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他在党史教学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
　　1981年，在讨论建党60周年党史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时，将军针对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垄断了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将毛泽东神化了，从而形成了在党史研究的领域中，存在许多不良倾向：党史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把其他领导人加以歪曲和丑化，影响很坏；“唯上”、“唯权”论，“唯定论”；在党史研究中设了许多禁区，有些历史问题某些权威人士讲了，或有了决定就不能再研究；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占有历史资料或有了资料不认真分析。这样就不能根据历史情况做出正确结论。他讲到研究党史的正确态度时说：千言万语可以概括一句话，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为此，第一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并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从事实中求得正确结论。第二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要有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
　　在萧克将军的推动下，党史研究中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比如，在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有的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再如，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是讲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胜利的。当时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第四次反“围剿”是在1932年底至1933年3月期间，这时毛泽东已被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错误地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不能再讲毛泽东指挥了。对于第四次“反围剿”，萧克将军明确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从而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
　　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萧克将军也主张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比如，他曾多次讲，对夏曦要正确评价，不能因为他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中犯了严重错误，就将他全都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夏曦是新民学会会员，早期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八七会议后，李维汉调到中央工作，夏接任湖南省委书记，与郭亮、柳直荀等坚持地下斗争是有贡献的。他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对他说得一无是处，不符合历史事实。
　　总之，萧克将军提出的“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这一原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人物、党的历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般人评价一个人，如果他成功就赞美，失败就贬低；吹捧身居高位的人而压制地位低下的人，这是有悖春秋褒贬本义的。1976年10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以后，有人提出，要以军事科学院的名义，写一篇从历史上论述华国锋为解放军统帅当之无愧的文章。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不同意，说：“我们搞了这样的文章，怎样向老同志交代？”这篇文章因此才未公开发表。
　　1996年，原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在为《长征大事典》写的序言中说：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见习排长了。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也是许多原华东野战军将士观看影片《淮海战役》后感到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的原因之一。
　　粟裕晚年谈到华东战史时说：“六十年代编写华东战史，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做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而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北京大学教授茅海建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统也指出：“自50年代后期起，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在政治上受到错误对待，他们的历史功绩逐渐成为研究的禁区。60年代的‘左’倾思想，更使革命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毛泽东被置于不恰当的位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研究人员遇到了困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实事求是，党史、军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
　　1984年2月粟裕去世，尤其是10年后的1994年12月，刘华清、张震代表军委发表《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给粟裕1958年的所谓“罪状”平反，并称赞“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后，他的部分历史才渐渐地接近真实，但对他在军史上的评价依然偏低，一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1996年出版的某出版物仍然称：“华野在陈毅领导下，在外线开展了沙土集战役，陇海、平汉路破袭战役，洛阳战役，开封、睢杞战役。”而事实是，平汉路破袭战役时，陈毅已经离开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先到华东野战军后方基地朝城检查工作，再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谈后勤供应问题，后来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和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濮阳华东野战军驻地。在这段时间内，粟裕独立地担负起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和豫皖苏解放区的领导指挥重任”；开封、睢杞战役时，陈毅已经调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由粟裕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战役之前，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人，明确指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世友）、谭（震林）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显然，撰书者学术上的严肃性与严谨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为甚者，该书将粟裕与山东野战军主要领导人之间长时间争论之后，在毛泽东明确支持下，才创造的七战七捷之功也予以转移。书中称：“1946年内战爆发不久，陈毅接受下属建议，苏中部队不急于出击淮南，而是在苏中打几个胜仗再出击的建议。这就使苏中的3万部队能利用苏中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取得七战七捷歼敌5万人的大胜利。”
　　（摘自《北京日报》）