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快，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多。这就使中国学者面临着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增信释疑，尽量打消美国各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担心。摆事实，讲道理，终归能取得效果。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不少美国官员、学者、媒体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但笔者也感到，无论我们的增信释疑，还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总还是由浅入深。在比较浅的层次，双方容易达成一致；越深入，沟通就越困难。在沟通达到一定深度后，笔者甚至感到，沟通几乎变得不可能。
　　比如说“和平崛起”。对“崛起”这个客观层面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越来越准确的认识。绝大多数美国专家、学者既看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真实的“奇迹”，同时也看到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张力。美国一些媒体最近关于中国发展成就与面临问题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准确的。“中国已然是发达国家”或者“中国行将崩溃”的偏颇说法最近已较少听到。同时，也有不少美国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机遇，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把“饼”做大，实现双赢是一种可能的前景。正如理查德·哈斯所说，“美国如果想拥有伙伴，一起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就应该欢迎其他国家的强大”。
　　但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和平”这个主观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意图，美国人的认识就没那么一致，要“增信释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中国政府和学者反复强调，我们只做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无论中国发展程度如何，我们无意挑战美国的利益，更不会寻求霸权。但是美国始终有一些对华“强硬派”放不下心。罗伯特·卡普兰甚至直接否认“意愿”问题的重要性，“谈论军事的人不应该关注人们的意愿，而应该关注中国的能力”。可以想像，要跟卡普兰先生沟通，让他相信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最近笔者又听到一种更难打消的疑虑。有美国学者说，就算美国相信中国决心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就算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继续保持了世界优势地位，美国仍不放心。因为中国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上却没有采取西方式民主，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观上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仍然在中国社会占据优势。中国要是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崛起，那意味着另一种发展道路的崛起。这才是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其实，这位学者的意思是说，中国决心崛起美国要担心，中国决心以和平方式崛起美国还是担心，中国必须按照美国规定的发展模式来和平崛起，美国才不会担心。说得难听些，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别人才会放心。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批评与指责，还集中在人权等具体个案之上，没有上升到“模式之争”的高度。短短几年下来，中国快速崛起引发的新一轮“中国热”则开始注意到“中国例外论”了。很多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很多情况按西方的逻辑解释不通。这仿佛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这种“中国例外论”正是前面美国学者言论的背景所在。
　　其实中国的发展是否“例外”，笔者觉得值得研究，但尚未到下结论的时候。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中国不愿意走“自宫式”现代化、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式”现代化道路而已。因为很明显，那不是练就现代化“神功”的有效路径。有国际人士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例外”，正确与否暂且不谈，中国领导层很清醒地保持了低调，并没有接下这一“共识”。即便这样，美国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担心“新共识”代替“老共识”了。而且，中国越是和平地崛起，美国越抓不到中国对外扩张或者以强凌弱的把柄，他们就越是担心。他们想像的中美竞争，超越了军事和经济竞争，抵达了更深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文化层次，这才是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挑战最“致命”之处。
　　这样一来，笔者感到要想通过论理来“增信释疑”就很困难了。其实，就算中国真的“例外”，这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只要不损人利己，中国的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他人活在我们身上，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假设中国真的照“自宫”的办法练就“神功”，守成国家的战略家们就真能放心了吗？显然，“增信释疑”是有限度的，在抵达其效用边界之后，我们也只能“以我为主”，让事实来说话了。毕竟，只要不妨碍别人，中国人总有权利发展自己吧。
　　在亨廷顿看来，在民族国家内部，文明应该是一元的；在世界范围内，文明却应该是多元的。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曾开玩笑地说，“我喜欢右派……因为右派不会夸夸其谈。”担心中国模式的美国战略家们，也不妨多听听亨廷顿这位身边“大右派”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