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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1992年，中国科协第一次正式组织了“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时至今日已经走过20个春秋。20年过去了，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比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显得缓慢了很多。至2010年第八次科学素养调查，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仅为3.27%，在科技资源雄厚的北京，这个比例也不过10%。
眼下已经到了2012年5月。5月，是科普工作者的“盛月”。国家和地方的“科普日”活动都在这个时节亮相。当一幕面向公众科普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科学素养”这个萦绕在我们心中的关键词也不期登场。如何看待3.27%这个数字？如何评价这个数字背后的科学普及工作？这把衡量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标尺是否严谨科学？中国的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工作到底有多紧密的关联？科普工作的成败得失该如何反思？科学创新的入口到底在哪？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挥之不去。
于是，《科技潮》杂志由追寻一个数字的内涵开始，来追问科普工作者心中最核心的关键词：科学素养。本专题的受访对象，或者是参与这项工作的起始、成为持续跟踪20年的权威专家；或者是调查工作的研究者组织者、视野广阔经验丰富；或者是卓有建树的科普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们每一位对此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这篇报道可能远不能穷尽我们的追问，但相信它能给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篇报道也许未必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相信它能够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决策者提供一些决策参考。
毕竟，我们都期望自己的国家在科学理性的道路上健康发展，期望在下一个天灾人祸到来的时候，社会上不再出现“抢盐风潮”。
“3.27%，这个数字我一直牢记在心。”2012年3月4日，在全国“两会”政协科协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深感忧虑地说。郑国光提到的数字，是2010年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论数据。尽管离数据公布的时间已一年有余，但这一数字结果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普界的反响，依然巨大。
毋庸置疑，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就第八次调查而言，往返就有近7万份样本，历时数月，7000多位工作人员参与。表面上看，如此的付出最后所关联的，似乎只是那个简单的统计数字。然而，3.27%之所以一再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恐怕难离调查开展的最终目的，尤其是对于国家科普政策的导向性作用。
带着对这一争议数据的探究欲望，记者走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听到了从科学素养内涵、调查测评标准、工作方式到调查结果、社会效应、调查对科普工作的推动等来自多个方面的不同声音。
3.27%掩盖了什么？
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3.27%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它是一个估计值，有一定的置信范围。“真的不必那么在乎这个数字，美国的类似数字同样有置信范围。在我们国家，这个数字被许多人简单地解读成1万个人里只有327个人具备科学素养，这不是科学的解释。” 对于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何薇有相当的发言权。她是唯一一位参加了全部8次调查的研究人员。在她看来，评价公众科学素养方面的量化指标很少，因而测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公民的比例，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课题在研究，希望能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数据承担了太重的责任！
其实，这份沉重还有另一个出处。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而众媒体用“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落后发达国家20年”的标题解读了3.27%，这让何薇感到不安，在她看来，不能简单地作数字对比，因为这会产生误读。
何薇说，原因就在于数字的背景及透露的信息不一样。
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从3个方面进行测度：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一个被调查者只有同时通过以上3个方面的测度，才被认定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对科学知识，我国的调查又分为两个方面，即对科学术语的掌握和科学观点的理解。这样，我国的科学素养调查实际上有4个维度。而美国只用到了两个维度，该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随着科技的进步，了解科学知识和掌握科学方法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因而将其合并为一个，加上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就构成两个维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近年的28%和中国的3.27%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比性，测度的口径不一样，得出的结果怎么能进行简单对比呢？
此外，“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也很不好比较，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题目和标准可供对比。何薇说，“历次调查都显示，中国公民不相信迷信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小。”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公民都很具备科学精神呢？其实不尽然。何薇表示，这实际上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都很注重破除封建迷信，至今仍在进行宣传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测度口径的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都会造成结果的不可比， 但如果进行纵向比较，则很明显的看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是在稳步提升。如200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1.60%，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7%，翻了一倍还要多。何薇估计，如果按美国的测度口径，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可能在8%-10%之间。
何薇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
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袁汝兵也表示，如果对比一下历年的调查结果，可以明显感觉到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了，对科学技术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的影响认识也更为全面。
如有一个观点，“仅仅依靠科学技术，就能使我国在近几年内迅速强大起来”，2001年时，公众对这一观点的支持率为70%，而2003、2005、2007年时相应的比例分别为63%、41%和34%，呈逐渐下降趋势。
“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但好处多于坏处”，2003-2010年的几次调查中公民对这一观点的支持率分别为71%、72%、62%和7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判断更为多元，更为理性了。
“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和对科学技术的普及所应该达到的效果的理解的差异，在我国的科普工作和新闻报道中对科学素养的理解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我国最早参与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学者之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大光教授介绍说，2006 年美国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第一次将中国在2001 年进行的调查列入国际比较分析，这表明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从 1996年开始，李大光就根据各国进行科学素养研究的状况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着手设计符合中国社会条件的调查方式。基于认真思考和与各国专家的交流，他提出了建立“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变化观测网”的调查研究方案。
2000年 6月，中国科协主管领导同意“建立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变化观测网”的建议 ，并批复由中国科协继续组织进行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为保证调查质量，特别邀请统计学领域中的权威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参与调查的抽样、调查员培训和数据统计。
2001年按照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变化观测网” 正式建立，在全国共设立 201个观测点。观测网的建立使得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由过去的感性分析或单纯的典型分析，进入到应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的重要阶段。观测网在调查和研究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密切跟踪、发现影响公众科学素养变化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和媒体等），这为2003年和 2005年的调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92年，中国科协第一次正式组织了“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时至今日已经走过20个春秋。20年过去了，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比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显得缓慢了很多。至2010年第八次科学素养调查，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仅为3.27%，在科技资源雄厚的北京，这个比例也不过10%。
眼下已经到了2012年5月。5月，是科普工作者的“盛月”。国家和地方的“科普日”活动都在这个时节亮相。当一幕面向公众科普的大戏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科学素养”这个萦绕在我们心中的关键词也不期登场。如何看待3.27%这个数字？如何评价这个数字背后的科学普及工作？这把衡量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标尺是否严谨科学？中国的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工作到底有多紧密的关联？科普工作的成败得失该如何反思？科学创新的入口到底在哪？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挥之不去。
于是，《科技潮》杂志由追寻一个数字的内涵开始，来追问科普工作者心中最核心的关键词：科学素养。本专题的受访对象，或者是参与这项工作的起始、成为持续跟踪20年的权威专家；或者是调查工作的研究者组织者、视野广阔经验丰富；或者是卓有建树的科普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们每一位对此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这篇报道可能远不能穷尽我们的追问，但相信它能给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篇报道也许未必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相信它能够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决策者提供一些决策参考。
毕竟，我们都期望自己的国家在科学理性的道路上健康发展，期望在下一个天灾人祸到来的时候，社会上不再出现“抢盐风潮”。
“3.27%，这个数字我一直牢记在心。”2012年3月4日，在全国“两会”政协科协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深感忧虑地说。郑国光提到的数字，是2010年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结论数据。尽管离数据公布的时间已一年有余，但这一数字结果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普界的反响，依然巨大。
毋庸置疑，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的、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就第八次调查而言，往返就有近7万份样本，历时数月，7000多位工作人员参与。表面上看，如此的付出最后所关联的，似乎只是那个简单的统计数字。然而，3.27%之所以一再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恐怕难离调查开展的最终目的，尤其是对于国家科普政策的导向性作用。
带着对这一争议数据的探究欲望，记者走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听到了从科学素养内涵、调查测评标准、工作方式到调查结果、社会效应、调查对科普工作的推动等来自多个方面的不同声音。
3.27%掩盖了什么？
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3.27%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它是一个估计值，有一定的置信范围。“真的不必那么在乎这个数字，美国的类似数字同样有置信范围。在我们国家，这个数字被许多人简单地解读成1万个人里只有327个人具备科学素养，这不是科学的解释。” 对于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何薇有相当的发言权。她是唯一一位参加了全部8次调查的研究人员。在她看来，评价公众科学素养方面的量化指标很少，因而测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公民的比例，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课题在研究，希望能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数据承担了太重的责任！
其实，这份沉重还有另一个出处。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而众媒体用“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落后发达国家20年”的标题解读了3.27%，这让何薇感到不安，在她看来，不能简单地作数字对比，因为这会产生误读。
何薇说，原因就在于数字的背景及透露的信息不一样。
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从3个方面进行测度：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一个被调查者只有同时通过以上3个方面的测度，才被认定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对科学知识，我国的调查又分为两个方面，即对科学术语的掌握和科学观点的理解。这样，我国的科学素养调查实际上有4个维度。而美国只用到了两个维度，该国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随着科技的进步，了解科学知识和掌握科学方法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因而将其合并为一个，加上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就构成两个维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近年的28%和中国的3.27%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比性，测度的口径不一样，得出的结果怎么能进行简单对比呢？
此外，“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也很不好比较，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题目和标准可供对比。何薇说，“历次调查都显示，中国公民不相信迷信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小。”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公民都很具备科学精神呢？其实不尽然。何薇表示，这实际上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都很注重破除封建迷信，至今仍在进行宣传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测度口径的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都会造成结果的不可比， 但如果进行纵向比较，则很明显的看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是在稳步提升。如200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1.60%，2010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7%，翻了一倍还要多。何薇估计，如果按美国的测度口径，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可能在8%-10%之间。
何薇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
北京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袁汝兵也表示，如果对比一下历年的调查结果，可以明显感觉到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了，对科学技术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的影响认识也更为全面。
如有一个观点，“仅仅依靠科学技术，就能使我国在近几年内迅速强大起来”，2001年时，公众对这一观点的支持率为70%，而2003、2005、2007年时相应的比例分别为63%、41%和34%，呈逐渐下降趋势。
“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但好处多于坏处”，2003-2010年的几次调查中公民对这一观点的支持率分别为71%、72%、62%和7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判断更为多元，更为理性了。
“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和对科学技术的普及所应该达到的效果的理解的差异，在我国的科普工作和新闻报道中对科学素养的理解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我国最早参与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学者之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大光教授介绍说，2006 年美国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第一次将中国在2001 年进行的调查列入国际比较分析，这表明我国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从 1996年开始，李大光就根据各国进行科学素养研究的状况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着手设计符合中国社会条件的调查方式。基于认真思考和与各国专家的交流，他提出了建立“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变化观测网”的调查研究方案。
2000年 6月，中国科协主管领导同意“建立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变化观测网”的建议 ，并批复由中国科协继续组织进行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为保证调查质量，特别邀请统计学领域中的权威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参与调查的抽样、调查员培训和数据统计。
2001年按照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中国公众科学素养变化观测网” 正式建立，在全国共设立 201个观测点。观测网的建立使得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由过去的感性分析或单纯的典型分析，进入到应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的重要阶段。观测网在调查和研究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密切跟踪、发现影响公众科学素养变化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和媒体等），这为2003年和 2005年的调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