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員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骛。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进而出现了“官员博士大跃述”的浮躁之风。
今年9月，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据了解，全市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中，目前已有10余位取得博士学位，而西南大学培养得最多，接近一半，其中学经济和管理的占多数。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6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快速增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学位授予最多的国家。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谈道，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今年10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一针见血的发言赢得在场学者热烈的掌声，网民对此也是一片喝彩。
虽然有业内人士对“半数以上博士进入官场”的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当前学术权力市场化、学位泛滥化、官场学历虚假化问题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人的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
今年6月，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的许宗衡原本只有中专学历，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其学历也不断升级。他首先通过“在职读研究生”的方式，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虽然后一个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这“双硕士”头衔俨然把许宗衡“武装”成了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 《半月谈》曾有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既然如此，众多官员为何都想戴上“博士帽”?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从2002年起就开始关注官员读博士问题，他曾先后两次就“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问题写过提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提拔升迁是官员读博的原始冲动，“我们在考核干部上有这样的指标，所以才导致党政干部们纷纷去追求高学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采访时谈道，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葛剑雄说。
云南省一名组织部干部的话也佐证了两位教授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官员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攻读博士的方式分为在职和脱产，但不论哪种方式招生，都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阅卷，同时自行划定单科和总分数线，然后确定入围复试名单，最后由博导组成的复试小组决定最终录用人员，所以在外界看来程序监督方面并不完善。考试规则由学校制定，最后录取由博导选择，既无高考的严格，又无硕士招生的统一，这无疑给官员读博提供了可以寻租的途径，而博士队伍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民盟中央委员马洁曾指出，“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某些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
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或手中的职权，甚至动用公款混取文凭。这些人人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有的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有的则是考试舞弊；更有甚者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学资格。
在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官员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替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
“除非是攻读像MBA那样的专业学位，否则学校在周六、日是很少安排课的。可以想象，官员工作时间不可能有空到学校上课，这样他的论文就很难完成。”蔡继明说，“要真是一个好干部，那他就很难成为一名好学生，这个逻辑很简单。”
但官员手下有很多资源，他们有秘书，有的还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组织起来写一篇论文不成问题。至于论文的发表，领导干部自然有很多渠道。等到毕业答辩时，可以提前做好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官员愿意读博士，就有学校愿意招官员。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招收官员博士学生，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权学交易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校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学交易的筹码。
权学交易如何止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由权学交易导致了腐败。蔡继明认为，这种权学交易现象会严重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有损学校尊严；此外，教育资源被挤占，排斥了真正的求学者，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学位贬值。而那些只有平庸才能的干部披上学术的盛装，又影响了有真才实学下属的晋升。长远来看，这会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
200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的。”
如何刹住官员读博背后的权学交易之风?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学校的管理，严格规范博士招生，教育部门对此也三令五申，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似乎说明这并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虽然高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蔡继明尖锐地指出，权学交易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党政管理方面。“因为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与欧美国家的大学以私立为主不同。在欧美国家，大学乱发文凭会遭到社会谴责，声誉会下降，从而影响到财团对它的支持。”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美国培养出多位总统，但如果你当了总统再想去这些名校拿个学位那是相当难的，因为这个取得学位的过程是相当严格的，更不要说是给官员送文凭。”蔡继明说。
领导干部要求学习当然是好事，如果确实是因为专业性的工作的需要，或是某个干部有培养的前途，但缺少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那么组织上可以安排他去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到各级党校或专业学校。
蔡继明认为，官员并不是不能读博，如果确因工作需要读博士学位，要由组织做出安排，保留他的工作岗位，保留他的职务，脱产去学习，至少要保证完成学校必修的课程的时间。
“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蔡继明说。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进而出现了“官员博士大跃述”的浮躁之风。
今年9月，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据了解，全市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中，目前已有10余位取得博士学位，而西南大学培养得最多，接近一半，其中学经济和管理的占多数。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6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快速增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学位授予最多的国家。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谈道，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今年10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一针见血的发言赢得在场学者热烈的掌声，网民对此也是一片喝彩。
虽然有业内人士对“半数以上博士进入官场”的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当前学术权力市场化、学位泛滥化、官场学历虚假化问题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人的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
今年6月，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的许宗衡原本只有中专学历，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其学历也不断升级。他首先通过“在职读研究生”的方式，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虽然后一个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这“双硕士”头衔俨然把许宗衡“武装”成了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 《半月谈》曾有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既然如此，众多官员为何都想戴上“博士帽”?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从2002年起就开始关注官员读博士问题，他曾先后两次就“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问题写过提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提拔升迁是官员读博的原始冲动，“我们在考核干部上有这样的指标，所以才导致党政干部们纷纷去追求高学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采访时谈道，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葛剑雄说。
云南省一名组织部干部的话也佐证了两位教授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官员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攻读博士的方式分为在职和脱产，但不论哪种方式招生，都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阅卷，同时自行划定单科和总分数线，然后确定入围复试名单，最后由博导组成的复试小组决定最终录用人员，所以在外界看来程序监督方面并不完善。考试规则由学校制定，最后录取由博导选择，既无高考的严格，又无硕士招生的统一，这无疑给官员读博提供了可以寻租的途径，而博士队伍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民盟中央委员马洁曾指出，“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某些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
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或手中的职权，甚至动用公款混取文凭。这些人人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有的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有的则是考试舞弊；更有甚者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学资格。
在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官员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替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
“除非是攻读像MBA那样的专业学位，否则学校在周六、日是很少安排课的。可以想象，官员工作时间不可能有空到学校上课，这样他的论文就很难完成。”蔡继明说，“要真是一个好干部，那他就很难成为一名好学生，这个逻辑很简单。”
但官员手下有很多资源，他们有秘书，有的还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组织起来写一篇论文不成问题。至于论文的发表，领导干部自然有很多渠道。等到毕业答辩时，可以提前做好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官员愿意读博士，就有学校愿意招官员。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招收官员博士学生，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权学交易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校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学交易的筹码。
权学交易如何止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由权学交易导致了腐败。蔡继明认为，这种权学交易现象会严重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有损学校尊严；此外，教育资源被挤占，排斥了真正的求学者，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学位贬值。而那些只有平庸才能的干部披上学术的盛装，又影响了有真才实学下属的晋升。长远来看，这会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
200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的。”
如何刹住官员读博背后的权学交易之风?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学校的管理，严格规范博士招生，教育部门对此也三令五申，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似乎说明这并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虽然高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蔡继明尖锐地指出，权学交易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党政管理方面。“因为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与欧美国家的大学以私立为主不同。在欧美国家，大学乱发文凭会遭到社会谴责，声誉会下降，从而影响到财团对它的支持。”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美国培养出多位总统，但如果你当了总统再想去这些名校拿个学位那是相当难的，因为这个取得学位的过程是相当严格的，更不要说是给官员送文凭。”蔡继明说。
领导干部要求学习当然是好事，如果确实是因为专业性的工作的需要，或是某个干部有培养的前途，但缺少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那么组织上可以安排他去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到各级党校或专业学校。
蔡继明认为，官员并不是不能读博，如果确因工作需要读博士学位，要由组织做出安排，保留他的工作岗位，保留他的职务，脱产去学习，至少要保证完成学校必修的课程的时间。
“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