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年前，国际米价基本维持在300美元/吨，今年五月，这个价格已经飙升到1000美元/吨。粮食价格的暴涨，抵消了世界银行过去7年的扶贫成就，并由此而在非洲、美洲、亚洲等很多地方引发了骚乱、暴动，甚至政府更替。
　　 这场大规模的粮食危机究竟原因何在？ 中国能否安全度过？
　　当世界粮食库存只能供应54天的消费时，我们该怎么办？这样的危机过去似乎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而今却成为事实。在菲律宾马尼拉市街头，人们排起了买米的长队，每天每人限购3公斤大米，买完你的这一定量，手指将被点上墨水标记，以防重复排队。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4月初警告说，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将在33个国家引发社会动荡。4月22日，联合国世界粮食署执行干事希兰在英国举行的“粮食峰会”上指出，全球正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大范围粮食危机。希兰将这场危机称为“寂静的海啸”，并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具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
　　
　　自古粮事重于天
　　
　　粮食之于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既是定天下的倚重，也是安天下的根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家孙武认为：“善用兵者，役不在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道出了粮食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古代每逢春季，帝王都要举行仪式，象征性地亲自耕种。经济历史学家李根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从这种仪式的举行，还是从实际措施上看，中国历代政权对粮食安全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而且有一系列制度对粮食安全进行保障。从土地政策上说，汉代早期，政府曾给无业流民发放林地，供其耕种、安居；从经费支持上说，很多朝代都有减免赋税的政策，并发放贷款给农民购买耕牛、种子等农用品；从技术上说，政府组织编写图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等。从土地到资金到技术，都推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特别难得的是，在传统自然经济的时代，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对粮食市场进行调节和干预。在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进行储备，到荒年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以平抑危机。由于我国农业受自然条件制约，灾荒频繁，粮食供需间的平衡相对脆弱，因此，古代中国很早就重视粮食储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粮食仓库，并形成一套严格的粮食储备制度，以应对粮食危机。
　　但中央政权的重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历史学者卜风贤在接受采访时说，长期领先世界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粮食供需经常性失衡的两极现象，使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始终挣扎在安全与危机之间。清代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一度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上，并终于在宣统年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
　　国内最近的一次粮食危机发生在1959至1961年间，这次波及全国的危机再一次强化了粮食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意义。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这个指示凝聚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明太祖朱元璋凭着谋士朱升的九字箴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与陈友谅的角逐中胜出。在1972年的指示中毛泽东说，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备。
　　从1979年开始，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始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农业部提供的数字显示，25年来，在向中国提供的约10亿美元的援助中，粮食额约8.3亿美元，使3000多万人受益。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报告认为，到21世纪初，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可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
　　令人欣慰的是，现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亿吨连续登上3.5亿吨、4亿吨、4.5亿吨、5亿吨四个台阶。2005年4月7日，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中国提供的最后一批小麦运抵深圳港，对中国长达25年的粮食援助就此划上了句号。从中国实行“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起，中国将彻底告别接受外国粮食援助的历史，目前，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的角色由粮食受援国变为粮食援助国。
　　
　　粮食去哪了
　　
　　当前，一场被称为“海啸”的粮食危机席卷全球。仅过去的一个月，国际市场稻米价格就上涨超过50%。与去年同期相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的小麦价格涨幅超过140%，稻米价格涨幅超过80%，持续了30年的全球低粮价时代结束已成共识。暴涨的粮价相继在海地、菲律宾和埃及等37个国家引发抗议和骚乱。“世界粮仓”美国也受到冲击。美国两大零售商——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和全美最大仓储式零售店“好事多”突然宣布采取特别措施，对顾客购买部分品种的大米数量加以限制。令人困惑的是，近年全球粮食产量一直温和增长，并未出现严重的歉收，2006年全球粮食产量为20.129亿吨，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21.3亿吨。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本年度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将降至4.05亿吨，为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2007年，被直接用作人类食物的粮食仅占当年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不到（10.1亿吨），全球消除饥饿所需填补的粮食缺口仅0.5亿吨。那么，剩下的粮食到哪去了？
　　粮食需求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国家将大量粮食投入生物燃料生产。近两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大幅飙升。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2007年底通过的新能源法案鼓励大幅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量，预定到2022年增至360亿加仑。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后几年美国玉米产量的1/3将用于乙醇生产。“和从前的粮食价格上涨不一样，人们选择种玉米，因为玉米可以生产乙醇带来更好的效益。”世界银行主计官兼战略与资源管理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说。在全球范围内，2007年，全球用于生产燃料的粮食超过1亿吨。恰恰是这1亿吨，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维持多年的供需平衡关系，生物燃料生产像一个巨大的吞噬机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一个人一年食用的玉米，仅够SUV（运动型多用途车）加油一次。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齐格勒曾经警告说，一些国家将粮食转化为燃料的做法是一种“反人类罪”。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将这次粮价暴涨形容为“农产品走势金融化”。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连续降息，释放出大量“热钱”，根据花旗银行4月初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一季度有700亿美元新增资金流入包括石油、金属和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农产品期货价格出现飙涨和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涵盖26种农矿产品的大宗商品指数上涨了20%，而包括了500家成分股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7%。今年2月22日“施罗德农业基金”无限期暂停申购是另一个佐证，相比2006年10月刚成立时的24.18亿美元，“施罗德农业基金”的资产规模目前已接近50亿美元(约合386亿元人民币)，规模增长一倍多。它在公告中指出，“基于目前全球农业期货市场容量”的考量，“其资产规模已达到本基金可有效管理的限额”。这暗示了目前全球投机资本已大规模囤积在大宗商品市场的事实。当数量庞大的指数基金流入有限的商品市场，价格就严重偏离了供求基本层面。
　　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农业的大量补贴，一直是世界农业和粮食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富国的高额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形成巨大冲击，恶化了他们的贸易条件，甚至使贫穷的农业国家越来越穷困。1995年以来，美国农场主靠政府巨额补贴廉价出口大豆，导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持续走低，亚洲大豆生产逐步萎缩，全球大豆的生产中心也由亚洲地区转移到了以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美洲地区。农产品价格高涨使农业出口大国美国受益匪浅。美国农业部长谢弗预计，美国2008财政年度的农业出口额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01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190亿美元。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人们更为关心的是，这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中国能否安全度过？
　　与国际上不断攀升的米价相比，国内则平静得多。在北京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记者注意到，涨价明显的都是产自泰国等国的进口米，国产大米价格表现平稳。以占整个批发市场销售份额90%的东北普通圆粒米为例，进入4月份以来，25公斤装的大米原先卖65元一袋，现在卖66元，每斤只涨了2至3分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经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至少从目前的格局看，中国的粮食价格没有太大的波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也说：“目前来讲，我们中国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
　　最近温家宝总理多次视察农村，被广泛报道的一句话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介绍，目前我国粮食储备充裕，库存消费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其中大米库存量4000至5000万吨，完全能自给自足。“去年以来我国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但相比较而言，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恢复性的、合理的、温和的、结构性的和可控的。”究其原因，徐小青分析说，从生产上看，“国家对扶持粮食生产的力度不断加大，连年增加对粮食生产的直补、综合直补，种子、农机等的补贴，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从储备的角度进入，2000年国家做出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的体制，组建中储粮总公司，从农民的义务转到强调政府的责任。种种努力的结果，终使中国在这次全球性粮价剧烈波动中没有生发太多意外。德国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世界粮荒和粮价上涨的促进者，反而起到了相当的稳定作用。
　　但是，如此格局并非可以安枕无忧，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隐患在耕地。耕地资源无疑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这一关键的粮食安全保障因素近年来呈现出令人焦虑的危急形势。在刚刚公布的《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2001年的19.14亿亩锐减至2007年的18.26亿亩，迫近“18亿亩耕地红线”。现在一年审批的各种建设用地大概是400万亩，其中大约280万亩左右是耕地。更严峻的现实是，2007年世界地球日期间，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全国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项合计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认为，耕地健康才是18亿亩红线的应有之义。根据粮食安全的定义，这道红线应该是能够持续而稳定地向所有人群提供无污染、无公害、能增强健康和延年益寿的粮食和其他食物的“绿色耕地”。因此，我们要守住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数量、质量问题，更是耕地健康问题。
　　尽管如此，李昌平——这个曾在2000年给总理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任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显然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持乐观。李昌平认为，我国可利用耕地目前还有增长的可能，在人口增长速率减缓的前提下，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现在我国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大致为40%左右，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此外，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和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普及，粮食至少还有20％的增产潜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在采访中说，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多抗、专用品种的规模化精准设施农业，走农业工业化之路，重视对中低产田改造的重视和投入，并制定长远明晰的农业战略，这三方面和谐并进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