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俗称“徽帮”，又称“新安商人”。这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曾雄踞华夏商界达三百年之久。虽然徽商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但其在营商活动中所秉承的诚信、仁义的理念和独有的文化底蕴，仍值得当今的企业决策者借鉴。
　　
　　徽商历史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超过这一比例。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及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著，其次是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副手和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
　　清乾隆末年，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诚信徽商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信念，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易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开文墨店的胡余德发现有批墨锭不符合质量要求，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徽商在各行各业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
　　
　　仁义徽商
　　
　　作为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在致富之后，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举凡建义仓、修水利、筑道路、兴学校等等，无不在其捐助范围之内。在徽商的各种捐助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
　　明清时期每逢某地发生灾荒，经商于该地的徽商大都能迅速响应当地官府的倡议，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捐助与赈济活动之中。嘉靖九年（1530年），秦地发生旱蝗之灾，“边陲饥馑，流离载道”，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立即“输粟五百石助赈”，使灾荒得以缓解。崇祯十三年（1640年），歙县粮商吴民仰运载千石小麦途经上海时，正值该县发生饥馑，他“见之恻然，尽以舟麦散饥人，人各一斗，得以旬日以待食新，所活无算”。乾隆七年（1742年）扬州发生水灾，歙县盐商汪应庚一次就捐银6万两，用于赈济灾民。
　　针对大灾之后出现的疫病流行的情况，徽商在直接捐钱捐粮的同时，还广为灾民采置药品，悉心加以救治。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年（1733年）间，扬州“江潮迭泛，……疫疠继作”，歙县盐商汪应庚亲设药局，“更备药饵，疗活无算”，对因灾荒或疫病而死亡的灾民，徽商也慷慨解囊，出资置棺为之掩埋。婺源商人金荣生侨居金陵，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水灾中，他不仅“散给衣食”与灾民，而且建义济堂，以“掩骸瘗暴”。
　　对因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徽商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着力平抑物价。乾隆十七年（1752年）徽州府发生旱荒，粮价暴涨，歙县盐商程扬宗一次性即捐出6万两白银“买谷积贮”，平抑粮价。
　　徽商还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芜湖凤林、麻浦二圩有田数十万亩，道光十年（1830年）发生大水后，歙县商人许仁倡捐巨万，用于修堤筑堰，并亲“董赈事，以工代赈”。次年春工竣，“夏水又至，漫圩堤丈许”，他一面安置灾民“设席棚，给饼馒，寒为之衣，病为之药”，一面着手恢复生产，“为养耕牛，水落更给麦种”，进行灾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嘉庆十年（1805年）黄淮大水后，歙县盐商鲍漱芳集众输银300万两，用于抢救恢复水毁工程。
　　徽商这种牺牲暂时利益造福社会的义举，赢得了社会和灾民的普遍信赖和爱戴，在广大社会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商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徽商
　　
　　数百年来，徽商不仅仅是一个个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群体，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文化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