一会儿，赵启明下了铁路，到路基下的草丛中，消失了。我父亲慢慢摸过去。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楚。一直到他摸到一个人，才知道赵启明就在眼前。赵启明被从天而降的人吓得瘫坐在地上，他打亮电筒，发现是我父亲，松了口气。
我父亲问他半夜三更干什么？接过他手上的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捆炸药。我父亲吓了一跳，厉声问他想干什么？赵启明突然就呜呜地哭泣起来。他说：“我不想活了，既然造反派都说我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那我就干脆当一次特务，炸毁列车，与列车同归于尽。”
我父亲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当即挥手给了他一记耳光，骂他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我父亲把他的炸药没收了，然后开导他，最后叫他一起回家，别再干傻事。
此后，我父亲经常找他谈话，在一起下象棋，教他要学会自寻其乐，自得其乐，把眼光放开一些，心胸开阔一些，人也得灵活一些。
后来，我到农村去插队，就不知道赵启明的去向了。
时间到了1979年，我突然又看到了赵启明。我大概有十年没看到他了，赵启明老了很多，头发都掉光了，牙齿也脱落了几颗。但他还是很健康，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洪亮。已经50多岁的赵启明，穿着掉色的铁路制服，神情举止，说话的腔调，不像铁路工人，更像个乡下农民。他对我非常客气，先是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晃着说：“啊，小四长这么大了，有工作了吗？有对象了吗？”然后要给我烟抽，发现烟不好，马上要去买包好烟给我抽。
我说：“我不会抽烟，你太客气了。”
赵启明说：“你不会吸烟？要学呀，男人嘛，不会吸烟就丢了男人的派头。”然后他要请我吃饭。
我说：“现在还不到吃饭时间呀。”
赵启明呵呵笑。
我觉得他是在讨好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得而知。我回到家里，问了我母亲。我母亲告诉我，我父亲主持工作后为赵启明平了反，落实了政策，给他补发了工资，归还了住房。赵启明激动地拉着我父亲的手，就差没跪下了。他解释说：“他在农村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他不会种田，也干不动了。他的儿子女儿也不愿种田。他们知道他原来是响当当的铁路工人，因为历史原因而丢了工作，就天天骂他，也不干活，就在家里混吃混喝。现在好了，他的铁路工人身份恢复了，儿子参加了铁路工作，女儿也做了临时工。孩子们高兴得咧嘴呵呵笑，对他孝敬得不得了，像菩萨一样供着他。”
赵启明再遇到我时，说一定要请我吃饭，因为如果没有我父亲开导他，帮助他，他恐怕死得只剩骨头了。他说了他曾经想炸火车、想一死了之的事。现在想想就后怕，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想法，真是昏了头。如果一时冲动，酿下苦果，他自己是没事了，死了呀。他的后代呢？想想还是我父亲救了他一命，救了一趟列车！
我静静地听着赵启明讲述我父亲是如何劝他放弃炸火车的。听完，我觉得他说得与我母亲说得差不多。
我父亲是1984年去世的。他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药，血压时高时低。有天黎明，没有任何兆头，就在睡梦中走了。其时，家门口的鹰厦铁路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电器化改造，要改蒸汽机车为电力机车了。我父亲每天都跑到铁路边观望，了解铁路改造的情况。他非常激动，好几次对我们说：“电力机车不得了呀，车速快，马力大，一次能挂五十几个车皮。厉害，太厉害了。”父亲为蒸汽机车服务了一辈子，没见过电力机车是如何运输的。老式蒸汽机车马力不够大，一次牵引得车皮有限，遇上坡度较陡的地段，还得前面一台机车牵引，后面一台机车用力推。现在好了，电力机车来了，铁路上飞驰得将是没有烟的火车，那将是怎样的景观？
父亲的激动，我是能理解的，毕竟干了一辈子铁路，总算看到了新一代机车从自己修得铁路上驶过。然而，非常遗憾，父亲在电力机车即将通行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我们在悲痛心酸的时候，告慰父亲，电力机车果然力大无比呀，像一条巨型的龙，在鹰厦铁路上风驰电掣，站在前头，看不见尾端。今天，铁路上已经跑上了高铁动车，父亲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慨。
一
子夜时分，黑夜深沉。夜幕像一张巨大的网从四面八方挤压下来，周边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生活区及铁路上寂静无声，所有生命都沉入熟睡之中。父亲独自走出屋子，来到铁路边，注视着前方。
我悄悄跟在父亲后面，站在远处，默默地观察他。目力所及范围非常有限，我不知道父亲在看什么？站在这样的黑暗中，该是心灵正在接受洗礼而不是想看见什么。
父亲在铁路系统工作了40多年。退休后的父亲，常常站在铁路边，看着飞驰的列车远去，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不舍与眷恋。
父亲平时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都窝藏在肚子里。他一生经历了很多事，却很少向我们谈起。他常常独自站在黑暗中，注视着铁轨，火车。我远远跟在他后面，父亲没有觉察。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刚退休，有些不适应，你要多注意他。”通常说，刚退休的老人，都有个适应期。我有点担心父亲一时适应不了闲散的生活。
火车、铁路，是我父亲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从青年时代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一生没有离开过铁路。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就把一切都贡献给了铁路。对家庭、子女，他很少关心过问。我一度对他十分陌生，不知道这个男人与我有何关系，用恐惧的目光注视着他。
父亲宽大的后背，如同一面墙一样，立在黑暗中，久久不动，把自己站成了一尊雕塑。父亲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长期大量扛枕木造成的。父亲用肩膀扛出了自己的人生世界，扛出了他所走过的曲折之路。人的肩膀被重物压得高低不平，这要经过多少重物重压之后才能形成？可见父亲的肩膀承受了多少重物呀！
“他一个人就把整车皮枕木卸下来，然后用肩膀把枕木扛到路基下堆起来。你说他的肩膀能不被压塌？”母亲如是说。
母亲说过很多次，我父亲当养路工区工长时，时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工区许多青年工人应征入伍，到朝鲜前线修铁路，工区人员紧张。这时候火车运送枕木到工区且已过下班时间，又要及时卸车。这时候叫职工卸车，多有抵触情绪，有的还发牢骚。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人上班很累，一个人要干两个的活儿。我父亲就干脆自己去卸车，一个人通宵干下来，是常有的事。这样拼命的结果就是肩膀上鲜血淋淋，然后长了厚厚的茧子，再然后就下沉凹陷了。
我父亲后来当上铁路采石场的领导，即开采铁路上用于铺设铁轨的石碴，这当然也是为铁路服务。石碴之于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人类依赖粮食一样重要。没有石碴铺在枕木下面，就没法铺设铁轨，也就不可能开火车。遇上暴风雨季节，洪水肆虐，造成铁路路基塌方，这时候就要将成千上万吨的石碴运往出事地点。遇上这种情况，父亲就忙得几天不着家，吃住都在工地上，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遥远的前方，是县城火车站，那里亮着灿烂的灯光。再往前一些，是信号灯，已经变换成绿色的灯光，这说明，将有火车要从铁路上驶过。
约十几分钟之后，父亲就会回家。在他回屋之前，我已经悄然潜回来了。家人都睡下了，屋子里很静，没有一点声音。这时，火车开过来了，蒸汽机车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所有一切。我们就躺在这轰鸣声中，慢慢沉入梦乡。
我们住的房子，距离铁路很近，火车经过时，蒸汽机车产生的巨大震动，像地震一样，震得整座房子抖动起来，墙上与屋顶上的灰尘便如面粉一般纷纷扬扬飘落下来。我从小就在这轰鸣声中长大，不但习惯了巨大的轰鸣声，还觉得特别亲切。列车时常会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汽笛声。这声音，对外人可能是恐怖而怪异的。而我们这些长在铁路边的孩子，却觉得是那么的温馨而美妙，仿佛是一曲高亢嘹亮的赞歌。有时候，火车从门前经过，突然一声汽笛鸣叫，会把屋顶上正在逃窜的老鼠吓得掉下来！有一次，我们全家正围坐在桌子前吃晚饭，火车打门前驶过，一声长啸，有只老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正好落在盛汤的碗里。气得我们大喊大叫，好好的一餐饭给老鼠破坏了。不，应该是被火车的鸣叫声给破坏了！
我父亲是民国时期参加铁路工作的，先在粤汉铁路当工人，解放以后，他被调到京广铁路工作。再后来，鹰厦铁路筹建，他又调到“福建前线”，在鹰厦铁路边上的一个叫沙县的地方，停下了匆匆的脚步。父亲在这个小站上，工作一段时间，就被上级委派组建采石场——他任场长，开采石碴，一直工作到退休。
父親走南闯北，一生充满传奇经历。从日本人侵犯国土霸占铁路开始干起，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成为一名养路工区工长，期间有着怎样不平凡的经历？我父亲似乎不愿意也不习惯谈自己的往事。我多半是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父亲的一鳞半爪的故事。
有天晚上，我看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回来，兴奋地与家人议论《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革命者李玉和。我说：“李玉和与爸爸一样，都是铁路工人。我们家里，就珍藏着一盏与李玉和用过的一模一样的信号灯。”我把这盏信号灯找出来，在手上把玩着，学着革命者李玉和的样子，潇洒地高举红灯，与磨刀人接头对暗号时的潇洒动作。
母亲呵呵笑说：“这盏信号灯，你爸爸用过了好几年，因为是他当上铁路工人用的第一盏信号灯，有纪念意义，被你爸爸保存了起来。”
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性格内向，讷于言而敏于行，不喜欢谈自己的事。他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目光中却透着睿智与机警。他当单位一把手，一是一，二是二，从来没有拖泥带水。我听过他在工人大会上讲话，干脆利索，简单明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讲完就散会。他其实不喜欢开大会，更多的时候是到现场解决问题。他也不爱坐在办公室办公，多数时间都往工地跑，有时候还与工人一起干活。用他的话说，出一身汗，浑身舒坦。 有一天，我与几个小伙伴在操场上聊天、吹牛皮。其实，父亲就站在不远处的树下，他能听见我说话，而我却没有发现他。我对伙伴们说：“我爸爸与李玉和一样，在日本人手下干过铁路工人，我父亲也有一盏信号灯。但我父亲没有李玉和的英雄气概，未能投身革命。否则，我也是革命者与英雄的后代了。”
有小伙伴说：“如果你爸爸参加了革命，恐怕早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也就没你什么事了。”
我说：“那有什么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多数伙伴都觉得可惜了，要是我爸爸早点认识李玉和，或者是李玉和的同事，就能投身革命，成为机智勇敢的地下交通员，出生入死，九死一生，那今天也是响当当的英雄人物。我们议论得很有激情，个个都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因为我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涉世未深，乳臭未干，却仿佛个个都能当大英雄。
我父亲听了一阵我们的议论，悄悄离开了。
就是這天晚上，吃完饭，大家坐在屋子里聊天，我父亲给我讲了他曾经经历的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也是他唯一一次对我说他的过去。或许是他白天听到我的话，他觉得有必要透露一点点关于他的过去。
二
大概是1942年，正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年代，父亲是京汉铁路一个车站上的巡道工，每天所做的事，手持信号灯，肩扛大锤，一个帆布工具袋，在铁路上巡道。
有天晚上，天将黎明之际，大雾弥漫，数米之外就看不清人影。我父亲巡道至一段峡谷，两边是大森林，苍苍茫茫，一望无际，路基下的沟渠里有哗啦啦的流水声。父亲一边走着，一边察看铁路的情况。突然，他发现迷雾中的铁轨下的石碴上有血迹，再往路基下看，发现一个中年男子倒在路边，一条腿上都是血。
我父亲马上下了铁路，走到男人身边。
男人穿着铁路制服，破烂不堪，头发凌乱，脸上满是尘土与汗水。显然，他是经过挣扎，一路跌跌撞撞，最后倒在铁路边。他应该是铁路工人中的地下交通员。他的一条腿受了重伤，血还在流，走不了路。他可能是刚才为躲避日本鬼子的追捕，从列车上跳下来的。
近一段时间，日本鬼子搜查得很紧，到处都在抓抗日分子。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铁路上频繁活动，时有看见日本鬼子押着身穿铁路制服的工人，从列车上下来。
这个男人审视着我父亲，没有说话。他的神情沉着而刚毅，估计是在观察我父亲对他的态度，会怎样对他。
片刻，我父亲问：“你能站起来吗？”
男人摇头。
我父亲马上就做出弯腰的姿势，要背他离开这里。我父亲说：“要快，估计等下就有日本人来了。”男人看我父亲没有恶意，就俯在我父亲背上。我父亲背着他，快速往前方跑去。他在这条铁路巡道两年多，对这里情况了如指掌。我父亲把他藏到铁路边一处山洞里。山上有水下来，巨大的瀑布倾泻而下，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谁也不会想到，瀑布后面有个山洞。
我父亲也是偶然发现的，有一次遭遇大雨，被淋得透湿，他就索性到瀑布下面洗个澡，结果意外发现了瀑布后面的秘密。
我父亲返回原地，还没来得及清理石碴上的血迹，日本鬼子就来了。为首的是住车站的宪兵队长龟田次郎，共有10个人，5个鬼子，5个皇协军。龟田次郎与我父亲很熟，经常在火车站相遇，都会点头打个招呼。龟田次郎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他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做棉花与粮食生意，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喜欢中国的美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很兴奋，这下可以源源不断把中国的煤炭、棉花、粮食和矿石运回日本而不用掏钱买了。龟田次郎是主动要求参战的，来到了这个铁路边的车站，当上了宪兵队长。
龟田次郎对我父亲还算客气，因为我父亲技术好，铁路上的技术，没有他不懂的。有一次，我父亲在巡道时，感觉一列火车经过时，声音有点不对，结果发现是铁轨裂开了，马上就要断了。如果不是我父亲发现及时，可能会发生列车颠覆的事故。如果是军列颠覆，龟田次郎就会有麻烦。龟田次郎冲我父亲伸出大拇指：“厉害，太厉害了。”
有一次，我父亲蹲在值班室门口吃饭。手捧着革命者李玉和用过的那种铝质饭盒，饭盒里是稀粥与窝窝头，加上自己腌制的咸菜炒辣椒。
龟田次郎刚好经过，他闻到了辣椒的味道，抽了抽鼻子，问：“你吃什么东西，这么香？”他在东北时就喜欢上辣椒了。他立即抢过我父亲的饭盒，蛮不讲理地吃开了。还连连说：“好吃好吃，太有味道了，我太太就烧不出这么好吃的菜。”
我父亲觉得很奇怪，这缺盐少油的菜，就是特别辣而已，有这么好吃？其实，是我母亲腌制得咸菜与辣椒特别香。
此后，龟田次郎经常会问我父亲要辣椒炒咸菜。我父亲如果说没有，他就很生气，说中国人小气。龟田次郎长得瘦弱，文质彬彬，脸白白的，头发梳成三七开，戴着一副眼镜，外表像个教书匠。但却是个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龟田次郎经常站在出站口，盘查进出的旅客，稍有不满意，就一个耳光扇过去。他心情不好时，就打人，扇旅客几个耳光，他的心情就好了。有次，有个壮汉从车上下来，背了个大麻包。龟田次郎对男人进行检查搜身，可能是搜得太细，手摸到了男人的生殖器。男人本来就脾气暴躁，又喝了点酒，就一把推开龟田次郎的手，骂了句脏话。龟田次郎一巴掌搡过去。男人抬手一挡，龟田次男没有防备，身子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怒火满腔，掏出手枪就把男人毙掉了。
但龟田次郎对我父亲尚可，我父亲是一名堂堂正正的铁路工人！我父亲很严肃，一天到晚板着脸，好像谁欠了他的钱没还。遇到日本人在巡逻，也不会点头哈腰。龟田次郎对他的同事说：“这个中国人高深莫测。”
龟田次郎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男人，从火车上跳下来的？”
我父亲说：“没有。”
龟田次郎盯着我父亲，想在我父亲脸上找出破绽。我父亲内心平静而淡定。他是个老实人，平时就是个闷葫芦。但他并不是个胆小鬼，他看似懦弱的外表却潜藏着强大的毅力与顽强。他指着路基下的血说：“队长，你看，这里还有血，估计是跑到山里去了。”几个日本人立即围着血迹，研究了半天，叽叽咕咕地讨论着。然后，他们看着莽莽大山林，均是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们知道，想在这样的无边无际的树林里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几个日本鬼子与皇协军，扛着长枪，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父亲巡道结束，回到家里，立即找了些吃的东西与药品，悄悄赶到瀑布后面的洞里，见到了男人。男人告诉我父亲，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的。他对山里很熟，有一条秘密通道，从密林中穿过，越过沟壑，就能到达一个矿区。那里是游击队联络站。
我父亲为交通员的伤口上了药，重新包扎，看着他吃饱肚子。然后为他找了根木棍做拐杖，护送他进入密林。这里果真有条小路，掩隐在草丛中，如果没有进入森林，绝无发现的可能。
两个月后，交通员提着酒来与烤鸭找我父亲，表达了谢意。交通员说话豪爽，声音大，气量足，骨子里透出一种顽强与不屈的气势。他与我父亲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就是这次接触，交通员发现我父亲人品可靠，就与我父亲交上朋友。
有一天，我父亲正做上班前的准备工作。交通员突然找到我父親，小声说：“出站口鬼子搜查得很严，我身上的秘密文件带不出去。”他的意思是我父亲能不能帮忙。父亲接过秘密文件说：“你从出站口出去，然后到郊外的铁路边会面。”
交通员安然无恙出了站口。
我父亲每天都在车站、铁路上走来走去。因此，没有人会怀疑他身上有东西。我父亲手持信号灯，肩扛大锤、工具包，大摇大摆一路寻至郊外，交通员已经在等候了。
我父亲为交通员传递了几次文件，就在交通员准备发展我父亲为地下党交通员时，交通员出事了，是在列车上被龟田次郎逮到的，从火车上押下来。出站口时，我父亲正好进来，与交通员面对面。交通员望着我父亲，目光中透出焦虑。我父亲意识到他有事情要交待，但又不知如何与他接触。眼看就要出站口了。我父亲急中生智，趁着旅客拥挤，突然往前跑了几步，拍了下龟田次郎的肩膀说：“队长，今天是腊肉炒辣椒加咸菜，香喷喷的。”我父亲把饭盒递上去，然后又说：“哦，队长今天有事呀。”我父亲是站在龟田次男身后，他身后则是地下交通员，交通员身后有几名鬼子，手持长枪。就在这时，交通员悄悄递给我父亲一张纸条。我父亲把纸条捏在手心。而此时，龟田次男转过身，看着我父亲，呵呵笑说：“抓了个八路交通员。”他接过我父亲的饭盒，交给另一个日本兵，押着交通员走了。
我父亲巡道时，打开那张纸条，见上面写着：张老板是叛徒，立即处决。张老板是谁？这张纸条交给谁？我父亲猜想，交通员可能是希望他把纸条传给另一个人。但是，交通员没有时间与我父亲说话。我父亲也就不知道把纸条传给谁。我父亲以为会有人找他取这张纸条，他就利用休息时间，在候车室及月台上逛来逛去，却没有任何人找他。他急得不得了，又无可奈何。那几天，他的嘴巴上起了大泡，眼睛里布满血丝，眼眶发黑。
有天下班回来，正是傍晚时分，候车室对面一家米店的老板被杀了，来了很多日本人与警察。有很多人在围观。我父亲上前看了一眼，小声问：“老板被谁杀了。”有人轻声道：“米店的张老板是日本人的走狗，被游击队干掉了。”
我父亲惊呆了，手伸进口袋，捏着那张纸条。
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我父亲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世界上，也只有那位交通员与我父亲有交往。交通员牺牲了，无法找到证人，我父亲又不爱表白自己，他的这段往事也就永远不被人所知。
那张纸条，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搬了几次家，丢失了。
三
有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北风从屋檐下刮过，发出狼一般“呜呜”的嗥叫声。我到外面转了一圈，想找伙伴们玩耍。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小朋友，估计是太冷了，受不了，我也回到屋子里。家里就暖和多了，一只煤炉在屋子中央烧开水，热量不断散发出来，我母亲坐在炉子边上缝补衣裳。
母亲见我进来，说：“只有你这个小傻瓜才会去吹北风，这样的天气，谁不在家烤火取暖。”我在炉子前坐下。母亲一针一线缝补我穿破的衣服。母亲缝得针脚密实而牢固。我看了一会儿了，对母亲说：“我爸爸也算是为抗日战争做过工作的，如果他能找上面说说，爸爸能当上更大的官。”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许久才说：“你爸爸是不会去向组织要好处的。”但是母亲停了下又说：“有些事也很难说清楚，因为找不到证人能证明你爸爸为地下党做过工作。”我母亲还说：“解放前，环境险恶，做那种事，得小心再小心，根本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与你有直接联系的交通员牺牲了，你所做的事，就没有人知道。而我母亲知情与不知情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必须是夫妻以外的证人，还应该是当时的地下交通员作证，上面才会认可。”
我问母亲：“解放战争年代，爸爸有没有再为地下党做事？”
我母亲看了我一眼，似乎不想说我父亲的往事。她突然叹了口气说：“怎么会没有？你爸爸在解放战争年代为地下党做的事，比他在日伪时期更危险。”我母亲是略知一些我父亲所做的事，有的是她暗中观察了解到的;有的是我父亲偶然说漏嘴的。我父亲从来不肯透露他做了什么事，他可能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万一他出了事，家人不知情，就不会拖累亲人。
我母亲说了一段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段经历。我父亲嘱咐过我母亲，不要把这事往外说，包括子女。我父亲的意思是，他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利用工作之便，举手之劳而已。比起那些真正的革命者，他所做的事，太微不足道了。现在都过上幸福生活了，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很快就控制了铁路。车站宪兵队换成了铁路警察，警长是个东北人，原来是国军的连长，他身上有伤，就回家种地。他有个亲戚在铁路的警察局当官，就介绍他来车站当警长。此人身高1.8米，牛高马大，大胡子，身上任何时候都有股浓浓的酒味，脸色呈猪肝色，酒糟鼻。此人叫黄大米，人称黄大炮。黄大炮到车站的第一天，把所有警察召集到车站月台上训话，他每说两句话，就要骂句：“妈了个巴子，兄弟们听好了，妈了个巴子，我可是打过鬼子的，身上还有弹片。老子是国军连长，要是没受伤，现在也是团长师长了。谁要是不听话，给我上眼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他突然掏出腰上的盒子炮，抬手一枪，候车室屋顶上的一只乌鸦应声而落。 “老子要打你左眼，就不会打到右眼。老子可是堂堂正正国军出生的。最近共党闹得凶，兄弟们给我看好了进出车站的大门，抓到个共党分子，老子奖励50块大洋。”
黄大炮训完话时，一趟货车轰隆隆进站了，滚滚浓烟把车站站台笼罩了。列车上装着煤，准备运到国府南京去的。煤是紧缺物质，有士兵押送。黄大炮叫两个警察去弄点煤来，他的办公室的煤快烧光了。没有煤，炉子烧不起来，办公室冷得像冰窟窿。以前办公室的煤烧光了，也都是到运煤的车上去弄一点，数量不大，也就是两三筐。
黄大炮走到押车士兵面前，递上包烟说：“兄弟，弄点煤烤火。”押车的士兵看看烟说：“弄一点可以，多了不行。”黄大炮说：“不多不多，就两筐。”两个警察爬到车厢里弄煤，黄大炮在铁路上看着。
天气冷得能冻掉下巴，风从铁路北边吹过来，像刀子一样割肉。黄大炮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棉帽的护耳放下来，裹紧大衣，这样就不冷了。
黃大炮正想叫两个警察动作快点，突然有人揪住他的后衣领，将他从铁道上揪下来。黄大炮一个趔趄，跌倒在铁道边。黄大炮大怒，正想冲揪他的人发火：“妈了个巴子……”他的话没骂完，铁轨上悄无声息地滑过来几个车皮，是车站在调度货运。这种方式是把车皮上的货物送到专门卸货的站台，这叫调车。调车时，机车车头在另一头，而这一头没有人瞭望，很容易发生事故，司机要特别小心谨慎。这一刻，司机肯定是开小差了。
跌坐在地上的黄大炮本来是要骂娘的。当他看清是火车开过来了，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半天没有动。如果没有人把他从铁轨上揪下来，那他就是火车轮子下的死鬼了。
火车开过去后，黄大炮从地上跳起来，握着救他一命的人说：“兄弟，没得说了，咱们是生死之交。”这个救黄大炮的人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刚好巡道到此，突然发现有车皮悄然滑过来，而那个平时耀武扬威狗仗人势的警长毫无知觉。按道理说，我父亲不应该去救这个恶魔。但本能使他一个箭步飞奔上去，把黄大炮揪下了铁道。换了别人，可能会大喊一声：“火车来了！”或者大喊：“快逃命啊！”我父亲不会喊叫，他是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他的话语远远赶不上他的动作。
被救下来的黄大炮，感激得差不多要跪下去了。这个平时狐假虎威的家伙终于露出真相，本质上是个怕死鬼。他对那两个弄煤的警察说：“今后这位铁路工人就是我的兄弟了，你们要尊重他，听到了吗？”
我父亲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他继续巡道时，心里就有点后悔，干嘛去救这个王八蛋。但是，反过来说，火车把这个黄大炮轧死了，上面还会再派个李大炮刘大炮来当警长，也有可能一个比一个坏。社会没有改变，当权者心黑，下面做事的人永远不会干净。
黄大炮追着我父亲说：“兄弟，今天不要巡道了，我请你喝酒。”我父亲哪里会与这种人一起喝酒，他极力推辞，说他不会喝酒，然后又说工作重要，无故旷工要扣工资。黄大炮瞪着牛卵样的眼咆哮：“谁敢扣你工资，老子一枪毙了他。”但我父亲执意要把工作做完，黄大炮就很不理解，但他也没办法，就把警察都叫来说：“兄弟们听好了，妈了个巴子，这位兄弟今天救了我一命，今后就是我的生死兄弟了。谁敢对他不敬，别怪我不客气。”
我父亲觉得这个黄大炮有点神经兮兮的，救他一命，完全是一次偶然行为，还什么生死兄弟。我父亲认识的人中间就没有一个黄大炮这样的人！我父亲扛上大锤，信号灯，工具包，继续巡道。
黄大炮看着我父亲走远，对他手下的人说：“这位老兄还真是个闷瓜，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我父亲巡完道下班回家，从车站的出口处出来，几个值班的警察立即向他敬礼，大声说：“大哥走好。”我父亲脸上毫无表情，脸板板地走过去。
此后，我父亲在火车站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哪怕是正在搜捕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大批警察云集车站，我父亲也能大摇大摆进出，没有警察拦他。
四
这天，我父亲上班，发现站台上增加了很多警察，还有许多便衣，估计是军统的，或者是中统的，整个车站笼罩在一种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是那些便衣嗅出了味儿，有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要在此地走情报。我父亲一般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上他的班，巡他的道。他进站口时，有个军统的人拦住我父亲，要检查。黄大炮把便衣的手拨开：“他是我兄弟，巡道工。”便衣放我父亲进去了。
我父亲上班时，巡道至一处山坡，坡上长满茂盛的芦苇，芦苇花开了，洁白的芦花漫山遍野，风一吹，芦花在铁路上纷纷扬扬，像下雪一样。我父亲突然发现铁路边的草丛有两个木箱子，看样子是刚才从飞驰而过的火车上扔下来的。这种情况我父亲曾经遇到过，多半是毛贼盗窃火车上的物质，有的是走私物品。我父亲观察周围情况，一个人也没有。他用手上的锤子，把木箱敲开。我父亲被吓了一跳，是两箱崭新的枪支。我父亲顿时警惕起来，再次细心观察周围情况。除了几声鸟鸣，并无其他情况。我父亲马上把这两箱枪支弄到附近的树林里藏起来。
藏好后他立即沿着铁路往前走，走了一阵，躲藏在铁路边的密林中。这时，有两个人赶来了，他们在铁路边找来找去。他们觉得太奇怪了，周围没有人，两箱枪支会飞走？他们在周边搜索了一阵，最后无可奈何地走了。
我父亲下班时，很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他心里很清楚，他是这条铁路的巡道工，只要认真查找，他是跑不掉的。他从出站口出来，没有人找他。他继续往前走，走到小巷时，黄大炮突然出现了。他拦住了我父亲，死活要拉他上酒馆喝酒。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餐酒不喝，我还算男人吗？”
我父亲已经猜到了他的用意，就跟着他进了小酒馆。
黄大炮点了几个菜，两瓶好酒，与我父亲对饮起来。喝了两杯，黄大炮说：“兄弟有一事相求，有两箱货在铁路边……”
我父亲打断他的话：“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用意。”他把藏枪的事告诉了黄大炮。我父亲接着低声道：“刘大牙这几天盯得很紧，已经找我谈过话，要我注意铁路两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人走私军用物资，或贩卖大烟，立即告诉他，能奖赏10块大洋。”刘大牙是军统安插在车站的“眼线”，专门督察走私物质的。国共两军正在决战，而党国的大员们在忙着走私。对此，戴立向蒋委员长立了军令状，一定要严抓走私军火的恶棍。因此，每个火车站都派了眼线。 刘大牙与黄大炮尿不到一个壶里，手下的人也时常擦枪走火。但黄大炮不怕刘大牙，他咬牙切齿道：“有机会我会弄死这个王八犊子。”黄大炮喝了口酒，酒糟鼻越发的红了。他对我父亲说，关于他走私枪支的事，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就断了他的财路。我父亲说：“既然你来找我了，我理当为你保密。”
黄大炮高兴地说：“够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但是兄弟了，还是生意的朋友了。”我父亲到现在才知道，黄大炮在利用火车走私枪支、毒品、文物。凡一切能赚钱的东西，他都走私。而且我父亲居然成了他的亲密伙伴。黄大炮走私要避开军统与中统，必须在火车进站前，悄悄扔下来，然后派人运走。而我父亲是最理想的接货人，在巡道中就把这事做了。
现在，黄大炮只要看见我父亲来上班，必定是亲热地迎上去，问候一番。那些军统中统的人，也都对我父亲比较客气。
有一日下午，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又下不来，天气闷热得让人有快窒息的感觉。我父亲下班，从车站走出来，刚好有趟客车进站，有很多旅客下车，出站，进站。我父亲发现车站月台上多了很多便衣特务，远处的警车闪着鬼火样的光亮，更让人感到了恐怖的气息。
我父亲没有当回事，他是见怪不怪了，大大方方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偶然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有个漂亮姑娘跟在身后，他没当回事。
我父亲走了几步，感觉自己的工具包好像被人碰了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姑娘看着他，脸上很平静。周围都是出站的旅客，挤成了一团。到了出站口时，每个人都必须出示车票和证件。铁路职工只要出示工作证即可。军统的人与警察搜查得很严，每个人都要搜身。发现可疑的，立即带走，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父亲出站时，军统与中统的人，还有警察都不会搜查他。我父亲继续往前走，到了熟悉的巷子，再往前不远，就到家了。我父亲习惯性地回头看一眼，发现那个姑娘还跟在后面。我父亲判断，这个姑娘是故意跟踪在后面的，他有点脸红起来。我父亲性格内向，胆大心细。但他有点害怕面对漂亮女人，这种害怕是说不出缘由的。我父亲虽然已经结婚，我母亲是个农村女子，与这个漂亮姑娘不是一类人。
我父亲走了两步，停下，姑娘也停下。我父亲问：“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铁路穷工人，每月的工资只能吃个半饱。”我父亲以为她是干那种事的，想打他的主意。我父亲是不可能有风花雪月之事的，能把这份穷日子过下去，就很不容易了。
姑娘笑了下，露出雪白的牙齿，看模样有二十五六岁，穿着丝绸旗袍，两条雪白的大腿，特别耀眼。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扎了个结，系了根绸带。姑娘眼睛很大，水汪汪的。她突然指了指我父亲背的工具包。我父亲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准备离开时，她又指了下工具包。我父亲忙把包打开，包里有支钢笔！我父亲甚觉纳闷，包里怎么会有钢笔？他把钢笔取出来。姑娘说：“是我的。”我父亲想问，你的笔，怎么会跑到他的包里？但他又没问，就还给她。
姑娘接过钢笔时，我父亲问：“你是干什么的？”姑娘笑了下，还是不说话，把钢笔打开，里面并不是笔，而是一张纸。我父亲突然意识到她是干什么的了。我父亲惊得目瞪口呆，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可见共产党的事业是多么富有魅力，连这样的美丽姑娘都愿为其抛头颅洒热血。我父亲怔怔地看着姑娘，自从日伪时期之后，他就没有遇到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也没有人再找他。
姑娘把钢笔收了起来，正想说什么？突然有人从巷子口走进来，姑娘缄口不语，跟在我父亲身后，出了巷子。我父亲准备走回家，姑娘说：“麻烦你跟我到巷子里来一下。”我父亲愣了下，就跟在她后面，又走进了巷子。
巷子里寂静无声。女人看着我父亲说：“我观察你很长时间，觉得你这个人内向，孤僻，喜欢独来独往，有人和你打招呼，你都是爱理不理的走自己的路，你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刚才在出站口时，我身上的秘密文件可能会被他们搜查到。我就悄悄扔进了你的包里。结果，没有人查你的包，我的东西就被你带出来了。”
我父亲看着姑娘，没有说话。
姑娘继续说：“我们早就了解你，你是个有良心的人，不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我要再次谢谢你的帮助。”说完姑娘就走了。
姑娘走后，我父亲心潮起伏，波涛汹涌，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姑娘太让我父亲钦佩了，青春美貌，美好的生活才开始，居然冒着杀头的危险，在铁路上传送情报。此前，我父亲当然也知道一些共产党的事，他已经帮助交通员传递过文件，知道他们是为国家，民族独立而甘愿牺牲生命的有志青年。我父亲天天目睹黄大炮和他的同伙，还有军统中统的人，在车站上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欺压百姓，搜刮民财，无恶不作。
这个晚上，我父亲彻夜难眠，快到天亮时，才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过了几天，我父亲又遇到了姑娘。姑娘主动与我父亲搭讪，慢慢往出站口走去。姑娘很警觉，小声说：“今后我们要装着不认识，有事需要你帮助时，我会主动靠近你。”我父亲点点头，就装着不认识姑娘。姑娘悄悄把钢笔扔进我父亲的包里，混在出站的人群中。特务搜查了她的行李，身上的口袋，一无所获，就让姑娘走了出来。
我父亲出站是很方便的，问都不会有人问一声。
我父亲走到小巷入口，看看前后没有人，就站下等着。姑娘走近了，我父亲把钢笔还给她。姑娘笑了下，一口雪白的碎米样的牙齿，非常好看。她刚想说什么，发现巷子那头有人进来了，她便朝我父亲点点头，走了。
进巷子的人是我母亲，她要去买盐，看见那个姑娘与我父亲点头微笑。我母亲一下就傻了，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在这巷子里与我父亲点头微笑？虽然我母亲没有看见姑娘与我父亲说话，但她从姑娘的表情判断，我父亲认识这姑娘。于是，我母亲盐也不买了，追着问：“那姑娘是谁？”我父亲说：“不认识，刚下火车的，在巷子里遇到，问路的。”
我母亲将信将疑。我父亲说：“你不相信是吗？我去把她叫过来，你问问她。”我母亲信了，她是信任我父亲的，不相信他会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再说刚才那个姑娘打扮得那么漂亮，一看就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怎么可能认识铁路巡道工。 这件事过去不久，黄大炮准备走私一批钢管。实际上这批钢管是中共地下党通过熟人向黄大炮购买的。黄大炮当然不知道钢管是卖给共产党的。他做生意向来不问买方是谁？他只管赚钱。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大片国土已经解放，人民军队迅速扩大。但是枪支太少，兵工厂仅修理缴获过来的破枪，肯定是供不应求，造新枪迫在眉睫。于是，地下党交通员千方百计通过中间人，买到了这批钢管。
黄大炮通知我父亲，这批钢管在要进站前卸下来，让我父亲看守好，千万别出事。我父亲还不知这批钢管是解放军要的，但他知道是造枪的。
我父亲再次遇到姑娘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姑娘。姑娘激动得在原地打转，然后握着我父亲的手说：“你立大功了，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会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我父亲当时还不理解向上级反映情况有什么意义，他谦虚地说：“这点事算不得了什么，我在日伪时期就为地下党传递过情报。”姑娘大吃一惊，问：“后来怎么没有继续下去？”我父亲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了。末了，我父亲说：“那个交通员突然就消失了，我估计他是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姑娘点点头说：“很有可能，我们这些人都是抱着赴死的决心，投身到革命斗争的行列。”姑娘的表情平静，严肃，身上透露出的那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让我父亲为之动容。
姑娘握着我父亲的手，感激我父亲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她说：“你等着我的消息，我回去后，向上级汇报你的情况，然后我会根据领导的安排，再来联系你。”
我父亲点头。
那批钢管卸下来了时，游击队员已经在等候了，几架大马车拉上钢管就跑了。我父亲叫游击队员把他捆绑起来，眼睛蒙上，嘴巴塞上。于是，我父亲就躺在地上。
黄大炮赶到后看到我父亲的情况，气得暴跳如雷，眼睛冒血。但他没有怀疑我父亲，还安慰我父亲说：“你受苦了。”黄大炮去查消息是怎么走漏的，查来查去，什么结果也没查到。因为知道这批钢管生意的人有好几个，仅商人就不下五六个，问谁去？而且那些商人都有很深的背景，一根毛都不敢动。
吃了这次亏，黄大炮学聪明了，不做这么大笔的生意了。他主要还是走私大烟毒品与文物，这东西好赚钱。
但是，那个姑娘就此消失了，再没有联系过我父亲。我父亲很困惑，姑娘去哪里了？也没见到她被抓呀。后来，我父亲猜测，姑娘可能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时出事牺牲了。于是，我父亲协助地下党所做的事，就不为世人所知了。
一年后，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共产党接管了铁路。我父亲继续当他的铁路工人，继续巡道。
五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着家，常年在外面忙碌。我很小的时候，看见有个男人回来，就用陌生的眼光追踪他。我想，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到我家？我母亲对他很客气，为他烧饭做菜，为他烧洗澡水。我的哥哥姐姐喊他爹爹，我才知道他是我父亲，在铁路沿线工作。
我父亲是1955年由湖南调到福建工作的。鹰厦铁路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他是技术全面的工人，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父亲便只身前往“福建前线”，投身铁路建设。铁路修好后，我父亲再次被工务段任命为工区的工长，管理着二十几号职工，负责站与站之间的铁路维护及巡道工作。
我父亲文化不高，就需要个有文化的人，协助他管理工区的事务。于是，于文章就成了我父亲的助手，类似于文书。于文章有文化，能写一手好字，经常写一些标语口号，还要兼任文化教员，教职工识字。
其实，于文章学历也不高，只有小学毕业。就这个学历，在当时也是工区最高的。他聪明，脑子灵活，点子多。比如说，工区人手不够用，工人一人要干两个人的活。下班后，还要烧饭炒菜，等工人吃完饭，都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于文章就给我父亲出主意，他说：“工长，安排两名妇女在食堂烧饭吧，这样职工下班回来就有饭吃了。”
我父亲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采纳了。我父亲向段里打了招呼，就招了两名妇女做临时工，在食堂买菜做饭做卫生清洁工作。而这两名临时工，有一名就是于文章的妻子。于文章聪明吧，轻而易举就将自己的老婆安排工作了。那时候的临时工没有工资，就是吃饭与职工一起吃，不用掏钱。几年后，于文章的妻子转为正式职工。
于文章有个缺点，懒，懒得出奇。于文章怕苦怕累，总是想着法子少做事，或者不做事。我父亲安排他写几张标语口号，贴到墙上就完事。这点活，半小时就能做完。而他拖拖拉拉，至少要忙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他到了工地，做事也是拖拖拉拉，动不动就往山上跑，找地方拉屎拉尿。工人们说他是懒驴上磨坊，屎尿多。他无所谓，你说你的，他照样我行我素。
有天晚上八点多钟，运来了一车皮的枕木，要及时将枕木卸下来。当时，工区人手紧张，白天，工人们的工作都很辛苦，有的早早就睡下了。我父亲准备自己去卸车，但毕竟是一车皮，有二十几吨。我父亲想到了于文章。因为他下午没到工地干活，在工区做工资报表。当于文章听我父亲说要他去卸车，他的脸都吓白了，忙说他今天吃坏了肚子，已经上好几次茅房。
他怕我父亲不信，向他妻子挤眉弄眼。他们这对夫妻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的模范夫妻。男人哈哈哈笑，妻子跟着咧嘴呵呵乐。男人哭丧着脸，妻子跟着抹泪。于文章妻子当然理解他的用意，忙说：“是呀是呀，今天晚上也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怎么就拉肚子了呢？”
我父亲知道他们的用意，也不想戳穿他们的诡计。于文章不想干活，你硬叫他去。他去了，不会卖力干活，给你添堵。我父亲就自己去卸车。他经常这样做事，叫别人干活，怪话牢骚一堆，还推三推四，不如自己去干算了。他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做法，有时候能起到带头的作用，有些职工便会紧随其后，投入到工作中。
晚上8点，我母亲去给父亲送饭。枕木卸下后堆在铁路边，从这头看不到哪头。我母亲被这么大堆的枕木吓到了，惊得目瞪口呆。我母亲以为还有工区工人在卸车，她找了半天，没有看到一个工人，漆黑一片的铁路边上，冷冷清清。我母亲绕过枕木，找了许久，才看见马灯下我父亲一个人在扛枕木。在这一大堆的枕木中，我父親显得那么渺小，孤单，但他却在拼命干着。 我母亲问：“其他工人呢？”
我父亲说：“今天晚上没有别人。”
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眼睛里的内容很复杂。我父亲虽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但他一个人扛这么多枕木，她还是心疼的。人的肩膀是铁打得吗？他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
我父亲安慰我母亲：“没事，干习惯了。你回去吧，你站在这里，心里还难受。眼不见，心净！是不是？”
我母亲含泪走开了。
下半夜时，于文章来了。他不声不响出现在铁路边，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做法太过分，这么多活压在我父亲身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他说，他的腹泻基本上好了，可以干点活。
我父亲与于文章干到天大亮，全部枕木堆在铁路边，情景壮观。七点半之后，工区的工人陆续来了，看到我父亲与于文章卸了这些多枕木，都露出钦佩的目光。工人们劝我父亲与于文章回去休息，剩下堆枕木的活大家干。我父亲说：“没事，再加把劲，就干完了。”
于文章向大家卖弄地说是他与工长卸的车，累得都要瘫痪了。
工人们看着他，脸上毫无表情。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除了吹牛，还能干什么？
我父亲与于文章共事三年。父亲说：“于文章这个人如果能吃苦，会有不错的前途。但他的懒与他的懦弱，造成了他的悲剧。”
有一天，我父亲带着于文章到铁路地区开会，返回来时是半夜12点钟。他们坐得是快车，县城的四等小站不停。他们必须在前一站的大站下车。于文章向我父亲建议，在火车站边上的旅馆住一宿，明天乘慢车回去。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执意要走回去。我父亲说：“趁着天上有月亮，两个小时就能赶到家了，还能睡上一觉，明天还能上班。”
于文章老大不高兴，他本来就不想上班。开会出差有补贴。但他扭不过我父亲，只得上路了。
一路上，他唠唠叨叨，说我父亲：“死心眼，不懂得享受，就会拼命干活。这么拼命干有什么好处？最多就是当个工长，还会再提拔吗？”我父亲则批评他说：“你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懒。你有文化，为什么不能多干点活，表现的积极一点，今后也有上升的机会呀。”
于文章说：“帮帮忙吧，我是不想当官的，也不想干得太累。”
他们一路聊天，脚步一刻没有停下。于文章走得慢，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就要叫我父亲等他一下。他说：“你怎么不会累呀，看你平时没日没夜地干，现在走路还这么快，真是弄不懂你身上怎么有那么多的干劲。”
我父亲只得停下等他片刻。
前边是一段弯道，铁路在这里画了个巨大的半圆弧，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河流。山上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不时有恐怖的声音传过来。河里的水流湍急，哗啦啦的响声不绝于耳。于文章有点怕走夜路，他紧紧跟在我父亲身后。我父亲看他的样子，笑说：“你平时晚上一个人巡道怎么办？”
于文章说：“工长，不瞒你说，我一个人巡到这种鬼地方，心都悬了起来，我总是快快地走过去。”
我父亲批评他：“你就不怕铁路路基有意外情况？”
于文章呵呵笑说：“能有什么情况。”
他们走着说着，突然边上的树林里传来哗啦一声响，于文章吓得往我父亲身后躲藏，结结巴巴说：“有……有什么……动物？”
我父亲一点不当回事，把手电筒照过去，看见树林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好像是一只什么野兽！我父亲捡起一块石碴，朝野兽扔过去，非常准确，命中。野兽吓得往树林里逃窜。这一带树林里时有猛兽出现，比如狗熊、狼什么的。巡道工身上扛着大铁锤，只要用力敲几下铁轨，野生动物都会被吓跑。
我父亲与于文章刚走出弯道，突然看见铁轨上横卧着数十根枕木。我父亲一下就愣住了，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敌特破坏铁路运输，企图颠覆列车！我父亲在愣了片刻之后，立即清醒过来，他说：“快，把枕木卸下来。”我父亲意识非常清醒，再过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如果不能及时把枕木卸下来，一场重大事故就将发生了。
我父亲臂力过人，搬枕木速度非常之快，嗖嗖嗖地一根根枕木就飞离了铁轨。枕木很沉重，一根就有一百多斤。枕木是松树加工后，放在沥青里浸泡一段时间，才能投入使用的。我父亲心里明白，海峡那边的蒋委员长仇恨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反攻大陆已是黄粱美梦。于是，就派遣特务制造事端，企图颠覆列车。我父亲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自身安危，只有拼出性命来保住列车！
在这关键时刻，于文章就是个窝囊货，他被眼前的情况吓傻了，整个人软弱无力，蹲在铁路边干嚎起来。我父亲搬下几根枕木，他一根还没抬下来。这时，远处传来了火车鸣笛声。我父亲大喊：“于文章，快点呀，你这个蠢货，笨货。”我父亲的怒斥没能激起于文章的干劲，反而把他吓倒了，他趴在铁路边哇哇哇地哭叫着说：“完了，完了，要是火车翻了，我们就死定了。”他还埋怨我父亲：“都是你呀，赶什么夜路，遇上这倒八辈子霉的事……”
我父亲爆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一根根枕木被他掀到路基下。当他掀下最后一根横卧在铁路上的枕木时，列车风驰电掣，呼啸着擦着我父亲的身子，一掠而过。我父亲连同枕木一起滚倒在铁路边，看着列车飞驰而去，再次惊出一身汗水。军火列车！全是大炮，弹药，是运往东南沿海前线的。
列车过去后，我父亲半天没站起来。他刚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现在一切平安了，他突然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劲了。这时，于文章走了过来，对我父亲说：“工长，我们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我们该是英雄了。”
我父亲慢慢从地上站起来，挥手给了于文章一记耳光！喝道：“你刚才干什么了，在这关键时刻，这么没有屌用，你还是男人吗？要是火车翻了，我们还能活命吗？”
于文章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双腿无力，站不起来。手也没力，搬不动枕木。”于文章没有说假话，他曾经说过，他只要遇到危急情况，就紧张，害怕，就双腿无力想坐下去，就想拉尿。
我父親发现他真的尿裤子了。 六
回到工区的第二天，吃饱喝足的于文章恢复了元气，开始神气活现了。他找到我父亲，说要把昨天晚上的事迹写出来，报到上面去，他与我父亲就能当英雄了。英雄啊，奖金与奖状是少不了吧。还能到分局与路局参加表彰大会，出尽风头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渴望与陶醉的神情，眼睛里放出灼灼的光芒。
我父亲立即警告他，这件事谁也不要说，就当没有发生过。于文章不理解，大喊起来：“为什么？这可是机会呀，是我们向上级组织要好处的机会。”
我父亲问：“你有什么资格向组织要好处？你出了多少力？”
于文章没话说了。但他觉得我父亲太傻气，这么好的机会不懂利用。
我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从来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喜欢好大喜功。他一生追求平淡，平安。他做事，凭着工人阶级的良心、觉悟，一往无前，从不后退。看见别人披红挂花上台受奖，他心里会说，光荣是光荣了，但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且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难为情！他永远是个做得多，说得少的人。最不喜欢向上面伸手，邀功请赏，不是他的为人。
我父亲虽然把这事压住了，但他向上面反了当前铁路运输的严峻形势。他只说有迹象表明，有敌特分子在铁路附近活动，没有说出他救军火列车的事迹。
但是，我父亲总是放心不下，担心于文章哪天头脑发热，把这事写成文章寄到上面去。因为于文章是个非常自私的人，胆小怕死又特别懒，还一门心思想着出人头地，想要弄个轻松的岗位，最好是调到段机关坐办公室，不用风吹雨淋日晒，不要半夜巡道。当然，他如果真正说出去了，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我父亲不想当英雄。
这天晚上，我父亲想找于文章深谈一次。谈话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守口如瓶。二是要帮助于文章进步。他毕竟年轻，有文化，有很强的可塑性。只要多教育，多帮助他，他应该会转变的。但是，于文章去巡道了。父亲看了夜空，天气很好，明月高悬，大地一片银白。这样的日子，于文章一般会正常巡道。如果遇上雷鸣电闪狂风暴雨的天气，他就会找各种借口请假。我父亲也会同意他请假，替他巡道。因为对他不放心。他这种人，关键时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于文章是下半3點回来的，他敲开自家门时，就昏过去了。是于文章的妻子跑来找我父亲的。她砰砰地砸门，砸得山响。我父亲把门打开，问出了什么事？于文章的妻子结结巴巴说：“出……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啊！出大事了？”我父亲第一个反应是有敌特破坏铁路运输，他火速冲到于文章的家里。只见于文章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双目无神。地上是他身上换下来的衣裤，臭哄哄的，屎尿都拉在裤子上。
我父亲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弄成这个样子？”
于文章看着我父亲，说不出话。
我父亲急得够呛，又催问了几遍，他才有气无力地说：“我遇见野兽了。”
我父亲“嘿”了一声说：“吓我一大跳，原来不是敌特破坏铁路呀。野兽有什么可怕的，你敲几下铁轨，它就吓跑了。”
于文章看着父亲，半天没有说话，许久才喃喃道：“野兽为什么没有吃我？”
我父亲说：“你手上有铁锤，你怕什么，抡一锤子，野兽逃都来不及。”我父亲有过经历的，他巡道时，经常遇见狗熊和狼什么的。但我父亲用锤子敲几下铁轨，“铛铛铛”的响声，就把野兽吓跑了。我父亲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曾经说过，如果他遇到野兽的话，而老野兽扑向他，他会抡一锤子，叫野兽脑浆迸出来，大家就等着吃肉吧。
我父亲应该没有吹牛。有一次，他夜间巡道下班，就扛着两只狼回来。工区工人都跑去看稀奇。天呀，工长把狼给杀了，而且是两只狼哟，太了不起了。我父亲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把经过说了，当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走在一处开阔地，铁路两边是茂盛的茅草，一望无际的茅草丛中百鸟齐鸣，一片叽叽喳喳之声。这时，一只狼从茅草丛中跳了出来，它可能在追捕鸟类，累得半死，无功而返。它正是又饿又累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我父亲。它先是站在铁路边看着我父亲，然后长啸一声，慢慢逼近我父亲。
我父亲放下信号灯与工具包，手持铁锤，敲了几下铁轨。“铛铛”的响声，把狼吓了一跳。它转身跑了一段路，停下来，转身看我父亲，然后又慢慢走过来了。
我父亲知道狼是饿了，想找东西填肚子。但它肯定是找错了目标。我父亲手持铁锤，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内心没有一点恐惧感，他是经历过风霜雨雪的人，在日本鬼子与国民党兵痞手下做事，都不曾惧怕过。为地下党交通员传递情报，他是做了思想准备的，一旦暴露了，并视死如归。死不足以惜，人生在世，死是必然的，无可选择的。但死得有意义，何乐而不为？
狼并不知道铁锤的厉害，也可能是饿极了，龇牙咧嘴就扑上来。我父亲当空一轮，准确无误地砸在狼的脑袋上。狼的脑袋“噗”地一声响，顿时四分五裂，血流了出来，哼都没哼一声。我父亲天天搬枕木，扛枕木，手臂上的力量，与拳击运动员没有区别！就像他平时修铁路时砸道钉一样，力量大而准确。
这时，另一只狼出现了。狼都是成双成对出行的，这只狼看见同伴毙命，恼羞成怒，直扑而来。这时恰好一趟列车驶过来，我父亲退下铁路，狼不知好歹，走到了铁路中间。火车司机看见了我父亲在与狼对峙，没有拉响汽笛驱狼，而是将狼撞飞了。火车驶过去后，司机鸣响了汽笛，向我父亲致以铁路工人特有的问候。
就这样，我父亲把两只狼挂在铁锤的柄子上，凯旋而归。
于文章也断断续续说了他遇到狼的经过，他走着走着，一只狼突然从水沟里跳到路基上，与于文章不期而遇。狼站在铁路边看着他，一动不动。于文章也不敢动，但他尿裤子了。他根本想不起手上的铁锤，傻呆呆地看着狼。后来，也许是狼肚子不饿，不想吃他，而是转身往树林里去了。
我父亲很想斥责于文章胆小如鼠。但见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忍了没说。
然而，我父亲没有想到，于文章居然过不去这个坎了。狼没有吃他，他却被吓破了胆，从此卧床起不来了。于文章老婆找我父亲哭诉：“于文章夜夜做噩梦，就连大白天都蒙在被子里喊狼来了狼来了。他看见狗都会以为是狼来了，吓得尿裤子。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的精神彻底垮了。”我父亲就安排人送他到铁路医院看病，到疗养院疗养，但没有一点用处，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三个月后，于文章就在抑郁中去世了，他是被狼吓死的！ 我父亲觉得非常惋惜，好端端的男人，被狼吓殁了！但他也不用担心，再没有人会把他救军火列车的事说出了。这件事，他不说，永远不会有人知情。
我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时，是1979年的6月，距离我父亲救军火列车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七
赵启明与我父亲是湖南老乡。赵启明没事时，经常找我父亲聊天，聊到高兴时，两人就坐下喝酒。一瓶白酒，一碟子油炸花生，一盘咸菜炒辣椒，就是他们的下酒菜。他们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
赵启明的工作比较轻松，他几乎不用干什么活，每天就像玩一样，就把工作做了。采石场每天要放炮开采石头，就是把山上的岩石用炸药崩下来，再砸碎了，成石碴，用于铺设铁轨。每天中午12点与傍晚6点各放炮一次。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炸药一响，碎石满天飞。要放炮时，赵启明站在铁路边上值班。他手上有两面旗帜，一面绿旗，一面红旗。这时候，如果有火车通过。赵启明就打出红旗，让火车停下。炮放完了，赵启明再打出绿旗，放火车通行。
赵启明心怀感恩之心，常来感谢我父亲对他的照顾。赵启明当过兵，在战争年代受过伤，他身上还留有弹片无法取出来，持有残废军人优待证。因此，我父亲就照顾他当值班员。
我认识赵启明，但对他不甚了解。他很热情，每次见到我，都要拉住我说好多话。然后，他会让我等一等，他跑到前边的店铺里，买一小包冬瓜糖，或者两个棒棒糖。他不会马上给我，而是会问七问八，看到我父亲从对面走来了，他才会递给我。
我父亲说：“你不要老是给小孩买东西吃。”
赵启明说：“小四聪明，将来能干大事。”小四是我的乳名。赵启明当着我父亲的面，抚摸着我的头。
我听父亲说，赵启明参加解放军后就参加了渡江战役，在解放南京时受了伤。他随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他就是在朝鲜战场上二次受伤后就回国的。但造反派不承认他参加过人民解放军，说他伪造了历史。于是，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与历史反革命加特务赵启明关在一起。那个时期的赵启明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每天哭哭啼啼要死要活。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希望了，与其这样寄人篱下牛马不如过日子，不如早死早托生。
我父亲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他虽然不善于言语、表白自己的心迹，但不等于他没有想法。他觉得人这一生，苦的时候多，乐得时候少。人是要会给自己找乐，就是痛苦的时候，也要多想想快乐的事，让自己快活起来。人这一生，快乐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那何不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我父亲其实是个平民主义思想很严重的人，如果不让他做官，他一点意见都没有。他这一生连出名的机会都不要，有机会升官也不要，那里会在乎頭上这顶小小的乌纱帽。当个普通工人也没什么不好，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本真。
我父亲批评了赵启明，说他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要耐心等待，运动过去后，自然会还他个清白。我父亲没有进过正规学校读书，仅有一点文化是解放后在职工夜校学的。他不知道从何处看到那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名句，说给赵启明听。
赵启明瞪大眼睛看我父亲，满脸都是钦佩之意。
有天晚上深夜12点多钟。我父亲睡不着觉，就走到铁路边，默默地看着铁路，火车从他面前急驰而过，疾风吹起他发白的头发。火车过去后，铁路上静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这时，我父亲看见有个人在黑暗中从铁路那边走来。这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我父亲就跟了上去。
此人走过铁路，进入生活区，就贴着墙根走，行动像猫一样敏捷。这个人进了屋子，然后又迅速出来，又沿着铁路往前走去。我父亲已经发现此人是赵启明，他要干什么？半夜三更不休息，还往郊外走。
沿着铁路走了一会儿，赵启明下了铁路，到路基下的草丛中，消失了。我父亲慢慢摸过去。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楚。一直到他摸到一个人，才知道赵启明就在眼前。赵启明被从天而降的人吓得瘫坐在地上，他打亮电筒，发现是我父亲，松了口气。
我父亲问他半夜三更干什么？接过他手上的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捆炸药。我父亲吓了一跳，厉声问他想干什么？赵启明突然就呜呜地哭泣起来。他说：“我不想活了，既然造反派都说我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那我就干脆当一次特务，炸毁列车，与列车同归于尽。”
我父亲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当即挥手给了他一记耳光，骂他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我父亲把他的炸药没收了，然后开导他，最后叫他一起回家，别再干傻事。
此后，我父亲经常找他谈话，在一起下象棋，教他要学会自寻其乐，自得其乐，把眼光放开一些，心胸开阔一些，人也得灵活一些。
后来，我到农村去插队，就不知道赵启明的去向了。
时间到了1979年，我突然又看到了赵启明。我大概有十年没看到他了，赵启明老了很多，头发都掉光了，牙齿也脱落了几颗。但他还是很健康，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洪亮。已经50多岁的赵启明，穿着掉色的铁路制服，神情举止，说话的腔调，不像铁路工人，更像个乡下农民。他对我非常客气，先是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晃着说：“啊，小四长这么大了，有工作了吗？有对象了吗？”然后要给我烟抽，发现烟不好，马上要去买包好烟给我抽。
我说：“我不会抽烟，你太客气了。”
赵启明说：“你不会吸烟？要学呀，男人嘛，不会吸烟就丢了男人的派头。”然后他要请我吃饭。
我说：“现在还不到吃饭时间呀。”
赵启明呵呵笑。
我觉得他是在讨好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得而知。我回到家里，问了我母亲。我母亲告诉我，我父亲主持工作后为赵启明平了反，落实了政策，给他补发了工资，归还了住房。赵启明激动地拉着我父亲的手，就差没跪下了。他解释说：“他在农村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他不会种田，也干不动了。他的儿子女儿也不愿种田。他们知道他原来是响当当的铁路工人，因为历史原因而丢了工作，就天天骂他，也不干活，就在家里混吃混喝。现在好了，他的铁路工人身份恢复了，儿子参加了铁路工作，女儿也做了临时工。孩子们高兴得咧嘴呵呵笑，对他孝敬得不得了，像菩萨一样供着他。”
赵启明再遇到我时，说一定要请我吃饭，因为如果没有我父亲开导他，帮助他，他恐怕死得只剩骨头了。他说了他曾经想炸火车、想一死了之的事。现在想想就后怕，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想法，真是昏了头。如果一时冲动，酿下苦果，他自己是没事了，死了呀。他的后代呢？想想还是我父亲救了他一命，救了一趟列车！
我静静地听着赵启明讲述我父亲是如何劝他放弃炸火车的。听完，我觉得他说得与我母亲说得差不多。
我父亲是1984年去世的。他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药，血压时高时低。有天黎明，没有任何兆头，就在睡梦中走了。其时，家门口的鹰厦铁路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电器化改造，要改蒸汽机车为电力机车了。我父亲每天都跑到铁路边观望，了解铁路改造的情况。他非常激动，好几次对我们说：“电力机车不得了呀，车速快，马力大，一次能挂五十几个车皮。厉害，太厉害了。”父亲为蒸汽机车服务了一辈子，没见过电力机车是如何运输的。老式蒸汽机车马力不够大，一次牵引得车皮有限，遇上坡度较陡的地段，还得前面一台机车牵引，后面一台机车用力推。现在好了，电力机车来了，铁路上飞驰得将是没有烟的火车，那将是怎样的景观？
父亲的激动，我是能理解的，毕竟干了一辈子铁路，总算看到了新一代机车从自己修得铁路上驶过。然而，非常遗憾，父亲在电力机车即将通行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我们在悲痛心酸的时候，告慰父亲，电力机车果然力大无比呀，像一条巨型的龙，在鹰厦铁路上风驰电掣，站在前头，看不见尾端。今天，铁路上已经跑上了高铁动车，父亲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