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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国人民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潮下重温列宁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所留下的方法智慧，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列宁的“方法”，在于他博览群书，视野宏阔，坚信马恩确立的共产主义逻辑的真理性，有高深的哲学智慧与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在于他始终注重研究政治经济学；在于他始终注重在革命实践中研究辩证法。其中，注重对社会历史现象作政治经济学剖析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质。
关键词：列宁；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KS002）；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研究”（15ZT16）；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原理’课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升问题研究”（JXJG-15-4-3）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044-05
一、列宁开创社会主义的方法值得珍视
由于苏东剧变及其在国际上持续引发针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纷争所带来的精神反应或“暗示”，国内外哲学界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聚焦“马克思”研究，这的确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这位马克思主义“始祖”的学说的重新开发与研究，但同时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列宁学说研究却出现被“邊缘”化现象。现有的关于列宁学说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水准，整体看来很大程度上停驻于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之初，如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或者说十月革命的研究成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等，大多偏重于意识形态范畴或政治策略范畴而罕有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视角的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种“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情形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揭露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家阶级对机器大工业的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束缚，甚至摧残了这部分社会生产力，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这样条件落后的国家，其劳动者或生产者——工农群众受剥削压迫的程度比之毫不逊色。列宁开创的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解放了那个年代俄国工农劳动者群体这一生产力，并由此直接推动或间接影响了全世界劳动者生产力的解放事业，构成人类社会追求进步、正义与光明的范型。“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其所谓的‘国际新秩序’，推行其霸权主义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一方面使西方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剥削不能最终覆盖全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① 正是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社会主义系列实践过程，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恩格斯离世“沉静”的20余年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乃至经济文化条件相似的其他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践转向”，在世界欠发达地区实现了第一个现代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型的破茧而出。否则，这个由马克思恩格斯奠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得不驻足于西欧等发达国家，甚至被消解于其他“主义”之中。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列宁一百年前发动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应运而生，使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实践有了主心骨，并在精神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所以，在今天全国人民学习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下重温列宁开创社会主义过程中所渗透的方法智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执“初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毋庸置疑的当代价值。
二、列宁博览群书，视野宏阔，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善于把知识和信仰变成智慧与力量
诚然，列宁开创社会主义的过程所渗透的方法智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欧亚民族特别是欧亚欠发达区域仁人志士历史觉醒的普遍反映，但是，它必须借助于某个特定的主体才能孕育与生成。
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就是一部对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积淀史。经典马克思主义“始祖”——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士，列宁作为“马克思学派”的主要成员在这方面酷似马克思。这不仅表现在列宁与马克思一样受过正规的大学国民教育，而且表现在列宁与马克思一样，一生行走于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别的文化领域，视野宏阔，知识渊博，阅读量巨大，并留下宏富的著作——长达60卷的《列宁全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研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而大量搜集、阅读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书籍与报刊资料，曾经在伯尔尼集中阅读了这方面的外国文献，包括三种外文书籍即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以及本国语译本两本，其中有德国经济学家雅·里塞尔的《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美国历史学家亨·莫里斯的《殖民史》、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他还阅读了刊登在34种德文期刊、7种法文期刊、8种英文期刊上的232篇文章，其中有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并对它们做了近138万字的摘录、提要、笔记、列表，这些为他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并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作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储备与学术准备，也显现了列宁的外文天赋。
列宁博览群书的方向感极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坚持并丰富了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坚持并发展了马恩的资本学说或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明确把是否坚定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视为俄国共产党人“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②。
列宁善于将所获取的知识上升到哲学层次，把知识与自己的信仰变成智慧与力量，具有高度的哲学抽象力与政治判断力。当马恩提出实践标准，他揭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特质在于其“直接现实性”与人类某次实践活动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不确定性”；当马恩提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把它勾画为社会科学方法上的两个“划分”与两个“归结”；当马恩主张“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③，他对这一唯物史观铁律来一个“实践翻转”——以此为导引对俄国社会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代特征作出新的具体分析，判定俄国当时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主张“首先用革命手段”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去争取达到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前提，把马恩的共产主义革命战略在俄国予以具体化并奋力使之“对象化”。因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没有简单沿用马恩基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典“共产主义社会”概念，而是根据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人深省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将“马克思把它称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概念创造性地精确定位为“社会主义”（社会）概念④，从而实现了马恩的经典“共产主义社会”概念在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化与时代化。 三、列宁注重研究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把辩证法内容抽升至新层次
辩证法属于人类关于真理的探究法或探求真理的逻辑论证方法。列宁在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把它与历史上的“诡辩论”划清界线，使之提升至科学范畴。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⑤ 这种“真正的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辩证法。这意味着辩证法作为科学范畴在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区别的相对性、承认概念与概念之间区别的灵活性的同时，坚守这种相对性或灵活性的前提条件，坚守它们之间在特定范围内的原则界分或是非关系上的原则性。列宁明确反对“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或违背真正辩证法品格的那种“辩证把戏”，即无视原则界分而去满足某种利益以至“为个人错误辩护”——把无理的“辩证”为“有理的”、把本来有理的“辩证”为“无理的”之“诡辩”的现象。列宁的这种辩证法品格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直接体现为勇于公开承认他本人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前进道路上发生的误失而不护短。他曾就他的“战时共产主义”公开“认错”。正是这种真正的辩证法品格奠定了一个开创者主体自身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保持理性状态所需要的形而上素养。
在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问题上，人们或许比较熟悉列宁对个别与一般的同一性的拓展，即突出“个别”相对于“一般”在内容上的丰富性与优势，提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于“没有抽象的真理”，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列宁在辩证法史上大大推进了哲学领域个别（特殊）与一般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内容，科学地揭明人类辩证思维活动如何通过“个别”或“特殊”（现象）认识事物的准确性、全面性。他告诫人们不要孤立地或片面地突出“个别”相对于“一般”的重要性，特别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个性相对于事物共性的重要性原理“常识”化。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在于其各个原理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性，提出“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⑥ 这一认识论要求。他认为“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⑦，“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⑧。
事实上，马克思当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曾批判詹姆斯·穆勒“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⑨ 的简单化、低俗化做法。诚然，在认识活动中教条地突出“一般”（原理）之普适性或有效性的经院哲学是错误的、有害的。但同样，孤立地或片面地突出“个别”（特殊）的重要性、优势的“夜郎自大”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因而，列宁在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既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特定条件下的爆发具有特殊性，也始终不忘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需遵循的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普遍性原则，这使得他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新经济政策”前后呼应，表现为一种成系列性或持续性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
列宁在开创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还突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辩证性质。他指出：“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⑩ 在《辩证法的要素》中，他把人类认识活动简练地归结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归结为“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过程。因而列宁在开创苏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持一种谦逊而不自满的心态、一种理性而辩证的历史眼光，明确提出任何一种新生产方式的确立都必须“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任何人都存在着犯错误的可能性。他提出一个“郑重的党”应该“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当然，列宁虽然承认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试错性或辩证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苏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将不可逆转地趋向社会主义理想的前进性。他认定人类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坚执人类认识活动的方向性或前进性。
四、列宁深悟马克思资本学说并以之对俄国与世界的政治、历史现象作经济学剖析
的确，熟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不少，但是深悟列宁赖以成功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经济根据的人不多。实际上，列宁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便运用马克思《资本论》成果初步分析并揭明俄国存在着发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根据，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成已经在俄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并且当时俄国已经开始“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难理解，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20世纪的第三年诞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在20世纪第十七年的俄国发生，都是因为俄国拥有了一定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这一历史积淀或拥有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史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说进一步科学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进而出现高度垄断，生产集中与垄断促使金融资本及其金融寡头的出现，金融资本的统治与“过剩资本”现象导致资本输出与资本的国际垄断，进而导致瓜分世界或世界战争现象。列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经济上垄断与政治上走向战争的强权政治状态斥之为“帝国主义”，由此逻辑地推断“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同时认为，这种垄断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特征，即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市场上呈现为分割世界与重新分割世界这一掠夺现象，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处于极端状态或尖锐化，由此注定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阿喀琉斯之踵”将导致历史的过渡，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列宁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以这样严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科学结论为理论依据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建立于“沙滩”上的。忽视或缺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视角的分析，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也就只能被一般外行人视为一场孤立的政治“举动”，一起偶然的“政治故事”，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为一场“政变”。可以说，没有列宁创造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便不会有列宁克服重重阻力而成功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壮举，更不会有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如此广阔范围内的持续推进。 同样，熟悉“新经济政策”的人不少，但是真知列宁由以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学依据的人不多。1921年3月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列宁针对俄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应对俄国当时危急的政治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大经济决策，而且是列宁长期以来坚持对俄国社会与世界政治总格局作经济学分析的必然结果，是列宁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俄国如何具體开创一条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重大实践。列宁对苏俄社会现实进行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问题上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列宁公开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人们主观上的“制造”，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的历史作用”。他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经济政策报告便直接表明了他的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经过几十年发展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这样成熟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这些国家在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而产业工人占少数、小农占大多数的俄国不具备这种直接过渡的条件。所以，新经济政策直接指向如何处理苏俄社会主义与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主张“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曾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把苏俄“社会主义”形象地通俗化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一“公式”。后来的历史表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方法智慧对那些欠发达国家和人民怎样有效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融入世界现代性运动给予了很大的直接启迪与探索空间，尽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本身也留下了一个艰难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利用”（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成果中不被资本主义“利用”。
五、启示
列宁当年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法智慧在一百来年后的今天价值犹在。
其一，一个成功的社会历史开创者主体应当具有两个基质。一是拥有渊博的知识素养。列宁一生阅读量巨大，知识渊博，视野宏阔，围绕社会问题充分占有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知识与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在改造世界中持有的理性状态或真理状态与他在认识世界中所拥有的知识量或社会视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反之，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流露出的固执状态或刚愎自用情绪则同他此前所拥有的知识储备或社会视域之间呈反相关性。二是拥有高深的哲学抽象力、判断力。列宁知识渊博，但不是“两脚书柜”，更非死扣书本（条文）的“书呆子”。所以他能够在知识和科学的海洋里、在复杂的社会变故中及时地、敏锐地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分支，判别历史变化的本质与表象，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被淹没于繁琐哲学之中，不做“布里丹毛驴”。
其二，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社会历史现象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一贯地对社会历史现象坚执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始终以科学尺度对社会政治现象、文化现象或历史现象作经济学剖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质的规定性”，构成“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列宁所做的每一个军事决策，每一个政治决策，每一个文化（教育）工作决策，其“幕后”无不以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凭据。如果撇开或忽视列宁对俄国与世界的政治、历史现象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那么，对其发动“十月革命”、实施“新经济政策”这些政治举动的认识也只能“知其然”而已。二是在研究或探索社会历史现象过程中注重主体自身的辩证法修养或哲学修养，始终对社会历史现象作辩证法视角的分析。因为社会历史过程尽管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但社会历史的末端结果均非某种科学理论（理念）的简单“对象化”。马克思一生所偏重的历史辩证法主要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辩证法，列宁则把辩证法抽升至认识辩证法层次。一句话，这两个维度构成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基本点”。恩格斯就明确肯定“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进一步断定这个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由“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向“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解决了现代社会的重大理论认识问题；而且在于对人类尤其是现代无产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即改变了人类命运。列宁“方法”的可贵之处，与其说是列宁当年通过写作“帝国主义”论而科学判定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性、掠夺性本质特征，不如说是列宁没有驻足于“坐而论道”，而是成功发动十月革命、推行新经济政策，为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人民开创出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显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成功实现理论的对象化，从而生动地展现人文社会科学之“真理即成事”这一本质特性。
今天重温列宁当年开创社会主义的方法智慧有助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长期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之所以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面前能够“清醒看到”自己工作“存在许多不足”与“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中国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奋力推出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新层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其中根本性因素即在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完整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博采古今中外尤其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益，始终坚持对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社会历史现象作政治经济学的深度分析，始终涵养辩证法品质，在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过程与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征程中“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注释：
① 房宁：《从全球视角看当代资本主义》，《求是》2007年第3期。
②⑤⑥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55、155、3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④《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49、246、392页。
⑦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⑧⑩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2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4、324页。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9、68页。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张卓文，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13；张定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13。
（责任编辑 胡 静）
关键词：列宁；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KS002）；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研究”（15ZT16）；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原理’课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升问题研究”（JXJG-15-4-3）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044-05
一、列宁开创社会主义的方法值得珍视
由于苏东剧变及其在国际上持续引发针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纷争所带来的精神反应或“暗示”，国内外哲学界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聚焦“马克思”研究，这的确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这位马克思主义“始祖”的学说的重新开发与研究，但同时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列宁学说研究却出现被“邊缘”化现象。现有的关于列宁学说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水准，整体看来很大程度上停驻于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之初，如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或者说十月革命的研究成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等，大多偏重于意识形态范畴或政治策略范畴而罕有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视角的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种“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情形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揭露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家阶级对机器大工业的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束缚，甚至摧残了这部分社会生产力，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这样条件落后的国家，其劳动者或生产者——工农群众受剥削压迫的程度比之毫不逊色。列宁开创的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解放了那个年代俄国工农劳动者群体这一生产力，并由此直接推动或间接影响了全世界劳动者生产力的解放事业，构成人类社会追求进步、正义与光明的范型。“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其所谓的‘国际新秩序’，推行其霸权主义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一方面使西方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剥削不能最终覆盖全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① 正是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社会主义系列实践过程，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恩格斯离世“沉静”的20余年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乃至经济文化条件相似的其他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践转向”，在世界欠发达地区实现了第一个现代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型的破茧而出。否则，这个由马克思恩格斯奠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得不驻足于西欧等发达国家，甚至被消解于其他“主义”之中。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列宁一百年前发动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应运而生，使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实践有了主心骨，并在精神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所以，在今天全国人民学习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下重温列宁开创社会主义过程中所渗透的方法智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执“初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毋庸置疑的当代价值。
二、列宁博览群书，视野宏阔，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善于把知识和信仰变成智慧与力量
诚然，列宁开创社会主义的过程所渗透的方法智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亚洲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欧亚民族特别是欧亚欠发达区域仁人志士历史觉醒的普遍反映，但是，它必须借助于某个特定的主体才能孕育与生成。
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就是一部对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积淀史。经典马克思主义“始祖”——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士，列宁作为“马克思学派”的主要成员在这方面酷似马克思。这不仅表现在列宁与马克思一样受过正规的大学国民教育，而且表现在列宁与马克思一样，一生行走于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别的文化领域，视野宏阔，知识渊博，阅读量巨大，并留下宏富的著作——长达60卷的《列宁全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研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而大量搜集、阅读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书籍与报刊资料，曾经在伯尔尼集中阅读了这方面的外国文献，包括三种外文书籍即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以及本国语译本两本，其中有德国经济学家雅·里塞尔的《德国大银行及其集中》、美国历史学家亨·莫里斯的《殖民史》、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他还阅读了刊登在34种德文期刊、7种法文期刊、8种英文期刊上的232篇文章，其中有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并对它们做了近138万字的摘录、提要、笔记、列表，这些为他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并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作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储备与学术准备，也显现了列宁的外文天赋。
列宁博览群书的方向感极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坚持并丰富了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坚持并发展了马恩的资本学说或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明确把是否坚定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视为俄国共产党人“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②。
列宁善于将所获取的知识上升到哲学层次，把知识与自己的信仰变成智慧与力量，具有高度的哲学抽象力与政治判断力。当马恩提出实践标准，他揭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特质在于其“直接现实性”与人类某次实践活动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不确定性”；当马恩提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把它勾画为社会科学方法上的两个“划分”与两个“归结”；当马恩主张“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③，他对这一唯物史观铁律来一个“实践翻转”——以此为导引对俄国社会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代特征作出新的具体分析，判定俄国当时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主张“首先用革命手段”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去争取达到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前提，把马恩的共产主义革命战略在俄国予以具体化并奋力使之“对象化”。因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没有简单沿用马恩基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典“共产主义社会”概念，而是根据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人深省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将“马克思把它称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概念创造性地精确定位为“社会主义”（社会）概念④，从而实现了马恩的经典“共产主义社会”概念在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化与时代化。 三、列宁注重研究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把辩证法内容抽升至新层次
辩证法属于人类关于真理的探究法或探求真理的逻辑论证方法。列宁在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把它与历史上的“诡辩论”划清界线，使之提升至科学范畴。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⑤ 这种“真正的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辩证法。这意味着辩证法作为科学范畴在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区别的相对性、承认概念与概念之间区别的灵活性的同时，坚守这种相对性或灵活性的前提条件，坚守它们之间在特定范围内的原则界分或是非关系上的原则性。列宁明确反对“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或违背真正辩证法品格的那种“辩证把戏”，即无视原则界分而去满足某种利益以至“为个人错误辩护”——把无理的“辩证”为“有理的”、把本来有理的“辩证”为“无理的”之“诡辩”的现象。列宁的这种辩证法品格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直接体现为勇于公开承认他本人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前进道路上发生的误失而不护短。他曾就他的“战时共产主义”公开“认错”。正是这种真正的辩证法品格奠定了一个开创者主体自身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保持理性状态所需要的形而上素养。
在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问题上，人们或许比较熟悉列宁对个别与一般的同一性的拓展，即突出“个别”相对于“一般”在内容上的丰富性与优势，提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于“没有抽象的真理”，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列宁在辩证法史上大大推进了哲学领域个别（特殊）与一般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内容，科学地揭明人类辩证思维活动如何通过“个别”或“特殊”（现象）认识事物的准确性、全面性。他告诫人们不要孤立地或片面地突出“个别”相对于“一般”的重要性，特别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个性相对于事物共性的重要性原理“常识”化。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在于其各个原理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性，提出“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⑥ 这一认识论要求。他认为“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⑦，“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⑧。
事实上，马克思当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曾批判詹姆斯·穆勒“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⑨ 的简单化、低俗化做法。诚然，在认识活动中教条地突出“一般”（原理）之普适性或有效性的经院哲学是错误的、有害的。但同样，孤立地或片面地突出“个别”（特殊）的重要性、优势的“夜郎自大”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因而，列宁在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既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特定条件下的爆发具有特殊性，也始终不忘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需遵循的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普遍性原则，这使得他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新经济政策”前后呼应，表现为一种成系列性或持续性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
列宁在开创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还突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辩证性质。他指出：“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⑩ 在《辩证法的要素》中，他把人类认识活动简练地归结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归结为“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过程。因而列宁在开创苏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持一种谦逊而不自满的心态、一种理性而辩证的历史眼光，明确提出任何一种新生产方式的确立都必须“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任何人都存在着犯错误的可能性。他提出一个“郑重的党”应该“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当然，列宁虽然承认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试错性或辩证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苏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将不可逆转地趋向社会主义理想的前进性。他认定人类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坚执人类认识活动的方向性或前进性。
四、列宁深悟马克思资本学说并以之对俄国与世界的政治、历史现象作经济学剖析
的确，熟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不少，但是深悟列宁赖以成功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经济根据的人不多。实际上，列宁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便运用马克思《资本论》成果初步分析并揭明俄国存在着发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根据，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成已经在俄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并且当时俄国已经开始“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难理解，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20世纪的第三年诞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在20世纪第十七年的俄国发生，都是因为俄国拥有了一定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这一历史积淀或拥有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史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说进一步科学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进而出现高度垄断，生产集中与垄断促使金融资本及其金融寡头的出现，金融资本的统治与“过剩资本”现象导致资本输出与资本的国际垄断，进而导致瓜分世界或世界战争现象。列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经济上垄断与政治上走向战争的强权政治状态斥之为“帝国主义”，由此逻辑地推断“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同时认为，这种垄断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特征，即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市场上呈现为分割世界与重新分割世界这一掠夺现象，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处于极端状态或尖锐化，由此注定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阿喀琉斯之踵”将导致历史的过渡，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列宁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以这样严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科学结论为理论依据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建立于“沙滩”上的。忽视或缺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视角的分析，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也就只能被一般外行人视为一场孤立的政治“举动”，一起偶然的“政治故事”，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为一场“政变”。可以说，没有列宁创造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便不会有列宁克服重重阻力而成功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壮举，更不会有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如此广阔范围内的持续推进。 同样，熟悉“新经济政策”的人不少，但是真知列宁由以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学依据的人不多。1921年3月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列宁针对俄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应对俄国当时危急的政治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大经济决策，而且是列宁长期以来坚持对俄国社会与世界政治总格局作经济学分析的必然结果，是列宁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俄国如何具體开创一条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重大实践。列宁对苏俄社会现实进行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问题上深刻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列宁公开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人们主观上的“制造”，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的历史作用”。他在俄共（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经济政策报告便直接表明了他的这种政治经济学逻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经过几十年发展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这样成熟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这些国家在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而产业工人占少数、小农占大多数的俄国不具备这种直接过渡的条件。所以，新经济政策直接指向如何处理苏俄社会主义与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主张“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曾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把苏俄“社会主义”形象地通俗化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一“公式”。后来的历史表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方法智慧对那些欠发达国家和人民怎样有效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融入世界现代性运动给予了很大的直接启迪与探索空间，尽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本身也留下了一个艰难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利用”（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成果中不被资本主义“利用”。
五、启示
列宁当年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法智慧在一百来年后的今天价值犹在。
其一，一个成功的社会历史开创者主体应当具有两个基质。一是拥有渊博的知识素养。列宁一生阅读量巨大，知识渊博，视野宏阔，围绕社会问题充分占有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知识与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在改造世界中持有的理性状态或真理状态与他在认识世界中所拥有的知识量或社会视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反之，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流露出的固执状态或刚愎自用情绪则同他此前所拥有的知识储备或社会视域之间呈反相关性。二是拥有高深的哲学抽象力、判断力。列宁知识渊博，但不是“两脚书柜”，更非死扣书本（条文）的“书呆子”。所以他能够在知识和科学的海洋里、在复杂的社会变故中及时地、敏锐地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分支，判别历史变化的本质与表象，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被淹没于繁琐哲学之中，不做“布里丹毛驴”。
其二，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社会历史现象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一贯地对社会历史现象坚执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始终以科学尺度对社会政治现象、文化现象或历史现象作经济学剖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质的规定性”，构成“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列宁所做的每一个军事决策，每一个政治决策，每一个文化（教育）工作决策，其“幕后”无不以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凭据。如果撇开或忽视列宁对俄国与世界的政治、历史现象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那么，对其发动“十月革命”、实施“新经济政策”这些政治举动的认识也只能“知其然”而已。二是在研究或探索社会历史现象过程中注重主体自身的辩证法修养或哲学修养，始终对社会历史现象作辩证法视角的分析。因为社会历史过程尽管离不开科学理论的作用，但社会历史的末端结果均非某种科学理论（理念）的简单“对象化”。马克思一生所偏重的历史辩证法主要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辩证法，列宁则把辩证法抽升至认识辩证法层次。一句话，这两个维度构成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基本点”。恩格斯就明确肯定“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进一步断定这个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由“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向“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解决了现代社会的重大理论认识问题；而且在于对人类尤其是现代无产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即改变了人类命运。列宁“方法”的可贵之处，与其说是列宁当年通过写作“帝国主义”论而科学判定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性、掠夺性本质特征，不如说是列宁没有驻足于“坐而论道”，而是成功发动十月革命、推行新经济政策，为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人民开创出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显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成功实现理论的对象化，从而生动地展现人文社会科学之“真理即成事”这一本质特性。
今天重温列宁当年开创社会主义的方法智慧有助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长期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之所以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面前能够“清醒看到”自己工作“存在许多不足”与“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中国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奋力推出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新层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其中根本性因素即在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完整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博采古今中外尤其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益，始终坚持对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社会历史现象作政治经济学的深度分析，始终涵养辩证法品质，在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过程与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征程中“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注释：
① 房宁：《从全球视角看当代资本主义》，《求是》2007年第3期。
②⑤⑥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55、155、3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④《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49、246、392页。
⑦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⑧⑩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2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4、324页。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9、68页。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张卓文，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13；张定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南昌，33001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