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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的中译本出版了。《手册》①英文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是为学有所成的学者，同样也为新入门的研究者和对国际或文化间传播感兴趣的研究生提供的一部参考书。其实，在全球化大潮铺天盖地的今天，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征途上，每天都面临着种种文化和传播问题的新常态下，本书的读者可以是任何一位对文化和传播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
《手册》的正文分四个部分：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这四个领域所共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传播”和“文化”，而在研究方法上共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则是比较研究，这是将四个领域融为一炉出版这部手册的基本原因。这四个部分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一部分都以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导论”开始，接着的一章讨论该领域的有关理论，随后的四至六章围绕该领域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展开细化的讨论，结尾的一章则是关于该领域研究议题的综述。弄清楚《手册》的篇章结构和编者的用心所在，有利于充分利用这部参考书。
鉴于《手册》编者之一贝拉·莫迪（Bella Mody）在《手册》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本篇序文将着重围绕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展开讨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本是一体的。《手册》编者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范畴，“涉及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对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传播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概念出发，文化间传播涵盖了跨文化传播。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②虽说跨文化传播是文化间传播的一个分支，但有时这个分支却长得异常粗壮。在《手册》中，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各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并列，而且，在篇章数量和篇幅上，跨文化传播要远远多于文化间传播，前者由导论加八章组成，而后者则由导论加六章组成。或许因为这类情况的存在，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模糊逻辑”。然而，就学科逻辑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涵盖于文化间传播之下的。所以，《手册》第一章对该书所涉各学科的发展做历史性回顾时，只有三个学科：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了解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手册》第二版的出版是美国文化间传播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细数起来，这已是美国文化间传播领域第三部以研究手册形式出版的重要参考书。对这三部手册的内容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该领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的轨迹。由Sage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③体现了该学科初建阶段的特点。正如其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提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和创新的”（第7页）概念。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直接或间接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断稳步增长。至20世纪7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已经对文化间传播过程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整合起来。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有助于制定基本规则，从而使文化间传播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编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的框架，以便使文化间传播过程中的细节和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第11页）。该书中各章节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叠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等。编者坦言，作为一种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文化间传播在当时仍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学科范围和界限，而有一点是能够被认定的，即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关系（第14页）。而从学科发生和演化的早期历史进程来看，研究者们是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评”这两个途径推动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的（第14～21页）。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理论思考，概念框架，文化间传播的议题，数据和资料问题，具体文化的研究，应用研究与培训方法。从这六个部分的划分可以看出，该书从总体上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一些实际研究的案例，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文化间传播自创建初始就体现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整整10年以后，Sage出版社于1989年又出版了一部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手册，即《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④。这部手册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卫星通信和相关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跨越国境和跨越地区的信息流量猛增，大大改变了传统通信和传播的格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始于50年代的发展传播研究，越发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组织和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因而，由“不结盟运动”组织在70年代发起，倡导“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WICO）⑤的运动，其高潮体现为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化间传播交叉，因为它们都涉及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核心的要素。此前，在《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中就已经有些章节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⑥，此处将国际传播（包含发展传播）列为手册书名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势头。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宗旨在于“总结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和发展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纳入到同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考量⑦。然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勉为其难的。编者选择书名的本意可能是要体现当时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但各方面条件似乎并不成熟。从“前言”中的某些表述来看，编者自己甚至对于文化加传播这样的学科发展尚持有一定的保留：“综观本书的内容，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第9页）不过，事实上，这部手册的主要内容仍是围绕文化间传播展开的，在全书23章中只有5章是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与10年前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相比较，《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对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或“传播情境问题”的研究，都更为丰富和成熟。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该书尤其注重研究者的视角问题，一方面继续强调研究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防范和克服本族群文化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深化了关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研究。威廉·古狄昆斯特和西田司（William Gudykunst and Tsukasa Nishida）用30页的篇幅集中讨论和总结了理论视角的问题，他们比较了主位和客位研究路径的特点，指出两者不可偏废，并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对这两种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⑧。与此同时，大卫·约翰逊和弗兰克·塔特尔（J.David Johnson and Frank Tuttle）执笔的一章对于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显示出学者对于该学科在整体上有了更深的把握⑨。这部手册使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化间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涵盖了从传播者个人到传播群体、从传播媒介到传播方式、从传播者心理因素到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在关于传播情境研究的部分，则包括了对传播者的身份认同和人际间密切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化间传播人员的培训方法等问题。
《手册》的正文分四个部分：跨文化传播，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这四个领域所共有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是“传播”和“文化”，而在研究方法上共有的一个主要特点则是比较研究，这是将四个领域融为一炉出版这部手册的基本原因。这四个部分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一部分都以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导论”开始，接着的一章讨论该领域的有关理论，随后的四至六章围绕该领域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展开细化的讨论，结尾的一章则是关于该领域研究议题的综述。弄清楚《手册》的篇章结构和编者的用心所在，有利于充分利用这部参考书。
鉴于《手册》编者之一贝拉·莫迪（Bella Mody）在《手册》中译本“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本篇序文将着重围绕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展开讨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本是一体的。《手册》编者认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是一个大的范畴，“涉及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传播行为”;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对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传播行为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从文化与传播研究的概念出发，文化间传播涵盖了跨文化传播。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中，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②虽说跨文化传播是文化间传播的一个分支，但有时这个分支却长得异常粗壮。在《手册》中，跨文化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各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并列，而且，在篇章数量和篇幅上，跨文化传播要远远多于文化间传播，前者由导论加八章组成，而后者则由导论加六章组成。或许因为这类情况的存在，给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模糊逻辑”。然而，就学科逻辑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涵盖于文化间传播之下的。所以，《手册》第一章对该书所涉各学科的发展做历史性回顾时，只有三个学科：文化间传播、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了解文化间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手册》第二版的出版是美国文化间传播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细数起来，这已是美国文化间传播领域第三部以研究手册形式出版的重要参考书。对这三部手册的内容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该领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的轨迹。由Sage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③体现了该学科初建阶段的特点。正如其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提出文化间传播的研究还是一个“跨学科的和创新的”（第7页）概念。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直接或间接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文献不断稳步增长。至20世纪70年代，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已经对文化间传播过程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学科整合起来。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有助于制定基本规则，从而使文化间传播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编者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提供必要的概念和理论的框架，以便使文化间传播过程中的细节和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第11页）。该书中各章节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叠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管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等。编者坦言，作为一种借鉴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文化间传播在当时仍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学科范围和界限，而有一点是能够被认定的，即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文化与人际互动的关系（第14页）。而从学科发生和演化的早期历史进程来看，研究者们是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评”这两个途径推动文化间传播学科的发展的（第14～21页）。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理论思考，概念框架，文化间传播的议题，数据和资料问题，具体文化的研究，应用研究与培训方法。从这六个部分的划分可以看出，该书从总体上对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概念、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一些实际研究的案例，同时，作为一个学科，文化间传播自创建初始就体现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整整10年以后，Sage出版社于1989年又出版了一部与文化间传播相关的研究手册，即《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④。这部手册的出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卫星通信和相关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跨越国境和跨越地区的信息流量猛增，大大改变了传统通信和传播的格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始于50年代的发展传播研究，越发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许多组织和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因而，由“不结盟运动”组织在70年代发起，倡导“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缩写为NWICO）⑤的运动，其高潮体现为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研究虽然有别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化间传播交叉，因为它们都涉及文化与传播这两个核心的要素。此前，在《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中就已经有些章节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⑥，此处将国际传播（包含发展传播）列为手册书名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势头。
《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的编者在“前言”中说，该书的宗旨在于“总结国际传播、文化间传播和发展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试图将这三方面的研究纳入到同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考量⑦。然而，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勉为其难的。编者选择书名的本意可能是要体现当时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但各方面条件似乎并不成熟。从“前言”中的某些表述来看，编者自己甚至对于文化加传播这样的学科发展尚持有一定的保留：“综观本书的内容，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这是显而易见的。”（第9页）不过，事实上，这部手册的主要内容仍是围绕文化间传播展开的，在全书23章中只有5章是讨论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的。与10年前的《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相比较，《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研究手册》第一版中关于文化间传播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对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效果”或“传播情境问题”的研究，都更为丰富和成熟。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该书尤其注重研究者的视角问题，一方面继续强调研究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防范和克服本族群文化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深化了关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研究。威廉·古狄昆斯特和西田司（William Gudykunst and Tsukasa Nishida）用30页的篇幅集中讨论和总结了理论视角的问题，他们比较了主位和客位研究路径的特点，指出两者不可偏废，并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对这两种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和分析⑧。与此同时，大卫·约翰逊和弗兰克·塔特尔（J.David Johnson and Frank Tuttle）执笔的一章对于文化间传播的理论机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显示出学者对于该学科在整体上有了更深的把握⑨。这部手册使用了约一半的篇幅讨论文化间传播过程和效果的研究，涵盖了从传播者个人到传播群体、从传播媒介到传播方式、从传播者心理因素到社会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在关于传播情境研究的部分，则包括了对传播者的身份认同和人际间密切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化间传播人员的培训方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