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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农民工为了“讨薪”，为了收回自己用血汗换取的尊严屡屡采取极端行动，媒体对此类“新闻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一时间“民工问题”成为一个急迫的社会问题。2003年末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示下，有关部门为解决这一问题发布了一系列通知，引发了全国范围“追薪风暴”，媒体再次将目光集中到农民工上来。然而同作为农民工一族的“打工妹”却被众多媒体视为“另类”，对此鲜有报道。
本文以报纸为目标媒体，为使样本尽可能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选择了四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分别是《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南方周末》和《华商报》。其中《中国青年报》是一份青年人的报纸，打工妹作为青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理应有所报道；《中国妇女报》作为一份妇女类专业性报纸，定位为女性，应该为打工妹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南方周末》作为一份以深度报道见长的报纸，有可能通过对“打工妹”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华商报》作为一份较为成功的都市类报纸对都市每一个群体都投注了目光，打工妹也有可能得到关注。
本文研究内容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中的各季度的报纸，采取分层抽样方法将全年报纸按季度分为4个组，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每组中抽取10份，共计160份报纸。在分析单位的选定上，选取上述报纸以打工妹议题为主的报道包括新闻报道、专题文章、照片和图表等。对于所搜集到的样本，每一则新闻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将所关注的内容大致分为权益维护、家政服务、婚恋生育、心理健康及自我奋斗等。
一、基本情况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国内主流媒体在连续时间框架中打工妹报道的基本面貌，对媒体的报道形态有一个完整的把握，笔者对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间的报纸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存在以下问题：
1、报纸媒体对“打工妹”关注度偏低
表一：四大报纸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稿件数量及时间分布统计表
由表一可以看出，作为全国青年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对打工妹有所关注，作为地域性都市报的《华商报》对打工妹的报道稍多，占到抽取的涉及到“打工妹”报道的50％。尽管如此，相对于每40份报纸才出现这么为数不多的报道而言，报道力度明显不够。而《中国妇女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打工妹这一领域基本上呈现空白的状态，其中以“理性、建设性”为报道宗旨的《南方周末》对“打工妹”的报道仅有一篇。可以说，以上四家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还属于“零星状态”，报道的“量”明显偏低。
2、报纸媒体对“打工妹”关注视角呈多样化分布不够。比较单一
由表二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对打工妹权益维护、婚恋生育、自我奋斗有所关注，也涉及到家政服务和人身安全问题。《华商报》对打工妹人身安全关注较多，对权益维护、婚恋生育、生理需求均有所提及。而《中国妇女报》《南方周末》对这些方面的报道几乎为空白。同时对打工妹的心理健康的关注为零，对联谊活动、生理需求的报道只出现过一次。这就说明，报纸媒体
表二：四大报纸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内容分布统计表中对“打工妹”关注视角呈多样化分布不够。
3、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信息角度呈正反对比状态
表三：四大报纸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信息角度分析
由表三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大多站在一种中性的角度上，正面负面信息均有所报道。《华商报》则以负面信息居多，占了篇幅的近90％。《中国妇女报》《南方周末》的报道依旧空白。《中国青年报》对于打工妹的报道是客观的公正的，而《华商报》在选择新闻角度上以负面信息为主。此外《中国妇女报》竟然在仅有的两篇报道中有一篇负面的。
4、报纸媒体对“打工妹”报道从语义倾向上看较为中立。贬义色彩的文章很少
表四：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语义向性分析统计表
由表四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青年报》，《华商报》还是《中国妇女报》及《南方周末》基本上以中性色彩为主，只有《华商报》出现过一篇贬义色彩的文章。这充分表明报纸比网络在报道打工妹时更加冷静客观。
5、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方式大多是第三人称的。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几乎不存在
表五：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方式分析统计表
由表五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和《华商报》以自上而下的报道为主，分别占了篇幅的60％和58％，其次是客观平等的报道。《中国妇女报》和《南方周末》仅有的报道也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在所有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采用自我叙述的方式进行的，再次表明打工妹一族话语权的缺失。
二、问题与讨论
通过以上四家媒体对打工妹报道的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报纸媒体在对打工妹的生存状态的报道中关于报道篇幅，报道角度及报道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本文对以上情况进行讨论分析。
1、国内主流媒体对打工妹议题的建构呈不平衡性分布
以上四家报纸对打工妹议题的设置及对打工妹报道数量时间分布明显不均，各媒体打工妹稿件数量变化无明显规律性，且媒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青年报》曾开办了“冰点人物”等栏目关注社会各色人等，但在样本报纸中涉及到打工妹的报道里有三篇关于“外来工”，两篇关于“打工小夫妻”，一篇关于“妇女”，一篇关于“保姆”，只有《何春梅死了，加班在继续》和《轿车撞讨薪女工与“节制资本”》是针对打工妹而发稿的。《南方周末》的取样报纸中，它对农民丁的关注占了六篇，可对打工妹这一领域也是严重失语状态，只出现过一篇报道即《一包瓜子就把女孩“搞掂”城市打工妹情感调查》。《华商报》的取样报纸中对打工妹的关注是篇幅最多涉及面最广的包括权益维护、婚恋生育及人身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然而它对打工妹的报道是一种“无意识”的，且大多以负面信息出现是为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而非有意识的对“打工妹”给予关注。《中国妇女报》在报道妇女问题上对妇女权利，社会性别平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对打工妹这一群体的报道几乎为零，样本报纸中只出现一篇《打工妹之家举行十周年庆典》的报道。
2、媒体设置打工妹议程存在一定的偏差
通过对以上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见报纸媒体在报道“打工妹”这一特殊群体时存在的偏差；其一是忽视，媒体留给打工妹的版面少，报道数量少，报道力度偏小，《南方周末》样本中的打工妹稿件数量均值一直徘徊于0.025(篇/天)的 低水平，报道领域在“既定”的狭小范围内迂回难以突破。且媒体大多只是无意间涉及到“打工妹”这一群体，很少刻意关注这一群体。其二是失语，打工妹作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本应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媒体在关于她们的生理需求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几乎没有给予重视。许多报道只是以社会新闻的形式出现，真正深层次的报道不见踪影，倒是一些哗众取宠的社会新闻较多。其三是歧视，有关打工妹作为性受害者色情引诱者的报道比比皆是，如《打工妹“色劫”副局长》。而媒介报道即便是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也能对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致公众对于打工妹群体产生偏见。
三、思考与应对
在我们开始探讨解决目前报纸媒体谁在为“打工妹”说话时，先要明白“说话”其实是一个“话语权”问题。“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什么叫“女性话语”呢?它指的是以女性的立场关注女性的存在和发展的话语，而“打工妹”作为双重弱势群体，几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60年代初，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期间女权活动家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开始投入到探寻自己话语权的行动中。今天离那个年代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女性话语权依旧缺失。特别是打工妹这一群体，她们只是偶尔成为供别人研究的对象或茶余饭后的消遣，而缺失自己说话的平台。
在各类媒体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会在媒体中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我觉得有必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思考：
首先，任何一个媒体都应该树立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今天的媒体具有多重属性包括政治属性和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呈现出来更多的商品属性，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然而，媒体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社会效益”，只有让所有的人平等地享有话语权，才能更好地构筑和谐社会。媒体的触角应向外衍生，不仅指向国家领导人，社会精英，歌星影星等，也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讲普通人的故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打工妹”就是这样一群人。
其次，媒体应该表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急速变化，容易产生许多矛盾。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代言人往往将这些问题置于脑后，在报道一些事情时，经常哗众取宠，求新猎奇，追求刺激，在对“打工妹”这一群体的报道中频频出现“绑架…‘落难”“自杀…‘被骗”等字眼，将一些血腥的场面，难堪的镜头暴露在受众的面前以获取“看点”。报道大多就事报事，几乎看不见记者或编者的态度、立场及相应的人文关怀。
再次，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必须加强。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仅有渊博的学识，精深的专业知识等是不够的。只有加强个人职业道德修养，才能抑制低俗之风蔓延制止有偿新闻泛滥，更好地为人民说话。在报道“打工妹”时应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心理健康及权益维护等。尽量做到讲选择，讲导向，讲分寸，讲品位，讲效果，力戒编造炒作跟风煽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反对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不为追求轰动制造“精神垃圾”。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为他们说话。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报纸的版面十分有限，尽管报纸一再扩充版面，真正留给新闻报道的版面很少，而扩版就意味着办报成本的扩张，因此媒体都选择他们认为受众最关心的问题来报道；第二，全国各大报社分工十分明确，每个部门内记者的责任范围十分清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记者的手脚，不能主动地去寻找自己关心的话题；第三，当前报业竞争激烈，经济利益摆在了第一位，报纸负责人不会放弃热门的重点话题去寻求冷门话题；第四，当今社会需要媒体关注的问题太多，像打击吸毒贩毒赌博色情活动等都需要媒体配合，目前关于打工妹问题的社会影响不足以引起社会广泛重视；最后，这一领域的负面信息较多道听途说的新闻满天飞，不符合“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传播的不多。
当然，仅仅靠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还是不足以将问题完全解决的，笔者谨以此文希望唤起大众媒体对打工妹一族的关注。
参考文献：
(1)[OL]“话语权”，参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89660.html2005-11-27 18:50
(2)[OL]周根红，《透视女性话语在大众传媒中的两难境地》，人民网《传媒研究》2005-4-26发布
(3)[M]施，《英文世界中的女性解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4)[M]卜 卫，《媒介与性别》，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M]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6)[J]陈 阳，《性别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
(7)[OL]马忠红，《谁为打工妹的人身安全“埋单”》中国性别与法律网2006-02-27发布
(8)[J]刘倩，《户籍制度背后：打工妹生存状态及社会心理》中州学刊。2001年06期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06级新闻学硕士)
本文以报纸为目标媒体，为使样本尽可能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选择了四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分别是《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南方周末》和《华商报》。其中《中国青年报》是一份青年人的报纸，打工妹作为青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理应有所报道；《中国妇女报》作为一份妇女类专业性报纸，定位为女性，应该为打工妹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南方周末》作为一份以深度报道见长的报纸，有可能通过对“打工妹”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华商报》作为一份较为成功的都市类报纸对都市每一个群体都投注了目光，打工妹也有可能得到关注。
本文研究内容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中的各季度的报纸，采取分层抽样方法将全年报纸按季度分为4个组，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每组中抽取10份，共计160份报纸。在分析单位的选定上，选取上述报纸以打工妹议题为主的报道包括新闻报道、专题文章、照片和图表等。对于所搜集到的样本，每一则新闻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将所关注的内容大致分为权益维护、家政服务、婚恋生育、心理健康及自我奋斗等。
一、基本情况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国内主流媒体在连续时间框架中打工妹报道的基本面貌，对媒体的报道形态有一个完整的把握，笔者对2005年3月至2006年3月间的报纸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存在以下问题：
1、报纸媒体对“打工妹”关注度偏低
表一：四大报纸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稿件数量及时间分布统计表
由表一可以看出，作为全国青年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对打工妹有所关注，作为地域性都市报的《华商报》对打工妹的报道稍多，占到抽取的涉及到“打工妹”报道的50％。尽管如此，相对于每40份报纸才出现这么为数不多的报道而言，报道力度明显不够。而《中国妇女报》和《南方周末》在报道打工妹这一领域基本上呈现空白的状态，其中以“理性、建设性”为报道宗旨的《南方周末》对“打工妹”的报道仅有一篇。可以说，以上四家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还属于“零星状态”，报道的“量”明显偏低。
2、报纸媒体对“打工妹”关注视角呈多样化分布不够。比较单一
由表二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对打工妹权益维护、婚恋生育、自我奋斗有所关注，也涉及到家政服务和人身安全问题。《华商报》对打工妹人身安全关注较多，对权益维护、婚恋生育、生理需求均有所提及。而《中国妇女报》《南方周末》对这些方面的报道几乎为空白。同时对打工妹的心理健康的关注为零，对联谊活动、生理需求的报道只出现过一次。这就说明，报纸媒体
表二：四大报纸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内容分布统计表中对“打工妹”关注视角呈多样化分布不够。
3、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信息角度呈正反对比状态
表三：四大报纸对“打工妹”生存状态报道信息角度分析
由表三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大多站在一种中性的角度上，正面负面信息均有所报道。《华商报》则以负面信息居多，占了篇幅的近90％。《中国妇女报》《南方周末》的报道依旧空白。《中国青年报》对于打工妹的报道是客观的公正的，而《华商报》在选择新闻角度上以负面信息为主。此外《中国妇女报》竟然在仅有的两篇报道中有一篇负面的。
4、报纸媒体对“打工妹”报道从语义倾向上看较为中立。贬义色彩的文章很少
表四：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语义向性分析统计表
由表四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青年报》，《华商报》还是《中国妇女报》及《南方周末》基本上以中性色彩为主，只有《华商报》出现过一篇贬义色彩的文章。这充分表明报纸比网络在报道打工妹时更加冷静客观。
5、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方式大多是第三人称的。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几乎不存在
表五：报纸媒体对打工妹的报道方式分析统计表
由表五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报》和《华商报》以自上而下的报道为主，分别占了篇幅的60％和58％，其次是客观平等的报道。《中国妇女报》和《南方周末》仅有的报道也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在所有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采用自我叙述的方式进行的，再次表明打工妹一族话语权的缺失。
二、问题与讨论
通过以上四家媒体对打工妹报道的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报纸媒体在对打工妹的生存状态的报道中关于报道篇幅，报道角度及报道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本文对以上情况进行讨论分析。
1、国内主流媒体对打工妹议题的建构呈不平衡性分布
以上四家报纸对打工妹议题的设置及对打工妹报道数量时间分布明显不均，各媒体打工妹稿件数量变化无明显规律性，且媒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青年报》曾开办了“冰点人物”等栏目关注社会各色人等，但在样本报纸中涉及到打工妹的报道里有三篇关于“外来工”，两篇关于“打工小夫妻”，一篇关于“妇女”，一篇关于“保姆”，只有《何春梅死了，加班在继续》和《轿车撞讨薪女工与“节制资本”》是针对打工妹而发稿的。《南方周末》的取样报纸中，它对农民丁的关注占了六篇，可对打工妹这一领域也是严重失语状态，只出现过一篇报道即《一包瓜子就把女孩“搞掂”城市打工妹情感调查》。《华商报》的取样报纸中对打工妹的关注是篇幅最多涉及面最广的包括权益维护、婚恋生育及人身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然而它对打工妹的报道是一种“无意识”的，且大多以负面信息出现是为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而非有意识的对“打工妹”给予关注。《中国妇女报》在报道妇女问题上对妇女权利，社会性别平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对打工妹这一群体的报道几乎为零，样本报纸中只出现一篇《打工妹之家举行十周年庆典》的报道。
2、媒体设置打工妹议程存在一定的偏差
通过对以上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见报纸媒体在报道“打工妹”这一特殊群体时存在的偏差；其一是忽视，媒体留给打工妹的版面少，报道数量少，报道力度偏小，《南方周末》样本中的打工妹稿件数量均值一直徘徊于0.025(篇/天)的 低水平，报道领域在“既定”的狭小范围内迂回难以突破。且媒体大多只是无意间涉及到“打工妹”这一群体，很少刻意关注这一群体。其二是失语，打工妹作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本应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媒体在关于她们的生理需求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几乎没有给予重视。许多报道只是以社会新闻的形式出现，真正深层次的报道不见踪影，倒是一些哗众取宠的社会新闻较多。其三是歧视，有关打工妹作为性受害者色情引诱者的报道比比皆是，如《打工妹“色劫”副局长》。而媒介报道即便是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也能对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致公众对于打工妹群体产生偏见。
三、思考与应对
在我们开始探讨解决目前报纸媒体谁在为“打工妹”说话时，先要明白“说话”其实是一个“话语权”问题。“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什么叫“女性话语”呢?它指的是以女性的立场关注女性的存在和发展的话语，而“打工妹”作为双重弱势群体，几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已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60年代初，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期间女权活动家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开始投入到探寻自己话语权的行动中。今天离那个年代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女性话语权依旧缺失。特别是打工妹这一群体，她们只是偶尔成为供别人研究的对象或茶余饭后的消遣，而缺失自己说话的平台。
在各类媒体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会在媒体中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我觉得有必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思考：
首先，任何一个媒体都应该树立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今天的媒体具有多重属性包括政治属性和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呈现出来更多的商品属性，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然而，媒体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更要讲“社会效益”，只有让所有的人平等地享有话语权，才能更好地构筑和谐社会。媒体的触角应向外衍生，不仅指向国家领导人，社会精英，歌星影星等，也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讲普通人的故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打工妹”就是这样一群人。
其次，媒体应该表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急速变化，容易产生许多矛盾。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代言人往往将这些问题置于脑后，在报道一些事情时，经常哗众取宠，求新猎奇，追求刺激，在对“打工妹”这一群体的报道中频频出现“绑架…‘落难”“自杀…‘被骗”等字眼，将一些血腥的场面，难堪的镜头暴露在受众的面前以获取“看点”。报道大多就事报事，几乎看不见记者或编者的态度、立场及相应的人文关怀。
再次，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必须加强。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仅有渊博的学识，精深的专业知识等是不够的。只有加强个人职业道德修养，才能抑制低俗之风蔓延制止有偿新闻泛滥，更好地为人民说话。在报道“打工妹”时应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心理健康及权益维护等。尽量做到讲选择，讲导向，讲分寸，讲品位，讲效果，力戒编造炒作跟风煽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反对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不为追求轰动制造“精神垃圾”。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为他们说话。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报纸的版面十分有限，尽管报纸一再扩充版面，真正留给新闻报道的版面很少，而扩版就意味着办报成本的扩张，因此媒体都选择他们认为受众最关心的问题来报道；第二，全国各大报社分工十分明确，每个部门内记者的责任范围十分清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记者的手脚，不能主动地去寻找自己关心的话题；第三，当前报业竞争激烈，经济利益摆在了第一位，报纸负责人不会放弃热门的重点话题去寻求冷门话题；第四，当今社会需要媒体关注的问题太多，像打击吸毒贩毒赌博色情活动等都需要媒体配合，目前关于打工妹问题的社会影响不足以引起社会广泛重视；最后，这一领域的负面信息较多道听途说的新闻满天飞，不符合“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传播的不多。
当然，仅仅靠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还是不足以将问题完全解决的，笔者谨以此文希望唤起大众媒体对打工妹一族的关注。
参考文献：
(1)[OL]“话语权”，参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89660.html2005-11-27 18:50
(2)[OL]周根红，《透视女性话语在大众传媒中的两难境地》，人民网《传媒研究》2005-4-26发布
(3)[M]施，《英文世界中的女性解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4)[M]卜 卫，《媒介与性别》，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M]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6)[J]陈 阳，《性别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
(7)[OL]马忠红，《谁为打工妹的人身安全“埋单”》中国性别与法律网2006-02-27发布
(8)[J]刘倩，《户籍制度背后：打工妹生存状态及社会心理》中州学刊。2001年06期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06级新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