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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員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骛。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进而出现了“官员博士大跃述”的浮躁之风。
今年9月,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据了解,全市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中,目前已有10余位取得博士学位,而西南大学培养得最多,接近一半,其中学经济和管理的占多数。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6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快速增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学位授予最多的国家。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谈道,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今年10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一针见血的发言赢得在场学者热烈的掌声,网民对此也是一片喝彩。
虽然有业内人士对“半数以上博士进入官场”的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当前学术权力市场化、学位泛滥化、官场学历虚假化问题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人的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
今年6月,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的许宗衡原本只有中专学历,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其学历也不断升级。他首先通过“在职读研究生”的方式,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虽然后一个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这“双硕士”头衔俨然把许宗衡“武装”成了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 《半月谈》曾有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既然如此,众多官员为何都想戴上“博士帽”?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从2002年起就开始关注官员读博士问题,他曾先后两次就“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问题写过提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提拔升迁是官员读博的原始冲动,“我们在考核干部上有这样的指标,所以才导致党政干部们纷纷去追求高学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采访时谈道,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葛剑雄说。
云南省一名组织部干部的话也佐证了两位教授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官员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攻读博士的方式分为在职和脱产,但不论哪种方式招生,都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阅卷,同时自行划定单科和总分数线,然后确定入围复试名单,最后由博导组成的复试小组决定最终录用人员,所以在外界看来程序监督方面并不完善。考试规则由学校制定,最后录取由博导选择,既无高考的严格,又无硕士招生的统一,这无疑给官员读博提供了可以寻租的途径,而博士队伍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民盟中央委员马洁曾指出,“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某些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
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或手中的职权,甚至动用公款混取文凭。这些人人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有的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有的则是考试舞弊;更有甚者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学资格。
在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官员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替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
“除非是攻读像MBA那样的专业学位,否则学校在周六、日是很少安排课的。可以想象,官员工作时间不可能有空到学校上课,这样他的论文就很难完成。”蔡继明说,“要真是一个好干部,那他就很难成为一名好学生,这个逻辑很简单。”
但官员手下有很多资源,他们有秘书,有的还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组织起来写一篇论文不成问题。至于论文的发表,领导干部自然有很多渠道。等到毕业答辩时,可以提前做好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官员愿意读博士,就有学校愿意招官员。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招收官员博士学生,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权学交易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校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学交易的筹码。
权学交易如何止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由权学交易导致了腐败。蔡继明认为,这种权学交易现象会严重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有损学校尊严;此外,教育资源被挤占,排斥了真正的求学者,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学位贬值。而那些只有平庸才能的干部披上学术的盛装,又影响了有真才实学下属的晋升。长远来看,这会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
200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的。”
如何刹住官员读博背后的权学交易之风?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学校的管理,严格规范博士招生,教育部门对此也三令五申,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似乎说明这并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虽然高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蔡继明尖锐地指出,权学交易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党政管理方面。“因为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与欧美国家的大学以私立为主不同。在欧美国家,大学乱发文凭会遭到社会谴责,声誉会下降,从而影响到财团对它的支持。”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美国培养出多位总统,但如果你当了总统再想去这些名校拿个学位那是相当难的,因为这个取得学位的过程是相当严格的,更不要说是给官员送文凭。”蔡继明说。
领导干部要求学习当然是好事,如果确实是因为专业性的工作的需要,或是某个干部有培养的前途,但缺少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那么组织上可以安排他去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到各级党校或专业学校。
蔡继明认为,官员并不是不能读博,如果确因工作需要读博士学位,要由组织做出安排,保留他的工作岗位,保留他的职务,脱产去学习,至少要保证完成学校必修的课程的时间。
“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蔡继明说。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进而出现了“官员博士大跃述”的浮躁之风。
今年9月,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据了解,全市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中,目前已有10余位取得博士学位,而西南大学培养得最多,接近一半,其中学经济和管理的占多数。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6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快速增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士学位授予最多的国家。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在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谈道,中国的博士培养速度过快,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今年10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纪宝成一针见血的发言赢得在场学者热烈的掌声,网民对此也是一片喝彩。
虽然有业内人士对“半数以上博士进入官场”的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当前学术权力市场化、学位泛滥化、官场学历虚假化问题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人的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
今年6月,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的许宗衡原本只有中专学历,但随着职位不断升迁,其学历也不断升级。他首先通过“在职读研究生”的方式,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虽然后一个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这“双硕士”头衔俨然把许宗衡“武装”成了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 《半月谈》曾有调查显示,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既然如此,众多官员为何都想戴上“博士帽”?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从2002年起就开始关注官员读博士问题,他曾先后两次就“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问题写过提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提拔升迁是官员读博的原始冲动,“我们在考核干部上有这样的指标,所以才导致党政干部们纷纷去追求高学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接受采访时谈道,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葛剑雄说。
云南省一名组织部干部的话也佐证了两位教授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官员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攻读博士的方式分为在职和脱产,但不论哪种方式招生,都是由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阅卷,同时自行划定单科和总分数线,然后确定入围复试名单,最后由博导组成的复试小组决定最终录用人员,所以在外界看来程序监督方面并不完善。考试规则由学校制定,最后录取由博导选择,既无高考的严格,又无硕士招生的统一,这无疑给官员读博提供了可以寻租的途径,而博士队伍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民盟中央委员马洁曾指出,“党政部门的某些处级、厅级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如干部考察任命权、财政审批稽查权等,与某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暗中交易,换取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这种现象全国各地都存在,某些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
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或手中的职权,甚至动用公款混取文凭。这些人人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有的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有的则是考试舞弊;更有甚者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学资格。
在博士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官员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替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
“除非是攻读像MBA那样的专业学位,否则学校在周六、日是很少安排课的。可以想象,官员工作时间不可能有空到学校上课,这样他的论文就很难完成。”蔡继明说,“要真是一个好干部,那他就很难成为一名好学生,这个逻辑很简单。”
但官员手下有很多资源,他们有秘书,有的还有政策研究室或研究中心,组织起来写一篇论文不成问题。至于论文的发表,领导干部自然有很多渠道。等到毕业答辩时,可以提前做好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官员愿意读博士,就有学校愿意招官员。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招收官员博士学生,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透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权学交易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校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学交易的筹码。
权学交易如何止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由权学交易导致了腐败。蔡继明认为,这种权学交易现象会严重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有损学校尊严;此外,教育资源被挤占,排斥了真正的求学者,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导致学位贬值。而那些只有平庸才能的干部披上学术的盛装,又影响了有真才实学下属的晋升。长远来看,这会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信任危机。
200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的。”
如何刹住官员读博背后的权学交易之风?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学校的管理,严格规范博士招生,教育部门对此也三令五申,但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似乎说明这并不是釜底抽薪之策。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谈道,虽然高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蔡继明尖锐地指出,权学交易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党政管理方面。“因为我们的大学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与欧美国家的大学以私立为主不同。在欧美国家,大学乱发文凭会遭到社会谴责,声誉会下降,从而影响到财团对它的支持。”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美国培养出多位总统,但如果你当了总统再想去这些名校拿个学位那是相当难的,因为这个取得学位的过程是相当严格的,更不要说是给官员送文凭。”蔡继明说。
领导干部要求学习当然是好事,如果确实是因为专业性的工作的需要,或是某个干部有培养的前途,但缺少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那么组织上可以安排他去学习,这种学习可以到各级党校或专业学校。
蔡继明认为,官员并不是不能读博,如果确因工作需要读博士学位,要由组织做出安排,保留他的工作岗位,保留他的职务,脱产去学习,至少要保证完成学校必修的课程的时间。
“建议教育部和中组部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