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6•28瓮安事件”发生大半年后仍有余波，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这事被网民发现后，网络论坛上，掀起了一股“讨伐”风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远的有“大头娃娃”事件的当事人，近的有“黑砖窑”事件的被问责者，在事件发生时都因为社会反响强烈，影响恶劣，当事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被免职或撤职。公众也仿佛像出了一口恶气一样畅快。但是时隔不久，这些被问责的官员又一个个的官复原职或异地做官。现在瓮安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异地复位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当初他们被“冤枉”了，还是被问责错了？如果真正“事出有因”，地方政府就该光明正大地为当事人“平反昭雪”，如果没有错，难道当初的处理仅仅是为了“形势需要”，是为了“平息众怒”？严肃的问责制度怎么成了轻轻落下的“鸡毛掸子”？
　　回望这些官员复出事件，大多走了这样一个“迂回”的路线。因为当初“形势需要”，相关部门不得不“挥泪‘革’马谡”，“革”过之后又“于心不忍”，风头一过，再进行复位。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问责制度到底是“形势需要”，还是纪律和制度的需要？王勤被革职到复出相隔10个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当初问责制度的出台，赢得全社会的一致好评，而现在看来，问责成了换岗，问责成了一些地方忽悠公众的把戏，甚至成了地方随意揉捏的“橡皮泥”。这样的问责不仅起不到丝毫的问责作用，还成了某些人逃避责任的“妙招”，不仅让公众感到被愚弄被欺骗，更让政府的形象受损。
　　要改变这种现象，严肃问责制度是一方面，还必须有一套更严厉的保证措施配合，相关部门有必要实行“黑名单”追踪办法，对已经被问责的官员进行特殊管理，可以降职工作，可以集中学习，但问责官员的复职则必须经过严格的控制，不仅要达到一定的期限，更要经过公示，对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和评议，这样才能真正的服人。
　　如果问责制度仅仅是“问一下，责怪一下”，不仅对当事人起不到处理和教育的效果，又怎么能震慑其他官员？严肃的问责制度岂不成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